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当前元宇宙发展的重重迷思，斯蒂格勒技术批判理路不啻为一种可行的解蔽范式。遵循其思辨逻辑，元宇宙内蕴话语向度、技术向度及人类文明向度的持存面相。在话语之维，社会舆论对元宇宙的预设性解读及发展憧憬，往往聚焦于感知与记忆的生长点，期待元宇宙实现人机交互的可感知与想象力无限广延的可记忆。在技术之维，作为一种尚在发轫状态中的前沿技术综合体，元宇宙正凭借对技术系谱集成、现实世界镜像与人类能力增强的赋能，现实地发挥技术义肢所具有的代具性作用。在人类文明之维，由于支撑元宇宙发展的技术基底擅于突破、改写人的存在论边界，显现未来可能性世界的此在意蕴，因此，元宇宙包含关于未来人类生存之境再造的开放性叙事。须处理好技术药理学收敛与一般器官学绽出、数字资本增殖与技术权利争取、人类纪熵化与智识本体化三对矛盾关系，在诸多可能性中辨明人类元宇宙化存在的生成性方向。

关键词：元宇宙；持存面相；斯蒂格勒；技术批判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赶考路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观创新发展研究”（2022EKS001）

中图分类号：TP391.9；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4-0013-06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科技领域众多巨头争相推出元宇宙计划，元宇宙概念在全球掀起一股“科技热潮”，并且似乎正在不断积蓄从“天国”降临“尘世”的发展动力。

在学界，元宇宙相关话题也频频引起热议。学者们就元宇宙技术的应用展开前瞻性探讨，并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在价值与创造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元宇宙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在游戏、社交、办公、教育、数字经济等领域实现新变革、创造新价值，其影响是全球性的。在危机与挑战方面，元宇宙在身份识别、情感交互、数据处理、技术迭代、信息保存等环节潜在的技术风险，也引发学者们普遍的担忧。毋庸讳言，这些思考为解密元宇宙奠定了学理基础。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究竟应当如何解构元宇宙的持存面相？学者们莫衷一是。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哲学理论，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探索理路。为超越形而上学的技术哲思阈限，斯蒂格勒在其《技术与时间》系列著作中，以內时间意识体系中的持存（retention）概念为基底，构建起以图像意识为特征的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阐释空间，实现了各种持存形式之间的协调与整合。斯蒂格勒强调，技术进化是人与物不断耦合的现代性结果，而“这种耦合尚待澄清”。（1）元宇宙作为预示现代尖端技术迭代与人类创新实践融合共生的技术化后果，亦需要被澄明这种共生一体的内在肌理。因此，本文以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为理论线索，尝试对元宇宙发展的持存面相进行多维解构，以期为更好地布局元宇宙发展之路提供认识论向度的启发。

一、游弋于可感知与可记忆之间：作为舆论话语的元宇宙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元宇宙的提法，不论是政企学界还是普通网民，均倾向于使用“虚拟空间”“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个时代”等内蕴预设性意义的话语进行表述。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认为，元宇宙是与被感知的虚拟世界相连接的先进的互联网世界，是由永恒的三维虚拟空间所组成。（2）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企业NVIDIA提出，元宇宙是继互联网之后的虚拟现实空间，是一个全新创造的世界。（3）清华大学的新媒体研究团队也从“三维化的互联网”和“虚实相融”的角度对元宇宙作出概念性解释。（4）不难看出，在制造舆论话题或引导舆论风向的过程中，通俗化的理解往往赋予元宇宙交互层面的感知性或时空层面的记忆性。而感知与记忆正是斯蒂格勒用以阐发第三持存的前提要素。

