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史传是客观记录历史事件的作品，但其除了是历史著作外，本身还含有非常丰富的文学因素，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中国古代小说源于史传。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小说从史传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基于此，笔者结合《史记》从史传的精神及史传中的小说因素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关键词】 史传；古代小说；影响；《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8-006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8.020

一、史传精神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

史传遵循实录原则，即尊重历史事实的的真实性、客观性，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展示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坚持实录是古代史学家的崇高史德，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者们也受其影响，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直接引入历史事件，因之有些小说被称为“野史”“稗史”，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实录精神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宁宗一先生在《中国小说学通论》中写道：“我国古代小说无疑是史乘分流的结果，产生于汉魏六朝时期的历史小说、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实际上不过是‘史’的变种和旁支，是从史传到小说的过渡形式。”[1]544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古代小说的作者在创作上亦遵循史学家的实录精神，不唯如此，时人也是以真实事件来看待、评价小说，例如魏晋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主要记载魏晋名士的遗闻轶事和玄虚清谈，所载人物均为历史实有，然其中许多故事则为传闻，是虚构的，创作者却把这些内容当作历史真实来记载。

汉代的几部重要的小说，例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燕丹子》等，也都深受《史记》的影响，遵循史传的实录精神，其中许多内容直接取材于《史记》，记载也多为史实。东汉赵晔所撰的《吴越春秋》写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故事，内容基本上是取自《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 《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列传》及《仲尼弟子列传》等篇目。可以说小说中的许多内容是直接从《史记》原著中摘录出来的，例如卷四《阖闾内传》中记载申包胥在山中逃亡，听说伍子胥掘平王墓、鞭平王尸后，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于僇尸之辱，岂道之极乎？”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日暮路远，倒行而逆施之于道也。’”[2]88这一段话和《伍子胥列传》中的相关记载极其相似，只有个别字的不同。卷十《勾践伐吴外传》中写吴被越打败，“吴王使王孙骆肉袒膝行而前，请成于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结成以归。……若徼天之中得赦其大辟，则吴愿长为臣妾。’” [2]271这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相关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越王勾践世家》中吳王是使公孙雄请成于越王，语言除了最后一句稍有出入，其他都是相同的。之后，小说中记载越王勾践不忍其言，将许之成，范蠡劝谏：“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可逆命乎？……”[2]271一直到吴王伏剑自杀的内容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相关内容亦是相同的，文字几乎都是如出一辙。类似这样的直接取材于《史记》内容的相关例子还有很多。此外，小说中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以及伍子胥、范蠡、文种、伯嚭等历史人物在《史记》中都有相关的记载，而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这是由于小说中添加了许多事件描写、细节描写以及一些怪诞的情节描写，但这些人物都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他们相关的事迹在历史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这表现了小说源于史传，并且遵循史传实录精神的事实。此外，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亦遵循史传的“实录”精神，例如魏晋志怪小说《搜神记》，其中记载的许多故事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出处。小说第44则《李少翁》中说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思念不已，方士李少翁为汉武帝宠妃李夫人招魂的故事，在《史记·孝武本纪》中有类似的记载；第229则《吕望》说：“吕望钓于渭阳，文王出游猎。占曰：‘今日猎得一兽，非龙非螭，非熊非罴。合得帝王师。’果得太公于渭之阳” [3]110的故事，源于《史记·齐太公世家》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干宝在《搜神记》中所记都是荒诞神异的故事，内容多为虚构、想象，但却被当时人称作“鬼之董狐”，可见，“实录”是中国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即使小说的故事很荒诞，作者仍会依托历史或真实的人物来叙述，这亦表现出了史传的“实录”精神对小说的深刻影响。

