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 艺,张 磊

(重庆工商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重庆 400067)

心理健康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早期关注心理健康组织影响因素的研究工作,围绕着工作任务、工作环境、组织文化、同事关系、领导风格等因素对员工心理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进行假设和验证,期望为恰当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理论依据。最近,在积极心理学的影响下,工作意义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工作意义感对员工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效应。提升员工的工作意义感是一条心理健康服务路径[1-7],但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系数差异较大[6-7]。提升工作意义感到底是不是恰当的心理健康服务路径,迫切需要更准确且更有普遍意义的支持证据。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整合早期研究证据,探究工作意义感与员工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抑郁、焦虑、压力和倦怠)之间真实的关系状态。另外,根据Cuijpers制定的心理健康元分析指南[8],测量工具、地区文化和调查对象的差异可能会对工作意义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所以本研究还将使用元分析方法检验它们的调节效应。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检索 本研究纳入文献来源于清华同方期刊全文数据库等7个中文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等14个英文数据库,以及百链搜索平台查缺补漏。中文文献检索式为:(工作意义感/职业意义/有意义的工作)&(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卫生/精神卫生/员工健康/职业健康/情绪健康)&(焦虑/抑郁/压力/倦怠);英文文献检索式为:(work meaning /meaningful work /meaningfulness of work /meaning in work) &(mental health / ill health / mental wellbeing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health/employee health /worker health/occupational health /emotional health )&(anxiety /depression /stress /burnout)。不同的数据库检索式略有不同,检索时间不限定开始年份,结束日期为2021年6月20日。

1.2 文献筛选标准 ①研究内容:检验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健康的指标限定于消极指标,抑郁、焦虑、压力和倦怠。②研究对象:职业、种族和国籍不限,年龄在法定工作年龄范围内。③研究类型:横断面调查实证研究,明确报告样本量以及工作意义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系数(r)。④文献来源:中文期刊为核心期刊;英文期刊为同行评议期刊;中英文博士和硕士论文。⑤文献语言:限定为中文和英文。依据上述标准,按照制定的心理健康元分析指南规定的文献筛选流程[8],详见图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1 The literature screening flow chart

1.3 文献编码 最终纳入元分析文献24篇,中文0篇,英文24篇,样本量69～638,样本总量7 774。调查样本包括护士、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等不同职业的群体,分别来自南非、新加坡和美国等13个国家。精读纳入文献后按照如下顺序进行编码:第一作者(出版时间),出版类型(期刊论文,博士/硕士论文),地区、样本/样本量,工作意义感测量工具,心理健康测量工具,效应值(r),详见表1。每个独立样本编码一个效应值,如果一篇文献中存在多个独立样本,则进行分别编码。为保障编码的一致性,先由两名研究者进行单独编码和核查,再核查双方文献保留与剔除数据,核查结果显示编码一致性为97.05%。

1.4 文献质量评价 采用横断面研究评价工具Combie量表[30]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Combie量表包括7个评价指标:①设计科学;②数据收集策略合理;③报道含有样本应答率;④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好;⑤研究目的和方法合理;⑥报告检验效能;⑦统计方法合理。7个指标以“是”=1,“否”=0归类记分,总分为7.0分,6.0～7.0分为质量A级,4.0～5.5分为质量B级,小于4.0分为质量C级。纳入文献中20篇得分为7分,4篇得分为6分,24篇纳入文献评价质量均为A级。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CMA 2.0(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2.0)软件进行元分析。分析过程如下:① 初始效应值的提取与计算。如表1所示即为初始效应值(r),是纳入文献中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的单个相关系数或是经过处理的平均相关系数,平均相关系数依据Hunter和Schmidt提出的组合效应值计算公式计算得来[31]。②发表偏差检验。采用Egger’s线性回归法、Begg’s秩相关法、失安全系数和剪补法进一步检验发表偏差。③异质性检验。如果数据呈现异质性,元分析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反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采用Q检验和I2检验。Q检验结果,P<0.05,则表明纳入文献具有异质性;I2检验结果,分界点 25%、50%、75%分别代表低、中、高异质程度。④依据选定模型进行主效应检验和调节变量检验。根据Cohen设立的标准:效应值小于0.1,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强度比较小;效应值0.1～0.3,关系强度为中等;效应值大于0.3,关系强度较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发表偏差检验 根据Egger’s线性回归和Begg’s秩相关法的数据,以及失安全系数大于145,按照“5k+10”的标准,均说明发表偏差问题不严重;剪补法中,没有研究被剪掉,使用剪补法前后的固定效应结果与随机效应结果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同样说明发表偏差问题不严重。详见表2。

