余伟 何煦

摘 要：

基于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熵值法对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进而分析了异质性環境规制工具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另外，进一步设定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当以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随着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程度提升。当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并跨过门槛时，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降低。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环境规制的类型密切相关，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需要与严格且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关 键 词：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规制；绿色创新；门槛效应

DOI：10.16315/j.stm.2023.01.002

中图分类号： F2731

文献标志码： A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Threshold effect analysis based on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YU Wei， HE Xu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2015—2019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is paper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of 30 provinces， and then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under the tool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addition，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wi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is further se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when the commandandcontrol and cos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re taken as the threshol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ll increase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threshold. When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taken as the threshold and crossed，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decrease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green innov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hich means that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need to be combined with strict and properly design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Keywords：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innovation; threshold effect

收稿日期： 2022-11-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862022）；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类项目（20192BAA208004）

作者简介： 余 伟（1979—），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何 煦（1999—），女，硕士研究生.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同时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大任务。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步入绿色竞争时代的今天，各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竞争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各国政府与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截至2020年末，中国数字经济已达39.2万亿元，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为38.6%，同比增长9.7%。数字经济是生产要素，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核心，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创新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数字化经济改善了工业企业的生产模式，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完善了生产、业务过程，并推动了服务化转型[1]，从而可以有效地改善资源分配效率，在生产过程中降低环境污染；另一方面，通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促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掌握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并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推动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效地解决各个地区的环境问题。

那么中国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是否在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波特假说”认为严格和恰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创新，尤其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例如税收、污染排放许可等[2]。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政策手段，那么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是否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在充分认识到其内在联系之后，才可以采取更加有效的绿色创新激励措施，真正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战略目标。

因此，本文采用中国2015—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到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研究框架中，就不同环境规制下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数字化水平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规制显著正向调节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投资型环境规制显著负向调节了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当以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随着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程度提升。当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并跨过门槛时，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降低。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本文首次把环境规制、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突破以往基于“波特假说”而专注于“环境规制”的单一视角，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引入数字经济发展，探讨三者间的关系。第二，本文分别以命令控制型、投资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为门槛，比较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对不同省区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以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以及合理运用区域环境规制工具以及规制强度的选择，以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1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极大关注了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高质量发展[3-5]、生产率提升[6-7]和制造业升级[8-9]等方面。同時，也有大量的研究开始探讨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但将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有机结合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缺乏。在理论层面，张昕蔚[10]对数字化经济环境下创新资源分配和创新模式的变革进行了研究。在实证层面，Kohli等[11]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显著推动了创新频率提高、技术创新外延扩散、高端生产要素哺育和生产环节优化变革，产业生产效能和反应速率大为增强。张旭亮等[12]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认为互联网对区域创新有较明显的推动效用。赵滨元[13]从城市层面验证发现，数字经济能提升本地和周边城市创新绩效。温珺等[14]构建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汪亚楠等[15]研究了数字金融对中国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李磊等[16]采用“两化融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提高了企业研发设计效率，显著改善了企业专利质量。此外，数字经济对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机制包括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产业升级[17]以及研发资本投入[18]等。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对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关注，韦施威等[19]发现数字经济显著裨益于城市绿色创新产出。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有效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的产出。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前沿的关注热点。既有研究做了丰富的讨论，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结论。“波特假说”认为倘若设计合理，环境规制（尤其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能够实现“创新补偿”（innovation offsets）[2，20]。基于“波特假说”，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会给企业的创新带来很大的诱发作用[21-27]。对于污染企业而言，保持较高的绿色创新水平和绿色专利持有量，有利于企业保持领先地位、维持市场份额。但是，一些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不确定。Brunnermeier等[28]基于美国制造业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没有带来额外的创新激励。涂正革等[29]认为SO2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在中国并未能产生“波特效应”。Leeuwen等[30]指出，环境规制甚至会抑制技术创新的效率并降低制造业的生产率。董直庆等[31]数理演绎环境规制对“本地—邻地”绿色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而环境规制对邻地绿色技术进步具有倒U型作用效应。王珍愚等[32]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的U型特征；原毅军等[33]发现环境规制的强度和类型都密切影响“强波特假说”成立与否，余伟等[34]研究发现直接管制和经济手段对创新都有效果不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软”手段对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青原等[25]对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和企业的绿色创新激励进行考察，发现收取排污费会“倒逼”绿色创新能力，而环保补助会“挤出”其绿色创新能力。

