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可

深夜的值班室电话总有一股丧钟的味道，催命般地响个不停，让人心脏收缩，听觉延迟。

“谁死了？”我又问了一遍。

“不知道，就在‘在水一方’桑拿浴，你们抓紧过来吧！”报案人的声音有些不耐烦。

“凶手呢？”

“不，不，这人好像是猝死的。”

电话还没挂，探长老闫已经抓起车钥匙出了门。半分钟后，我和负责现场勘验的高级工程师老朱也都钻进了警车。

“朱工，这是第几个了？”闫探握着方向盘问。

“从月头数，已经第八个了。”

“年关难过啊。”

“冬季本来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朱工转向我说，“小米，上次是暗访，这次是明察，你可不要英雄气短啊。”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闫探嘿嘿笑道。

彼时，我刚加入公安队伍成为一名刑警，可以想见，警察这个职业为涉世未深的我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走进其中，我就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成了深度介入者，甚至会决定故事的结局。这其中当然会遇见许多矛盾、许多眼泪，难免也会让我怀疑人生，但毕竟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向上生长是压倒一切的。

说回“在水一方”桑拿浴，不久前我才和它打过交道。在侦办一起团伙毒品案件时，有线索反映这里的8号按摩小姐是个卖“零包”的小毒贩。为了不打草惊蛇，闫探便让脸生的我伪装成嫖客进入桑拿浴，以“包夜”的名义把8号给钓出来。可是我不仅脸生，技术也生。见到8号后，我止不住面红耳赤，嘴巴哆嗦，没两句话就露了怯，被老鸨和保安认定为暗访记者，要不是闫探带战友们赶来救场，我可就真闹大笑话了。

坐在警车里，我积蓄力量，准备讨回在这里失掉的尊严。但站在桑拿浴大堂里的报案人，却让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显然，这个黑脸的中年男人对我的到来也非常惊讶。

“黑脸刚，你也在啊。”闫探冷冷地说。

“事情很麻烦哟。”黑脸刚回过神来，领着我们三人来到了桑拿浴的二楼客房。

走廊和两侧的房间里都空寂无人，只有邓丽君在音响里低声吟唱《我只在乎你》。我们随黑脸刚走到噩梦一般的走廊尽头，一具肉体闯入我们的视线。

这是一个光着上身，穿着金黄色短裤的男人，匍匐在床上，脑袋耷拉在床边，地板上有一摊浑浊的呕吐物。昏黄的灯光照在粉色的壁纸、褐色的地板，以及男人略略发灰的脊背上，被门框定格为一幅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古典油画。

“客人都被你们清场了？”闫探脸上有愠怒之色。

“不是为了方便你们调查嘛。”黑脸刚答道。

“把目击证人也清走了吧？”

“哪儿能呢！”

“带我去看一看监控。”

闫探和黑脸刚走后，医院急救人员也抵达了现场。医生检查了死者的脉搏和瞳孔，宣布了死亡的结论。随后，朱工接手勘验工作，他对屋内的环境，以及尸体的表征做了初步检查，均没有发现被侵害的痕迹。接着，朱工又给死者剪了指甲，提取了部分呕吐物，并带走了床头柜上打开盖子的冰红茶……在做这一切时，朱工是那么的沉默庄重、小心翼翼，仿佛在完成一场死亡仪式。初步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后，朱工又将现场交给了我和从监控室返回的闫探。

“得弄清楚死者的身份，”闫探对我说，“检查一下他都带了哪些随身物品。”

好吧，不能怂。我走进房间，摸索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只找到了一部最新款的iPhone。看来要解锁这个男人的身份，必须先解锁这部手机。

