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

读赵汗青的诗，印象最深的即“性命”况味，然后就是“年轻气盛”及爱之纠葛。姓氏颇为宿命，她自己就有隐晦的调侃：“江山姓赵”。战汉时代的赵飞燕，携了李夫人，虽轻薄，却把一帮帝王脑残杀得鸡飞狗跳。难怪其名“汗青”，即简牍史册，岂不就是暗示先天写作的命，以史为经纬，或某红颜才女“转世”，就她叙过的影影绰绰，或易安，或别了东洋刀的秋瑾，或民国搞得胡适心紧的徐芳，或那渺远的德裔之汉娜，法兰西之克洛岱尔，倒也合了“抒情诗是对声音和形象的内在模仿”这一定律。故诗文间，她总是被T. S. 艾略特所言各种“复合的鬼魂”纠缠着，自诩“女嵇康”，莫若说是“女哈姆雷特”，毕竟“淫辞模仿”中，她多少也露了悲剧的底色，严谨的讽喻。举手投足，虽都是“红砖绿瓦”“才子佳人”，却没少抹那“掩风流的浮土”。高等教育，又很幸运地让她把种种隔世的风月，携入时间和性别的叙述，否则，如何有“女人放任兔子在黑格尔脸上撒尿”，或“苏格拉底娶过的黄脸婆”一类比附，让人莞尔，抿笑后，又觉得射杀有理，伟人若娶了绝色，没准就成了床笫间的凡夫俗子——当然，这是假设，否定之否定法，无非颠倒传统权力秩序象征的安全客体——即被性别“精修，装裱”的“切片”，甜辣由人。这是汗青擅长的修辞诱惑，有些狡猾：顺着你想的，或你以为的那样让你落入悖论，重获“他者身体”的经验。

更妙的是，汗青还可通过语言命名的自由，很复杂地玩一种“即刻反身表演法”，角色互换，功能相侵，转喻，褶子戏法。她赋予肢体感知和风流的姿势，千奇百怪，超越了物种，甚至超越了感知或风流本身。舞台也好，荧屏也好，现代诗也罢，也就是一种弗莱说的“低模仿”，即诗中主体性角色既不优越于别人，又不超越自己所处环境，写家读者通过想象都能感受共同的人性，即便隔了时空，也可发生灵韵，这是她对波德莱尔所启现代诗“奇异化”的别解。

知她山东人，便想起旧时流行的话，让余佩服，此话即“男人要闯，女人要浪”，否则梁山好汉如何聚在那方，蒲松龄何以也于此地起“孤愤”，借鬼狐神仙，草木荣落，昆虫变化，托言人性，世间辛劳，斥愚昧、不平，乃青史豪杰。读汗青诗，乡土味浓多少，余不知，但其诗硬朗，生猛而艳丽，且每种说法、延伸，字词化，都有过去未来神雅努斯在那儿打点着，获得少有的句型风格，便有些复杂。表面看，直接描述，常常遮蔽了心理主义的内在化，实际上是有的，而且也很精彩。但她沉溺在“骨皮”表征的拆卸中，字词化造成意象的过度纷繁，打趣之必须，分析性也就升至表层，并非没有，就像《李香君在1912》里对国祚变迁所作的暗示，在《鳗鱼颂》中对男性荼毒过的“秀色可餐”所作的美妙平衡，有匡正之功。看得出，她对现代主义大语境是有省悟的，虽年轻气盛，尚未全力以赴。余知，汗青乃90后，没前几代诗家的困惑、负担，松脱得很，让人放心。但，毕竟性别叙述是社会化的形态，所以，打心理认知和实际发生、表现，她都应付自如，少有的“少年狂”和自信，对破除无孔不入的“男性气息”建立的各种“等级”，自有一套，或有尊伍尔夫警言，“好好爱恋，好好睡觉”，好思想取决于吃得好！绝非下三滥的以毒攻毒，把自己“男性化”，语言的，性格的，即便有此心，而性格也无法实施。因她的领悟力，已远远超越了低技术模仿的阶段，那样做，岂不本末倒置，又反身破了自己的相（本质之尊严），梅艳芳式地入了那“瓮”。当然，你也可说，这又是汗青的“反身法”——因那张国荣男扮女妆过，其实，正是这幕味，给她提供了“低模仿”的分析，未置可否的假设。汗青爱幕味，也爱那校园——与其说校园，莫若说吾民饱经沧桑的孑遗、氛围。因校园一出《桃花扇1912》声名大噪，虽余未观过，笨手笨脚电子版也未打开，但，就她的诗，我也是可以想象的：“松树的血叫琥珀，我的血叫桃花”。“桃花”几乎成为她仪态万千字词化的“词根”：《毕业大戏》中的“桃花鹊”；《泸州熊》中的“他跟桃花歃血为盟”……如是一来，桃花的属性便获得历时共时叙述的权宜，既是植物专名，也是性别叙述的社会化名词，或形容词。非同一般的女性话语，这就是“桃花”最世俗也最深刻的秘密：“山桃花是从无到有的？还是一种前世名叫雪的冬虫夏草？花骨朵跟孤独一样/咕嘟着长了出来”。这句诗的了不起处，就在于，它将就物种不断的误读和修正，唤醒我们，或我们的阅读，回到人类有史以来，关于性别叙述的根本，在她还没有更多的社会经验的时候，都会迂回到性别叙述的内容。就叙述本身而言，她很擅长肢体行为衍射至社会的认知模型，或因独上高楼，非要那风格语势的“去男性化”（亦即反剥夺），便采了个性分离或情境分离的方法，以便彰显社会化以外的“自由”。汗青的诗篇，有许多叙述，都是采用相似的途径，双重结构，编织精巧，恍若缂丝，戏剧性地多变本身，包括对白、插叙、画外音，无不衍为对话技巧，遂孳乳散文化趋势，并且，让读她的人也必须爱上这点。她是对的，爱她的说法，也就是爱其语境特征，亦即接受她在性别叙述中好得不能再好的模型：“性别叙述的正统性不是自给自足或自圆其说，而是二元对立的，是各种关系的组合”。最代表她风格的，最生动也最惊艳的是《1997年冬，赵汗青致卞之琳》，敬佩、爱、郎才女貌、君子之交、忘年、精神互渗、文脉相承，都在一种欲望模仿的氛围中酿成，酿就那性别叙述中既近也远的“陌生感”——现代诗很重要的特质。这种先验的陌生性，基于我们自身健全的感官距离、效应，不是化約的“女儿身，男儿心”，方可孳乳彼此的互动，哪怕一朝一夕的感知错位，这是日常生活时常发生的，包括了各种情景中的谈论性别，绝非意味着只谈论女人，都会因教育和社会的进步，混迹于文化模型。汗青的诗提供了许多模型，又岂止“桃花”一种，“师生”一种，贵妃一种，显然，在她诗中，男人也是性别叙述的一方，和女人同等，阴差阳错。这点，她的许多诗都有暗示，或换作调侃，其实也是提醒，若“司马相如口吃，庾信是个胖子”一类，就是带了“批判性目标”的假设，不能在修辞层面解，而在“佯信的世界”，将彼此“陌生化”，重启认知，因书写之想象力，或模仿性的阅读。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