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

2010年5月，我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去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筑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二战期间纳粹杀害了六百多万犹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万，还有一百多万死难者没有确认。有一个巨大的圆锥状建筑的墙上贴满了死难者的遗像，令人震撼。

纪念馆还有一处纪念国际义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展示的国际义人有两万多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也有非国际义人的话，有些已是名言。一个波兰人说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二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无比强大。

在耶路撒冷期间，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被关进集中营时还是一个孩子，父亲和他在一起。二战结束后，他从未说起在集中营里的经历。这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愿意说，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记忆去面对那段痛苦往事。当他老了，身患绝症，身为纪录片导演的儿子鼓励他把那段经历说出来。他同意了，面对镜头老泪纵横地讲述着，现场摄制的人哭成一片。

他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一个拿着手枪的纳粹军官让另一个军官随便说个数字，他说了一个七。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犹太人开始数，数到第七个时，举起手枪对准那人的额头扣动了扳机。之后，拿手枪的纳粹军官逐渐接近他，他父亲悄悄把他拉向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候他不到十岁。

说点儿轻松的。也是2010年，我去南非看世界杯，学会了好几种脏话，因为每场比赛两边的球迷都用简单的词汇互骂，我记住了。差不多十年前，我家里的餐桌是在宜家买的，桌面是一块玻璃，上面印有几十种文字的“爱”。开始的时候，我看着它心想，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数量的“爱”？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全世界的球迷在为己方球队助威时都用脏话骂对方球队？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里都有“爱”？这让我想起两个中国成语，“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接下去我就说说这个。

中国的明清笑话集《笑林广记》里有一个故事：一个人拿着一根长竹竿过城门，横着拿过不去，竖起来拿也过不去。一位老者看到后对他说，我虽然不是圣贤，但也见多识广，你把竹竿折断成两截就能拿过去了。法国有个现代社会里的笑话：一个司机开一辆卡车过不了桥洞，卡车高出桥洞一些，司机不知所措之时，有行人站住脚，研究了一会儿，对司机说，我有一个好主意，你把四个车轮卸下来，卡车就可以开过去了。

这两个笑话出现的时间地点相隔如此遥远，一个是明清时期，一个是二十世纪；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法国。可是这两个笑话如出一辙，说明了什么？应该说明了很多，我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明确——人都是一样的。

知道人是什么似乎很简单，可是换一个角度，从那位朴实善良的波兰农民的角度来看，知道人是什么就不那么简单了。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么，他在《雕刻时光》里谈到“影像思考”时，讲述曾经听来的两个真实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一群叛军即将被枪决，他们在医院墙外的坑洼中等待，时序正好是秋天。他们被命令脱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着满是破洞的袜子，在泥坑中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只为寻找一片净土来放置他几分钟之后就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意味深长，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告别生命的仪式，也可以理解为这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是存在的延续。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这个最后时刻的行为。如果是在平常，外套和靴子对于这个士兵来说就是外套和靴子，但是行将被枪决之时，外套和靴子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个士兵在寻找一片净土放置它们时没有死亡恐惧了，他只想把外套和靴子安顿好，这是他无声无字的遗嘱。

塔可夫斯基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人被电车碾过，压断了一条腿，他被扶着靠墙而坐，在众人的凝视下等待救护车到来。突然间，他再也忍不住了，从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把它盖在断腿上。

这个遮盖的举动向我们敞开了一条通往最远最深的人性之路，而且是那么的直接有力。如果那个等待救护车的人没有用手帕盖在被压断的腿上，而是用手指着断腿处以此博取路人同情，那么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不会是塔可夫斯基。

我以前说过，鲁迅写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有些作家为了让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写了几千上万字，应该说是尽心尽力了，结果人物还是正常。不少作家描写精神失常的方式都是让人物说话语无伦次，而且中间还没有标点符号，这已经成了套路，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语言黑压压地摆在那里。这些作者以为用几页甚至十几页不知所云的话语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物精神失常了，这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如果读者感觉到有人精神失常的话，也只会怀疑是这个作者。

