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多阳，杨小羽，闫瑞欣，吕世生（武汉纺织大学，湖北 武汉 430200）

新疆吐鲁番是陆地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装饰题材不仅受都城长安的艺术影响，也受中外交流的因素影响。长沙窑正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进行海外市场瓷器出口，外销瓷器和内销瓷器是分类开发的。两者有着大唐的艺术特色共性，更有着符合各自特色的个性。

一、发展概况

长沙窑建于唐代，衰于五代。长沙窑所制造的大多为生活器具，种类繁多，造型样式也多，在盛唐时期还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彩，广受欢迎。长沙窑瓷器除花鸟题材外，还有以动物、文字、抽象纹样为题材和彩瓷雕塑。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墓志纪年最早的为高昌延昌十六年（576年），最晚的为唐龙朔二年（662年），除张氏坟院属高昌时期外，两座他姓墓葬以及389号墓女尸同属于西州时期。在阿斯塔娜古墓出土的文物中，装饰题材主要分为人物画、花鸟画、其他类（天文图、女娲伏羲图）。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是西晋至唐代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而长沙窑在唐代也是民窑的代表，两者在艺术欣赏、传统文化、习俗习惯方面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一定的时代共性。但是从地理位置而言，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位于唐代版图的西北部，在西州大族、中原人口迁入后，形成了以汉族人为中心的居民构成，同时吐鲁番还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长沙位于南部，长沙窑是唐代最大最好的具有商品属性的外销瓷器产地，能够大胆创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要。

二、装饰题材分类

（一）花卉植物

在唐代长沙窑出土的各类彩绘瓷器中，花卉以莲花居多，植物多围绕在动物左右，起到丰富画面、增添趣味的作用。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鸳鸯图中可以看到一个双鸟嘴衔莲花纹的吉祥图案：细腻的枝干以弯曲缠绕的姿态将两朵莲花和一个花苞相连，两只鸟儿或是并肩衔花，或是相互依偎着站在花丛中。莲花形态各异，有含苞待放的，有半开苞的，有全部盛开张扬肆意的，四周是缠绕的枝叶以及如意花，整体颜色以深红色、墨绿色、姜黄色为主，渲染出祥和、丰满的画面效果。青釉褐绿莲花纹壶，一朵半开五瓣莲花位于壶中央，形象秀美。大小不同的花瓣，将莲花开放的饱满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花朵旁边是看似对称实则不然的两扇荷叶，一面被风吹起小角，一面被全部吹起仅剩最远处的一片小角，荷叶背面勾画了一层层紧密的波纹，让两片荷叶的艺术画面效果松紧结合，并且与主体物莲花相互呼应。

在植物纹的应用中，长沙窑瓷器与新疆出土的花鸟画构图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以主体物为中心，四周环绕丰富的圆形、散状装饰，样式丰富，十分灵动。在莲花造型方面也有相似的地方，例如二者都有含苞待放的三瓣莲花、半开的五朵、六瓣莲花，以及全部开放的盛莲，造型组合姿态不一却采用三横、三竖或两横、三竖的造型，不仅生动地表现了莲花的形态，还以花瓣的姿态带给人美的享受。

（二）飞禽走兽

在动物装饰方面，长沙窑瓷器多采用一个主体物与丰富灵动的植物相互呼应的形式，以丰富瓷罐的整体绘画效果。在表现动物形态方面，唐代艺匠更加注重表现动物的神韵，唐代花鸟画更加注重动物神韵以及与周围植物之间的呼应效果。笔者从鸟、鹤、鹅、凤凰等动物的体态、神态、画面构图等方面来作相关的比较分析。

