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嘉［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对话语法最早由Du Bois于1995年提出，经过近20年的发展和修改，2015年首次被中国引入，并被广泛用于补充和发展其他语言现象理论（如冲突话语、回声话语、幽默话语等），这类研究主要使用真实对话场景的语料，而其他研究大多使用文本对话。本研究以《战国策》为例，其中对话体现由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辩论者充分运用语言达成各自目的的核心理念，论题也不限于哲学或政治，题材广泛如献计论策、互相贬抑或自我辩解，高度运用修辞、对话构式与映射结构，为对话共振与立场的分析提供了多样的形式与内容。

一、对话句法与论辩话语

对话句法理论研究独立话语之间的形式关系，即在会话中后一语句将前一语句作为模板的倾向，对其词语、词素、句式结构、音律等成分不同程度地选择性复用以构成平行结构，平行语句之间的映射关系把原本的语句及其具体成分联系和对应起来，构成一个整体的映射结构，使旁观者与对话者察觉到其中异同和紧密联系后，激活话语间的亲缘关系，影响话语的形式和意义，从而产生对话共鸣。

例1：

Joanne：It's kind of like you，Ken.（那有点像你，肯。）

Ken：That's not at all like me，Joanne.（那完全不像我，乔安妮。）

此对话直接明了地展现了平行结构如何产生对话共鸣。在句型层面，两段语句皆是系表结构，并在句末都有对双方的指称。在语义上，“It's”和“That's”均是对前一语境中的事件的指代，后文的“you”和“me”同指代Ken，保持了句型、语义结构的高度一致以构成平行，然而两段语句所用修饰程度的副词“kind of”与“not at all”在词义上则相反，在高度相似中出现的不同更为显著，对话者持不同态度和观点便以此展现。此外，前者指称后者有引起注意和指名道姓地讽刺的作用，后者指称前者则是表示对前者话语的坚决反对。巴赫金强调语言使用是具有对话性的，将“对话”归结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与人类生活的本质。《战国策》的特点是通过辩论来塑造人物、展现冲突，那些一语双关的、含沙射影的、旁敲侧击的、具有多重语义的对话能发挥更高的功效，也更具有戏剧性，这给予考察辩论话语对于平行结构的偏好以及共鸣现象的运用的可行性。

二、“零句法”共振话语的立场分析

曾国才等人认为，在非共振答语中，问句中没有相关词语和结构形式的重复，即问句的图式结构没有具体例证，问句和答案之间缺乏句法平行性。因此，他们无法在句法层面产生共振。从句法关联度来看，这种对话被定义为“零句法”，即说话人只发出惊叹声，没有提供具体的透明信息，也没有句法结构。然而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对话文本中的这类对话并非毫无意义。

例2：秦王跪而进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战国策·秦策三·范雎说秦王》）

“唯唯”是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它被翻译成“呃”或者“哦”，表示怀疑、犹豫或请求同意。在这段话中，范雎只发出一个感叹词，文本中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三次，这足以形成对话结构并反映对话者的立场。Du Bois提出的立场三角认为涉及话语行为的实体包括三个：主体1（立场行为参与者或持有者）、主体2（立场行为接收者）及其共同客体。立场行为只能通过立场持有人与另一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来实现，这必然是双方相互协商的结果。然而，在选定的段落中，范雎与秦王的初步磋商与立场三角完全相反。如图1所示：

图一 立场三角对比示意图

回复本身并没有表达任何对话意义，但《战国策》并不会记录完全没有意义的对话内容。“唯唯”的答复和问题“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在当时的背景下发生了三次，这使得双方在对话中的立场更加模棱两可，使辩论难以达成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中创造并不断加强对话的结构，这构成了语义和立场上的共鸣。从对话共振的极性来看，对话双方所达到的共振不一定是协同的，它还可以突出相反的立场，因此，这种对话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共振，它映射了前一轮话语本身的话语。从辩论目的可以推测这一回复的潜在目的是转移问题的焦点。秦王确实把问题的焦点从“有什么建议”转移为“你为什么不给我建议”。从辩论技巧的角度来看，范雎展示了其同居高者会话谈判时获得信任的能力。如果范雎在秦王第一次问他时就提出了所有的建议，那么他很难确定秦王会相信他的话。因此，他需要通过转移问题的焦点来检验秦王的诚意，并获取谈判对话的主导作用。

三、部分共振

部分共振是指答语和问话在其结构中呈现的部分语言元素对应关系。这里的“部分”可以是任何语言元素，从一个单词到一个短句，部分共振对话也占所有共振对话的绝大多数。以下两处示例为存在典型部分共振的段落。

例3：“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征甲及粟于周，此告楚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与周。”公中怒曰：“吾无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何为与高都?”（《战国策·西周策·雍氏之役》）

这段话来源于苏代和宰相仲侈在《雍氏之役》中的辩论。苏代首先表示，没有必要从西周招募士兵和粮食，仲侈认可了这一点。然苏代的要求并不限于此，他还要求仲侈将高都的土地奉献给西周。苏代对自己的立场定位是双重的，他在这次对话中的立场首先是作为谋士面对楚国的征服，其次是作为特使帮助西周避免战祸并寻求利益。仲侈的立场相对单一，他不想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耗费太多成本。然而通过对苏代的分析，两人先就免予征收达成了共识，苏代的反问句改变了对象，但他们的立场和评价是恒定的。下表示例了对话的语言结构和共振：

