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素娟（齐文化博物院，山东 淄博 255499）

量器，是度量衡的一种，度量衡是计量物体长度、容积和轻重标准的统称。度量衡一词源于《书·舜典》中的“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又进一步阐明其意，随后历代都沿用了这个名称。其中“度”指计量长短的单位，“量”指计量容积的单位，“衡”指计量轻重的单位。“度”“量”“衡”三者的出现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同时产生的。早在大禹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规矩和准绳等测量田亩的“度”，并继而产生了“量”而随之收赋。进入西周时期，赋税制度的发展促使度量衡管理逐渐走向法制化。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地发生纷争，相继建立了一套适应自己国家的度量衡作为本国的公量。当时一些实力强大的士大夫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家量，例如身处齐国的田和家族，就曾有自己的家量，还结合自己的政治意图，制作了著名的“陈氏三量”，又称“齐三量”的公量，由此开启了“田氏代齐”历史事件的前奏。

据《胶县县志》：清咸丰七年（1857年），胶县灵山卫（胶南设置后改隶胶南）一带出土了3件带有铭文记名的青铜量器。铭文所刻分别为：“子禾子釜”（现存国家博物馆）、“陈纯釜”（现存上海博物馆）、“左关之（钅和）”（现存上海博物馆），为一套战国时期齐地的标准量具，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和记述最为翔实的齐国量器组列，中国计量史凡讲到量器必讲“齐国三量”。

这3件量器出土后，先被潍县进士、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后辗转又入北京和上海收藏家之手。其中“子禾子釜”与“陈纯釜”最早由上海实业家谭敬先生于1951年8月捐献给上海文物管委会，后“子禾子釜”又被抽调到国家博物馆。“左关之（钅和）”为上海博物馆通过社会征集所得。

这3件量器的铭文，记述了“齐国三量”的用途。“子禾子釜”，器形如罐，又名“丘关釜”，器高38.5厘米，腹径31.8厘米，实测容量为20 460毫升。腹壁铭文9行108字，大意为：铸造此釜，由子禾子负责丘关（或左关）的计量征收，如果不执行规定，改变釜的容量，则视作违规情节予以处罚。轻者缴纳赎金半钧，重者处以徒刑并缴纳犀角之类的赎罪物品，再严重的则要诛戮。

子禾子釜（图1——2）作为姜齐春秋时期的国量，按照《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瓯），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的说法，齐量的升、豆、区、釜为四进制，每釜64升，每钟640升，这与杜预注《春秋左氏传》中每钟6斛4斗吻合。《管子·轻重篇》论齐国东、西粮价时，又以5鏂为釜。这里是区与鏂容量不同，还是进制不同，还是《左传》与《管子》其中一书有误，还有待考证。这篇铭文是中国至今所见最早的一篇有关度量衡管理的法规条例，具体反映了当时量器校订的标准和违规者的处罚规则，依此可以清晰地了解齐国量器的制造和管理使用制度，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参考意义。

图1 战国 “子禾子釜”齐文化博物馆（复制件）国家博物馆藏

“子禾子”是战国初年田和做齐大夫时的称谓。“禾”古通“和”，《战国策·魏策四》和《吕氏春秋·顺氏》中都有“子禾子”的记载。此外，近代元史专家柯昌济在《金文分域编·续》中也有记述。旧胶州曾出土一件“子禾子”戈柲，这说明至战国初期，齐国还保有“家兵”制度。田和在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已被列为诸侯，故之后铭文不可能再标注其名，由此推断“齐三量”为田和未立诸侯之前所铸，时间在公元前404～公元前385年，这正是田和嗣相后与封侯前的时间段。

图2 “子禾子釜”铭文拓片

“陈纯釜”，因其文首有“陈犹立事岁”字句，由此又称“陈犹釜”。器形如罐状，高39厘米，腹径32.6厘米，实测容量20 580毫升，比子禾子釜的容量多120毫升。腹壁铭文7行34字，文中明确了管理的区域和管理者的责任。铭文具体如下：□（陈）猷立（莅）事岁，□月戊寅，于兹安□（陵）亭，命左□帀□□（关师发敕）成左□（关）之□（釜）（所以亦称“左关釜”），节于□□（廪釜，这里指米仓量器），□（屯）者曰□（陈）纯。大意为：该釜容量取法于仓廪之釜，在安陵使用，以校验左关之釜，由陈纯敦责其事。晏子讲“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具体指哪三量，如何登一？晏子未明确。历史上普遍认为陈量以4升为豆，5豆为区，5区为釜，每釜100升。陈纯釜应是陈氏代齐后的国量，代齐前的家量，每升合今205.8毫升（见图3——4）。