闫探此时已经托起了死者的脑袋，我一愣，随即明白了闫探的用意，我将前置摄像头对准了他的面部。手机传出两次振动，拒绝了解锁的请求。

“试试指纹。”闫探说。

我屏住呼吸，先是抬起死者的右手，然后用另一只手固定住他的大拇指，摁在了手机屏上。这是我第一次触碰一名死者的手，冰冷、细腻，仿佛海底沉船里的一件南宋瓷器。

手機依旧没有识别出指纹。

“这玩意儿居然懂得人走茶凉的道理。”闫探嘟囔着，接过手机，在解锁界面随意划动了一个“7”的图案，然后一拍大腿，“开了！”

在手机相册里，闫探发现了一张身份证照片，与死者面部比对后，确认了身份。接着，闫探打开通讯录，点开排在最前面的“爸”的电话号码，然后将手机递还给我。电话接通前，闫探低声提醒我：“通知人过来就行，不要说太多。”

我“嗯”了一声，听筒里传来了一声：“喂？”

先是确认对方身份，接着表明自己身份，继而通知其子牵涉一起案件，请他务必立刻来“在水一方”桑拿浴一趟。一切谨遵程序，声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你是骗子吧。”

我报出了警号和姓名，并建议他拨打“110”核验我的身份。

“他是不是嫖娼被抓了？”对方的声音中显出一丝痛苦。

我坚持在电话里不便透露太多，要他尽快赶过来就行。

听筒里沉默了，远处有妇人问是谁打来的电话。

“家里人如果能来，就都过来吧。”我着急忙慌补了一句。对面，闫探皱起了眉头。看来，这是一条节外生枝的建议。

我下到一楼大厅，在等待死者家属到来的空当，不禁猜想他们会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又会在路上说些什么。死者母亲大概会惊慌失措，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而那位父亲，很有可能会盘算着该找哪些权贵帮儿子说情开脱，同时还得想办法帮儿子向单位请假，隐瞒他违法被抓的事实……这是他们能够预料到的最坏结果吗？寒风中，我的牙齿不禁咬住嘴唇，咬得生疼。

赶来的是死者的父母和姐姐。这个计划外的年轻妇人，穿着质量较好的职业套装，身上的香水有着攻守兼备的味道。或许是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我这么想着，一转念，又觉得在生死面前，谁都很难说得上内心强大。

“发生了什么？”死者姐姐问我。

“先跟我上楼吧。”我说。

那位母亲有些迟疑：“要不要通知他媳妇？”

“家丑不可外扬。”这位姐姐断然拒绝了母亲的建议。

三人随我上到二楼，我让那对父母在楼梯口等待，只带着死者姐姐穿过寂静的走廊，抵达尽头的那个房间。只是一瞥，她就迸发出尖利且痛苦的号叫。而我也在此刻（和之前数次处理类似警情相同）仿佛躲进了摄像机的后方——我看到远处那位姐姐缓缓屈膝，披肩的长发如瀑布般遮住她的侧脸；我看到旁边那位母亲嘴巴慢慢张开，继而浑身战栗；我看到那位父亲呆立在原地，眼神空洞得就如盲人的玻璃体。

一阵尖锐的疼痛，掐断了我的审视。死者姐姐的指甲已经深深刺入我的手背。

“你父母还在后面。”闫探在边上提醒她，“还要请你辨认一下。”

姐姐稍稍镇定了一下，直起身子。朱工轻轻扭过死者的脖子，展示那副愈发灰白的面孔。她点点头，确认了弟弟的身份。

“初步怀疑是中风引发的猝死，具体原因还需尸检后进一步确认。”朱工补充道，“当然，尸检是需要征得家属同意的。”

到此，现场处置暂告一段落。余下的，便是痛苦且苍白的等待。好在不多久，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就来了。他们从楼梯口那对父母的身边挤过来，进入房间后，将男子装入尸袋，抬上担架，然后运到楼下。这一家三口一直跟在担架后面，直到尸体即将装车时，姐姐才拽着母亲来到担架前，看了死者最后一眼。

