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琬君 沈玉昊

一、引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借助生产要素、资源环境成本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吸引了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实现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以往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之一。由此可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选择。一般认为，跨国公司溢出效应对东道国自主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旨在进一步研究其关键性问题：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是否有助于促进内资企业自主研发及其背后可能的作用机制。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自主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对东道国自主创新是否存在影响及其影响方向，结论主要包括三种，即抑制论[1，2]、促进论[3，4]和“双刃剑”论[5]。国内学者早期采用省份、行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大多支持跨国公司对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具有促进作用[6—8]，而近年来采用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则大多持相反观点[9—11]。二是根据FDI 溢出效应机制理论[12]，从不同溢出渠道具体分析跨国公司溢出效应对东道国自主创新可能产生的影响[13，14]。三是针对可能影响跨国公司溢出效应与东道国自主创新之间关系的其他因素展开讨论，如吸收能力[15]、技术差距[16]等。综上所述，虽然现有文献揭示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自主创新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和影响渠道，关于跨国公司溢出效应对东道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肯定，然而学术界针对以上问题所展开的广泛研究依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且少有学者将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纳入其溢出效应的研究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大多从两个角度来定义技术溢出变量，以衡量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自主创新的影响。一是从外资进入程度角度，选取外资工业总产出、销售收入或注册资本等指标的行业占比，作为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变量；二是从外资研发投入角度，选取研发经费投入、研发劳动投入等指标与销售总产值或GDP的比重，作为衡量外资研发支出的变量。然而，以上两类变量均存在不足：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外资行业占比角度反映外资进入对东道国自主创新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能直接测度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创新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外资研发支出变量虽然将外资研发投入直接纳入考虑范畴，但并不是所有的研发投入都能引致跨国公司产生直接有效的创新行为[17]。考虑到以上两个变量并不能全面准确地衡量跨国公司的创新行为对东道国自主研发的影响，本文选取跨国公司创新产出即产品创新，作为衡量跨国公司创新行为的变量来考察其对中国自主研发的影响。其合理性在于：一是产品创新作为跨国公司创新行为的直接产出成果，可以更为直接准确地衡量跨国公司的创新行为；二是产品创新作为创新产出，其中很大一部分将直接进入东道国市场的上下游产业链和商品流通环节，因而还可以从市场行为角度来衡量其对东道国自主研发的影响；三是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的角度而言，跨国公司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将母国的先进技术和研发成果直接用于东道国产品创新，因此产品创新更为直接客观地体现了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第一，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角度出发，探讨跨国公司的研发行为和市场行为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丰富并深化了跨国公司溢出效应与内资企业自主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二，利用企业专利数据作为衡量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活动的核心指标，从而在更为细致准确的微观层面揭示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活动的影响效应。第三，不仅从水平溢出角度分析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行业内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溢出效应，还从垂直关联角度分析跨国公司产品创新通过商品流通渠道对上、下游行业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溢出效应。第四，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研发行为的模仿学习效应和市场份额抢占行为的市场竞争效应两方面综合分析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的影响机制。

二、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影响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理论分析

跨国公司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的影响，包括对其在东道国所设立的子公司自主研发活动的直接影响，以及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活动的间接影响[11]。本文主要针对后者展开研究。现有研究通常认为，跨国公司主要通过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四种途径产生溢出效应。本文所说的溢出效应主要是指研发的溢出效应，即通过研发新产品、新工艺等创新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与已有相关研究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和研发溢出对东道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18，19]。接下来，本文将从行业内水平溢出和产业链上垂直关联两方面具体分析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水平溢出是指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行业内生产相同类型产品的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就学习效应而言，傅元海等[20]认为在示范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下，模仿学习是内资企业最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因而可以将其归结为FDI 的技术转移、扩散效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将其理解为模仿学习效应。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为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指明了方向，提高了其自主研发效率，降低了研发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了内资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使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开展自主研发。然而，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也有可能从两方面抑制内资企业开展自主研发：一方面，内资企业可能满足于跟随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步伐，从而降低其自主研发意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使得其在产品市场上占据更有利的先发优势和偏好优势，从而降低内资企业研发激励。就竞争效应而言，引进技术和研发可能是内资企业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而模仿学习大多是在外力迫使下对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将会加剧国内产品市场竞争，而跨国公司凭借产品的多样性和先进性，将会挤占市场份额，使内资企业面临市场份额下降和产能过剩的挑战。此时，如果内资企业收缩生产规模或退出国内市场，必然也会相应地缩减自主研发力度。如果内资企业积极应对，通过增强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发新产品，以获得能与跨国公司竞争所需的技术和工艺，则会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产生促进作用。然而，即便内资企业选择积极应对跨国公司的有力竞争，也有可能通过采取从国外购买或引进的方式获得相应技术，以规避自主研发所要面对的低利润、高风险和长时滞等问题，因而未必会提高其自主研发水平。

