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文喜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 安阳 455000)

牛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严格地说,牛是对黄牛、水牛、瘤牛、牦牛的统称。由于分布地域等条件的限制,一般而言主要指的是黄牛和水牛。甲骨文当中有“牛”“兕”两个字与牛有关,但是具体指代哪种动物,曾引起过长期的争议和讨论。目前学界对于这两个字所指动物的认识逐渐清晰。一般认为,“牛”是家养黄牛,“兕”特指广泛生存于商代时期的野生圣水牛。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手工业产品中包含有一些牛形器或牛形纹饰,考察其形体特征尤其是角部特征,无论是具象或半具象,多应取材于圣水牛。本文搜集了多年来殷墟科学发掘出土的与圣水牛相关的各类典型器物,以便大家进一步探讨。

一、甲骨文中的“牛”与“兕”及相关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在全新世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商代的遗址中曾广泛发现有水牛骨骼遗存。1925年英国学者Arthur T.Hopwood(胡步伍)通过头骨测量的方法,在河南出土的动物化石中发现并命名一种全新世水牛种,这种水牛的粗短角心与西方传说中长角魔鬼梅菲斯特形象相似,故将其命名为 Bubalus mephistopheles,即“魔鬼水牛”之义(10)Hopwood.A.T..A new species of buffalo from the Pleistocene of China.Ann.and Magaz.of Nat.Hist .Ser.9.Vol.XVI(1925):238-239.。1936年德日进、杨钟健在殷墟动物骨骼遗存中发现有牛属及水牛属各一种,其中水牛属骨骼与胡步伍鉴定的新种特征相符,分别命名为Bos exiguus及Bubalus mephistopheles,在其研究报告中文摘要中分别译为“牛”及“圣水牛”(11)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12号,第1册,1936年。。圣水牛因此得名。1948年,杨钟健、刘东生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进行鉴定,认为圣水牛的骨骼数达千件以上,并认为其可能是家养动物(12)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1949年,第145-153页。。1954年石璋如撰文补充说明,安阳的水牛骨骼并非仅殷墟时期地层出土,还应包括此前的仰韶、龙山时期(13)石璋如:《河南安阳小屯殷墓中的动物遗骸》,《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5期,1954年。。因此,殷墟时期发现的数量可能并没有那么多。

虽然从考古出土的牛骨遗存中区分出圣水牛并非易事,但动物考古学家还是从头骨的解剖学特征,尤其是牛角上分辨出了黄牛与圣水牛。裴文中、李有恒对1973-1974年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圣水牛角鉴定如下:角的上面十分平坦,前面稍向后倾斜,成平缓的弧形。角的下面微向下方弯曲,犄角横剖面基本上成一等边三角形,角尖向后方弯曲;整个角很短很壮实(14)裴文中、李有恒:《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之兽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1-188页。。与之相比,现代普通家养黄牛的角根圆形,较短且多弯向前。中国南方常见的家养水牛的角长而扁,并向后方弯曲。(图一)

传统的观点将中国境内新石器和青铜时代发现的圣水牛多视为家养水牛,是现代家养水牛的祖先。但近年来刘莉(15)刘莉、陈星灿、杨东亚:《中国家养水牛起源探讨》,《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胡松梅(16)胡松梅、刘莉、尹申平、陈星灿:《陕西近年出土的水牛遗存及中国本土水牛的进化》,《华夏考古》2007年第4期。、王娟(17)王娟、张居中:《圣水牛的家养/野生属性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商代出土的圣水牛与现生家养水牛在形态和基因上均有明显的区别,圣水牛很可能并没有被驯化,应该还是野生水牛。动物考古和古DNA研究表明,中国家养水牛的起源应该是圣水牛灭绝之后的事,可能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由南亚西北部地区传入中国境内的(18)刘莉、陈星灿、杨东亚:《中国家养水牛起源探讨》,《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图一 圣水牛与现代家养黄牛、水牛

张之杰先生曾遍查图籍,发现商至西周之牛形及牛首形器,不论具象或半具象,其角形皆取象于圣水牛(19)张之杰:《殷商畜牛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此说甚是。但是他将圣水牛推测为家畜,并认为甲骨文之“牛”字专指圣水牛,或与事实正好相反(20)胡洪琼:《殷墟时期牛的相关问题探讨》,《华夏考古》2012年第3期。。殷墟时期,圣水牛的形象广泛应用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上,除了少数制作粗糙的陶器外,其他用整牛或牛首形纹饰装饰的器物或部件,从体态特征特别是牛角特征可以判断出绝大多数是以圣水牛为原型塑造的。因约定俗成,我们仍然称之为“牛”,而非“兕”。