我站在十米开外，呆呆地望着这告别的一幕，不禁遐想，如果我是那位姐姐，会拉着母亲去看死去儿子的遗容吗？我不知道。

闫探和朱工不知何时来到我的身后，朱工嘀咕道：“可能会闹。”

当然，一个独行的男人，死在一家桑拿浴里，这其中让人有许多想象的空间。即便不构成刑事案件，民事上也得有人承担责任。而这便是那句“可能会闹”包含的意义。

沉默片刻，闫探叹了口气：“朱工，你带这家人先回队里，向他们介绍后续的流程，同时也探一探他们的态度。我和小米留下继续搜集线索，尽可能还原死者死亡前后的经过。”

老朱这人面善，平时说话也极为诚恳。很快，死者父母便在他的引导下上了警车。而死者的姐姐，则在离开前用手机拍下了“在水一方”的霓虹招牌。

等这一拨人离开后，闫探才对我说：“没有监控，没有账目，连端茶倒水的服务员都没影了。”

“黑脸刚怎么解释？”

闫探冷笑一声，反问：“你和黑脸刚之前认识？”

“很久以前认识的，那会儿我还在上学。”我含糊应对。

闫探“哦”了一声，不再追问。毕竟，在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人与人之间有交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接着，他背过身，拨通了一个号码。只言片语间，我能听出他是在打听某个隐秘的藏身之处。

挂上电话，闫探带我回到客房部，顺着二楼楼梯又上了一层，被一扇防盗门堵住了去路。闫探让黑脸刚把门打开，并警告他不要把事情弄得太难堪。黑脸刚勉为其难地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放我们来到三楼。

不同于楼下的客房，三楼只有两个大房间，一间堆满了各种杂物，另一间则被许多软床拼出的大通铺占据了大半面积，被单上还散落了许多蕾丝短裙和情趣用品，却不见一个按摩小姐的踪影。黑脸刚正要解释，闫探径直走到墙角的一台立式空调前，用力推开，一个门洞显现了出来。

我走上前去，看到门洞里是一个小房间，里面也有一张小床，一个年轻的按摩女郎正屈膝坐在床上。看到我们后，她的脸上先是一阵惊愕，随后又露出了某种好似他乡遇故知的释然表情。

我们将黑脸刚和按摩女郎带回队里分开问话。探长老闫和社会经验丰富的黑脸刚单独斗法，自然，问话按摩女郎的任务就留给我了。

当空调主机发出低频噪音时，女郎先开口道：“不是我做的。”

“别急，你叫什么名字？”

“马大慧。”

我嗫嚅着她的名字，好像是在咀嚼某道家常菜，毕竟茫茫人海中，马大慧这个名字可谓是再寻常不过了。当我意識到对面的女人正在盯着我看时，我问道：“好吧，马大慧，你刚才说自己没做什么？”

“我没有杀那个男人。”

“哪个男人？”我明知故问，以此让对方暴露更多漏洞。

“那个死在二楼包房里的男人。”

“你怎么知道有个男人死在二楼包房？”

“听别人说的。”

“你没有亲眼看见？”

“没有。”

正如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以上问话便是希望直接获取真相。只是，世上哪有那么称心如意的事呢？我停顿片刻，接着问马大慧：“是谁安排你躲进小房间里的？”

“没人安排，我就是想在里面待着。”

“中间没有出去过？”

“没有。”

“不去服务客人了？”我故意笑笑——这肯定是个极为愚蠢的笑。

马大慧摇了摇头。

“因为生理期？”我突然问道。

马大慧怔了片刻，然后冷笑道：“你怎么能证明我是一个坐台小姐？”

一瞬间，我真以为自己冒犯到了她，但转念一想，我们都清楚“在水一方”是个什么地方。于是，我让自己的语气强硬起来，马大慧也变得针锋相对。

“这是你上班的时间啊。”

“上班就不能磨洋工了？”

“其他按摩女郎都去哪儿了？”

