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同林 王太军

作为东西继《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之后推出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回响》依然是一部聚焦现代人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作品，延续了作家长期以来对复杂人性的持续关注和反复书写。小说肇始于一桩残忍的凶杀案，沿着破案缉凶、追查真相的叙事主线，借“推理侦破”之名，行“心理挖掘”之实，传达了东西对于情感、伦理、道德、人性等形而上层面的深入思考。自《回响》面世以来，其文本张力和思想意蕴引发众多知名评论家撰文“回响”，王彬彬指出《回响》是“在人性的平面上表现人性之种种不确定的小说”[1]，吴俊认为《回响》“呈现出一个具有生活经验性真实的隐喻文本”[2]，张莉表示《回响》“切实写出了当下时代人内心的情感危机”[3]……这些独到的评论，佐证了《回响》的文学价值。

尽管《回响》是一个具有多重阐释可能的文本，但不确定性应该是作品中比较直观且值得推敲的一种意义指涉。小说借助刑警冉咚咚破获“大坑案”的缉凶路径和与丈夫慕达夫婚恋破灭的情变过程，揭示出现代人其实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情境里，人的语言、认知、情感、心理乃至生存境遇、精神状态，都处于不确定之中，从而铺陈出人生、人心、人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是如何力透纸背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这就涉及东西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了。互文、隐喻、反讽的叙事策略，在东西的创作中屡见不鲜。以长篇小说为例，如果说《耳光响亮》书写的是“后革命时代的悲喜剧”，那么《后悔录》则上溯至革命时代“个人被误置的历史”，而《篡改的命》下启物质主义时代“人的身份的丧失”[4]，作家使用互文、隐喻、反讽的叙事策略，将当代历史次第呈现在读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