（一）可感知：人机交互的发展期待

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指出，感知是基于感觉领域的外部现实显现，是拟—空间的连续统与时间立义（Zeitauffassung）在原初时间内部的并列、叠加与蕴含。（5）在汲取胡塞尔复返意识的感受性观点的基础上，斯蒂格勒认为，感知属性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意识当下化，而是人类延拓与生命转化的起点。从社会舆论的发展期待来看，元宇宙将凭借人机互动、实时交互、即时应答、体验发现与空间计算等功能，直观地呈现斯蒂格勒所理解的感知属性。而支撑数字用户感知属性表达的技术基础，主要包括物联网、算法模型与高速传输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元宇宙的可感知将是数据微粒在算法形态、计算者形态与终端用户形态上的三维统一。数字用户可以藉虚拟人形象作为元宇宙当中的自我化身，对本体的真身行为进行实时投射与交互反馈。也就是说，数字用户可以通过多线程传输与多场景预设，将现实世界的唯一本体存在转化为多重虚拟分身，开展不同的虚拟实践与感知行为。如：虚拟人A在虚拟课堂面对学生进行线上教学、实时答疑；虚拟人B在云端会议室出席相关线上会议并作专业报告；虚拟人C在数字商场试用商品、进行购物；虚拟人D则在元宇宙空间的虚拟住宅之中享受美食、观看电影。从生理性感官刺激的产生到创造性主体意识的表露，作为元宇宙使用者的用户，其体验将不再是索然寡趣的，而是富有无限的感知可能，包括空间与时间的拟真性意指。电影《头号玩家》通过荧幕所构境的“绿洲”世界即表达了人们对于元宇宙可感知的美好向往。在充满生机的“绿洲”里，人们装扮成“理想型自我”角色，真切地畅享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缤纷生活。所以，在社会舆论的烘托或渲染下，元宇宙似乎“已不再是实证性地描述真实存在的科学技术，而是在真实存在中创造性地开拓和描述种种新的可能性”。（6）

（二）可记忆：想象力的时空广延

社会舆论在擘画元宇宙的发展趋势时，除了迷恋于人机交互的可感知性，也憧憬着可感知之物的记忆性持留。人们认为，作为内嵌想象力的一种发展代名词，元宇宙将通过数据调取、数据集成、区块链、非同质化代币（Non-Fungible Token，即NFT）、空间模型构建等承载身份系统、去中心化、货币系统与虚拟基础设施的技术耦合，实现拟真性感知的无限可记忆。而记忆范畴在斯蒂格勒看来，是增强感知的必要环节。胡塞尔认为，记忆分为原生回忆和新回忆。“在原生回忆完结之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对那个运动、那个旋律的新回忆。”（7）这种“新回忆”旨在把想象力还原为一种属记忆行为的表现形式。斯蒂格勒则将具有记忆属性的想象力视为感知的无限性集聚与意识性再现，从而超越了胡塞尔内时间记忆持留的有限性。社会舆论对于元宇宙无限可记忆的向往，具体而言，一是表现为将过去的或现实的感知因素映射在虚拟的表象上，营造出一种经过修正的原生回忆外显。例如，有观点认为，在元宇宙世界中，用户可以回到自己童年时期的家宅，或其他有重要意义的处所，置身虚拟故居回忆从前。（8）二是表现为虚拟时空中由沉浸式体验所创造的新的表意叙事，是一种“能够在稳定和被持留的同时被传输的东西”（9），类似人在“清醒梦”中的意识投射，不过元宇宙中的梦境体验是可记录、可溯源的。所以，元宇宙的记忆属性将超越经验现实的时空定在，呈现为想象力在时空广延之间虚实穿梭的运动状态。目前在引入元宇宙概念的相关领域，这种记忆属性正发挥着巨大的创造性潜能。

由此可见，从斯蒂格勒关于感知与记忆的认知范畴切近元宇宙的舆论话语，可以视作揭示元宇宙持存面相的重要一步。当然，这更多是在开解表征社会各方发展期待的元宇宙话题。至于在标准化的技术构建之维，现实发展中的元宇宙究竟显现何种面相？我们不妨沿着斯蒂格勒的技术思辨路向继续前进。

二、发挥虚实互应的赋能效用：作为技术义肢的元宇宙

当前，关于元宇宙的发展憧憬正不断转变为发展着的现实。2022年6月上海出台《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年）》，在全国率先制定元宇宙发展的技术标准与技术路线。方案提出，既要把握“虚实映射、虚实交互”的基本原则，又要发挥“群智赋能、跨界融合”的发展理念。这意味着，从技术规范构建的角度来看，元宇宙的发展现实既涵摄可感知与可记忆的属性，又蕴蓄新的赋能动力。斯蒂格勒指出，新知识的社会生成不能只是囿于概念的传播共享，应当是行为中的技术生成，其在发展演变以及在积累过程中蕴含产生新事物的效应。（10）作为一种被调动、被应用的预制技术综合，元宇宙在其生成转化过程中不断适配于应用科学的技术工具，发挥着技术义肢所具有的代具性作用。