“不知道，她们去哪儿也不会告诉我。”

“马大慧，”我直呼其名，“让你过来，就是想弄清楚客房那个男人的死因，还死者家属一个真相。你要明白，我们针对的不是你，我们也初步判定那个男人并非被人杀害，我们只是需要你说出真实情况配合我们的调查。”

马大慧的左手开始抠右手大拇指上的水晶指甲贴片。

为了便于她消化理解我的话，我递过去一支烟。马大慧幽幽地吸上一口，说：“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偷偷躲在厕所里吸烟。”

“什么？”我一怔。

马大慧将手指插入她一侧的长发，缓缓摇头，仿佛刚才我没听清的那句话来自她的梦境：“如果我说了你们想听的，那我的饭碗就没了。黑脸刚是不会饶过我的。”

“黑脸刚就在隔壁，你不说，他也会说的。”

“他不会说的，他就是干这个的，出面替老板摆平麻烦，那也是他的饭碗。”马大慧将烟灰弹进水杯，“死者家属无非想讹‘在水一方’一笔钱，所以才要你们证明他在死前叫了小姐。可这不丢人吗，他们难道不打算维护一下死者的尊严？”

马大慧把话说透了，说绝了，我却还没想好怎么接招儿。“别扯那些没用的，不要让我们针对你。”我撂下一句毫无意义的狠话，离开询问室，来到队里的小院让自己冷静一会儿。

此刻，二楼亮灯的办公室里，朱工正在向那一家人解释着什么。不过，他的解释时常被打断，家庭成员之间也起了争执，想必对是否尸检还没有统一想法。办公室的门外，还站着一个陌生的女人，正举着手机打电话。

“那是死者的老婆，本来正和死者闹离婚，没想到出现了新情况。”闫探在我身后苦笑道。

我问闫探：“死者家里什么态度？”

“死者父母不想儿子挨刀，但那个姐姐却想替弟弟讨回一个公道。另外，死者老婆也同意尸检。她们希望向‘在水一方’提出索赔，毕竟，钱也是一种安抚。”

我点点头，问闫探对于黑脸刚的询问情况。

“没问出什么。”闫探摊摊手，“那个按摩女呢？”

我也摇头。

“也不是全没办法，”闫探说，“我刚在系统里查了，马大慧有吸毒前科。”

随后，闫探和我回到询问室，当“三合一”的检测试纸被闫探放到桌子上时，马大慧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恐惧。

闫探清了清嗓子：“想必小米已经跟你说了，我们并不是想针对你，除非……”

馬大慧低下头，借此掩饰她痛苦纠结的表情。我和闫探则在等待着，等待她做出抉择。

“真不准备说吗？”闫探又逼问了一句。

马大慧沉默良久，轻吐一口气：“测不测都一样，我承认我在吸毒。”

闫探和我对视，在我们阻止事态滑向另一条轨道前，马大慧开始交代自己在两天前才吸食过冰毒。闫探的肩膀松垮下来，整个人也泄了气，像是一部电视剧还没到高潮就草草剧终。他对我说：“找个吸毒笔录的模板问吧。”

四十分钟后，我将马大慧吸食冰毒的问话笔录拿给闫探过目，建议查一查她的上线。闫探告诉我：“马大慧本来就在禁毒部门的关注名单中，她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吸毒者。至于她的上线，以及上线的进货渠道也都在我们的密切关注中，只等时机成熟就统一抓捕，所以咱们这次不用节外生枝。”

“那桑拿浴猝死的事，不再问一问了？”

闫探乜了我一眼：“底牌都打出来了，你还有什么高招儿吗？”

我摇摇头。

“这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对于死者家属来说，有人受到处罚倒了霉，虽然和猝死的事情不相干，至少也能让他们心理平衡点儿。”闫探打了个哈欠，“快后半夜了，抓紧办戒毒的手续吧。”