二、青铜器上的圣水牛

以牛首为装饰性纹饰的青铜器在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等遗址已有零星发现(2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15-818页。。商代晚期的殷墟时期,以牛首为装饰性纹饰的青铜器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但以牛为主题纹饰或单独造型者仍较为罕见,所发现者均为王室或高等级贵族随葬使用的礼器。

牛方鼎 1935年在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墓中出土(22)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一〇〇四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131-133页。。M1004为一座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时代属于殷墟三期。因历遭盗扰,墓内遗物早已被洗劫一空,难以确定墓主是哪位商王。但在南墓道与墓室相连的地方幸未盗扰,出土两件大铜方鼎,一件为牛方鼎,一件为鹿方鼎,另外还有铜戈、矛、盔及玉磬等随葬品。牛方鼎通高73.3厘米,口长64.1厘米,宽38厘米,重110.4千克。鼎为方唇,折沿,立耳,深直腹,平底,腹下有四柱足,内空。大鼎四隅及四面正中均饰有扉棱。沿下颈部饰夔纹带,腹部四面主纹均为浮雕式正面牛首形兽面纹。兽面阔口大张,圆角方眼,一字形瞳孔,眼上有眉,眼旁有耳,头上有一对大角,角根粗壮,双角呈弧形向后收拢,角上有折线纹理。牛头上方相对饰有尖尾夔纹,两边有面向牛头的鸮鸟。四个粗壮的柱足上部亦饰牛首形兽面纹,下饰有蕉叶纹。 内底铸有一个阴刻铭文,显示的是一个动物的侧影,头上有角,四肢粗壮,长尾下垂。头部刻画最为生动,其吻部很大,张嘴、圆眼,头后有一只向后弯曲的大角,角根粗壮,角上有纹理,与兽面纹中的牛形象相似。该铭文原释为“牛”字,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标明鼎的用途,为盛牛牲之器。杨宝成先生曾指出,把青铜鼎区分为烹牛的牢鼎,盛庶羞的陪鼎等,那是东周时的青铜礼制,不能用其去套合商代或西周早期的鼎制(23)杨宝成、刘森淼:《商周方鼎初论》,《考古》1991年第6期。。现对比新的研究成果,这个铭文与甲骨文中的“兕”非常近似,这件牛方鼎实应为“兕”方鼎。整器形制庄重宏伟,纹饰精美神秘,是目前殷墟出土的唯一一件以圣水牛正面形象为主题纹饰、且自铭的王室青铜礼器,和与之并置的自铭“鹿”方鼎一样都是表现的野生动物的形象。(图二,1)

图二 圣水牛主题纹饰和造型的青铜器

亚长牛尊(M54:475+146) 2001年花园庄东地54号墓出土(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124页。。该墓规模较大,险遭盗掘,墓内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总数达577件,其中青铜器265件,多数青铜礼器及兵器上铸有“亚长”“长”铭文。M54时代属于殷墟二期偏晚阶段。据研究推测,墓主可能来自于商王朝东南方向的“长”族,是商王武丁或祖庚、祖甲时期的一位高级武将,身份极为显赫。因战国卓著、以身殉职,被商王葬于宫殿宗庙区内。

这件牛尊是一件商代盛酒礼器。通高22.5厘米,长40厘米,重7.1千克。整器为一头写实性的圣水牛造型。牛抬头前伸,吻部大而突出,微张口,口内中空。体态浑圆,四足粗短,臀后一尾下垂。牛背微下凹,上有长方形口,有铜盖扣合其上,盖面饰对夔组成的兽面纹。整器以云雷纹衬地,其上又饰有鱼、鸟、虎、夔、兽面等纹饰,纹饰繁缛细密。在牛颈下部及器盖内壁,铸有铭文“亚长”。牛尊最突出的特征是头上的一对三角形短角,向后方伸长,又稍向内弯;从顶面看,两角心与额骨连成一轮较窄的新月形,牛角上饰节状纹。这是目前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以整头圣水牛为造型的青铜礼器,逼真传神地再现了圣水牛健壮肥硕、神态温顺的体态特征。(图二,2)