（一）构建技术系谱的集成效用

在斯蒂格勒看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和普罗米修斯的盗窃凸显了一个事实，即不断发展的外在技术牵引着人类的技术图谱越发成熟，以便于人类的技术集成发挥形塑物质世界的能动力量。而今，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加速了包括数字技术、空间技术、交互技术等在内的新兴技术体系的构建，使原本非直观性的事物转换为具有现实性的存在成为了可能。元宇宙正是在这一尺度上，通过计算成像、类人感知、实时渲染等基础技术的集成，为其技术系谱的延伸与扩展奠定了实现的基础。这种技术系谱的延扩具体渗透在物理空间技术、虚拟空间技术、虚实交互技术与虚实共性技术等四个层面。在物理空间层面，网络感知应用、云边协同计算、端云协同渲染等技术，铸就了元宇宙技術系谱的实存基座；在虚拟空间层面，自动化数字孪生、信息物理系统、对抗生成网络等技术，构设了元宇宙技术系谱的空间环境；在虚实交互层面，脑电描记法、全息影像生成、模拟、姿态追踪等技术，搭建起元宇宙技术系谱的交互平台；在虚实共性层面，数据存储、数据共享、数据互操作等技术，则维系了元宇宙技术系谱的基本生态。在一定意义上，元宇宙象征着现阶段人类最为前沿的信息技术系谱的现代性延展，而其技术的集成意蕴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现代化的深处。得益于元宇宙技术的综合集成，生产模式、经济形态、组织架构、规则秩序、生活方式等，均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二）映射现实世界的原生效用

作为对现实世界的镜像（11）呈现，元宇宙的世界观代表了新的技术高度与算法深度。同时，在拟真的状态中，元宇宙通过块链式数据结构，为书写痕迹中的“外我”赋予了技术与机械力量。然而，在数字化空间与数据流窜动的表象下，元宇宙的发展掩藏着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的矛盾与斗争，即“生命产生差异—技术消弭差异，生命象征偶然—技术导向必然，生命昭示律动—技术趋向稳定”。诚然，这一矛盾问题在工业技术、数字技术诞生之初便存在。但在元宇宙的世纪里，技术与人文之间的立场分歧与利益鸿沟，更为深刻地阻滞着元宇宙对现实世界中的信息进行叠加创造的效率。元宇宙内在的原生性创作如何突破谵妄的数据流外壳，并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外显和强化，成为其超越工业机器虚幻与数字技术魅惑的关键所在。对此，现实的开解之道趋向于打开数智结合的统一性通道，即通过矢量与数据载体的虚实融合，将技术与人文之间的脱节与弥合，转换为文化及工业标准之间的断裂与重构。例如，上海发展元宇宙的做法是以现实社会为核心，凭借虚实融合的内容研发以及平台培育，构建新的经济社会与产业形态。（12）利用这种虚拟与现实之间深度谐变的关系，元宇宙可以在镜像化世界的演绎中开辟人类智识演进与现代技术变革的共存空间。

（三）拓展人类能力的增强效用

早在元宇宙兴起之前，包括文字、语言、艺术等在内的表达性符号已对人的遗传学意义上的能力进行了技术化赋能。元宇宙的出场增强了这种技术化的主体能力。斯蒂格勒认为，虚拟空间并不是一个有别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种空间，而是世界自我投映所借助的机制的拓展。（13）作为承载人类能力的“无机的有机物”，元宇宙通过脑机接口、穿戴设备等技术的“有形寄生”，有可能实现技术义肢附着于人的“无形寄生”。微软已上市的一款应用混合现实技术的护目镜“HoloLens”，能够实现时时输出被扫描实物的3D形态，并供用户根据体验需要进行自由修改。HaptX研究机构也设计研发了一款名为“HaptX Gloves”的触觉手套，用户可以感知虚拟对象的形状、运动、质感、温度等信息。这些取得初步进展的研发案例表明，元宇宙概念下的技术义肢可能不仅弥补主体一般性能力的流逝相位，而且具有增强主体延异性潜能的激活效果，其可以被视作是技术化的主体能力的再次强化。它的形态构成、功能运维及价值指向，来源于人的生存境况、感官体验、视觉生态、思想意识等主体能力的“栖息地”，但又跃出了这些“栖息地”的边界。受这种增强效用而“后种系生成”（14）的人类主体将寄生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拟真现实（ER）与脑机接口等一系列新的虚实交互的技术世界中。

