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亮

电影《火烈鸟》在上映之初便以 “现实主义文艺片” 的标签获得了影评人的广泛关注，此后又入围2022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9届大学生电影节 “光影青春” 优秀国产影片展映。该片直击四十岁左右青年北漂的现实生活，讲述了索拉（徐岑子饰）、贾臻（张淏饰）、李天凯（王佳俊饰）、林美婧（程琪饰）与琳琳（翟艺舒饰）等人艰辛的 “北漂” 生活与复杂的情感纠葛，并通过不同性格的角色以点连线揭示出承受着买房、落户、婚姻、事业等多重压力之下的当代 “北漂” 青年的价值冲突与时代焦虑。

《火烈鸟》作为一部文艺片，其 “不同于高投入高影响力的头部影片，也不同于叙事方式稳定、市场反应可预期的类型电影”1，而是导演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甚至是自身跌宕的心路历程通过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情感体悟与人生经验，其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一种 “现实主义” 倾向。美国学者洪美恩（Ien Ang）认为 “现实主义体验与认知水平无关——它位于情感层面：被认为是真实的，不是对世界的认知，而是对世界的主观体验，即一种感觉结构。”2人活在自己主观感知的世界，但该世界对于感知的人来说，即是现实的世界。因此，洪美恩所言的 “现实主义” 除了指涉艺术形式与美学风格之外，更多地体现为观众所感知的社会现实与心理现实。本文认为，《火烈鸟》中的现实主义维度呈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文化资本所堆砌的 “北漂” 神话在吸引青年们追逐 “北漂之梦” 的同时，又通过房子和户口构筑的双重困境为其置以现实阻力；其次，传统的婚恋价值观念为爱情涂抹的彰显 “忠诚” 与“专一” 的温馨色彩，在 “北漂”的艰难语境下被蒙上了物质主义的现实阴影；最后，传统伦理道德观强调的诚实与信任，也在 “北漂”的中西、城乡文化交融碰撞过程中遭遇了标准失衡与价值坚守的现代性问题。

一、北漂之梦：文化资本下的神话与现实

《 火烈鸟》 呈现的现实主义维度之一，便是在为当代青年堆砌“北漂神话” 的同时，又以现实的户口和房子问题构筑 “北漂梦想”的现实困境。事实上，“北漂” 并非一个新鲜的故事题材。因为历史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青年人的生活区域、职业选择、文化消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有限的自由” 桎梏着人们的情感与思考。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青年人开始流动迁徙。他们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内陆地区流向沿海地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南部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伴随着他们流动和生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偏好与人生理想，也暗含着一种新时期的生活方式及一种城乡文化、中西文化交融的社会现象。其中，作为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北京依靠其特定的文化优势吸引了无数试图实现 “梦想” 的文艺青年。1990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将在北京漂泊的画家、摄影师、导演、作家等职业群体的生活状况搬上银幕，引起了在外打拼青年们的普遍共鸣与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些主人公的共同特点是：放弃了故乡的工作与生活来到北京，没有户口，没有房子，但却希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实现自己的文艺理想。学者们将这样 “在北京工作、生活，没有北京户籍，有一定的学历或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以青年为主体的人群”3称 为 “ 北漂”。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开始在毕业后留在北京寻求就业，导致 “北漂队伍越来越壮大，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4