商代青铜爵、壶、罍、卣的鋬首或提梁两端常铸成兽首形浮雕图案,又以牛首形居多;在罍、尊等器身下部也会单独附上一个浮雕牛首作为装饰。通过辨查,模仿的也是圣水牛首的形象。

亚址罍(M160:140),1990年郭家庄M160出土(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88-89页。。M160保存完整、规模较大,共出土青铜器291件,其中礼乐器44 件,41件上有铭文,以“亚址”铭居多,墓主应属“址”族,墓中所出的铜器群,是殷墟第三期晚段的标准器。

这件圆罍通高44.8厘米,口径17.5厘米,圈足径17.5厘米,重14.2千克。口微侈,方唇,短颈,圆肩,深腹,矮圈足。全器以云雷纹为地纹,其上又装饰有三角蝉纹、夔龙纹、圆涡纹、兽面纹等,纹饰繁缛,造型华丽。肩有一对半环状耳,耳中套一圆环。耳上方呈浮雕形圣水牛首,吻部前突,阔鼻大耳,圆睛凸出,口部下端与耳相连,双角向脑后伸展与器体相连。下腹另有一个圣水牛首形鼻钮,造型与耳上牛首相似。在颈内壁与下腹牛头形鼻钮相对应的位置有“亚址”铭文。(图三,1)

图三 青铜器上的圣水牛纹饰(一)

四足盉(2008ALNJ30:15),2008年出土于殷墟刘家庄北地30号水井内(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7期。。口径13.1、通高19.5厘米,重2.0千克。盖已锈蚀不存。器身侈口,方唇,长颈,圆鼓腹,前置斜流,下腹分裆,裆线较浅,四柱足较高。自颈部至腹部,有一半环形兽首鋬,鋬顶端为浮雕牛首,牛首吻部前突,阔鼻大耳,圆睛凸出,口部与鋬相连,双角向脑后伸展与器体相连,头顶为半圆形环,环内衔“8”字形链。器体以云雷纹为地纹,其上饰有对夔式兽面纹、分解式兽面纹等。口沿上内壁有铭文“父□析子孙”,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晚段。(图三,2)

铸造青铜器上牛首形装饰使用的陶模、陶范在殷墟铸铜遗址中也屡有发现。如2003年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一件兽头陶模(H687:76)(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三):殷商遗存:铸铜遗物》,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42-45页。。残宽3.7、残高8.3厘米。浅灰色泥质,鋬耳上部雕刻成浮雕牛头,宽吻阔鼻,“目”字形眼,眼侧有耳,头上一对三角形角,角尖弧形内收,其上还刻有纹理,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应是一件青铜簋、罍、斝或爵的鋬或耳上部的兽头模。(图四,2)

箕形器 这种器物基本形制为簸箕形状,其用途、定名还有待研究。1977年小屯村北M18出土一件(77AXTNM18: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通长30.5、高7厘米,重2.3千克。此器形如簸箕,底近长方形,左、右、后三面有竖起的挡板。后挡板中部有略上翘的短柄,柄后端铸有一个正面兽头纹。方吻、大耳、圆眼,角根粗壮,角尖向内略弧。原认为是龙头纹,从头部的双角特征判断也应是一个圣水牛首纹。(图四,1)

另外,在殷墟出土的车马器中也有做成牛首形的小物件,还出土一些青铜牛角形器、牛首形面具等。

牛首面具,2017年大司空东地一座车马坑内出土(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资料,现藏于殷墟博物馆。。两角间宽约20厘米,长约11厘米,质较轻薄。模仿的是圣水牛正面形象,眼睛部有孔,头上双角,其用途可能是一种面具。商代巫术之风盛行,这类青铜兽面具多出土于车马坑中,应与战争有密切关系,属于巫术法器的一种延用。其作用一方面可作为人或马面部的防卫,另一方面也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和威慑敌人。(30)黄尚明、笪浩波:《关于商代青铜面具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2007年4期。(图四,3)

车衡饰(2004ASM231:11),2004年大司空一座车马坑出土一件(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 476-477页。。通高6.4、宽2.4-2.8厘米,重52.8克。呈正面牛首形,“目”字形眼,两侧有耳,牛角朝上竖起,角尖内弧,连成一轮弯弯的新月形,背面有一穿。(图四,4)

图四 青铜器上的圣水牛纹饰(二)