我用冷水洗了把脸，强打起精神，开车去局里找领导批强制隔离戒毒的手续。等办完手续往回走时，已是凌晨两点半。街道上早已空无一人，只有寒风在大街小巷扫荡，所到之处，卷起漫天的尘埃与碎屑，头顶上的夜空却异常宁静。月亮挂在中天，好似一枚薄脆的蜜蜡，几片冻裂的浮云悬在不远处，又如黑板上没有擦拭干净的粉笔灰，像是在暗示我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已然发生。我不禁放慢车速，沉浸在这比一生还要漫长的黑夜中。

最终，我还是将强制隔离戒毒两年的法律文书摊到马大慧的面前。马大慧只是扫了一眼，便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下了红色的手印。动作之流畅，仿佛是确认银行定期存款的存单。

接下来就该送押了，只是戒毒所尚在一百公里开外的山区，此时行车，人困马乏，存在安全隐患。闫探便安排我继续看押马大慧到天亮，再由其他人接手送押工作。

“我累了，想躺一会儿。”得知清晨才去戒毒所，马大慧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

我让马大慧在一张长椅上躺下，一只手铐在椅子的扶手上。为了让她更舒服些，也为了表达我的一份善意，我还为她找了一套被子和枕头。而我，则坐在马大慧的对面，瞧着她调整手腕，让身体不再那么拧巴，又将被子卷成卷儿，把大半个身体裹了进去。最后，她闭上眼，鼻息缓慢沉重，我想她是感冒了。

没准儿，我也会被传染感冒……我这么想着，不知何时打起了瞌睡。我惊醒的那一刻，询问室电子钟上的数字是5∶13。电子钟下面，是抱着双膝坐在长椅上的马大慧，一如她被抓时的那副模样。手铐则空落落地悬在长椅的扶手边上。

我的脑袋直发蒙——她是何时挣脱手铐的？她为什么没有悄悄逃走？我努力克制着嗓音，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你怎么坐起来了？”

“睡不着，快天亮了。”马大慧淡淡地说。

“冬天天亮得迟，还能再睡会儿。”我起身，打算重新给她戴上手铐。

“我记得你，我们是小学同学。”马大慧突然说，“姓米的还挺少见的。”

“什么？”

“那会儿，我的名字还叫马慧慧，后来才改成了马大慧。”

“哦。”我突然词穷，往事从肠胃深处翻涌上来。

“关于我，你都记得些什么？”马大慧居然冲我微微一笑。

“你那时候个头儿很高，坐在最后一排。”我想起她来了。

“还有呢？”

我摇头：“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有一件事，你应该记得。”马大慧看着我，眼睛里有了光。

看到我没接茬儿，马大慧淡淡地说了起来：“那是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一种叫做小浣熊的方便面很流行，大家都在攒包装袋里附赠的动画卡片。我费了很大劲儿，花光了零花钱，才集齐了全部卡片。可还没等我向同学们炫耀，最稀有的那张卡片就不见了。我怀疑它被人偷走了，却不知道是谁。有些同学会把集到的卡片放进铅笔盒，或是书包的夹层里。为了找到丢失的那张卡片，我便趁着课间操时间，留在教室翻看同学们桌洞里的铅笔盒和书包。丢失的卡片虽然没找到，我却发现不少同学们刚买来的小浣熊方便面。我抵不住诱惑，撕开了一袋，接着又撕开了许多袋，但都没找到那张特别稀有的卡片。就在我埋头翻同学们的桌洞时，一个同学闯了进来，他发现了我并报告给了班主任。”

说到此，马大慧停了片刻，乜了我一眼，接着说道：“班主任让我回家请家长，我不肯。她就说我是小偷，还说之前同学丢的铅笔、橡皮和零花钱都是我偷的。我当然不承认。班主任很生气，便让我上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检讨书还是她帮我写的，我只需要一字不差地读出来。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小时偷针，大时偷金。我想，班主任是想通过我这个反面典型，向同学们讲这个道理。”