那为什么北京率先形成了“漂” 的社会现象呢？有学者认为，“北漂” 现象如此令人瞩目的原因与北京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地位相关。“准确地说，与上海、广州单纯依靠经济因素（‘打工’‘赚钱’）不同，北京最吸引众多的‘漂’们的是文化资本。”5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 “一种以身体的、客观的、体制化存在的一种表征差异与区隔的资源形式，它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为‘稀缺性’。”6北京的文化稀缺性首先在于其作为首都的政治效应，各种文化艺术产业的规划、发展与扶持政策首先能在北京得到推广、落地与执行。其次，北京是媒体之都，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国家级媒体与多家互联网公司的总部设在北京，为文艺活动增加了大量曝光率。再次，北京还是文艺创作的集中地，各大电影制片厂、知名文化传媒公司、娱乐公司、画廊、博物馆、音乐厅、剧院等艺术创作机构集中在北京，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创作生态。同时，北京还是高等教育重镇，一批知名艺术院校、科研机构、协会与学会位于北京，这除了给文艺行业提供人才支撑之外，还建立起艺术评论、文艺展览、评奖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并且，北京还是资本积聚城市。除了央行之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有四家将总部设在北京，各类地方性银行、民间资本、信贷，甚至外资银行均积极拓展北京市场，为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雄厚的经济资本。最后，北京还是外交城市，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均在北京设有大使馆、领事馆或办事处，为开展对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北京依靠其文化资本堆砌起了一种与文化艺术有关的理想主义神话，北京 “成为当代中国从事文化艺术最理想之地。也就是说，被北京牢牢吸引住的‘北漂’们，其强烈的文化诉求、理想是漂在其他城市的人群所没有的”。7

显然，《 火烈鸟》 的主人公们也正是被这样的 “北漂” 神话吸引而来，并都投身到了文化艺术领域。其中，索拉大学毕业后即留在北京的相关事业单位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而贾臻则怀抱导演梦，不仅自己写剧本，还四处寻求投资，坚信 “这次一定能行”；李天凯尽管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但也正试图往文化传媒行业转型。而且，《火烈鸟》中的 “北漂” 们并没有像二十世纪的前辈一样住在地下室，也没有从事边缘性体力劳动。换言之，尽管没有户口或房子，但他们并非是 “社会底层人士”，相反他们均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的职业声望，所占据的 “文化资本” 甚至可以让其企及广泛意义上的 “中产阶层”。即使是这样的“中产阶层” 也很快地便遭到了房子和户口的现实阻力。尽管影片并没有阐明索拉的出身，但根据其与高中老师的方言对话，可知索拉来自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索拉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毕业后到了事业单位工作，并因此解决了北京户口，从而被高老师称为 “最优秀的学生”。但是一句 “像我们这个年龄，还会有谁跟别人合租” 的台词将索拉打回了 “北漂” 的现实困境。“在北漂电影中，主人公将自身对城市的归属寄寓在家屋这一物质空间中，对他们而言，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屋，不需要再搬家才是内心真正的归属。”8因此，对于有户口的索拉来说，房子是最为重要的。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房子，所以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她才会在车里和贾臻争吵是否在郊区买房，从而导致了车祸的发生。来自河南或陕西的李天凯尽管是 “高富帅”，但是其 “文化资本” 显然不如索拉和贾臻。“文化资本” 的不足一方面导致了其缺少北京户口从而没有购房资质，另一方面则因为缺少 “见识” 无法给女朋友充分的新鲜感，从而被女朋友抛弃。如此来看，既无户口又买不起房子，欠债50万元，空余一身导演理想还得不到投资人青睐的贾臻可能是“北漂” 的最大 “失败者”。以上的三人在 “北漂” 的现实困境中完全处于一种互相需要的状态，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利益交换和情感纠葛：一方面他们都被 “北漂” 的神话吸引而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以房子和户口为代表的现实阻力。影片在对《火烈鸟》的题眼进行阐释的时候说道：“听说这种鸟啊，羽翼丰满之后，就会一直往南飞，不停地飞，只为到了南焰山，用天火把自己的羽毛点燃，化为灰烬，或许，这就叫奋不顾身吧。”统合全片的语境来看，这种 “奋不顾身” 或许并非是对 “爱情” 的忠贞不渝，而是对 “北漂” 背后所隐匿的文化资本。