（二）劝诫精神

由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中“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 [4]180“表征盛衰，殷鉴兴废” [4]191“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 [4]195等可知，史传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表现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盛衰与兴废，作史的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人们有所借鉴，获取经验教训，并借以惩恶扬善的思想来表明劝勉和警戒之意。《史记》的内容宏富深广，全面地反映了过去历史的社会生活，展现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让后世之人可以原始察终，知往鉴今。司马迁笔下不仅有帝王将相、文武大臣还有商人、游侠、方士、酷吏、医者等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这些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为人们立表率，树榜样，提供了是非善恶的标准。如《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他受智伯的赏识并成为其臣子，之后智伯讨伐赵襄子，被赵襄子打败后身亡而死。豫让为其向襄子报仇，他没有听从朋友的建议去侍奉襄子进而刺杀他，而是不惜“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 [5]2520，这是一种决绝的方式，他用这种残身苦形的行为向时人乃至那些后世怀有二心事其君的人臣表达了他的品质，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品行是“以德报德”最极致的表现。还有《赵世家》中的程婴、公孙杵臼为了救赵氏遗孤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悲壮举动等事迹无不向人们传递着善、勇、义等正能量，隐含着憎恶扬善的劝诫精神。这些都对古代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无论是历史类小说还是志怪类小说都寄寓着作者的劝诫精神。《吴越春秋》围绕着许多事件展现了夫差由强而亡，勾践由弱而胜的历史事实，引发了人们的沉思。例如：小说中的伍子胥忠诚正直，一心为吴王谋划，却不被吴王信任，最终被其下令自杀。这不仅在于吴王不善于采纳有利的谏言，还在于吴国的奸臣得势，谗害贤臣，不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导致吴国最终也被越打败。还有范蠡在越战胜吴后看到了勾践的野心便选择功成身退来明哲保身，而文种却没有听其劝告离开越王，从而导致被杀的结局等。这些事件鲜明地表现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善恶之举向后人传递劝勉和警戒之意，以使后人从中吸取教训，推崇高尚。再比如明代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宣扬仁、义、忠、智、勇的思想，亦是标榜劝善惩恶的典型例子。志怪小说《搜神记》中记载的许多故事同样表现出劝善惩恶的精神，如第287则《罗威》记载罗威八岁时父亲去世，他对待母亲极为孝顺，在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常用自己的体温为母亲温席，这宣扬了罗威的孝道，旨在为后人树立榜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小说中的故事向时人及后世传递仁善、温良、正义等崇高精神。再如《聊斋志异》，蒲松龄笔下的狐鬼世界是对现实社会美丑与善恶的象征与暗示，通过描述奇异故事，以供世人借鉴，避免祸端，这使得他笔下的小说更添深度。

二、史传中的小说因素对小说笔法的影响

小说源于史传，不仅是表现在作品本身传递的精神和思想上受到史传的影响，而且在文体上也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史传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小说因素，对小说笔法有深刻的影响。《史记》中描写人物及叙事议论等方法就对后世的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后世小说从《史记》中学习写人、叙事议论的方法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作品，它本身具有很强的小说因素，在塑造人物上有很高的成就，令人称赞。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其写人物传记是以人物为中心，以写性格、写典型为目的，从而很好的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也都各有特色、罕有雷同。如：同样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和春申君，在人格上却是有高下之别，给读者的印象也是各有各的风貌，但是，由于史官对所记载的人物都是有所了解、掌握的，所以虽有性格描写，但是性格单一，基本没有发展变化或者甚少发展变化。后世的小说受之影响，继承其写人物性格的传统，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与光大。如《吴越春秋》中德高望重的太伯、淡泊无欲的季札、清逸侠义的渔父、善良朴实的击棉女等形象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选取典型事件突出表现了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所以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很鲜明，人物形象也很丰满。再如《三国演义》的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物形象，作者善于对人物的主要特征展开描写，表现出了人物的个性，具有典型性，但是人物形象静止化。此外还有唐传奇《柳毅传》《虬髯客传》及《聊斋志异》中的《婴宁》等皆受其影响。

