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很多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需要一支保洁队伍来做卫生清洁，以维持光鲜的大型商场。

母亲工作的商场在香蜜湖，这个商场附近是房价每平方米超过10万元的豪宅、繁忙的金融街和门槛甚高的国际幼儿园及中学。在人来人往的繁华商场，几乎没有人会去关注这些五六十岁的清洁人员是怎么在这座超级城市里生活的，也没有人会在乎我的母亲，这个从陕西农村来的52岁阿姨为什么会在这里做保洁。

母亲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负一楼电梯、地板以及扶梯。这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

保洁这份工作的职责就是保持清洁。对母亲来说，这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

保洁员需要保证，顾客们走进商场后看到的一切都是干净的，这是引起购买的前提。保洁员们几乎不能停下来，这也是管理处采取两班制的缘由——早７点至下午3点，下午3点至晚上11点，有的保洁员会选择连上两个班，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母亲选的是白班，她上到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了。

母亲每天最繁忙的工作时间在上午10点以前。10点，是商场开门的时间，母亲和她的同事们必须确保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主管对保洁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不能在可见的范围内看到一点污渍。母亲先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然后用半小时擦电梯，给电梯消毒。

擦栏杆是所有流程里最简单的活，被母亲放在了最后。这是她做事的逻辑，把最难的最先做完。从10点30分到11点，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为了方便，母亲头天晚上会准备好自己的饭食，放在帆布包里，到吃饭时间拿出来用微波炉加热。十几个保洁员共用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得靠抢。

吃完饭，母亲便拿着清洁包在负一层来回转悠。遇上有污渍的地方，就用毛巾擦干净。到下午3点下班前，这4个小时的工作显得很无聊。对母亲来说，这也是异常难熬的时光。长时间来回走动对她来说不仅无趣，而且也会影响她的腿。当初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她隐瞒了自己患过滑膜炎的事实。她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的人说话，被监管看到了会被批评不务正业。

按照保洁公司的规定，保洁员在工作的8小时内，不能停下来休息。母亲只能趁监管不在的时候，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休息几分钟。

商场的管理处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需要清洁的区域巡逻，发现打扫不干净的地方就拍照发图到微信群里。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上的黑色渍没有擦干净。母亲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她的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就擦不掉，她想让女孩自己来试试。检查的女孩听不懂，有些悻悻然，她没再投诉，以后也很少再去母亲打扫的区域检查。后来母亲听到女孩们在背后议论说，山里来的人很难缠，耍赖打滚，母亲又独自生了一场闷气。

但她也常遇到好人。

有好几次，母亲都被另一个监管的年轻女孩抓住她坐在洗手间供顾客等人的长凳上休息。她跟女孩解释说自己的腿不太舒服，很幸运地获得了谅解。母亲对此很感激，有时候我会在商场里偶遇那个女孩，母亲会认出她，要求我跟她说谢谢。

下午的时间太漫长，有一些保洁员会趁监管不注意，利用这些时间来捡垃圾卖（主要是纸盒），获得一些额外收入（被监管发现了会被开除）。母亲心里痒痒的，但她无法付诸行动，因为她的腿不能支撑她到处走动。后来，一个阿姨因为捡纸盒被监管发现，在微信群里被通报开除了。母亲也就没再提过想去捡纸盒卖钱的话。

虽然工作中尽是条条框框，需要不断擦拭被顾客污染的栏杆，捡拾被顾客丢掉的垃圾，但这依然是母亲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在来深圳以前，母亲在建筑工地上做过小工，在矿山上帮工人做过大锅饭，开过小卖部，在新建成的楼房里刷过漆，在国有农场里养过鸭……这都是需要下力气的工作。面对生活，她总是表现出一种柔韧的乐观。

时间久了，母亲摸清了保洁工作的门道，流程也熟练了，她便开始跟周围的人打交道。虽然她的普通话不好，但她一点也不害怕，几乎所有的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的，且大部分都是女性，都五六十岁，普通话都不怎么好。