总的来说，已有较多学者基于“波特假说”对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创新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近几年也开始关注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尽管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些研究结果对探索这3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研究上来看，都比较注重对其中两者的关系，在环境规制条件有差异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是否有复杂异质性影响还需探究。鉴于此，本研究将三者相结合，同时考虑分别以命令控制型、投资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为门槛，探索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其中涵盖30个省市（不包括西藏自治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市场化指数》，经过整理获得。

2.2 研究模型

为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建立模型（1）：

GTIit=β0+β1Digital_ecoit+β2PILit+β3EDUit+

β4EXPORTit+β5EUEit+β6MARKETit+eit。（1）

其中：GTIit表示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包括EnvrPatit、InvtEnvrPatit、UtyEnvrPatit，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Digital_ecoit）。此外，根据已有企业绿色创新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各省收入水平（PILit）、各省教育水平（EDUit）、出口强度（EXPORTit）、能源效率（EUEit）、市场化水平（MARKETit）。i为省份，t为年份，e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为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以及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交乘项，构建模型（2）：

GTIit=η0+η1Digital_ecoit+η2ERIit+

η3（Digital_ecoit×ERIit）+η4PILit+η5EDUit+

η6EXPORTit+η7EUEit+η8MARKETit+eit。（2）

其中：ERI代表命令控制型（ERit）、投资型（INVEit）和费用型（CHARit）3种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由于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不显著（p均小于0.01），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2.3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GTI）。本文聚焦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使用绿色专利数量信息来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参照黎文靖等[35]的方法选择绿色专利申请量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变量，分别采取绿色专利申请数（EnvrPat）、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InvtEnvrPat）、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UtyEnvrPat）作为被解释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绿色专利授权数衡量。

2）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I）：参照田红彬等[36]的分类方法，本文的环境规制包括命令控制型规制、投资型环境规制和费用型环境规制3种类型。命令控制型（ER）选取地区环境行政案件处罚数来衡量[37]。投资型（INVE）环境规制强度使用每千元工业增加值的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来衡量。其中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完成额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使用GDP指数和工业出产品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费用型（CHAR）选取各省区排污费征收额度量，其中2015—2017年为排污费解缴入库金额，2018—2019年数据为环境保护税，单位为百亿元。

数字经济发展（Digital_eco）。基于面板数据的适用性，本文采用熵值法，使用Stata软件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然后对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得分进行评价，以更客观准确地比较全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综合指数评价模型测算综合评价指数，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

正向指标：Yij=Xij-Xi，minXi，max-Xi，min，

负向指标：Yij=Xi，max-XijXi，max-Xi，min。

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Pij=Yij∑mi=1Yij。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和信息效用值Hj：

Ej=-1ln（n）∑ni=1Pijln（Pij）、Hj=1-Ej

得到各指標的权重：

Wj=Hj∑mj=1Hj。

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加权处理指标。其中：q为指标层面上包含的指标总数，n为指标层数目。计算各准则层指数与各地区综合指数：

Zis=∑qi=1WjYij、Fi=∑ns=1Zis。

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基础数据，参考刘军等[38]将数字经济指数分解为网络信息化指标、互联网发展指标和数字交易发展指标3个维度，包括14个细分指标的测度方法，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5—2019年的面板数据，得到14个数字经济指数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对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量，如表1所示。