“你不是小偷。”我的话说得极没有底气。

“我只是把同学们的方便面袋撕开了，我没有偷他们的卡片，没有吃他们的方便面，更没有偷过谁的铅笔、橡皮和钱。”马大慧直视着我的眼睛。

看到我没有说话，马大慧叹了口气：“五年级的那个夏天，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严厉的班主任，面对那些被我撕开方便面袋的同学们，我觉得自己和小偷没什么区别。我还记得检讨结束后，班主任要全班同学帮我改掉坏毛病，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那一刻，我流下了眼泪，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羞耻感。”

“我记得你当时哭得很凶。”我已经完全想起她说的这件事了。

我是不是小偷，我想老师和同学们都有自己的答案

“其实，要不是今天看到你，我也不会想起小时候那段糗事。”马大慧打了个哆嗦，清水鼻涕流下来，又被她吸了回去，“我是不是小偷，我想老师和同学们都有自己的答案。就像今天晚上死掉的那个男人，他到底叫没叫小姐，还不是看大家愿意相信什么样的故事。”

马大慧说完这番颇有哲理的话后，我俩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寂静的值班室内，只有她不时吸溜鼻涕的声音，填充了因残缺真相带来的隔阂与尴尬。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我越来越清楚地回忆起来，当年撞见马大慧翻桌洞并向老师报告的那个学生，就是我。

我欠她一个道歉，但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开口时，却是一句虚弱的质问：“你为什么没有趁我打盹儿时走掉？”

“其实就算你们不来抓我，我也打算自己去戒毒所戒毒，我不想再浑浑噩噩过下去了。还有，我的毒瘾好像犯了，如果过会儿我克制不了，你就把我绑起来吧。”

说完，马大慧斜身躺下，身体裹进被子里，将右手手腕伸了出来。我走上前，将手铐重新戴在了她的手腕上。

天还没亮，同事们就来接我的班了。当他们带马大慧离开房间，即将押上警车时，我走上前去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谢谢。”

同事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这是我小学同学。”我一边含糊应对，一边透过余光瞥见了马大慧脸上的一抹微笑。

几天后，案子有了結果。

死者家属终于同意尸检，为求保险，还做了毒化方面的检测。综合判断后，法医认定死因是脑干急性出血。至于出血的诱因，很大程度缘于死者当晚在银行安排的招待客户的晚宴上大量饮酒。而酒后泡桑拿，则像是在烈火上浇了一壶汽油，直接引爆了血管。

在警方的调解下，死者所在的银行拿出了五十万的补偿款，支行行长还因此被撤了职。“在水一方”桑拿浴则给了五万元的抚恤金。在向法院托管的账户交款时，黑脸刚戏谑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是所有按摩技师的“血汗钱”。

至于为何由法院托管，是因为死者父母和妻子对如何分这笔钱产生了矛盾。双方后来对簿公堂，官司打了挺长时间，到底是个什么结果，已经不在我的关注范围。

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此时已经关押在戒毒所的小学同学马大慧。她没有在我睡着时脱逃这件事，让我感到自己又欠了她一份人情。但是这份人情和上份一样，是难以说出口的，毕竟她只是一个沉迷毒品的按摩女郎。

为了弥补心中的亏欠，我开始调查有关黑脸刚和“在水一方”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一度，我陷入某种偏执的情绪中，就连闫探都旁敲侧击地问我是不是和黑脸刚有什么过节，并劝我不要用力过猛。

就在我自以为孤军奋战之际，局里突然对“在水一方”展开了突击行动，黑脸刚连同他的幕后老板都因为涉嫌组织卖淫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等待他们的，将是不低于五年的有期徒刑。

