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玮玥

提起宋朝人的生活，少不了瓦舍勾栏。瓦子勾栏里吃喝玩乐，无所不有，因而有“勾栏不闲，终日团圆”的说法。雨后春笋般散布在街头的勾栏瓦舍，让宋代人多少都拥有了一点“小确幸”，成为了在柴米油盐间隙里的光。

主持人：可以说，瓦舍勾栏就是宋代的商业综合体，在这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勾栏瓦舍是怎么形成的？其中的娱乐活动有哪些？

曹晓波：宋元时期，人们把商业性游艺场所称为“瓦舍”，而将瓦舍里设置的剧场称作“勾栏”。瓦舍里的勾栏，就是在房舍外搭建的简易剧场。在瓦舍里作场的艺人，大抵都设有布棚，布棚以外用栏杆或草绳之类维护起来，俗称“看棚”或“邀棚”。布棚中央，用低矮的栏杆围出一块场地以示与观众有别，演员在里面演出，这种看棚就叫勾栏。从前的临安城并没有瓦舍，直到宋室南渡，大量北方军士涌入临安，为了给军士提供娱乐场所，就把瓦舍也迁移到了临安。

临安城内的瓦舍大多在御街（今中山路），其中数众安桥的北瓦最大。《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南宋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写着：“故老云：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以军士多西北人，故于诸军寨左右营创瓦舍，召集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其后，修内司又于城中建五瓦，以处游艺。今其屋在城外者，多隶殿前司，城中者隶修内司。”

勾栏和瓦舍里有许多娱乐项目，比如说唱、歌舞、杂剧、南戏、傀儡戏、器乐、百戏、相扑、驯兽、魔术、杂技、弈棋等。且这些大门类里还有小门类，就说唱而言，包含小说、讲史、杂扮、吟叫等。据记载，众安桥的“羊棚楼”，是一个北方气息极浓的酒楼，井字结构，四面走通，也称“井字楼”。“羊棚楼”与杭州的酒楼风格大异，整体类似羊圈，中间是娱乐场所，让北来的人有“杭州即汴州”的感觉。

另外，每座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不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称，汴京“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勾栏里的演出从早上演到晚上，从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正如《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所说，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九中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这刚好符合瓦舍的特征，即游人可随便进出瓦舍，看客们也不是一定得进勾栏看演出，也可只来瓦舍找吃喝。

勾栏瓦舍的从业者，名为“优伶”。其中有插科打诨的“付末”、装痴卖傻的“付净”。演出往往是单口或双口，以讽刺时弊为多。伶，就是乐工，有独奏、合奏的，也有为歌舞、杂剧配乐的。若以乐器来区分，大致有十六种。

宋杂剧也是瓦舍中受追捧的项目，胡忌《宋金杂剧考》认为，宋杂剧包括滑稽戏、歌舞戏、傀儡戏三种。后人往往将《窦娥冤》《西厢记》等院本杂剧归入元朝，但是在南宋灭亡的1276年之前，关汉卿已在北方有过不少院本杂剧的创作了。如同话本小说《水浒传》，《窦娥冤》经过了几十年的打磨才迎来最终的成熟。院本杂剧具有完整的故事性，大多表达的是对苦难和压抑的由衷倾诉。

现收藏于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西湖清趣图》，描绘有南宋杭州的一处瓦舍——钱湖门瓦子。从画面看，瓦舍是一个方型建筑群，勾栏层层围绕，表演场所极多，外围商铺林立。据《临安三志》记载，南宋杭州的一部分瓦舍是政府出资兴建的，纳入城市公共设施进行管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管理制度的科学与民主。