总之，充当技术义肢角色的元宇宙总是试图在相关技术发展的未终结状态中找寻某些既成的代具来填补未终结状态，以期实现与先前允诺的相符性。其实，元宇宙的技术赋能效用远不止于此。斯蒂格勒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启了“技术假设行为”的新型决策模式——不再囿于“其所是”的现实“法则”描述，而是擅长改变各种进程并创造一个新的现实。（15）元宇宙技术的进阶式应用，旨在打造类似斯蒂格勒所描绘的虚拟时空中的“新的持留体系”。（16）这不仅加速了以技术符号性与“感知—记忆”融合性为座架的超工业化进程，而且促逼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类不断跨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技术沟壑，以更好地栖身。由此，围绕技术赋能而展开的有关元宇宙的讨论，其实包含关于未来可生成性的人的生存样态的追问。

三、在技术“黑箱”中确定可行方向：作为生存之境的元宇宙

实际上，依托互联网化的生活方式与人的现实生活的密切交织，元宇宙化（虚实互渗、人机交融）的生活世界已经悄然拉开序幕。包括互联网发展瓶颈、消费者体验受限、数字资产估值困难、数字平台间价值传递受阻等在内的一系列关乎未来人的存在的生成性难题正在被元宇宙技术“治愈”。而身处元宇宙化持留状态的人们，将可能凭借有所运思的增强现实技术等进入到一种全新的数字化和拟像化世界。然而，这只是人类元宇宙化生存之境的一种可能性。斯蒂格勒认为，由科学技术催生的“技术假设行为”决策模式，并非带来唯一的确定性，而是“必须在不计其数的可能性中确定方向”，“在由所有这些可能性所构成的黑暗中”进行甄鉴和取舍。（17）这启示我们，应当以“黑箱”式的方法理路来认识和擘画人类元宇宙化存在的此在状态，在诸多可能性中确定未来人类生存之境的生成性方向。

（一）技术药理学收敛与一般器官学绽出

科学技术的历次迭代，昭示着新的突破与发展，也预示着新的变革与挑战。由前文可知，元宇宙化的存在将可能超越人类现有的对原生回忆的即时感知与对记忆图景的系统调用，形成人类主体性再生或再进化的契机。这并非意指元宇宙所构筑的将是一种超人类主义的此在形态，恰好相反，不论元宇宙的功用如何增强或拓展，其发展旨趣仍不外乎是人类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必须掌握的技术创新之物，是应对人类文明发展内部问题的基本手段。按照斯蒂格勒的理解，即是凸显技术的药理学（pharmacology）性质，依托元宇宙不断广延的技术谱系，现实地成为医治人类存在之痛的技术药方。但技术作为“药方”，使用不当又会释放毒理性伤害，威胁人类存在，甚至把人类推上自我毁灭的不归之途。如何尽可能地发挥元宇宙技术的药理作用，同时收敛其潜在的毒理性威胁？这就需要呼唤技术的一般器官学（general organology）出场。斯蒂格勒预言，技术过分饱和将引发人们对于未来与当下的无力感与失控感，也将带给人们各种发展“模式”间的纷争。（18）元宇宙的发展也不例外，它使作为人类生存之境的此在处于不确定的、各种相互矛盾的可能性中。不过，因技术而起的这种纷争并非无法调和、不可挽回。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类似生命形式的、器官学意义上的存在，它通过器官学的组织形式开展工作。所以，维系器官学意义上正常工作的组织秩序显得尤为关键。技术的一般器官学力求建立作为主体的人、技术体系与社会系统三者紧密关联且协调合作的规制机制。（19）并且，为划清技术的药理学与毒理学界限，其呼唤一种国家机器的介入，以确保各个子领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为争取作为人类存在的此在相对稳定的发展作出贡献。从当前各地政府关于元宇宙发展的技术路线图以及与之匹配的产业架构体系来看，从虚拟现实之于现实世界的场景镜像化，到虚拟空间之于用户的操作镜像化，再到数字智能之于现实的人的意识与人格镜像化，发展中的元宇宙在多元调适的规制逻辑中绽出了斯蒂格勒一般器官学所指称的技术药效。在主体之维，显现为加强基于道德伦理的自我约束规则的建设力度；在技术体系之维，强调技术应用的人本底线规则，彰显技术的生命性指向；在社会体系之维，注重引导元宇宙平台树立义利统一理念，坚守数字正义的公共性规则。