1.铜箕形器 2. 兽头陶模 3.铜牛首面具 4.铜牛首车衡饰 5.铜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策,即马鞭,策饰应为手执的部位。1935年殷墟王陵遗址M1049出土一件(M1049:R001099)(32)李永迪:《殷墟出土器物选粹》,(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第99页。。长22、直径1.7厘米,重101.3克。主体为一中空长管,顶端饰一个立体的圣水牛首,牛首宽吻阔鼻,“目”字形眼,眼侧有耳,头上一对三角形角,角尖弧形内收,其上还饰有纹理,形象生动。(图四,5)

三、玉石器上的圣水牛形象

相较于青铜器,殷墟出土的玉石器中圣水牛的造型数量较多。较大型的玉石器多为圆雕作品,常雕琢成整头圣水牛造型。整体轮廓粗具大形,局部以浅浮雕加阴线刻的形式表现,因材施艺,刀法简洁。小型的牛形玉饰件,圆雕、浮雕和片雕均有,辅以阴线或双阴线纹刻画细节,多数在上面琢有小孔,可佩戴。

石牛,1936年殷墟王陵M1500出土两件(33)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 第一五〇〇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第50-53页。。该墓也是一座带四条墓道的王陵大墓,同样历遭盗掘。但在南墓道与墓室相接的地方,有一片夯土所幸未被扰动,出土三对六件石兽,为二龙二牛二虎。摆放经过刻意安排,三组两两并排,头北尾南,首尾相连,形体大的龙在前,牛居中,小的虎在后。其中两件石牛造型相似,大小相近。均为圆雕作品,表现的是圣水牛的跪卧姿势。标本R14451:1,长28.3、宽11.7、高13.9厘米。其吻部呈方形,阔嘴微启,身体健硕,四肢蜷曲,臀部宽圆。用减地浅浮雕刻出角、耳、四肢、尾巴,双角连成一轮新月形,向后伸出贴于脖颈。用阴线刻出“目”字形眼,角上亦以阴线刻出纹饰。底面刻凹槽以示四足。(图五,1)

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小屯M5)是目前唯一一座保存完好,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共出土各类玉石器755件,是迄今商代玉器最重大的一次发现。其中有各种玉石雕牛6件,表现了不同动作姿态的圣水牛。

司辛石牛(M5:315),长25、高14厘米。白色大理石质,圆雕作品。伏卧状,前肢跪地屈于颈下,后肢较短,向前屈于腹下,短尾下垂。昂首,方吻前伸,张口露齿,两只大角呈弧形向后伸展贴于背部,角上刻有折线纹理;眼、耳、鼻清晰,背脊与尾阴线刻节状纹,腹部刻云纹。下颌上刻“司辛”二字。“辛”可能是墓主同辈对墓主的称谓,此石牛有可能是武丁为妇好所作的祭祀品。这件石牛形态生动、雕刻精细,生动地表现出圣水牛跪伏静卧的姿态。(图五,2)

伏卧玉牛(M5:982),长11、高5.8、厚1.5厘米。墨绿色,头部圆雕,身体浮雕。作伏卧回首状。体较长,张口翘鼻,两鼻孔穿通,目字形眼,双角粗短,向脑后伸出,前肢前屈,后肢屈于腹下,腹略鼓,细尾下垂。颈饰鳞纹,背饰节状纹,身饰云纹。所有纹饰均为双勾阴线,显出一种凸起的效果。前后肢下部正中分别刻有小槽,可镶嵌。商代玉狗、鹿、牛等肖生玉器常作伏卧回首之姿,表现的是动物警觉回眸的瞬间状态,翘起的臀部让人觉得它随时会因为突发状况而逃之夭夭(35)穆朝娜:《程式与变化——妇好墓出土肖生玉器的风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玉器篇》,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0页。。这件玉器表现的正是圣水牛警觉回眸的瞬间状态。(图五,3)

图五 圣水牛造型的玉石器(一)

1.殷墟王陵M1500石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2. 司辛石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3、4.伏卧玉牛(M5:982、4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伏卧玉牛 (M5:419),长3.8、高2.8、厚1.7厘米。青白色,有黄斑,圆雕。作伏卧回首状,口略张,鼻略突,方形目,细眉小耳,双角略翘,角尖稍残,身上以双阴线刻云纹。前后肢均屈于腹下,长尾下垂。四足刻出十字形槽,颈前有上下穿通的小孔。此件器物玉质细腻,雕刻精致,是一件难得的幼年圣水牛形象。(图五,4)