到此，整件事也就算告一段落，我也很快抖擞精神，扑到新的案子上面去了。至于心中的那份亏欠，也慢慢被时间填平。偶尔，我还会回想起初入警的那段时光，带着一种过来人的视角，认为自己那会儿太过一根筋，案件侦破绝非是点到点的追逐，而是由许多线索汇聚成的一张网，将真相一网打尽，亦将时间一网打尽。是啊，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儿耐心。

正如许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再次见到了马大慧，就像电视剧里的场景，我们站在斑马线的两端。她衣着普通，体态略显臃肿，但面色红润了许多，她的右手还拎着一塑料袋的鸭梨。显然，她也认出了我，并先向我点头打招呼。我怔了一下，笑了，只等斑马线的绿灯亮起。

故事到此，认真的读者想必已经看出了一个破绽，那就是我与黑脸刚之间的故事，你们甚至可以嗅出某种私人恩怨的气味。

事实的确如此。

我的故事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某年九月。那会儿，我还只是一名初中生。父亲在八十公里外的郊区做采煤工，一周回来一次。母亲是家庭主妇，平日里除了买菜做饭，就只有打麻将这一个爱好，并不赌钱，纯粹是为了消磨下午的空闲时光。母亲有几个固定的牌友，其中就有黑脸刚。

那些年月，矿上效益不太好。矿工们大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是被一次性买断，下岗后自谋出路；要么接受外派，到几千公里外的内蒙古矿区工作。

为了保住现有的工作，父亲发了疯地加班，有时候一个月能下三十个井，偶尔回家也是步履匆匆。为了生计，一家三口一起吃饭时，父亲将饭菜与石头一般的沉默都吞进了胃里。饭后，父母钻进卧室，门被从里面锁上，有时传出浓重的喘息，有时则是低声的争吵。我掰掰脚趾头，都知道屋里在进行着什么。

父亲离开后，生活恢复常态。我按时按点上学，母亲也按时按点出门打麻将。有时麻将打得晚了，我便去奶奶家吃晚饭写作业，直到醉意难掩的母亲将我接回家。我是有些讨厌母亲饮酒的，但想必母亲也能嗅到我身上残留的、少年叛逆的香烟味道——既然她没有戳破我的秘密，我便也同样试着包容母亲，正如我们貌合神离地一同努力理解沉默粗莽的父亲一般。

我上初三的某个秋日，不知怎的，母亲没有来奶奶家接我。次日清晨上学前，我不放心，回了一趟家，发现家门口停着警车，门是开着的。客厅里，父亲正挥舞着胳膊向警察申辩着什么，母亲则拖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就像拖拽着一艘行将沉没的大船的缆绳。

我的出现，让暴躁的父亲立刻安静下来。沉默片刻，父亲撸起袖子，露出他木瘤一般的手腕。那名警察先是摸出手铐，然后恼怒地摆了摆手，带着父亲一同出了屋子，钻进警车。

警车走后，我问母亲发生了什么。母亲先是说矿上停工检修，父亲提前回了家。接着，母亲问我有没有吃早饭。然后，她便转身进了厨房，很久都没有出来。我猜想母亲一定是慌了神。

那天我没有去上课，临到中午，父亲独自回了家，母亲则已经准备了满满一大桌菜。我暗自松了一口气，心想母亲的劳作总算没有被辜负，当然其中也有我的帮厨。可当我刚盛满一碗米饭，父亲已经拉着母亲进了卧室。我听到父亲像是复读机般，急促地说了许多话。接着一段沉默过后，母亲哭了，间间断断说的话碎成了许多玻璃碴子，刺进了我的心坎上。随后，他们回到饭桌，父亲握住母亲和我的手，用一种陌生的冷冰语调说：“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

有关母亲被人强奸的传言，经由当事人之口，传及街坊邻居，又被他们的儿女偷听了去，在课后学校的厕所或是操场跳远的沙坑里，转述给了我。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躁动的、难掩兴奋的面孔，我克制着自己点头的次数，仿佛在听一个陌生女人的故事。