3）控制变量。收入水平（PIL）：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为万元/人。各省受教育水平（EDU）：通过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测度[39]。能源效率（EUE）：能源效率反映了企业的能源利用水平，较高的能源效率给企业带来了绿色创新的压力，文章选取了GDP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之比作为衡量各省市能源效率的指标。出口强度（EXPORT）：一般认为，国际市场的竞争通常比国内市场激烈，同时国外市场产品的环境标准要求更高，这意味着出口强度越高的企业，其绿色创新倾向越高，但出口产量的增加也可能加大污染，故有必要检测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采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百万美元）占GDP（亿元）的比值来衡量出口强度。市场化水平（MARKET）：市场化指数是一个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和程度的综合反映。市场指数愈高，则地区市场化愈高，企业经营愈不受政府干预。法制监管环境较完备，资本市场要素和发展水平較高，能为企业创新开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40]。本文以“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中市场化总指数为指标。

3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回归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6.0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如表2所示。数字经济发展（Digital_eco）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并有待进一步检验；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处于合理范围内，命令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均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为显著负相关。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本文针对主要的连续变量进行（1%，99%）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值的影响；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所有进入模型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发现VIF值都在10以下，说明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

通过式（1）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如表3所示。由实证结果表3的模型（1）～（3）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对GTI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估计系数分别为17.528 9、7.836 2和9.406 4，且显著性水平均为1%，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对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如表4所示。表4模型（1）～（3）中命令型环境规制（ER）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交互项均正向，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ER）对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产生正向的调节效应。通过模型（4）～（6）可知投资型环境规制（INVE）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数，交互项digital_eco_ER和digital_eco_CHAR的系数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投资型环境规制（INVE）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产生负向的调节效应；而费用性（CHAR）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尤其在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提升上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受教育程度（EDU）在不同环境规制下均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增加企业的绿色创新知识存量，可能的原因是忽略了绿色创新理念的获得和积累，从而企业难以研发绿色产品，提高绿色创新水平。出口强度（EXPORT）在3种环境规制下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为了规避本国严格的环境标准，导致大量的高污染产业进入中国，发达国家以扩大污染产品从中国进口以代替国内生产，中国仍然具有发达国家“污染避难所”的特征。从能源效率（EUE）来看，在3种环境规制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当前能源资源日益紧缺，导致企业必须更加重视能源效率的提升，这促使绿色创新活动逐步由落后的产业和企业提上日程。

3.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取绿色专利授权数（EnvrPat_A）、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InvtEnvrPat_A）、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UtyEnvrPat_A）作为替代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表6所示。

4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特征

以上的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而环境规制作为政府介入的方法，规制强度的把控会不会导致数字经济的发展偏离，从而削弱其对GTI的推动效果？环境规制本身能否作为数字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二者协同促进GTI的非线性调节因素？环境规制在合适强度的情况下，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GTI的正向调节作用愈强；是否存在最优阈值，使得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的配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进而对绿色技术创新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下数字经济发展促进GTI的异质性机制，探索三者的联系，本文采用余东华等[41]、杨丹等[42]研究方法，以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为门槛变量，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面板门槛模型。

4.1 模型的设定

以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为门槛变量构建单一门槛模型，构建模型（3）：

EnvrPatit=α0+λ1Digital_ecoit×I（ERIit≤μ）+λ2Digital_ecoit×I（ERIit>μ）+λ3PILit+λ4EDUit+λ5EXPORTit+λ6EUEit+λ7MARKETit+eit。（3）

其中：i代表第i个省份，t代表时间（2005—2019）;I（·）为指示函数;

EnvrPatit表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指标;环境规制（ERIit）包括ERit、INVEit、CHARit;eit为扰动项。

4.2 模型估计

首先利用Hansen[43]门槛面板估计方法，对门槛变量进行检验，确定门槛变量的是否存在，并估计门槛值，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时，ER与CHAR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ε1=15 052和δ1=0.212 6，INVE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双门槛值分别为η1=1.254 3和η2=2.291 0。各环境规制分别以门槛值作为划分准则，按照规制强度水平对省份进行了分类，如表8所示。

