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宇平

我们一家下放生产队劳动时，结识了小伙伴张红兵。

我俩都是十四岁。他有一个半瞎的老娘，成天眯缝着眼睛，咳喽咳喽的。红兵烧煮洗涮，喂鸡撵狗，样样能干，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在大田劳动，能算个半大劳力，母子俩度日维艰。

村里的李寡妇爬了河，捞上来时，红兵从围观的人群里退出来，默默低头回家。我也怕看死人，尾随着红兵走，却见他一路走到自家的河码头直接下了河，河水都快要淹到他脖子了，我忽然惊醒，大吼一声：“不要命了，快上来！”红兵扭过头，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我。我不管不顾冲下河，一把薅住他拽着拖上了岸。

红兵瘫坐在歪脖子树下，双手捂脸呜呜哭成一团。见到李寡妇爬河，勾起了他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的一肚子心酸。见此情景，联想到一家人下放在生产队劳动，我心中的那份委屈浮上来，不禁也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你要是……你老娘怎么办？”

红兵哭得更凶。

哭过了，心里反而透亮了，脑子也清醒了。世态炎凉让两个少年稚嫩的心田过早起了茧。

“你教我识字吧。”一天，红兵气呼呼来找我。

“怎么想起来的呢？”

“我去找会计借粮，会计要我打条子，我说不会写字，被会计臭骂了一顿，说我年纪轻轻不识字，长大了会是个废物。”

“他怎么能这样说你呢？好，我教你。我就怕你不能坚持。”

我跑到知青点，找到在村小学代课的知青，要来了一年级课本、田字格练习簿，又把我的半截铅笔给了他，开始教“人口手，上下左中右”。

红兵越学越来劲，我却后悔一时逞能被拖累了。暑假本是我疯玩的好时候，却被红兵当成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成天黏着我。我在树荫下的凉床上睡午觉，他抓着我的脚板底挠痒痒，非要我起来教他新字不可。为了讨好我，红兵偷偷凫过庄台河，到生产队的瓜田里偷西瓜给我吃，被看瓜的逮住，差点打烂了屁股——就为了让我多教他几个字。我们全家下放在生产队，到了冬天都要上河工，任务分到户，我们家总是拖后腿，肩膀皮磨破了，疼得我直掉眼淚。红兵见了，总是默默来帮我，和我们一家成了生产队里最后收工的人。

红兵的刻苦感染了我，我慢慢静下心来教他。一截铅笔头、一个小本本，成了红兵随身携带的宝贝，不会的字词句，见了一起劳动的知青就随口问，渐渐地，知青点的哥哥姐姐们也成了他的老师。

冬天的雪落了，春天的花开了，一晃四年过去了。我上了高中，年满十八岁的红兵也迎来了人生中难得的好机遇——当兵。社员们同情孤儿寡母，也怜惜他懂事品行好，一致推荐他去。生产队会计的儿子也想去，在推荐人选的社员大会上找理由说，这次征兵不要文盲，张红兵不识字，去不了。张红兵“霍”地站起来，理直气壮道：“我识字，还会写字。”

“怎么可能？”会计不屑。

“没有什么不可能！”知青们高喊。

会计一脸坏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份报纸，指着说：“你把这篇新闻稿读给大家听吧。”心想，不出丑你都不认输。

红兵不慌不忙地从会计手里接过报纸，“新华社12月20日电……”会场上嘈杂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听见红兵上下翻飞的嘴皮子里吐出一串串音符。

“哗——”社员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谁也没有想到，红兵能将一篇2000多字的文章不打咯噔顺顺畅畅地读了下来。

填表格时，红兵问我：“我这个文化水平怎么填呢？”

“初小文化。”我心里有底，填初小文化绰绰有余。

没有进过一天校门的红兵靠顽强的钉子精神自学脱盲，实现了当兵的理想。

我搀着红兵的半瞎妈妈到车站为他送行。蹬上车门的那一瞬，红兵扭过头来，向我们挥手致意，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挂两边，胸前的大红花映着朝阳分外鲜艳，红兵那张热情洋溢的青春笑脸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