主持人：宋代说书人偏爱的《大宋宣和遗事》流传后世，此书对《水浒传》的产生有重要影响。罗烨《醉翁谈录》中也记载了“石头孙立”“青面兽”“武行者”等话本的明目。还有西泠桥边有武松墓、六和塔是鲁智深圆寂之地。杭州和《水浒传》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王益庸：《水浒传》宋江起义发生地在山东，但杭州是水浒故事的孕育和发展之地。南宋迁都杭州后，一大批艺人也南下临安。随着瓦舍勾栏的繁盛，加之民间艺人的创作、演绎，通过激昂的侠义故事，水浒故事逐步丰富，成全了老百姓心目中的侠客梦。到了元末明初，既会说书又会编辑的施耐庵，将累积了三百年、逐渐成熟的水浒故事写成了光耀千古的《水浒传》。明代嘉靖年间，杭州容与堂刊印百卷本《水浒传》，署名“钱塘施耐庵”。

《水浒传》中，有三处提到了勾栏瓦舍：一处是雷横遇到了勾栏中的女艺人白秀英；一处是青州清风镇上的几座小勾栏；还有一处是元宵之际，燕青、李逵等人扮作客商潜入东京看花灯，先到桑家瓦子看热闹：“两个手厮挽着，正投桑家瓦来。来到瓦子前，听的勾栏内锣响，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丛里，听的上面说评话。”

《水浒传》中，大量地理地名、山川形胜、物产民俗、方言土语都可见杭州的光影，其中九十五回至九十九回写的基本都是杭州故事，也说明了施耐庵对杭州的了解，将杭州的山山水水都纳入其中。话说《水浒传》中宋军分两路来袭，其中南山一路在“定香桥”遇到李逵，爆发了征方腊的第二次战斗。“定香桥”其实在杭州极为冷门，它是花港观鱼大门口的一座小桥，几乎只有对杭州极为了解的本地人才知晓它的存在。而西溪的深潭口徐家横，被人称为“小梁山”，不远处的翠苑街道，还有一个宋江村。

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中，运用杭州方言多达一百余条，最具杭州方言特色的“儿”音随处可见，王进挑了“担儿”，史进戴了“帽儿”，李忠插把“纸标儿”，金翠莲插支“玉簪儿”，鲁达丢了“蝶儿”“盏儿”等等，成了《水浒传》中有趣的地方。此外，杭州地名也多次出現在《水浒传》中：富阳、北新桥、宋江村及南宋时杭州的各个城门均多次出现。杭州民俗里，也融入了水浒文化遗留下的重要元素，例如西溪花朝节及杭州特定节日里的一些习俗等。

《水浒传》中的武松，其实也出自杭州。北宋宣和年间，杭州有个知州叫高权。某日，高知州得空，在市井间闲逛，遇到了武松正在街头演武献技。因见武松容貌奇伟又武艺娴熟，高知州便放下了身份，折节与之交谈，并把武松招进了州衙。然而风云突变，高权后来被弹劾罢官。之后，太师蔡京之子蔡鋆接替高权，继任了杭州知州之位。但蔡鋆借父之权势，欺上凌下，肆意妄为，杭州民众被其恶政所侵，多有苦不堪言者。由是，杭州百姓对蔡鋆怨声载道，纷纷称之为“蔡虎”。武松看不惯蔡知州，在一次蔡知州巡视路上，趁机刺杀了他，此后武松被捕，惨遭杀害。但老百姓敬重武松，为纪念这位“打虎英雄”，在西湖西泠桥畔设立了“宋义士武松之墓”。这位英雄也给施耐庵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成了他良好的创作素材。

一部《水浒传》写尽了宋元故事，也处处可见宋时杭州城的风土人情。历史长河川流不息，瓦舍勾栏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宋人休闲生活的多样性，也开创了中国式剧院的“黄金时代”，对后世文化发展与传承影响深远。

本栏目由本刊与杭州市城市品牌促进会、

杭州西溪两岸文化交流中心共同推出

【编者按】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阶段，宋韵文化也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2021年8月，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的工作要求，并将逐步推进宋韵文化和南宋文化理论研究、宋代历史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宋韵文化遗址保护展示、宋韵文化旅游开发、南宋文化品牌塑造、宋韵文化和南宋文化宣传推广等“六大工程”。宋式生活美学是杭州与宋代的连接点，以它为代表的生活态度，正悄然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