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俊汐

【摘  要】论文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采用面板模型回归，实证检验了高管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创新质量及创新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无绿色背景高管任职的企业，具备绿色经历的高管所在的企业具有更好的绿色创新表现、更多的创新数量及更高的创新质量。同时研究发现，具有绿色背景的高管数量越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论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管理者异质性领域的相关研究，为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同时对上市企业任用管理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高管绿色经历；企业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

【中图分类号】F272.91；X322；F27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3）03-0034-03

1 引言

近年来，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纵觀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工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红利，同时，与之相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能源消耗、生态污染等环境问题如今已成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障碍。随着社会各界对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呼声逐渐增强，改变发展模式、实现绿色转型升级已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迫切需求。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创新战略已成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关键战略因素。

绿色创新是指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加工流程等方面进行开发与改进的环境友好型创新实践活动，被认为是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与减少环境污染、推动国家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有效措施[1]。许多企业会实施绿色创新来重塑企业形象，而高管身处企业金字塔结构的顶层，其过往的绿色经历能够左右企业制定并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现有文献多基于高阶梯队理论视角，认为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其认知结构和价值偏好，进而影响企业战略决策[2]。然而，具有相同特征的高管可能由于过往经历导致的认知眼界、管理风格等诸多因素存在差异而作出不同的决策，故而仅探讨表层特征难以准确反映其所观所想。因此，有必要探讨注入高管绿色经历等过往经历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决策的影响，即具有绿色背景的高管是否有实施绿色创新的倾向？具体表现为绿色创新数量的提升，还是创新质量的改善？

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Marquis和Tilcsik[3]认为，组织中的“焦点主体”都存在特定的“环境敏感期”，这一时期的环境特征会对“焦点主体”产生重大影响并形成烙印痕迹，并且不会随着周边环境的改变而消失。由此可以推断，高管早期的独特经历带来的特殊烙印会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心理结构，进而影响其管理决策行为。因此，个体早期对于环境的体验以及教育和工作的经历对其环境价值观的塑造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企业关键成员的绿色经历可能使其形成相应的“绿色烙印”，提高其绿色环保意识，进而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决策。具备绿色经历的管理者凭借其环境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对企业绿色创新作出科学合理的判断，积极促进企业有效战略措施的落实，同时，可以减少绿色创新为企业带来的风险。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高管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有显著正向影响。

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是企业绿色创新的两个方面，创新质量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创新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引发质量的飞跃。面对绿色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高管绿色经历丰富了其环境经验储备，提高了对海量信息的甄别及处理能力，使得他们在开展创新项目时考虑到更多的风险因素。过往经历的理论储备与任职实务经历的结合，让具备绿色经历的高管在环境友好型创新活动中的监督与管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更加灵活地处理创新过程中的突发问题，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率，产出更多更好的绿色创新成果[4]。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高管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H3：高管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高管绿色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绿色专利数据来自CNRDS；高管绿色经历数据由笔者通过企业年度报告、企业官网等渠道手工收集整理所得，如个人简历中包含“绿色”“环保”“环境”等关键词的样本，就认定其具有绿色经历，反之则没有，并在此基础上统计当年企业高管团队中具有绿色经历的高管数量；其他数据来自CSMAR。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及ST、*ST上市公司样本，并对连续性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1 694个年度观测值。

3.2 变量测量

①因变量：企业绿色创新（Patent）。参考已有研究[5]，本文以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将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加总得到绿色创新总量Total，利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Inva衡量绿色创新质量，利用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Uma衡量绿色创新数量。将上述变量加1取自然对数后得到LnTotal、LnInva以及LnUma。

②自变量：高管绿色经历（Green）。参照已有文献，本文使用是否聘任绿色背景高管（Greendum）和绿色背景高管数量（LnGreen）表征。前者为虚拟变量，若企业当年高管团队中有一位及以上具有绿色背景的高管，Greendum取值为1，反之为0；后者（LnGreen）将当年企业高管团队中具有绿色经历的高管数量进行加总，并加1取自然对数。