表一 映射结构图示1

根据王德亮提出的分析共振程度的公式，这一段的共振元素为5组，而纵列数为7栏，根据公式得出共振程度指数为5/7，在词汇和语法层面上保持了较高的共振程度。尽管“公”和“吾”是不同的词，但指代的是同一个人，即仲侈。“乃”和“无”代表了仲侈在苏代会谈前后的不同决议，而“征甲及粟于周”是辩论的主题和对象，他们对客体的评价也显示出映射关系。苏代认为，从西周国征用粮食和士兵是他们自己国家疲劳和软弱的表现，并且传播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敌人加大攻势，使他们自己的一方被击败，所以仲侈听取了苏代的建议。而后苏代的进一步要求也使得仲侈做出了否定的评价。仲侈认为在西周不征兵采粮是最大的让步，因此后一句的对话也呈现出映射结构，如表2所示：

表二 映射结构图示2

这场辩论反映了共振的语言框架下立场的转变和冲突的解决，从对立到协调，再从协调到对立，最后解决了冲突，再次实现了协同。在对话中，对话双方的立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立场实时转变的，这使得对话中的共振极性不断变化，也使对话中的共振规律化。在不同的语境下，对话者会采取经常性的共振，以传达有效的信息。共鸣不仅是模仿、重复或立场协同，还有干预与驳斥。

四、完全共振

完全共振指的是，答语几乎每个成分都能在前一语句的句法结构中找到对应的成分，包括代词、时态、体和语气词。在《齐策四·先生王斗》中，王斗与宣王的辩论有着典型而完整的语言元素复用和映射，可以被视为辩论中共鸣对话的典范。

例4：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与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王斗对曰：“王闻之过。斗生于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正谏。”……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无骐麟騄耳，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逡、庐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战国策· 齐策四·先生王斗》）

在该段对话中，宣王根据自己的身份推测王斗是有才能之人，并敢于提出建议。王斗复用宣王的话语结构以解释自己的地位低下，并为无能的君主服务。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王斗贬低自己，实则是指责宣王的昏庸，拒绝公开提出自己的建议使得宣王不悦。他通过语言构建了冲突，为以后解决冲突奠定了基础，赢得了信任，并让宣王采纳他的观点。

表三 映射结构图示3

在语言结构方面，一开始，两人使用指称代词来表示身份，“寡人”对应“斗”表明对话双方都试图在整个对话中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也意味着双方都会根据自己的身份建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奉先君之宗庙”则突显他的君主身份以及向王斗问策的理据性。王斗以“生于乱世”作为对应，这也表明了他的身份。然而，他的身份与宣王的身份相比是低下的，这是统治者和普通人之间的辩论。王斗此处对出身的阐述不仅是官员对统治者的自谦，也是对其身份与立场的预示。“事乱君”是他通过自我谦虚和自嘲，逐渐讽刺宣王，避免直接出现谈话冲突。宣王进一步定位了自身立场伴随的行为和责任，表示自己的责任是“守社稷”，这加强和巩固了前一语句中的身份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在语言元素中体现的识解差异和对立具有相同的对话框架结构，而在焦点信息方面则是根据自己的会话目的和理解形成对比，形成冲突和不和谐。会话冲突未经协调后，王斗再次用言语吸引了宣王的注意，为正式讨论和给出建议铺平了道路。

表四 映射结构图示4

这一部分是王斗三次重复宣王的话的框架，得出其根本不喜欢也不重视人才，而不是世界上没有人才的结论。在这一段中，王斗用三个比喻将人才与马、狗和美女进行比较。这些隐喻并非毫无根据，而是与齐桓公和玄公在前一段对话中所描述的三个相同爱好相对应，形成了对话内容的互文和逻辑闭环。这表明即使没有顶尖人才，也有人可以被宣王重用。这段对话的结构简洁明了，王斗和宣王的话语中几乎每一个单词和短语都形成了映射关系。在映射结构中加入三个隐喻增强了语用效果，反映了辩论中的强烈语气和坚定立场。

五、结语

本研究考查《战国策》全书共31处共振对话，示例了其中典型。其中运用部分共振的对话共27处，完全共振的对话共3处，这与王寅、曾国才考查Wh-问答构式中共振分布的结论相契合，即完全共振与零共振在全部对话中占少数，人们倾向于使用部分共振来表达特殊会话含义。从辩论角度来看，谋士与王公的辩论往往通过共振对话吸引注意，聚焦会话信息并突显不同立场，而后解决矛盾，调和立场使会话目的得以达成。本文存在较多不足，首先，对话句法理论本身完善程度不足，共振的判定暂无明确的定性，所以本文仅从句式结构与文本解读角度选取示例语料，限于篇幅无法穷尽地示例全篇中的共振现象；其次，单以对话句法理论不足以解释论辩语言的各类现象，必须配合立场三角、识解模式、冲突话语分析等理论。正如刘兴兵所述：“对话句法理论也还须应用于更多文类和论题的研究，以进行验证和完善。”但从共振现象作为出发点研究古汉语文本可为理论发展提供新思路，各语言、各文化时代背景中高频出现的对话映射结构也为对话句法理论的适用性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