《史记》中的篇章结构及叙事议论的方法也被后世小说所效仿。《史记》叙事，开头往往是讲述主人公的姓名籍贯，继而叙述其生平事迹，最后讲主人公逝世及其死后的家族兴衰，可以说是很完整地表现了人物一生的生活轨迹，此外，每篇作品的末尾还使用“太史公曰”来对本篇作品进行评论。这种结构体例被后世小说模仿运用，如《聊斋志异》篇末的议论是以“异史氏曰”四字领起，这种格式完全与《史记》相同。还有唐传奇中的《谢小娥传》《李娃传》等叙说故事都是按照人物生平经历的先后次序，而且叙述颇为详尽，对于主人公的父祖、子孙皆有说明，这明显亦是继承《史记》中列传的写法。

（二）后世小说从《史记》中学习虚构的手法

《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在下邳圯上遇见一位老人，指使张良为之捡鞋并给他穿上，张良照做之后老人赠给张良一本书并对其说：“读此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5]2035在这个故事中，圯下老人对张良说读其所赠之书后会成为王者之师并称自己是谷城山下的黄石，这显然是虚构的内容。《史记》中虚构的内容还有很多，有的是取自远古传說，有的是记变异、传闻，有的是记占卜等等，这种笔法被后世小说所借鉴并加以发展。如《吴越春秋》第十卷《勾践伐吴外传》中记载勾践灭吴称霸之后，孔子想向他推销自己的礼乐思想的故事便是作者虚构的。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勾践灭吴在鲁哀公二十二年，而小说中孔子在勾践灭吴称霸后与之会面的情节，显然不是真实的。作者让历史上真实存在过但是已经逝去的孔子与越王勾践交流，这种想象与虚构的创作使小说的叙述颇为生动，这就显示出了小说本身的魅力。再如《勾践阴谋外传》记载：越王勾践派遣使者聘处女，欲问其剑戟之术，处女在去见王的路上遇到一个自称袁公的人，听闻处女善剑，想要见识切磋一下，处女应之并与之试剑，处女击袁公时，袁公便飞上树，变为白猿。这显然是一个充满奇异色彩的故事，这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亦可吸引读者的兴趣。可见，虚构这种手法是很重要的，它增添了小说的生动性与可读性，使小说更加地吸引读者，这亦是小说与史传明显的不同之处。

（三）后世小说从《史记》中学习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模式

我国古代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模式，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相当于一个无所不知的旁观者的形象。如《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晋献公私下和骊姬说想要废掉太子，立骊姬之子悉其为太子，骊姬哭泣详装不同意这一则故事。既然是“私谓”，如何会有第三人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呢，又有谁知道骊姬哭泣的事情呢？历史上未必有此事，在这里，司马迁设身处地，根据记载的需要进行适当的体情遥想，据情理而言，读者认为这就是事实。从叙述角度来看，则是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模式，叙事者无所不知。后世小说家学习这种手法，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当中。如《吴越春秋》中记载伍子胥到吴国后向一女子乞食，“已餐而去，又谓女子曰：‘掩夫人之壶浆，无令其露。’……子胥行五步，反顾女子，以自投于濑水矣。” [2]43在这里，小说的作者就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模式，当时在场的人只有伍子胥与击棉女，谁会知晓他们的对话呢？之后小说又记载女子的母亲在濑水边哭泣其女给伍子胥饭吃，后恐事泄，自投于濑水，但是死后却不得伍子胥之偿。既然她的女儿怕事情泄露已经投水自杀了，她母亲又是如何知道的这么清楚呢，这亦是作者根据叙述的需要，作为事件的旁观者进行了叙述，这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为小说的叙述提供了便利。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关系。史传中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使得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史传作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文体，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以上仅是从人物塑造、虚构、叙事模式等方面论证了史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笔法的影响，此外，史传中的语言、结构等方面也深刻地影响着小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学习史传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使自身得以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宁宗一.中国小说学通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2]（东汉）赵晔著，张觉校注.吴越春秋[M].长沙：岳麓书社，2006.

[3]（晋）干宝著，汪绍楹校注.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刘勰著，王志斌译注.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邓裕华.史传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7]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9]赵乃勇.史传精神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新探[J].文学评论，2009，（05）.

作者简介：

宋诗帆，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学院大学语文助教，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