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印章主要以实用功能为目的，正如《说文解字》释“印，执政所持信也”，揭示了印章的核心功能——信。在制作与使用上也有较为严格的规章制度。与官印相对的是私印，在演变的过程中私印呈现出制作与使用上的自由灵活，同时也有相应的时代风尚，逐渐被文人所青睐，发展成文人篆刻。

唐代印章虽进入“沉沦”时期，但收藏鉴赏印的使用，对印章的演变起到极大推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指出：“明跋尾印记，乃书画之本业耳”把印章与书画结合起来；明甘旸《印章集说》提道：“上古收藏书画，原无印记，始于唐宋，近代好事者耳”说明在书画的题跋中钤盖印章在唐宋时期已经开始盛行。宋米芾在《书史》中云：“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尽更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指出了印章“大”而“粗”滥用的弊病，同时从艺术审美上对印章进行改进，是文人制印的典范。宋元时期文人书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上使用印章蔚然成风；我们可以见到大量的书画作品上钤盖的作者姓名印和其他的收藏鉴赏印。这说明印章已经成为书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进一步构成“诗书画印”文人艺术的整体构成部分。

如果说唐宋时期处于萌芽状态的文人印是由文人自行篆稿，然后交由专业刻手制作，那么到南宋时期已经有文人从篆稿到刻制一体化完成篆刻作品。这是印章演变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文人的艺术审美趣味有意识地渗透到印章的制作中，形成与官印及普通私印在形制、功能、风格与审美上均不相同的“文人篆刻”。文人篆刻为书画创作提供了新的审美意识，在书画作品中钤盖印章，既是一种凭信，又发挥出表情达意的作用，更多地作为文人游艺雅趣的表达，使作品更加美观且完整。文人主动、自觉地介入篆刻艺术创作，推动印章由实用功能逐渐转向艺术功能，为印章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元书画家赵孟頫在《印史》中提出复兴汉印古雅、质朴的风尚，确立了后世浑厚敦朴的汉印审美观为篆刻审美主流，创立了元朱文印风。沙孟海在《印学史》言：“赵孟頫所篆印文，纯用小篆，朱文细笔圆转，姿态柔美，世称‘圆朱文’。”元末刘绩《霏雪录》记：“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即煮石山农元代画家王冕，花药石即叶蜡石，印章的取材也更加丰富，以石头刻印，更加增添了篆刻艺术的审美趣味，也极大地推动了明清文人篆刻的发展，逐渐使篆刻成为与书法、绘画齐名的一个独立艺术门类。明周应愿《印说》提出：“文也，诗也，书也，画也，与印一也。”明确了诗书画印一体说，进一步提升了印章的审美境界。明清以降，文人学者大量参与篆刻，论著增多，篆刻作品纷呈，达到继秦汉印章后又一个篆刻艺术的高峰。

元·方外司马（王冕）

元·赵氏书印（赵孟頫）

元·王元章氏（王冕）

明·笑谈间气吐霓虹（何震）

明·文彭之印

明·琴罢倚松玩鹤（文彭）

明代文彭是公认的明清流派篆刻的开山祖，有史料记载其在南京任职时，买下了四筐青田石，以石制印，是用青田石治印的第一人。青田石的广泛使用，对篆刻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自此，文人学士逐渐改用石章，并自篆自刻，将篆与刻两个过程一手解决。进而，推动了印章流派的产生，共同缔造了篆刻艺术的辉煌。

文人篆刻从唐代开始萌芽，经历宋元时期的发展，进入明清时期的高峰，是一个从实用功能逐渐脱离转向艺术功能的过程，成为与诗书画齐名的艺术门类，作为文人广泛参与的游艺雅事，不再被认为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