（二）数字资本增殖与技术权利争取

得益于各种数字计算工业的融合发展，元宇宙将可能揭开一个全新的“后种系生成”时代，实现人类在历史时间性中存在的生成性“进化”。然而，在当下这种进化的初级形态中，我们看到，数字权力扩张、数字企业垄断、数字平台竞争等激进进化的动向导致人类的数字权利日渐式微。这不能不引发更深层次的隐忧，即当元宇宙化的生存之境到来之时，数字资本可能通过数字孪生、虚拟空间映射、空间价值传递及数字生态去中心化等编码系统的延异进行无限扩张，严重威胁数字用户的权益保障。尤其是数字资本作为新型虚拟数字生态背后隐而未彰的驱动逻辑，正在编织起一整套攫取剩余劳动价值的技术体系。如此一来，元宇宙技术的迭代与应用，本质上仍就是当代数字资本面向未来人类生存之境的提前设计与确权。置身其中的人类依然有可能处在资本增殖逻辑裹挟技术发展逻辑的旋涡之中。届时，一切关于人的技术性信息，包括人的数字身份、数字资产、数字劳动、数字货币、数字消费、社交互动等虚拟衍生形式，本应以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的生产生活劳动为源泉才能获得价值创造的合理性，却可能以普遍化的数字价值增殖形式被持留。斯蒂格勒也预判了技术与资本在现代性的持续发展过程中走向联合的后果，即资本将不再立于技术背后寻求投资机遇，而是通过对技术进行扶持和组织来预先准备，旨在获得工业产品意义上的“利”。（20）在此逻辑下，人类元宇宙化存在的结果可能是“丧失原始的意思和视野”（21），即人类作为行为主体的原型可能被数字资本无视，由此而产生的意思位移将会从人的存在过渡到利润的获取。那么，何以规避元宇宙化生存之境中人的“丧失”？我们可以回到斯蒂格勒“后种系生成”的方法论意蕴中。在斯蒂格勒看来，人之为人的本质、人的意识以及人类历史是与技术相生相伴的，他甚至将技术现象的萌发视为人类在历史时间性中存在的第二起源。人类对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一方面使得人的本质在现代性中得以彰显，另一方面使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相继为技术所“贯穿”。所以，“后种系生成”观照着“人类创造性实践活动建构人类存在”的唯物主义历史叙事。未来人类的元宇宙化生存之境，即便不可避免技术与资本的“共舞”，但也不能湮灭技术与人的形成的深度耦合。坚持以人类主体为中心，按照人类自身利益来规定未来可能性世界的生成性向度，争取人的身心完备健康、技术体系高效持续、社会运行平稳有序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啻为控制数字资本扩张、捍卫人类技术权利的有效对策。

（三）人类纪熵化与智识本体化

海德格尔认为，在解释任何存在之时，此在出发的基础视野是时间性。它是“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22）关于人类元宇宙化存在的此在状态，其内置的也不仅仅是此在可能生成的“未来已来”之结果，还有此在何以可能生成的时间性视野。如今在尖端技术的加持与赋能之下，元宇宙正向人类展现一个消融边界、超越阈限的交织过程。在此之中，人类有机会通过元宇宙的技术化代具见证虚拟与现实的物理性极限被彻底打破的过程，也有机会借助虚拟数字人的沉浸式活动参与预演未来创造元宇宙原住民的过程。而无论是何种可能的时间性沉淀，人类从现时代到真正叩开元宇宙世界之门的过程，必然是新的转型的过程。“一个真实与虚拟、现实存在与再现存在、人类思维与计算机处理交织的世界正向我们慢慢走来。”（23）斯蒂格勒关于生成与未来之间的秩序重估也突出了这种时间性视野。他认为，自人类纪（24）以来，一个巨大的转型正在生成过程之中，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熵的体系，于当前人类正在走向未来的转型而言，熵即是自动化的普遍化形式。斯蒂格勒强调，人类纪熵化是难以为继的，它将导致大规模自动化对人类智识能力的清除。通往元宇宙化生存之境的转型进程，典型地呈现着斯蒂格勒对于人类纪熵化的忧虑。如前所述，作为构筑元宇宙世界的技术系谱基底，其四个层面的延扩均嵌合熵增的逻辑。物理空间技术向“5G+云计算”以及6G发展，旨在极限提升元宇宙的通信基础，建立万物自动互联的新系统；虚拟空间技术借助数字孪生的数据流在本体与孪生体之间自动传输，以期实现从复刻、仿真现实世界到创造全新的拟像世界的发展突破；虚实交互技术与虚实共性技术，从AR、VR、MR、ER向XR融合，也正在颠覆传统人机交互模式，朝着虚实自动转换、装置自动切换的新模式跃迁。对于这种大规模、普遍化的自动化趋向，斯蒂格勒指出：“尤其要考虑精神和集体的个体能够和自动装置达成什么样的关系。”（25）人与自动化的和谐共进是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但自动装置或自动化存在的原理，即是绕过心灵间的协商功能，从人类智识的版图中挣脱。所以，时间性意义上的元宇宙化存在的此在，可能意味着人类智识功能的失调——关于未来如何生存、如何行事及如何思考的智识在减退，并表现为精神意识的失序以及观念、情感、技能等匮乏。面对人类纪熵化的症候，斯蒂格勒希望辟出一条“知识—理性”式的负熵道路，以帮助人们逃离自动化驱使下的自我毁灭困境。这一呼唤人类智识复归的负熵转向思路，为真正走向可生成的元宇宙化生存之境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为了防止人类在元宇宙世界中坠入熵化的虚无主义囹圄，作为概念的知识、作为生存之道的知识以及作为应变之道的知識，是不可或缺的负熵之物。在习得知识的过程中，重新激活被自动化所遮蔽的人类理性官能将成为可能。并且，理性的回归为未来可能的生成性此在设定了一种统一性基准（可能存在缺陷，但蕴含统一性的吁求），令人类在探索元宇宙的负熵道路上拥有判断是非的依据和恢复主体机能的自律。