泅水玉牛(M5:1301),浅灰色,浮雕。长7.7、高2、宽4.2厘米。造型罕见,前肢前伸,后肢后展,头微昂,口半张,身体浑圆,臀间有一短尾,四足雕出偶蹄。头上刻“目”字形双眼,三角形粗壮短角,向脑后伸出贴于颈部,角上饰有雷纹,背部雕鳞纹,四肢为云纹。所有纹饰均以双勾阴线刻出一种凸起的效果。背面内凹呈弧形。下颌上有小孔,可佩戴。体量虽小,形态逼真,生动的再现了圣水牛游水的姿态。(图六,1)

殷墟发掘的其他墓葬中也偶有玉牛饰件出土。

伏卧玉牛(2003SM16:13),2003年孝民屯遗址M16出土(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四):殷商遗存:墓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 255页。。长3.8、宽2.3、厚0.4厘米。灰白色,整体受沁。扁平状片雕,体微弧。呈俯卧状,牛首低垂,前肢跪地,后肢踡曲,无尾。以减地阳线方式刻画鼻、眼、角、蹄,具有浮雕效果。角大后伸,角根粗状、角尖尖利,上有阳线云纹。嘴部有一个斜向双面钻孔,可佩戴。(图六,2)

图六 圣水牛造型的玉石器(二)

牛首形玉饰(1966ASM373:14),1966年大司空M373出土(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出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高2.79厘米,厚0.52厘米,最宽2.48厘米。灰色,玉质莹润,浮雕纹饰。是一件圣水牛的正面玉雕作品。“目”字形眼,双耳上挑,三角形双角向后弯曲,与额头连成一弯新月形。(图六,3)

四、陶器上的圣水牛形象

陶器是殷墟最常见的文化遗物,在居住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大量发现。综合原料、质地、陶色等多种分类要素,殷墟陶器可分为普通陶器、白陶、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等。普通陶器绝大多数表面都有纹饰,素面很少,常见的纹饰以绳纹为主,弦纹次之,另外还有附加堆纹、云雷纹、方格纹、联珠纹、兽面纹、乳丁纹等(38)牛世山、郭梦:《殷墟考古90年——陶器的发现与研究》,《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一些大型陶器、白陶器上还会贴塑兽头形浮雕装饰,或者在鋬部饰浮雕兽首,绝大多数都是牛首形象。

陶鬲(2016ASH16:31),2016年豫北纱厂一座灰坑中出土一件大型陶鬲(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地2015-201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9年第4期。。口径24.2、腹径33.2、裆高9.2、通高32.9厘米。泥质灰黑陶,侈口,方唇,短折沿,鼓腹,高弧裆,袋足,三柱状实足根。口沿下侧饰附加堆纹一周,腹饰细绳纹为地的三组高浮雕牛头形兽面纹,每足对应一组,两兽面纹之间以鹿角形图案补空,兽面纹均以云雷纹作地。牛首为“目”字形眼,圆睛凸起,两只长角呈弧形向后伸展,角根较粗,角尖尖利,角上刻划有折线纹。这件陶鬲时代属殷墟第一期晚段,整器造型规整,纹饰精细,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在袋足鬲上刻画牛首形兽面纹的大型陶器,可能是一件具有铜器特征的陶礼器。(图七,1)

图七 陶器上的圣水牛纹饰(一)

陶簋(1985AXTH111:14),1985年小屯西北地出土(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残高19.2、口径37.5厘米。泥质灰陶,侈口、厚唇、斜腹、圜底,高圈足残。上腹部饰小三角划纹,中填细绳纹,下腹饰菱形划纹及三角纹,内填细绳纹,上层三角划纹间贴牛头形兽头。时代属殷墟三期。这个牛头夸张的将双角变细拉长,但是双角上的节状纹饰显示仍应取像于圣水牛。(图七,3)

殷墟四期大量出现专门用作陪葬的仿铜陶礼器,其形态、纹饰、组合均与同时期的铜礼器相同或极近,一般由于材质的限制无法在其上刻画像青铜礼器一样细致的纹饰。

陶罍(2011ALNH2498:4 ),2011年殷墟刘家庄北地出土(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高36.3厘米,口径19.7、圈足径21.3厘米。泥质灰陶,卷领较高,折沿平而短,圆溜肩,斜腹内收,矮圈足,下口外侈,肩上附有两个对称横耳,耳上部为牛头形,耳间饰绳纹,中有双三角划纹,其中绳纹被抹去,上贴圈饼,饼上刻划圆圈六个。中腹饰细绳纹和双线三角划纹。这件陶罍时代属于殷墟第四期晚段,双耳上的圣水牛首造型逼真,刻划精细,是仿铜陶礼器中的精品。(图七,2)

