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丹［语文报社，太原 030024］

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六单元，是统编版教材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小说教学单元。这个单元由五篇小说组成：《祝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偏重于写实，而其余三篇《装在套子里的人》《促织》《变形记》则侧重于表意。了解本单元小说在表达方式上最基本、最重要的两种类型，对于我们增强对本单元整体性的把握，不无裨益。写实类的作品，学生相对较为熟悉，当然理解的难度并不因为表现形式熟悉而有所降低。但小说表达所呈现的“外象”毕竟是具体可感的，学生在思考的时候，有真实可感的形象为依托与依据，形成思考的途径相对而言是比较畅通的；但对于夸张变形的表意类作品，由变幻的“外象”而至于情理的“真实”，学生还需要一定的转换与提炼，这就使学生在把握小说更内在的题旨方面有了不小的难度。面对这一类作品，在“幻”中求真，在“变”中求恒，在离奇夸张中求社会常规中的深入与体察，就是我们教学中重要的价值。

对于那些夸张变异的作品，教学中不能掉以轻心，更不应该止于“外象”，这类作品，当创作者的精神高度突显、无比张扬的时候，他的作品可能会出离“具象”。在这种大变形与大幻化中，作者的“神韵”才能得到更为有效、精彩的彰显。本单元《装在套子里的人》《促织》《变形记》所呈现出的整体特征便是对这种创作状态的精彩显现。

对于这些夸张变异类作品，在教学上建议从两方面着手。

一、把握并明确小说的表现及其艺术形态

面对《装在套子里的人》《促织》《变形记》这三篇作品，我们着重研究的是小说与表现，所以我们有必要首先研究一下小说的表现及其艺术形态的问题。

古今中外的小说汗牛充栋，浩若烟海，基本形态有两种：写实与表意。写实以人生世事为蓝本，内容合乎现实的逻辑，以生活真实的样态反映生活。作家对生活虽有集中概括提炼，却不“失真”。表意的作品内容往往是非现实的，或是现实的变形变态，是超乎常人的生活经验的，作家以自己的奇思妙想为意念，有意营造虚诞的形象结构，在夸张变形、诡奇怪诞中传达作家的思想情感。对具体作品而言，两者有时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但一般仍以其一为主。在阅读中，也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验证。例如，《源氏物语》《红楼梦》虽有一些怪诞成分，仍不失为拟实小说；《西游记》《堂吉诃德》虽也不乏写实之笔，却仍属表意之作。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小说史就是写实与表意两大家族或平行或交错的兴衰、消长、嬗变的历史。

写实小说通过再现生活，努力营造符合现实的逻辑，在富于生活实感的艺术世界中，塑造符合生活真实的艺术形象。它以艺术虚构的假造成逼似生活的真，以诉诸想象的艺术幻象使读者产生一种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效果，产生一种真实感、亲切感和贴近感，从而受到深深的感染。海明威在谈到《战争与和平》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同时你会发现书中的人物和情节的描写是多么真实，多么重要，多么禁得起时间的考验。……一切好书在这一点上都是共通的：它们比实际可能发生的生活更真实，在你读完之后，你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觉得书中的一切都是你亲身经历的事，从此以后，这一切——好事和坏事、狂喜、悔恨和忧伤、人物和地点以及天气情况——都属于你。”

这些话不仅道出了《战争与和平》无与伦比的真实美与感染力，也道出了一切写实的优秀作品的价值力量之所在。黛玉泪尽而夭，安娜凄然卧轨，都让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

表意艺术亦需要变形，需要荒诞。如果说写实小说紧贴着生活真实的样态，是再现的艺术；那么表意小说则往往通过夸张变形，甚至是荒谬怪诞的内容，表达思想，是表现的艺术。它突破生活常规样态，违逆现实逻辑，取得了艺术表现更大的自由。卡冈在其《艺术形态学》中写道：“逼真的原则本身限制束缚体现某类观念的需要……那幻想就获得摆脱现实生活的逻辑和创造幻想的权利。”表意小说的作家正是利用这一权利，为所要表现的精神、观念、情感、特征——即所谓“意”——创造种种超验的形象。在“意”和“象”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艺术关系和联系，能使前者得到充分巧妙的艺术表现。

写实与表意两类小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各有自己的艺术价值。两者互异互补、相反相成，共同成就了小说的繁荣。

本单元的三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促织》《变形记》，基本都属于表意小说的基本范畴，三篇小说通过夸张变形、诡奇怪诞的人物与情节寄托作者的思想。他们虽不像写实小说那样“逼真”，却能幻里存真，离形得似，诞而近情，奇而有味。在其虚妄怪诞中，给人启迪，催人猛醒，让人悟出哲理，促使我们努力去追寻“虚假”的艺术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与细节相关联，探求潜藏在“离奇”与“不可能”中的象征与寓意，从而获得艺术美感与思维启迪。

