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文社

在群星灿烂的唐朝诗人里，若论哪位名家让人有“人设崩塌”之感，当属以“锄禾日当午”闻名的李绅。

李绅，字公垂，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与白居易、刘禹锡交往甚密，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李绅在唐朝诗坛上最浓墨重彩的贡献，是其诗作中悲天悯人的情怀。

李绅的代表作《悯农二首》，以朴实的笔墨精准道出了大唐農民的疾苦。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苦难，不知让多少后人边读边落泪。至今，这首诗仍然是中国家庭“少儿学唐诗”的首选，感动后世一千多年。

然而，你可能想不到的是，悲天悯人的大诗人李绅居然有着“恶评满满”的仕途。

李绅三十四岁入仕，七十四岁过世，一度官居宰相，但名声却是“官越大越臭”。诸如骄奢淫逸、贪酷害民之类的恶评从没断过。甚至在去世一年后，由于生前丑事被“扒”，李绅不但被免去一切追封官职，其子孙更是永远不得入仕。

“诗风”与人品反差如此鲜明，究竟这位李大诗人是天生就坏，还是脾气性情变化太快？

其实，在李绅不堪的仕途沉浮里，还是有些亮点的。贫苦出身的他，自幼丧父，入仕前受尽寒苦，所以《悯农》的诗文才会写得如此情真意切。

入仕早期，李绅也曾是个铁骨铮铮的俊才。在金陵观察使李锜手下做“掌书记”时，李绅被李锜拿刀押着一道造反，却是刀架脖子上也不认怂，一句“今得死为幸”怼了回去。

李锜败亡后，李绅从此名扬天下，可他却谦虚地说“本激于义”。那时的他，满怀气节大义。

后来，加诸李绅身上的各种不堪的恶名，很多是因为他的“站队”造成的。

李绅入仕的四十年，正值中晚唐著名的“牛李党争”时代。李绅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铁杆哥们儿。凭着这层特殊关系，在“李党”得势的年月里，李绅自然是平步青云。但李绅去世后，恰是“李党”倒霉的时候，已经故去的李绅就被死对头“牛党”狠踩猛捶，人设可以说是彻底崩塌了。

毫不冤枉的，却是平步青云的李绅曾做过的一些恶事。比如，令他死后身败名裂的“吴湘案”。

会昌五年（845年），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绅接到举报，说扬州江都县尉吴湘犯有贪污、强抢民女等大罪。李绅立刻“为民做主”，将这位吴湘大人处死了。

李绅去世一年后，这起案子在吴湘哥哥的不停喊冤下，终于得以真相大白：吴湘虽有经济问题，但钱款数额很少，根本罪不至死。至于“强抢民女”，那“民女”只是他早有婚约的妻室。所谓“铲除贪官”，却是一起蓄意谋杀的冤案。

为何要制造这起冤案？后世诸多学者认为，吴湘的叔父曾开罪于“李党”领袖李德裕，为了给“老上级”报仇，七十三岁的李绅不惜做恶人，给吴家来了一场公报私仇。

李绅的这一举动却也在自己死后坑惨了子孙：查明“吴湘案”冤情的唐王朝，将李绅家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生前无比风光的大诗人，从此身败名裂。

至于生活作风方面，李绅这辈子也是劣迹斑斑：怜悯农民艰辛的他，后来显贵发迹后，一顿饭要吃掉几百贯钱，奢侈之极。

李绅为官时，“酷虐”也是非常出名的：与他有“同年之谊”的崔巡官，因小事得罪了他，他竟把崔巡官捆起来痛打，还处死了崔巡官的仆人。

如此“官威”，令他辖区内的百姓们恐惧不已，纷纷举家出逃。李绅却轻蔑一笑：“秕糠随流者不必报来。”言外之意，这帮穷老百姓就是“秕糠”，是死是活有啥大不了的。

不管“牛党”对李绅的狠踩有多少夸张之处，这位早年颇有情怀的大唐热血诗人，确实在四十年宦海沉浮里，蜕变成了一位趋炎附势且冷血无情的官僚。

为什么会这样呢？抛开“牛李党争”的特殊背景，我们还可以从李绅的私生活中一探究竟。

安史之乱后，大唐的国力一年比一年衰败，但高官显贵们的私生活，却是一代比一代“幸福”。唐文宗曾哀叹说，盛唐年间，只有唐玄宗才穿得起的“金鸟锦袍”，到了中晚唐时，却是“富家往往皆有”。

各级文武官员，更是变着法子“豪奢”。比如，李绅的“老上级”李德裕，日常食用的“羹饭”，一杯就“费约三万”。而晚唐的宰相杨收，其饮食“极水陆之珍”，所用必是“缕金案”，可谓是奢华到了极致。跟这帮人比起来，同样官居宰相，一顿饭才吃掉几百贯钱的李绅，当真算个“节俭”的人。

我们不由得要问一句：难道彼时的大唐，经济真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

与高官们的“豪奢”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唐中晚期平民们的苦难生活。比如，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土地兼并等原因，每年都有大批农民“弃田宅，鬻子孙，荡然逋散，转徙就食”。李绅笔下“农夫犹饿死”的惨状，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是有地可种的农民，苛捐杂税下“家田输税尽”，只能捡野果“充饥肠”，甚至“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

民生苦难到这种地步，那高官们“豪奢”的钱又从哪里来？此时的大唐，行贿受贿都成了常事，《旧唐书》曾叹息说，“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

李绅“变坏”的四十年，何尝不是风雨飘摇的中晚唐走向腐化之路，直到彻底“堕落至死”的缩影。再品李绅在“热血诗人”岁月里写下的充满“情怀”的诗篇，那关于封建王朝兴衰成败的回味，早已超出“锄禾日当午”下的那一亩田。

（摘自台海出版社《有趣有料忘不掉的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