慢慢地，我拼凑出了事情的大概：那天午后，母亲独自到公安局报案，说是黑脸刚在前一天晚上将她灌醉，然后带到一家小旅馆实施了性侵。次日清晨，父亲得知母亲被人欺负后，冲到黑脸刚家中，只是一拳，就将其打成了血气胸。接到报案后，警察走访了相关当事人，又带母亲去医院做了包括妇科在内的身体检查，均没有发现被暴力侵犯的证据。警察对黑脸刚进行了问话，黑脸刚辩称他和我母亲相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不过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要不是我父亲发现彻夜未归的母亲包里有一盒避孕药，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那段时间里，最难熬的是晚上。每当我和母亲坐在饭桌前，我都很想问她和黑脸刚到底是谁说了谎。可是，母亲肃杀的面孔，遏制了我发问的冲动。

后来，和父亲一样，我不再回家，放了学就往奶奶家跑，专心备战中考，只留母亲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母亲也曾来到奶奶家门口，彷徨着，等待我从屋里出来和她一起回家。

最终，她还是孤身离去。再后来，黑脸刚撤回了对父亲故意伤害的指控，母亲虽然没有撤回被性侵的报案，也没有继续在街坊邻居的议论中，一遍遍跑去公安局盯着警察破案。事实上，母亲已经很不受警察待见了。关于性侵案的流言蜚语又传了一阵，直至再没有新的真相可以被发掘，直至每个人的心中也都有了各自的答案……

中考结束后，父亲将我从考场接回家。进屋之后，我的直觉告诉我，母亲已经不在了。

母亲确切是哪一天走的，我不知道。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衣橱里的衣服也只带走了几件。起初，我以为她只是出门做短暂的旅行，但她离开的日子如连绵不断的梅雨，湿漉漉地一点点冲刷掉她在我生活中的全部痕迹。就在我以为雨永远不会停时，这股湿气突然消散不见，留下暴晒后龟裂的、再不会长出任何生命的土地。也是在此时，我接受了现实，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

之后，生活按下了快进键。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三年住校苦读后，进入了毕业便可包分配的公安院校。父亲则接受了单位的外派，去了内蒙古的一家煤矿，那里是露天煤场，不似老家八百米深井的幽暗禁闭，除了戈壁的风更大一些，安全系数倒是高了不少。

时间虽然让许多往事褪去了颜色，我的耳畔却时常回响起父亲的那句話：“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这样的声声回响，怂恿着我打电话给遥远的父亲，问问他当年那个秋日的午后，在狭小的卧室里，他都对母亲说了些什么。入警以后，我也不止一次想通过公安的人口数据系统，查找母亲的下落，弄清楚她在哪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但这些念头，都被我强压住了。因为我知道，这个家已经完了，事后再去补救些什么已没有意义。因为我还知道，当年我并非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的羞耻连同我的固执，已经成为让天平倾斜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我真正想告诉父母的是：任何真相都已无所谓，我从心底已经原谅了他们。同样，我也请求他们的原谅，原谅彼此，原谅我。

就在我与马大慧重逢的那年秋天，父亲结束了他的采矿生涯，正式从内蒙古那家煤矿退休。为了帮他搬家，我请假飞去了内蒙古，又换乘多种交通工具，向父亲暂住的地方——一处造城运动后留下的鬼城进发。

抵达时已是深夜。在小区门外，我撞见了一头草原灰狼，孤零零地挡在我的面前。我停下脚步，好奇战胜了恐惧。我们彼此凝视了半分钟后，灰狼用爪子刨了刨硬邦邦的水泥路面，像是在向我宣告：它不仅精于在这块贫瘠的草原上狩猎，也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人类活动的灰暗缝隙。

一种略带酸楚的希望，在我的心中悄然泛起，我想，那或许是成长的味道。我紧了紧包带，绕过那头不肯退让的灰狼，走进了父亲居住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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