二、以基本问题为引领，通过适度整合，努力把握变异中的真相

新课程提倡适度整合的理念。对于适度整合，笔者的基本理念是：不要为了整合而整合，不要以浅表化的外在关联作为核心整合点。三篇小说整合的角度可以集中在对“人变成非人”问题的探讨上。

关于人的“异化”，即“人变成非人”的问题，中外早已有之。《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就是一个在追逐不断升迁的过程中“人变成非人”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临终时用两根举着的手指宣告着自己的“异化”；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揭露了“权力”怎样导致“父放逐女，女杀死父，兄弟仇杀，姐妹相残”；而巴尔扎克杰出生动地表现出了金钱导致人性的变异，如那个嗜钱如命的葛朗台。这些作品，在教学中都可以有适度的关联与触及，在更开阔的阅读场中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就是一个“非人”。他的肖像、神情、服饰、声调、癖好、行动、心理都被沙皇专制的体制高度异化并且自觉化了。他不仅自己自觉“异化”，还辖制全城，自觉地“异化”别人。而他一旦通过恋爱，进入“人”的本真世界中，他便只能像是古墓中的一页残纸，见风便化了。一个别里科夫当然不可怕，引起我们进一步关注的是城里多数人都变成了这样。

《促织》中，作家或许并非有意使用夸张变形的手法透视社会，逼近题旨，作者使用此种变异式的表现手法似乎也是被腐朽的封建社会所逼出来的。面对皇帝的喜好、层层官吏的催逼，一个活泼真实、有血有肉、活泼顽皮的生命竟然因“虫”（促织）而死，因“虫”而活，可谓因“虫”而生生死死。“虫”完全、完整地控制了人。“人”的窘困悲哀，凄惨绝境，却由“虫”来解决，“虫”来打破。在符合常情常态可悲地变形为“虫”之后，好事却由此接踵而至，正是这只“虫”，竟然给整个家庭带来“裘马过世家焉”的富贵美好生活。其间蕴含着社会形态之下人与“虫”关系的思考。

这些对“异化”的揭露，到了现代派大师卡夫卡那里，表现得似乎更为全面且尖锐。在人对自然的关系上，现代派作品表现了物质世界对人的压迫和报复，展现了人怎样变成了动物、变成了无生命的桌椅板凳。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派从“个性自由”出发，全面探讨社会结构对人性的压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广阔、深邃和充满各种神秘骚动的内心宇宙。现代派第一位大师便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

英国诗人奥登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卡夫卡是首先令人想到的名字。”卡夫卡堪称20世纪上半叶的精神代表，他最先表现了“现代人的困惑”，并且在艺术上做出了令人瞠目的杰出创造。

《变形记》大致可以从三部分加以考虑，列表如下：

卡夫卡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何处，我们自己则不得而知。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卡夫卡所处的社会中，小人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一切不可预知的灾难随时可能落到自己头上，人对客观世界有一种恐惧感。马克思对“异化”下了定义：“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人创造了“物”，这个“物”就是金钱、财富和生产方式，可是这个“物”却成了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的力量，它们统治着人，操纵着人，把人变成奴隶。人变成了“物”的奴隶，即“非人”。卡夫卡的《变形记》则把社会暗藏的现象典型化了。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象征人被异化。小说中的异化又表现为两种：一种是格里高尔的外形异化——人变成甲虫；另一种则是人性的异化，及人际关系的异化。格里高尔外形虽然是甲虫，内心却是人的感情，始终关心家中的亲人。而格里高尔的亲人，最初还关心他、照顾他，但随着格里高尔病情的发展和家中生活条件的改变，亲人们最终抛弃了他。格里高尔死了，他们反而如释重负，并得以开始“新的生活”，这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人异化为“非人”，是什么力量让人性失落？是不是在弱肉强食、缺少生存保障的竞争高压下，人性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形？是不是社会中“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思想意识腐蚀了人们的灵魂，人们在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中到底丢失了什么？《变形记》这部小说的价值正在于此。

这些相关性思考在整合过程中，从多样的层面推动我们对于“人变成非人”问题的思考。这样我们对于问题的思考就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深刻性。

此外，除了上述提及的作品，我们还可将张天翼创作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作为一个教学的链接进行支持与对比。《华威先生》是作者运用写实手法创作的一个人物，但也是一个“非人”。他永远夹着他的黑色公文皮包，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他永远飞奔，永远没时间。小说精心截取了他到“难民救济会”参加会议、到“通俗文艺研究会”参加会议、到“工人救亡协会指导部”参加会议、获得“战时保婴会”的领导权、在家中对“难民读书会”的学生大发脾气五个横断面，运用夸张幽默的手段，将华威先生伪善浮夸、骄横无耻、沽名钓誉、圆滑世故的“非人”本质充分揭示出来。

三、结语

夸张变异类作品的阅读，在教学中，是一个重点，亦是一个难点。我们建议教学中在明晰写实、表意作品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抓住关键整合点，突出核心基本问题——“人变成非人”，在对问题的深度探讨上，将单元的阅读饱满而富有实效地呈现出来，并借此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