③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已有研究[6]，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及其测量如表1所示。

3.3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高管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Patenti，t=α0+α1Greeni，t+α2Controli，t+∑Yeart+∑Provincei+εi，t （1）

式（1）中，Patenti，t为模型因变量，代表企业i在第t年的绿色创新情况，企业绿色创新可以分别从绿色创新表现LnTotal、绿色创新质量LnInva、绿色创新数量LnUma这3个维度来衡量；Greeni，t为模型核心自变量高管绿色经历，包括是否聘任绿色背景高管（Greendum）和绿色背景高管数量（LnGreen）两种度量方式；Control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Yeart为年度固定效应；Provincei为省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本文主要关注的系数是α1，如果高管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促进效应，那么应发现α1显著为正，反之应发现α1显著为负。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分析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具有绿色经历的高管任职的企业占总样本的6.4%左右，说明具有绿色经历的高管在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中具有稀缺性。LnTotal、LnInva和LnUma的均值和标准差表明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在样本企业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未报告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明，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性较低，且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小于5，说明模型的主要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4.2 多元回归分析

表3给出了假设检验回归结果。在第（1）～（3）列中，Greendum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管绿色经历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体表现为创新质量的改善和数量的提升。在第（4）～（6）列中，LnGreen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聘任具有绿色背景的高管数量越多，越能够促进企业优化绿色创新表现，达到提质增量的效果。据此，本文的假设H1、H2、H3均得以验证。

4.3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高管的绿色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一方面，高管的绿色环保经历塑造了其稳定的心理特质，使其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从而其所在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更高；另一方面，具有良好绿色创新绩效的企业更有可能吸引具有绿色经历高管的注意力。因此，這种内生性可能造成本研究的结果偏误。另外，一些无法观测的企业特征所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可能影响本文的回归结果。因此，借鉴已有研究策略[7]，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予以解决，回归结果发现，高管绿色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仍然显著正相关，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支持了本文假设。

为减少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倾向得分匹配法对研究结果进行重新检验。根据企业和高管个体层面的特征属性，进行可重复的1∶1最近邻匹配。回归结果发现，倾向得分匹配后高管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创新质量及数量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与前文结论一致。

本文被解释变量绿色专利申请量存在相当一部分0值，且为非负整数偏态分布。因此，本节使用Tobit模型和泊松模型对具有绿色经历的高管与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检验，控制对绿色创新左侧截取样本的偏误。结果表明，更换模型后，高管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创新质量、创新数量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前文结论一致。

5 结论

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0-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高管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创新质量及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无绿色背景高管任职的企业，具有绿色经历的高管所在的企业具有更好的绿色创新表现，具体表现为增加绿色创新数量并提高绿色创新质量，且绿色高管数量越多，效果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补充和完善了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高管绿色经历为切入点，深化了高阶梯队理论。同时，本文从总量、数量及质量3个维度进一步发掘了高管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揭示了绿色创新水平提升背后的“真面目”，扩大了绿色创新研究的广度及深度。

本文研究了高管绿色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为高管背景特征与公司战略的研究提供了局部研究成果，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究高管其他背景特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泽文，陈丹.新旧动能转换的环境不确定性背景下高管环保意识风格如何提升企业绩效——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40（10）：113-128.

【2】董临萍，宋渊洋.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国际化绩效：权力与管理自由度的调节作用[J].管理评论，2017，29（8）：167-178.

【3】Christopher Marquis，András Tilcsik.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3，7（1）：195-245.

【4】Charles H. Cho，Jay Heon Jung，Byungjin Kwak，et al.Professors on the Board： Do They Contribute to Society Outside the Classroom？[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7，141（2）：1-17.

【5】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51（4）：60-73.

【6】李青原，肖泽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9）：192-208.

【7】宋建波，文雯.董事的海外背景能促进企业创新吗？[J].中国软科学，2016（11）：10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