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斌 郭紫微

二战前后人类酝酿核武制造的那段历史，对任何一个醉心于大片制作的导演而言，都无疑具有十足的吸引力。那段历史也是广义相对论通过科学实验不断兑现为技术的历史，也是科学奇才辈出的历史。秉承探索宇宙终极秘密之任务的科学家，在人类观念中似乎早就肩负着普罗米修斯的重任，自然也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原子弹的问世是否可以终结纳粹罪行，拯救人类于战争水火之中？还是说，它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从而将众生推向终结的边缘？这个两难的选择，成为一系列围绕这段历史展开的核叙事背后共同的伦理学议题。

一、从文献、舞台到银幕：跨媒介的历史书写

早在2005年，几乎就在导演诺兰拍摄完《蝙蝠侠:侠影之谜》的同一时刻，凯·博德和马丁·杰伊·舍温的《美国的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付梓出版。2020年，诺兰在作品《信条》杀青时，收到了主演罗伯特·帕丁森赠送的《奥本海默50年代演讲录》。两部著作为诺兰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的历史素材，拍摄一部与众不同的、IMAX技术加持的“电影文献剧”的想法在他心中产生并一发不可收拾。

所谓“电影文献剧”，是借用舞台“文献剧”这一说法。文献剧是二战后盛行于德国的戏剧类型或思潮。它反对单一的历史叙述或故事陈述法，喜欢综合调用舞台、银幕、收音机、幻灯机等媒介，用更鲜活和丰富的方式再现历史——这其实就是发生于舞台上的“历史表达的再媒介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