母亲是天生的社交高手，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她能在干完农活回家的路上，与沿路遇见的所有人唠嗑。初来深圳的母亲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她也常把她工作中的一些见闻告诉我。她是我的另一双眼睛，帮我看到了这个城市一些被遮蔽的现实。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的保洁员，他们大多患有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危及生命。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便不把自己身体上的毛病当一回事，硬撑着，硬熬着。

有很多保洁员为了挣多一点钱，会选择连上两个班，从早上7点开始上班，直到晚上11点下班，一个月挣5000块钱。

母亲工作的商场，有一个大型高端超市，她在这里认识了一个负责处理过期蔬菜水果的江西保洁大叔。

这个超市里的蔬菜、水果、鲜肉很少打折，以原产地直供和极度新鲜为招牌，超市规定的保质期仅一天，当天卖不完的蔬菜水果会在晚上11点左右被江西大叔用一辆车拉到停车场附近，分给商场里的老年保洁员。冬瓜、番薯、水果辣椒、莲藕、鲜切面，各种被划伤的果蔬、临期的食品被保洁员们带回家。它们并没有变质，只是以超市的标准而言不够新鲜。

母亲还在商场里认识了做抛光的刘师傅。

抛光，是指用专门的工具给地板磨光滑，不留一个印子。工人师傅们在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开始工作，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等商場检查的监工来验收，验收完毕，师傅们下班，商场开业。

每天早上8点多，当母亲拖地到男厕所附近时，就会看到刘师傅，这往往是刘师傅“起床”的时间。刘师傅每日用三四个小时就将抛光的活干完了，那时天还未亮，他干脆随身携带一个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里。监工来验收前，他就起身收拾，把床放在不容易被发现的角落。

母亲和刘师傅在清晨遇见时，经常这么打招呼——刘师傅说一声：“哎呀！”母亲回一句：“哎呀！”刘师傅再回一句：“这就是生活呀！”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他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同盟。

租房太贵了，刘师傅告诉母亲，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母亲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商场“住”了半年。

刘师傅不到40岁，是个东北人，总是乐呵呵的。他有一儿一女，都在东北，老婆留在老家带孩子，几乎是他一个人养着全家。除了母亲所在的这家商场，他还兼了附近一个商场的地板抛光工作。每天上午八九点这边的商场验收完，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马上赶往下一处，晚上再赶过来，两点一线——时间就是金钱——他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好在，付出是有回报的。虽然没有社保等保障，但刘师傅每个月能拿到万把块钱，维持一个家的运转是足够的。一个简单的工具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刘师傅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保洁员这个职业的稳定性很差。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入职合同里写着，一个月有4天休息时间。但在现实中，母亲总是请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批假。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批假……”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很吃亏，最脏最累的活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她们更不会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又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大部分保洁员会受不了，干几个月就会离开。当然，離开的大多是比母亲年轻的人。保洁员的队伍里没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能留下来做长期工。

深圳的保洁员和绿化工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50至60岁的老年人。如果你有心留意，会发现，是如此巨大，又如此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大部分是农民，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

母亲住在我租的房子里，小小的两室一厅，一个月的房租加水电费得6000多元。母亲给老家亲戚打电话，尤其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总是很开心地跟亲戚表达，她很幸运，要不是女儿在这里，她都没有机会来看这座城市，来做这份“轻松”的工作。

母亲发挥她吃苦耐劳的品质，坚持做到了2021年年初，直到春节临近才辞去保洁员的工作，安心休养身体。她很开心，她达到了挣钱的目标，每到工资到账的那一天，她都让我查查数目有没有错。她还在深圳发现了很多新鲜事物。

春节过后，她在电话里拒绝了商场经理让她再去工作的邀约。她在政府大楼里找到了新工作——仍旧是做保洁。

（摘自微信公众号“张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