殷墟出土的陶制工具或陶塑动物当中,也有圣水牛的形象。

陶圣水牛头,小屯宫殿区H171出土(42)李永迪:《殷墟出土器物选粹》,(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第286页。。长18.4、宽8.2、高8厘米,重1.3千克。牛首呈圆角长方体,宽吻阔鼻,嘴巴微张。采用堆塑法表示双眼及牛角,牛角贴于头顶向后伸展,角上还刻划有折线纹。(图八,1)

陶箕形器,其形制与铜箕形器相似,一般底下有四足,前端有柄,把首也经常做成牛首形(43)牛世山、岳洪彬、岳占伟:《殷墟出土陶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文中陶簋、陶罍、陶箕形器图片均采自本书。。在殷墟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一些带有斜孔和直孔的陶器,大部分残断,一般称为陶板,对其用途尚未有清晰认识,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商代计时器具的一种(44)岳洪彬、岳占伟、何毓灵:《商代计时器具初探》,《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185页。两件陶板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现藏于殷墟博物馆。。这些陶板许多都装饰有牛首饰。这两类陶器上的牛首饰做工较粗糙,但从角的形状仍可判断模拟的是圣水牛形象。

陶箕形器(1960APNT15-5:16),1960年殷墟苗圃北地铸铜遗址灰坑内出土。高10厘米。泥质灰陶,整体呈方形簸箕形,后侧无栏,中间平,底下有四足,前端有柄状握手,头端塑成牛头形,牛头前伸,后脑一对大角。(图八,2)

图八 陶器上的圣水牛纹饰(二)

陶箕形器(2011ASH59:2),2011年豫北纱厂出土。高10厘米,长12厘米。平面呈U形,前部圆弧形,后部近方。后面无边框,中部低,中间有十字形镂孔,前端上接牛头,方嘴前伸,眼、耳较小,眼球凸起,双角向脑后伸展,角尖内收。底部接四个矮平足。(图八,3)

陶板,1971年出土于殷墟高楼庄一座商代圆形墓穴中。残长18.5厘米,宽10、牛首高11.8厘米。泥质灰陶,整体形状呈一头躺卧状的牛形,足和臀尾部残断。牛首高昂,角根粗短,角尖稍残。牛背部平直,腹部平而略鼓。腹部有6个穿孔,左右分为三排。(图八,4)

陶板,2006年出土于殷墟任家庄制骨作坊区一座灰坑中。残长17.8厘米,残宽13.2厘米。泥制灰陶,平面略呈长方形,断面呈凹形。上面平面制作平整,背面内凹呈浅盒状。在上平在一角贴塑一个立体牛首饰。牛首饰所望方向钻一排3个亚腰形斜穿孔。(图八,5)

五、结语

从考古发掘材料分析,殷商时期商人对于已经饲养、驯化的动物,如马、牛、羊、猪、狗、鸡等,罕见用作写实性的雕像和装饰纹样;而对于尚未驯服或虚构的动物,却能在各类器物中见到它们的身影,如龙、虎、鹿、兔、熊、鸟等(45)胡洪琼:《殷墟时期牛的相关问题探讨》,《华夏考古》2012年第3期。。其中,无论是表示身份等级的青铜礼器、装饰佩戴的玉器,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陶器、专门随葬的仿铜陶礼器等,均可以发现圣水牛的身影,这种风格一直延续至西周时期。商代喜欢用圣水牛等野生动物的思想性,可能是由于这些动物未能驯化,野性十足,充满神秘,让人产生敬畏之心,从而促使人们模仿、制作其形象,甚至加以崇拜(46)何毓灵:《牛牲、牛尊与“牛人”》,《群言》2017年第4期。。圣水牛在殷墟时期分布仍十分广泛,商代人们应对其非常熟悉,因而在各种材质的器物上都留下圣水牛的印记。然而,随着两周相交之际中原地区气候转冷和人为过度捕杀等原因,圣水牛至东周时期最终灭绝(47)吕鹏:《动物考古学视野下的牛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02-10。。在之后的工艺品上也逐渐消失不见。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发现,一睹这种古代动物的风采。

(附记:文中采用器物,除注明出处者,其余均为殷墟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