四、余论

综上所述，元宇宙之所以深受追捧、引领潮流并成为“风口”，与其出场逻辑中所辐辏的话语向度、技术向度及人类文明向度密不可分。因循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运思理路，元宇宙的存在意义跃出了褊狭的技术生命流程与纯粹的技术时间视角，并现实地塑造了元宇宙发展的复调化面相——舆论话语面相、技术义肢面相与人类生存之境面相。这为人们在关于元宇宙的认识论纷争中达成共识，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因为对于人类自身而言，唯有把握元宇宙“是什么”，才能对元宇宙“从哪来”“往哪去”的问题进行科学研判并做出合理预测。按照斯蒂格勒“逃离人类纪”的说法，亦即负熵化地运用元宇宙，发挥其一般器官学意义上的药学效用，遏制其可能携带的毒理影响。当然，要彻底厘清元宇宙的持存本质，仍须坚持面向现实的人本立场。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由于人的需要层次越发多元化、时效化、个体化，技术的发展也呈现出领域广、迭代快、导向性强等趋势。现实的人的需求变革不断催生元宇宙发展的新增长点。所以，对于元宇宙本质的探索，应当面向满足人类现实需要的技术叙事在场，而非陷入迎合数字资本主义或技术消费主义的逻辑怪圈。要从现实出发，在技术解蔽与人的本质复归的双向互动中持续追问元宇宙的本质属性，警惕走向形而上的失效与虚无。

注释：

（1）（21）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50、3页。

（2）（3） 李林福：《极简元宇宙》，黄艳涛、孔军译，中译出版社2022年版，第6—7、24页。

（4）（8）2022年1月21日，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面向社会发布了《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2.0版》（未刊发的电子版研究报告）。该报告从元宇宙的概念起源、概念与属性、技术与产业链、场景应用、风险点及治理等七个部分，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元宇宙的发展历程。

（5）（7） 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0、75页。

（6）（10）（18）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5、152页。

（9）（13）（15）（16）（17）（20）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183、254—255、184、254、255页。

（11） 有观点指出，元宇宙的镜像并非单纯地复制现实世界的形态、信息、结构等要素，而是要对复制的信息进行高效性和扩展性处理，从而能够扩容以处理更多信息，创造出比现实更拟真的场景。参见金相均、申炳浩：《解碼元宇宙：未来经济与投资》，黄艳涛、孔军译，中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12） 郑莹莹：《“元宇宙”写入“十四五”规划 上海前瞻布局“虚实融合”》，中国新闻网2022年3月15日。

（14） 斯蒂格勒认为，当人类完成生物学意义上的种系进化以后，其在历史时间性中存在的关键支点就不再是生命印记的遗传性获得，而是非遗传性的后种系生成的技术记忆——建立文码和程序的类型学。它不是生物决定论式的编码，而是包容了此在之未来的一切存在的数字。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149页。

（19） 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105.

（22）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页。

（23） 金相均、申炳浩：《解码元宇宙：未来经济与投资》，黄艳涛、孔军译，中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页。

（24） 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影响，地球的一些地质特征因此发生变化，地球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年——人类纪。

（25） 贝尔纳·斯蒂格勒：《逃离人类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作者简介：程丙，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