在新吐鲁番阿斯塔纳217号墓出土的《六屏式花鸟》墓室壁画中，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六面主体物虽然不同，但是却采用了相似的构图，用3～4颗小岩石作为近景来延伸画面深度。主体物是一只犹在啄食的孔雀、一只蜷缩着小憩的河鸭，形态各异的小动物在相似的布景下显得十分和谐自然。每一小幅图中的动物背后都有一大株花卉，花朵周围蝴蝶飞舞，远处鸟儿飞翔。画师以丰富多彩的颜色勾勒出一幅闲适、安逸的田野景象。在描绘动物时，画家使用了白描的手法，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动物的神态，给人一种振翅欲飞的视觉感受。在长沙窑出土的青釉褐彩花鸟纹壶中可以看到，一只展翅的鸟儿从花丛中飞出。工匠采用白描的手法，将鸟儿飞起时全部展开的双翅、卷曲的鸟爪、翘起的尾巴描绘得栩栩如生。鸟儿下方装饰有两朵形似海浪的花朵，卷起的花瓣随着鸟儿的动态更显灵动，寥寥数笔就将飞鸟展翅、花枝摇曳这一瞬间场景描绘了出来。两者在艺术表现上重在写意传神，笔法质朴，当时的人注重生活欣赏情趣和质量，一花一草一物都能引发诗情画意的艺术感受。

唐代著名花鸟画家边鸾的《红花山鸟图》，运用工笔画的手法，将一只麻雀低头站立在红花树枝上的形象画了出来。在他的《梨花斑鸠图》中，画面的主体是两只斑鸠，栖息于一株盛开的梨花树之上，两幅图中的鸟儿运用的是工笔画法，将鸟儿每一束羽毛都描绘得栩栩如生。长沙窑出土的青釉褐彩釉里红花鸟纹壶上，一只鸟儿聚精会神地站立在岩石上，昂首挺胸，脚下的两块岩石造型不尽相同，其中一块上方还有三片小草，使画面更加具有趣味性。构图方面唐代画家和工匠有相似的地方，均会采用物体近大远小的技法，利用近景遮挡远物的智慧构图，以及充分运用白描手法塑造动物形态。长沙窑瓷器上的动物纹样与唐代花鸟画上的纹样极其相似。瓷器的装饰花纹与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花鸟壁画相比，由于所处时代相同，在构图和动物体态方面有着相似的处理方式。

图一 阿斯塔那105 号墓治本鸳鸯图

（三）人物故事

长沙窑有外销和内销两种经营模式。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西方人物和阿拉伯人形象的瓷器装饰，内销瓷上的人物形象类型格外丰富，有武士、舞者、少数民族人物、驯狮杂技者等。这些人物大多为局部特写，一般被绘在碗、罐面中部或中心位置。此外，长沙窑出土的彩瓷雕塑有婴儿、骑马者、菩萨、胡人等形象，均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人物类形象装饰题材，有壁画、屏风和人物俑。在《树下人物图》中，六幅图描绘了同一个身穿紫色长袍的男子形象，第三幅壁画还出现了身旁侍女拿棋盘的形象。这个墓葬内还出土了《树下美人图》，连屏式绢画中还出现了《弈棋仕女图》。围棋这项娱乐活动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于唐代达到鼎盛。西安地区、陕西三原县李寿墓、洛阳伊川唐代石椁墓也有出土弈棋仕女图。还有《舞乐屏风图》，舞乐题材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墓葬中均有发现，初唐时期舞乐壁画较多，盛唐有所减少，中晚唐时期仍有少量。在人物俑的形象中，出现了骑马女、男俑，立俑、武士俑、胡人俑、黑人俑等，按功能分类有狩猎俑、打马俑，仪仗俑、伎乐俑、杂技俑等。树下人物图系列在其他古墓中也有出现，不同于新疆阿斯塔那古墓中唐代贵妇消遣的艺术主题，山西太原地区和陕西地区的树下人物图，根据服饰的不同，体现了不同的儒家道德观念和处世哲学的意味。

（四）其他类

除动植物、人物外，长沙窑还发现了伊斯兰文化特征的写意抽象画和点彩装饰，同时发现了文字装饰。当时的长沙窑瓷器不仅用了诗歌、名言警句，在外销瓷器上还大量运用了阿拉伯文字。其中在1980年扬州萧山唐墓出土的小口背壶的腹部出现了釉下绿彩的阿拉伯纹，上面写着“真主真伟大”，这无疑是长沙窑为了迎合海外市场的需求，对外销瓷器进行变化、创作。正是因为长沙窑迎合了阿拉伯民族对多色彩瓷的偏爱，用青釉和白釉仿制了一些与金银器、玻璃颜色十分相似的产品，其在西亚地区受到了极大欢迎。