表2 发表偏差检验结果Table 2 The test results of publish deviation

2.2 异质性检验和敏感性分析 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总和)、抑郁、压力和倦怠的Q值有统计学意义(P<0.05);I2为73%～98%,各效应值均存在较大的异质性。焦虑的Q值无统计学意义(P>0.05),I2为0.00。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总和)、抑郁、压力和倦怠的主效应检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而焦虑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另外,为了避免极端值和异常值变量对整体的影响,本研究同时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剔除任何1篇文献以后,其效应值为-0.305～-0.155,效应值的稳健性较好。

表3 效应值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3 The test results of effect value heterogeneity

2.3 主效应检验 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总和)、抑郁、焦虑、压力、倦怠关系的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总和)显著中度负相关(P<0.05),其中,与抑郁、压力和倦怠显著高度负相关(均P<0.001),与焦虑的关系效应值无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组间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工作意义感与不同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程度有显著差异(QB=33.52,P<0.001)。见表4。

表4 主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4 The test results for main effect

2.4 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工作意义感测量工具、调查地区文化和调查对象职业类型在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总和)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工作意义感测量工具重新编码,分为WAMI(work as meaning inventory)和其他量表两类;调查地区文化重新编码,分为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两类;调查对象职业类型重新编码,分为情绪劳动类型和其他劳动类型。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不同的工作意义感测量工具对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总和)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Q=4.45,P<0.05);使用WAMI量表测量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r=0.30,P<0.05)远高于使用其他量表(r=0.03,P>0.05);不同的调查地区文化类型对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总和)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Q=0.91,P>0.05);不同的调查对象职业类型对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总和)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Q=2.84,P>0.05)。

表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5 The test results of moderating effect

3 讨论

研究发现,支持工作特征理论[2]、工作要求与资源理论[3]及工作重塑理论[4]关于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推论为:工作意义感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能够缓解甚至疗愈工作本身及其环境给员工带来的抑郁、压力和职业倦怠等不良心理状态。所以,构建、保护和提升员工的工作意义感是一条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便捷路径。如何构建、保护和提升员工的工作意义感呢?工作特征理论建议组织在进行工作设计时,尽可能让员工在工作的时候能够使用或学习多样化的工作技能;让员工能够从事一个完整的工作,而不是其中一个单一的环节;让员工感知所做的工作对组织和对自己都非常重要;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自主性;对员工的工作成绩及时给予反馈和提出建设性意见[3]。工作要求与资源理论建议组织减少工作要求和增加工作资源双管齐下,减少工作要求,比如减少不合理的工作任务,减少员工的角色冲突,减少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增加工作资源,比如给予社会支持,给予工作自主性,给予积极反馈和建设性意见[3]。工作重塑理论建议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进行任务重塑,让工作更加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知识技能;进行认知重塑,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工作的使命贡献成为一体;进行关系重塑,在良好的人际环境中顺利工作并获得积极的他人评价[4]。另外,早期的研究指出工作意义感不仅受到个体自身的价值观、信念、动机的影响,还受到同事、领导、团队、家庭,以及工作设计、组织使命、经济状况、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以构建工作意义感需要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32]。

本研究对国内外关注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关系的横断面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总和)中度负相关,其中与抑郁、压力、倦怠高度负相关,与焦虑的关系不显著。工作意义感与焦虑关系不显著的可能原因是纳入研究太少,k=2。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工作意义感测量工具的调节作用显著,使用WAMI量表测量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为强相关,而使用其他量表的相关关系为弱相关。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不难理解,WAMI是当下应用最为广泛的工作意义感测量工具,经过不同文化和不同行业的检验,量表信度和效度都令人非常满意[1,33]。但是,纳入研究中的其他量表,有的来源于测量其他概念多维量表中的一个维度,还有的本意就不是测量工作意义感[2,8],其内容效度本身就可疑。所以,WAMI量表能够较为准确地测量工作意义感,而且能够较好地反映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还显示:调查地区文化类型对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最可能的原因是受到纳入研究所在地区几乎为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局限。调查地区文化类型分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27个效应值中21个是个人主义文化。而且,划分为集体主义文化的6个国家之中,有些国家集体主义文化特征也不太典型,比如土耳其和南非。另外,调查对象职业类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说明无论情绪劳动还是其他劳动,工作意义感对于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以保护员工心理健康为目的的工作意义感干预工作,没有职业类型差异,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

本研究尚有欠缺:首先,文献检索受到语言和检索工具的限制,难免会有所遗漏;其次,效应分析忽略了样本的人口学特征以及研究设计等因素也可能会产生的调节作用;最后,由于早期关注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的干预研究数量有限,本研究只纳入横断面调查研究,效应值为工作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系数,所以因果论断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