图1.电影《火烈鸟》中的女主人公索拉

二、爱情之痛：物质焦虑下的温暖与冰冷

《 火烈鸟》 呈现的现实主义维度之二，是在 “北漂” 的现实语境下，给温暖的爱情蒙上一层冰冷的物质主义阴影。在传统观念中，“美好的爱情永远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追求，也是文学艺术作品永恒的主题”。9在导演拿起摄影机对准 “北漂” 现象的时候，那些伴随着青年男女们自然而然生发的 “爱情” 也就成为故事的永恒母题。对于 “爱情”，人们往往褒扬的是浪漫与永恒，“即忠于爱情，生死不渝。为了所爱可以冲破社会道德和习俗观念，以及来自家庭、亲朋或者个人心理中的种种羁绊”。10如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无不是在讴歌爱情的忠贞与纯洁。在《火烈鸟》中，尽管着墨较少，且主要承担的是对比蒙太奇的叙事功能，但是该片并非没有对传统的 “爱情”予以正面肯定。首先是索拉的合租女室友。在索拉从咖啡馆回到家里后，其合租女室友正在和男朋友做饭。值得注意的是，掌勺的是其男朋友，且他还极为礼貌地对索拉点头。这表现了女室友的男朋友本身素质较高，并对女室友较为爱护。而在索拉与贾臻争吵的一场戏中，其女室友正在和男朋友嬉戏打闹。他们幸福恩爱的背景声音不仅表明了合租房的隔音状况不佳，反衬出索拉爱情与生活的双重尴尬，更表达了导演对温暖与纯真爱情的怀念与追忆。其次是前来北京看病的高老师，在李天凯询问高老师这几天有何安排的时候，高老师一共只有三句台词，但却以眼神的方式向其老伴征求意见两次，这不仅说明了演员的表演较为自然，还体现出高老师与其老伴之间相互尊重的爱情关系。

但是，由于《火烈鸟》将 “爱情” 嵌置在 “北漂” 的大语境下，且大部分角色的年龄均处于四十岁左右，因此其所呈现出的 “爱情”更多地撇置了天真、浪漫、幸福和温馨的色彩，而带有 “冰冷的现实主义” 倾向。这也符合学者们对于城市电影的研究论述，即 “在爱情电影中，以上海为故事背景的爱情电影是浪漫与梦幻的，而以北京为背景的爱情电影则是充满现实主义色彩”。11以女主人公索拉为例。索拉与贾臻在一起八年，她交着房租，还以 “假结婚” 的方式来还两个人的共同债务。她以为自己并不“唯利是图”，而是深爱着贾臻。但是当琳琳问索拉 “什么是爱” 的时候，索拉的反应却是 “怔”，即索拉从未想过 “什么是爱”。长期以来，她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和贾臻在一起。直到林美婧葬礼的一场戏中，索拉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爱贾臻。她与贾臻在一起只是因为 “想依靠” 他，期待其功成名就之后给自己一个 “最好的港湾”。也就是说，索拉自始至终爱的只是她自己，男人对于她来说，只是 “依靠关系”。不然就难以解释为何索拉在失去了贾臻这一 “依靠” 之后，很快地便搬去了李天凯家 “住一段时间”。索拉声称谢谢贾臻让其看清了人性的 “虚伪和险恶”，但并没有阐明是看清了贾臻的 “虚伪和险恶”，还是看清了她自己的 “虚伪和险恶”。因为索拉自身也并非完全的良善与实诚，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爱情与人性。影片的最后，导演似乎暗示了索拉要与李天凯在一起。那么，索拉是否真的 “爱” 李天凯呢？倘如我们相信琳琳的爱情观，以及能从林美婧的人生中看清人性的现实的话，就能明显地感知到索拉和李天凯未道明及未发生的 “爱情” 首先是基于一人有户口、一人有房子的物质基础的互补，其次是两人同时被分手和寻依靠的寂寞的心的相互靠近。那么，看起来 “纯真无邪” 又 “专一” 的李天凯是否爱琳琳呢？答案已经不言而喻。李天凯优渥的家庭条件使其长期处于母亲的安排之下，其与琳琳的 “爱情” 也完全是听从母亲的 “命令”，一句 “那我怎么向我妈交代” 的台词将李天凯没有主见、缺乏担当的 “巨婴” 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李天凯来说，要摆脱母亲的 “魔掌”，只有通过找个女人结婚并建立 “独立”的家庭才能证明其成长为了真正的“男人”，而与其结婚的这个女人是琳琳或者是索拉，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其实并不在其考虑范围。