图3 战国 “陈纯釜”齐文化博物馆（复制件）国家博物馆藏

至于“陈纯釜”使用时段，推测应是齐景公死14年后，晏子预言的“田氏代齐”变成了现实。陈常割琅琊以东自封，安陵归于陈氏，“陈纯釜”应铸于陈常至田和位列诸侯前一时段（公元前481年～公元前386年）。原因是田和是妫姓，田氏，名和，“陈”是武王伐纣后妫姓以封国为氏，到了公子完的时候，为了躲避陈国的动乱而逃到齐国才改为田氏。古音“陈”和“田”相同，因不想再继用过去国名为氏，所以改称为“田”。也有种说法为，陈完来到齐国后，齐桓公赐给陈完一块叫作“田”的封地，他的后人后来就以封地为氏。公元前386年田和已经被册立为诸侯，因此有“陈”字的“陈纯釜”，不可能还作为田和立为诸侯以后的姓氏铭刻于量器上。可见“陈纯釜”应该还是作为陈氏代齐中的“家量”在使用。

图4 “陈纯釜”铭文拓片

历史文献中迄今没有陈纯的记载。或许其为陈氏某位公子又或者是一位“诸陈”，笔者认可其为陈常（田成子）70多个儿子中的一位。在齐平公时期，齐国共有120多处城邑，而陈氏就占城邑70多个，今山东半岛的大半都属陈氏。陈常死后，继位者陈盘（田襄子）把自己的“兄弟”都安排到了这70多座城邑中，至此齐国的军政大权都稳固在了陈氏手中，姜贷成为傀儡君主。推测这位陈纯就是陈常70多个儿子中的一位，后被安排在了安陵邑。

“左关钅和”，器形如瓢，李学勤先生考证为折合用的挹取器，其用途如瓢。上有铭文：“左关钅和”四字 ，高10.8厘米，口径19.4厘米，实测容量为2 070毫升。比较以上两釜容量，10（钅和）即可装满1釜。依据“子禾子釜”铭文内容记述，“左关钅和”应为“子禾子釜”的配属器。容量大约相当于“子禾子釜”与“陈纯釜”容量的十分之一，可能同为这两种釜的分均量器（图5——6）。

图5 战国 “左关钅和”齐文化博物馆（复制件）国家博物馆藏

图6 “左关钅和”铭文拓片

关于“左关”（或称“丘关”）和安陵邑地望问题，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中认为，安陵即今胶南灵山卫一带。其认定后的几十年里，很少有人再研究。但后期随着地下文物的出土，安陵重新引起众多学者关注。黄岛李居发先生在《史鉴》（2008年第4期）上刊登的《齐长城的边陲军事重镇——安陵城探考》一文中重提此事。他从安陵山在黄岛、辛安发现汉代水井及先秦文物等方面进行考究，提出了左关在黄岛境内的徐山长城上和安陵邑在辛安村南的观点。笔者认为李居发先生的观点值得再深入研究。

春秋中后期，齐国的“公量”与“家量”并存，公量小、家量大。陈氏在夺得齐国实际统治权之后，开始对旧齐量制进行改革，把容积单位由四进位改为五进位，并制发了标准器，以期量制日趋统一，大大提高了缴纳粮食赋税的效率，使得市场交易变得准确、快捷。同时还采取了自家“大斗放、小斗收”的策略，此举很快就收拢了民心，壮大了实力，为此后“田氏代齐”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陈氏起于齐景公时的大夫田无宇，从这时起陈氏就开始为夺取姜氏政权铺垫。历经140多年的内政谋划，到田和时代，齐国内政已经全部掌控在陈氏手中。田和在嗣相时专门制定了这3种关隘量器，随着这3种标准化量器在关隘的使用，外域人员和资材很快就被吸引入齐地，齐国也逐渐强大了起来。从这个角度说“齐三量”是“田氏代齐”中不可或缺的“功臣”之一，“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左关钅和”也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同时这3件量器也证明了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在度量衡制度方面逐渐趋向统一。

先秦齐国量器，除“齐三量”外，在齐国官营手工业规范和制造的文献《考工记》中，也有对齐国量器的描述。其对一种叫“鬴”（古同釜）的量器，表述得非常详尽。所记“鬴”的容积之大，应该为官量（公量），即官家标准量器，非一般日用之量。该器各部位分别校定了鬴、豆、升三种容量的标准，能一器多用。这种大容积量具的出现，体现了齐国生产力的发达和国力的强盛。齐国的量器除各地馆藏的铜量外，还有大量的陶量出土，如印刻有“公豆”“王豆”“王料”“王公豆”等字样的陶量。这些陶量的产生，推测应该与铜量在同一个时期使用，只是所使用的范围不同。陶量主要用于民间市场交易，铜量主要用于官府收税和在关卡使用。

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度量衡制度较完善。不同种类量器的出土，不仅为研究我国度量衡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从侧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构成以及政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