2014年11月我去意大利的时候，邀请方给我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活动，让我去维罗纳地区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和一群精神病患者进行一场文学对话。邀请方给我安排的翻译很紧张，不过她看上去还是比较镇静。她开车来旅馆接上我，在去精神病医院的路上说了好几遍“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活动”，说院方保证参加活动的都是没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她这话是在安慰我，不过听上去更像在安慰她自己。我开玩笑说，院方保证的只是过去没有出现过暴力倾向的，并不能保证今天不出现。她听后“啊”的叫了一声，然后又说“这个活动太奇怪了”。我们来到精神病医院的门口，应该是监控摄像头看到了事先登记过的车牌号，大铁门徐徐打开，我听到机械的响声。

我们先去了院长办公室，院长是一位女士，她握着我的手说，你能来我们太高兴了。然后请我们坐下，问我们要咖啡还是茶，我们两个都要了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院长说每年都会有一位作家或者艺术家来这里，她说病人们需要文学和艺术。院长问我，你在中国去过精神病医院做演讲吗？我说没有。

喝完咖啡，我们去了一个会议室，里面坐了三十来个病人。我们走到里面的一张桌子后面坐下，面对这些病人，院长站在我的左侧。就像其他地方的文学活动一样，院长介绍了我。我不记得当时这些病人鼓掌了没有，我的注意力被他们直勾勾看着我的眼睛吸引过去了。院长说话的时候我拿出手机拍下了他们，我感觉他们的目光铁钉似的瞄准了我的眼睛，好在后面没有榔头。院长介绍完就出去了。会议室的门关上以后，我注意到一个强壮的男人站在门那边，用严肃的眼神审视屋子里的病人。他没有穿白大褂，我心想他不是医生，可能是管理员。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第一次置身这样的场合，不知道怎么开始。我的翻译小声问是不是可以开始了，我点点头对他们说，请你们问我一些问题吧。翻译过去以后仍然是沉默。我继续说，文学的问题和非文学的问题都可以问。等了一会儿，第一个问题来了。一位女士问，你是意大利人吗？我摇摇头说，我是中国人。接着一位男士问我，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过去在中国的南方生活，现在住在北京。此后就顺利了，他们问的都是简单的文学问题，我的回答也很简单。没有人问到我的作品，我知道他们没有读过我的书。我注意到他们提问时几乎都是将身体前倾，像是为了接近我。我回答后他们的身体没有回到原位，前倾的姿态一直保持了下去。这个活動进行了大约四十分钟。最后提问的是那位站在门边的强壮男人，此前他给我的感觉是一直在监视这些病人，所以我认为他是医院的管理员。他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我在中国做一名作家怎么样。我说很好，可以晚上睡觉，也可以白天睡觉，作家的生活里不需要闹钟，自由自在。他听完后严肃地点点头，问了第二个问题：你生活在意大利哪个城市？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我一直以为是管理员的人竟然也是病人，这个屋子里除了我和翻译全是病人，而且门关着，最强壮的那个还是“守门员”！我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生活在中国的北京。

外面有人推门进来，是院长，活动结束了。往外走的时候我问翻译，你能听懂他们说话吗？翻译有些惊讶，她说当然能听懂，他们说的是意大利语。她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继续问她，他们说话没有颠三倒四？她说，他们说话很清楚。院长送我们到门外，她再次向我表达了感谢，感谢之后询问我接下来在意大利的行程，然后对我此后要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赞美一番，所以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些时间。那时候应该是午饭时刻，刚才和我坐在一个屋子里的这些病人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有的对我视而不见，有的对我点一下头。我注意到一个男人拉住了一个女人的手，还有一个男人搂住了一个女人的肩膀，看上去他们都是五十来岁的年纪，亲密无间地走向食堂。好奇心驱使我问了院长一个问题：住在你们医院的病人里有没有夫妻？院长说没有。

我们上了车，这次开到大铁门那里门却迟迟没有打开。我的翻译有些焦虑。我再次开玩笑说，我们可能要留在这里了。翻译放在方向盘上的双手立刻举了起来，她叫道：“不要！”然后我们听到机械的响声，大铁门慢慢打开。我们离开精神病医院后，翻译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说：“我很紧张。”她一直很紧张，此前没有说是为了不影响我，我们离开精神病医院后她吐露真言。

后来的行程里，我不时会想起维罗纳那家精神病医院的文学活动。我此前觉得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无底洞里，但是那两对男女亲密走去的身影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那里有爱情。那两个男的和那两个女的，他们可能各有妻子和丈夫，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妻子和丈夫应该会定期来看望他们，可能中间的某一个某两个甚至某三个和四个已经离婚了，或者从来没有过婚姻，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里有爱情。

（摘自译林出版社《我只知道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