早在《 失恋三十三天》 的八分钟相亲会上，“北漂” 青年们便单刀直入：“你有固定住房吗？”“你是北京户口吗？” 赤裸裸的物质谈判使得学者们发出感叹：“现代爱情片中，爱情已经不再那么纯粹干净、单纯清亮，理想化色彩逐渐淡化，更多夹杂着各种复杂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因素。”12艺术来自于现实，并非是片中的爱情不再纯粹干净，而是现实中的爱情本就难以定义和寻觅。《火烈鸟》中的琳琳道出了当代青年代表性的爱情观，即恋爱就是恋爱，没有结婚的压力。而要恋爱也仅仅是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在他们看来，恋爱、结婚、生子、买房等事务均是独立而分开的，甚至部分高学历、高认知的青年在获得了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之后便已经不再追求恋爱、婚姻、生子等情感要素。这昭示着 “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正在发生一个由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被释放、追逐”13的时代。尽管这与长期以来建基在农业文明之上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婚恋价值观不同，但这不仅仅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进入深度阶段的价值表征，也是现代人本主义在中国青年思想中生根发芽的文化迹象。尽管 “饥饿永远是主题，爱情是个道具”，但这却是现代青年拨除温暖的爱情童话，直面冰冷的社会现实，从而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

三、时代之殇：道德观念下的失衡与坚守

《火烈鸟》呈现的现实主义维度之三，是在 “北漂” 的文化场域中，揭开了传统道德价值观标准失衡的现代性问题。该片故事的发生背景是中国正处于百年变局的 “国家转型” 时代。“国家转型是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标志和核心构成，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内所经历的体制、机制、制度和观念的变迁与革新。”14尽管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便面临着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历史重任，但真正的现代化的进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促使中国开始再次启动 “国家转型”，一方面是在物质基础上带来了大规模的 “城市化” 运动，这直接导致了 “北漂” 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在精神文化上带来了进一步的 “文化现代化” 运动，这引起了人们价值观的嬗变。“现代文化带来了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无价值主义和无信仰主义的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现代文化的多元性更导致了道德标准的失衡。”15这种道德标准的失衡首先体现在个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方面。而作为 “现实主义文艺片”的《火烈鸟》也用细致的观察、细微的刻画和细腻的表达将这一失衡现象记录下来。首先是贾臻提议的“假结婚” 现象，即有专门的 “朋友” 介绍需要买房子，却没购房资质的外地人和有北京户口的人进行结婚，等房子过户之后，转到外地人的个人名下，然后离婚。如此，便可以得到一笔钱。事实上，“假结婚” 不仅仅在北京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即使在上海也是屡见不鲜。“假结婚” 得以成为 “灰色” 地带的重要原因正是现代法律无法约束人们的伦理道德。在传统观念中，夫妻双方具有 “白首偕老，从一而终” 的婚姻承诺，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他者背书，二者共同体现为 “诚信” 价值。但是，“在婚姻自由原则下，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只要当事人达成合意，满足婚姻法规定的实质要件，并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就产生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16因此不少的人便背弃了 “婚姻诚信”的道德观念，以 “法不禁止即可为” 的原则作为借口，将 “结婚”视为挣钱和获得购房资格的工具。也因此“假结婚” 成了《火烈鸟》的故事开端和叙事主线。饶有意味的是，影片原名为《新娘》，即讲述一个想成为“真新娘” 的大龄女青年最后因为“假结婚” 而成为“假新娘”的故事，结合前文“失色的爱情”，“《新娘》” 这一片名似乎以玩笑般的闹剧讽刺了当前这个 “道德失衡” 的现代社会。但更为重要的是，影片并非在批判 “假结婚”，而是将这一现象呈现出来，同时揭露现象背后的个体无奈和时代局限。主人公们 “假结婚” 的主要动机并非是 “贪钱爱财走捷径”，而是因为“车祸被讹” 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之下的无奈之举。