垂直关联是指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可能通过从内资企业购买中间投入品从而与上游内资企业产生后向关联，通过向内资企业出售中间投入品从而与下游内资企业产生前向关联。已有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更有可能通过垂直关联效应对内资企业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21，22]。首先，跨国公司进行产品创新，会相应地提高对中间投入品的要求，并且为上游内资企业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管理优化和质量监督等服务，以期获得更为优质的中间投入品。跨国公司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加大，会使上游本土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竞争，上游企业可能通过提高自主研发水平来提高其产品技术和质量，以满足跨国公司的产品需求。其次，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作为其研发产出成果，可能通过商品流通渠道进入下游产业链，通过为下游企业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中间投入品及配套服务，从而提高下游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能力和动力。然而，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所需的中间投入品可能大部分选择从国外进口，因为内资企业短期内无法达到其产品技术和质量标准，这又可能进一步导致内资企业通过进口先进技术替代自主研发。并且跨国公司大多以出口为导向，所以其创新产品可能最终大部分用于出口，直接在国内市场销售应用的较少，并不能对下游企业的研发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且下游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可能相对落后，并不能马上对其创新产品加以利用，从而提高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这些都有可能对上下游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产生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对立假说：

假说H1a：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提高了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

假说H1b：跨国公司产品创新降低了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借鉴相关文献，将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内资企业，j表示二分位制造业行业，t表示年份。patent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代表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newoutput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代表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水平；X为一组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λj、λd、λt分别表示行业、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patent 为描述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的指标，采用企业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已有研究大多从研发投入角度选取研发经费支出或研发人员数量等作为创新投入指标，或从研发产出角度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是否开发新产品以及新产品开发项目数等作为创新产出指标，来构建衡量企业自主研发水平的相关变量。然而考虑到创新投入并不能直接准确地衡量创新产出，而且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同时考虑到指标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本文认为选取企业专利申请数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根据中国专利体系可以将专利申请数细分为发明专利（invention）、实用新型专利（utili⁃ty）和外观设计专利（design）三类。

2.核心解释变量

newoutput 为描述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的指标。参考毛其淋等[23]、刘啟仁等[24]构建企业产品创新变量的思路，本文采用制造业二分位行业中三资企业新产品产值与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跨国公司新产品产值占比越高，一方面说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在其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跨国公司致力于通过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提高其产品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度，拓展其产品种类范围和技术边沿；另一方面说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使其在产品市场上占据更为有利的先发优势和偏好优势。本文将从研发行为和市场行为两方面来检验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机制。

3.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已有文献，选取以下企业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X）：①企业年龄（age），采用企业当年年份与开业年份的差来衡量；②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③企业出口（expt），采用虚拟变量表示企业是否出口，若企业当年出口额大于零则为1，否则为0；④企业人均工资（wage），采用企业应付工资总额与企业员工数的比值衡量；⑤企业资本密集度（capital），采用企业固定资产与企业员工人数的比值取对数衡量；⑥企业利润（profit），采用企业销售利润率即企业利润总额与销售额的比值衡量；⑦企业融资约束（finance），采用企业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衡量；⑧市场竞争程度（HHI），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

（三）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有：一是国家统计局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的统计调查对象涵盖了全部国有企业以及规模以上（年销售额在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非国有企业。二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自1985年9月《专利法》实施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所有专利信息，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类。本文将数据按企业和年份加总，从而得到2005—2013年各企业各年份专利申请数。三是2005—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该年鉴统计了分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三资企业科技研发基本情况等指标。本文据此计算出三资企业新产品占比变量用来衡量跨国公司产品创新。

根据研究需要，将样本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保留制造业样本数据，删除原始数据中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行业样本数据；（2）根据2011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2010年版《行政区划代码分类》标准，对相应及之前年份样本数据的行业代码和行政区划代码进行调整；（3）参考Cai 等[25]、Brandt 等[26]、Feenstra等[27]的做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删减并剔除异常值；（4）参考Hsieh等[28]的做法，综合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国有控股情况和注册资本占比等指标设定企业所有制类型，将样本数据划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并将内资企业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5）对本文主要变量采取了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以保证本文所使用数据的合理性。表1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基准回归模型采用OLS 方法，从行业内水平溢出角度分析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且在回归分析中均控制了行业、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并采用行业聚类的稳健标准误控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表2报告了根据式（1）所得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1）列以企业专利申请数（patent）为被解释变量，（2）至（4）列分别以发明专利（invention）、实用新型专利（utility）和外观设计专利（design）三大类别专利申请数为被解释变量。从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跨国公司产品创新（newoutput）对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影响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从整体上来看确实可以提高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即本文的假说H1a 成立。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影响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发明专利申请数影响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主要提高了内资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对技术含量更高、自主研发难度更大的发明专利未产生显著影响。

