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攀

一

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较早将现代小说的发展模式进行结构化的探索，尤其是自近代以来的“小说界革命”，以至五四的文学革命，叙事的“模式”一直在特定的轨道和谱系中进行转变，“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20世纪初受到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现代中国小说采用连贯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等多种叙事时间；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以情节为中心、以性格为中心、以背景为中心等多种叙事结构”[1]。在现代小说的生成过程中，革命性对于一种文体的新变和更迭而言，不仅意味着某种断裂性质的进化，而且当19世纪以来的革命史观投射于小说的发展时，又彰示出这种修辞形态对应的宏大旨归。尽管很多学者都指出极具革命性的小说实际上具有某种内在的延续性，但是传统性的辨认当然无法取消变革的内在需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从广义的层面而言，直至20世纪70年代，现代文学真正塑成了它的革命属性，新时期以来的80、90年代，小说内部的“革命性”发生转向，付诸后革命时代的二律背反，并由此推及关于小说“向内转”的革新，因此真正实现了包括外部驱动意义上的以及内部蕴含意味的“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