如果说“ 假结婚” 还是在“灰色地带打擦边球” 的话，那么“卖房毁约且拒不履行合同，还试图讹人” 的房东则是完全丧失了传统道德底线，并无视当代法律规范。《火烈鸟》中反复提到了“高房价” 问题，台词多为 “涨疯了”“搞投资” 等经济性用语。事实上，“高房价” 不仅仅是 “北漂” 一词得以构成的词根内涵之一，也是给 “北漂” 青年带来 “现实困境” 的重要因素，还是影片中“卖房毁约” 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李天凯网签了一套房子之后，在两个月之内，该房即涨价80万元，由此引起了房东的嫉妒，从而迟迟不愿露面，拒绝过户。当李天凯前去寻找房东的时候，房东则直接声称 “不同意卖”，又拒绝按照合同进行赔偿，其后便试图离开。而在李天凯拦住其去路的时候，房东甚至索性坐在地上大声吆喝：“打人了”“欺负老人”。房东这样 “倚老卖老”，“坐地起价” 的行为并非影片刻意渲染，而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扭曲现实。说到底，这种现象的发生仍然是 “拜金主义” 和 “享乐主义” 对 “道德诚信” 的侵蚀和瓦解。由于 “拜金主义思想观念的兴起，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越了道德的范畴”17，当人们仅以金钱利益作为价值追求的时候，道德便将沦丧。当人们不再诚实劳动而都贪图捷径的时候，便为违法犯罪提供了温床。影片将“道德标准的失衡” 作为重要的表现内容，不仅仅是其对叙事有推动作用，更是为了突出具有高学历、高道德的当代 “北漂” 青年所要面对的现实状况。“在北漂电影中，知识分子是影片人物形象图谱的核心，影片将视角对准这些具备良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群体，展示了其生活处境的艰辛与内心精神世界的挣扎。”18早些年，西安某硕士毕业的女性便丢弃自己尊严，坐到奔驰车上 “哭诉维权”，而影片中的索拉尽管是在事业单位工作的 “体制内人员”，却也被现实逼得不顾“脸面”，大闹贾臻公司，如同泼妇一般。

以上的“ 道德失衡” 并非是个别案例，而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影片中的索拉认为这是一种“正常”，从而反映出一种 “时代之殇”。但是在 “道德失衡” 的背后，影片更多的是在引出这个问题，并探讨我们这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文化转型的阵痛，还通过李天凯的台词来坚守正面的道德价值观，即 “诚信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同时，“道德标准的失衡” 只是 “北漂” 们遭遇的众多文化冲击中的一面。在 “北漂” 过程中，是顺 “时代之殇”，通过 “斩善” 从而将自己变成时代之流的一部分，还是逆 “时代之殇”，通过 “斩恶” 仍然坚守自己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将会是一种烧灼内心的极大考验。对于 “北漂”们来说，原本 “一切坚不可摧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9

结语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的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20尽管《火烈鸟》在表现 “插进去” 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了其 “现实主义” 的艰难一面，但是这种对 “北漂” 青年们日常琐碎事物的抽丝剥茧，仍然是导演试图分析和解构“北漂” 现象，从而将当代青年对心灵救赎的反思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在人们面前。“‘北漂’是不安于现状，追寻机会，抱着同样梦想的松散共同体。……每个人谈到个人经历和对梦想的追逐时都成了思想家，话语成为他们思想的载体。”21因此，“逆流而上” 正是这些痛苦却奋进着的都市青年人的生存状态。

图2.电影《火烈鸟》剧照

《火烈鸟》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中国 “后城市化” 阶段的时代大潮中，仍然将镜头对准 “北漂” 的都市青年，发掘他们在生活、事业与爱情中的痛苦与希望，更是试图传达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给现代青年们带来的广泛性焦虑与普遍性经验。而导演在片中安插的台词，或许早已将 “北漂” 们的未来予以呈现：“经常坐地铁的人啊就会有一个发现，在地铁早晚高峰时段，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年轻人，很少有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所以呢，作者就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些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去哪儿呢？通过调查，他发现，这部分人啊，要不开私家车上班，要不自己创业，或者呢，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