4.3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门槛变量分别为命令控制型（ER）、投资型（INVE）和费用型（CHAR）环境规制的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

门槛效应估计结果中模型（1）表明，当以命令控制型（ER）作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发展在ER≤15 052时和ER≥15 052时系数分别为9.320和11.61，并分别在5%和1%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意味着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跨越了门槛值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增强。对于命令控制型规制强度“强”的省区如广东地区，当处于较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情境下，为规避强制性规制政策如安装减排设备、净化污水等对企业的利润所产生的影响，企业更注重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优化配置传统生产要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绿色技术创新。

当以投资型（INVE）作为门槛变量时，由模型（2）数据可知其具有双门槛值分别为η1=1.254 3、η2=2.291 0。在各门槛值区间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当INVE≤η1时，数字经济发展的系数值为15.93，伴随着INVE规制强度的增大，数字经济发展对GTI的积极影响逐步下降;当INVE≥η2时，数字经济发展的系数值降低至9.092，表明保持适度水平的投资型环境规制，数字经济发展将有利于GTI。可能的原因是，INVE规制是正向补贴激励性质，当一些地区如广东、重庆和四川等地区投资型环境规制水平不高时，意味着一部分来源于政府补贴的工业污染投资的资金减少，从而使企业更加重视依赖于数字经济发展，以推动实施绿色技术创新。而当来自政府的治理补贴增加时，企业减少了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依赖，从而导致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降低。

当以费用型（CHAR）作为门槛变量时，模型（3）可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在CHAR≤δ0和CHAR≥δ0区间的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性水平均为1%，数字经济发展对GTI的促進作用均显著。特别是，当CHAR大于门槛值δ1=0.212 6后，数字经济发展的系数由13.83增至16.67，这种促进作用有所提升。可能的原因是，在高费用环境规制地区例如江苏等，由于排污费的征收，刺激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长远目光，更加重视绿色技术创新的能力。企业对于绿色技术创新进行资金投入，从而使得数字经济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充分发挥更好的推动作用。总的来说，排污收费作为负向市场激励工具，企业对于绿色创新的需求和意愿能够随适当的征收水平而增强，进而积极利用数字经济促进绿色创新，以此来减少和抵销排污费征收带来的成本。

5 结论及建议

基于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在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二，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有所区别。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规制显著正向调节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投资型环境规制显著负向调节了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第三，通过门槛效应的分析，当以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为门槛时，随着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程度均提升。当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并跨过门槛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变弱。第四，在数字经济发展下，出口强度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加强能源效率的提升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积极强化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重点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支持，同时强调政府的引导支持作用，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来完善生产以及业务流程，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为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的良性互动，制订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省市应根据自身经济和产业发展情况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并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协调。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要提高规制水平，使企业在命令规制的压力下更注重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增强对绿色创新的效应。此外，发挥投资型环境规制补贴激励作用，扩大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多方位减轻企业治污负担，增强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各地区要保持环保税处在合理适度的水平，通过费用型规制的市场激励效果，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促进作用。

第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能源使用与数字技术相融合，运用大数据加强对能源消耗的监测，据此对高能耗设备重新排产，从而降低能耗成本[44]；引导企业研发能源节约类绿色节能技术，以提高生产过程中能源效率。

第四，加强出口行业环境监管，提高引进外资水平。结果表明当前的出口强度消极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说明目前的出口行业较多集中在中低端和高污染产业。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出口污染行业的环境治理监管力度，同时吸收引进国外先进的绿色技术和清洁工艺，促进出口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引进外资时要同时注重外资的规模和质量，高污染相关产业外资的引入要逐步减少，杜绝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第五，加大绿色创新的人力资本积累。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首先要重视提高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力度，将绿色创新和低碳理念纳入教育教学体系，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人才保障。其次，企业要加强绿色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集聚绿色创新人才，增加绿色创新知识的储备，提升绿色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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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厉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