在新疆阿斯塔那墓室上方发现了天文图，天文图经常出现在墓室顶部代表天空，吐鲁番出土的天文图是先绘出圆圈，再用直线连接，这种画法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而长安地区则是圆点画法，相对粗糙，有意象即可。由于吐鲁番气候干燥，利于绢本的保存，出土了大量的《伏羲女娲图》，在中原地区北魏至隋的石棺线刻中均出现过此图案，由此可以看出吐鲁番在文化信仰方面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

三、艺术特征

繁荣、开放的大唐盛世，包容、自由的社会氛围孕育了优秀的唐代文化和艺术。长沙窑的工匠们根据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制作绘有莲花、菊花、宝相花等寓意吉祥的纹饰装饰瓷器进行内销。花花草草的闲逸题材，写意奔放的笔调，体现了唐代国力强盛，人民自信的特点。从吐鲁番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其艺术特征与长安地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特别是陶俑类与中原地区造型极其相似，例如舞马这个现象在长安上流社会风行，在西州当地很难出现这种风气，极有可能是随着人口的迁移和交流，吐鲁番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生活习俗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都源于西州人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感，而这个认同感来源于优秀的唐代文化本质。

图二 《六屏式花鸟》新吐鲁番阿斯塔纳217 号墓出土

图三 长沙窑青釉褐绿莲花纹壶

图四 长沙窑花鸟纹壶

吐鲁番地区连接天南地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从阿斯塔那出土的众多丝织物不难看出，唐代丝绸在花纹图案和色彩方面西域风格浓厚，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在丝绸之路上，彼此文化相互碰撞、渗透下，中国文明先后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欧洲基督教文化融合。长沙窑的对外销售瓷器，在植物方面，椰枣树是西亚地区最常见的植物，西亚人民经常把椰枣树图案刻在神殿石像上，对莲花的大量应用也体现了印度佛教在唐代的盛行；在动物方面，长沙窑瓷器上装饰的似鱼非鱼、似龙非龙的“摩羯纹饰”是印度雕刻和绘画常用的，它被认为是生命之本；在瓷器贴花方面，长沙窑往往采用具有西亚风格的坐狮、对鸟、椰枣树等装饰题材。长沙窑在外销瓷方面紧紧抓住了外销地区民众的需求，积极迎合西亚游牧民族的喜好，制造颜色艳丽、造型独特的瓷器；同时兼顾不同销售地区民众的精神文化和宗教信仰，这期间大量出现的阿拉伯文、佛像可以体现这一点。

四、结论

长沙窑出土的彩绘瓷器和彩瓷雕塑的植物形象主要有梅花、菊花、莲花、忍冬花、蔓草、葡萄、树叶等，动物形象有蝴蝶、鸳鸯、鸭、鹅、奔马、狮子等，人物有武士、舞者、少数民族形象，外销瓷器上还出现了西方人、阿拉伯人形象，在树木的引进上，主要有果木和带有宗教意义的椰枣树、菩提树和娑罗树。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动物种类除了马、骆驼、狮子保存比较完整外，还有十二生肖，镇墓兽，一些牛、羊、猪、鸭、狗等家禽形象；植物花卉主要集中在墓室壁画和出土纸画上，有宝相花纹、云纹、花草纹等装饰，人物类集中出现在壁画和人物俑这两个载体上，形象与当时首都长安有极大的相似性。长沙窑主要将瓷器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对民族内部和海外均有推动文化传播的效果，唐代文化与西亚、南亚地区相互影响，并以自身为中心放射式传播到东亚地区；新疆阿斯塔那古墓位于吐鲁番，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受到波斯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同时将长安地区的中原文化融入本族文化，并沿袭下来。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一个是海上陶瓷之路，两者都是大唐盛世的文化、艺术体现，二者都体现了唐代繁荣、开放的自信文化内涵和深厚底蕴，各自在发展趋势上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