从表2 中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企业年龄（age）对专利申请总数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然而回归系数值偏小，因此可以认为企业年龄并不是影响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主要因素。企业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内资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其自主研发。这可能是由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实现规模效应，可以降低企业自主研发成本，使得企业更有能力开展自主研发活动。企业出口（expt）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自主研发水平。企业人均工资（wage）的系数也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劳动要素价格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说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倒逼内资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企业资本密集度（capital）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对内资企业来说，资本密集度对其自主创新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企业利润（profi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内资企业利润越高越有能力开展自主研发活动。企业融资约束（financ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内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越不利于其开展自主研发活动。市场竞争程度（HHI）的回归显著为负，说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提高内资企业自主研发能力。

表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1.关联效应

本文基准回归模型从行业内水平溢出角度考察了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然而学者们的大量研究表明，垂直关联可能才是外资产品创新产生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29]。且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作为其产出成果，其中一部分将通过进入国内市场流通渠道参与上、下游内资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进而可能对其自主研发行为产生影响。为考察垂直关联效应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将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的产业关联指标放入回归模型中实行进一步考察。

前向溢出指标（newoutputfor），即处于上游行业的跨国公司产品创新通过向j行业提供中间投入品而对j行业产生的前向溢出效应，由j行业所有上游行业的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比重加权平均计算所得，权重是每个上游行业对j 行业的中间投入占j 行业总中间投入的比重，具体计算方法见式（2）。式（2）中，σjm为权重，即行业j 从上游行业m 购买的中间投入品占行业j从所有上游行业购买的中间投入品的比重，可根据我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而得。

后向溢出指标（newoutputback），即处于下游行业的跨国公司产品创新通过向j行业购买中间投入品而对j行业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由j行业的所有下游行业的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比重加权平均计算所得，权重是j 行业对每个下游行业k 的中间投入占j行业总产出的比重，具体计算方法见式（3）。其中，αjk为权重，即行业j作为中间投入品流向下游行业k的产出占行业j的产出中作为中间投入品流向所有行业的比重，同样可根据我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而得。

从表3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考虑了关联效应之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溢出效应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包括对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回归系数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确实通过正向溢出效应促进了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的提高。然而，前向溢出指标对企业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后向溢出指标仅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其他专利申请数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3 关联效应回归结果

对此，本文认为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内资企业技术水平有限，导致其消化吸收能力不足，从而阻碍了关联效应发挥作用。内资企业只有跨越一定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的门槛，才能有效实现跨国公司对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要求。二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通常通过中间品贸易从国外直接大量进口其所需中间投入品，而并非通过上游产业链向内资企业采购。且大多数中间投入品进入国内市场仅需内资企业完成加工组装部分进而将产成品出口而并非作为中间产品进入下游产业链，因此削弱了关联效应可能产生的影响，跨国公司存在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双高特点的同时，内资企业也存在加工贸易依存度高的特点。三是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很有可能倒逼上游内资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技术购买等途径获取先进技术，以满足下游跨国公司的需求，从而使替代效应超过关联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国内许多为跨国公司配套生产的内资企业。这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快速获得先进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改善，然而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制约下却难以实现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

2.替换核心变量

本文从回归模型以及核心变量的替代选择等方面分别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在表4（1）列中，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衡量内资企业是否有自主研发的虚拟变量，若内资企业专利申请数大于零则为1，否则为0，然后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在（2）列中，考虑到大量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为零，因而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左截尾问题，因此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在（3）和（4）列中，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由内资企业新产品产值衡量企业自主研发水平。（3）列中被解释变量为内资企业新产品产值取对数，采用tobit 模型进行回归。（4）列中被解释变量为内资企业新产品产值虚拟变量，若内资企业新产品产值大于零则为1，否则为0，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在（5）列中，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跨国公司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在（6）列中，考虑到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因而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在（7）列中，考虑到我国于2001年底加入WTO，并于2002年对《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从而放松了外资管制，为了控制政策调整对回归结论的干扰，将样本期设定为2005—2008年。从表4 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分别考虑并控制了以上因素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newoutpu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表4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

3.内生性问题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首先，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与内资企业自主研发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可能促进内资企业自主研发，而内资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增强也可能反过来促使跨国公司增强其产品创新能力以提高市场竞争力。由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衡量指标是行业维度，而企业自主研发衡量指标是企业维度，以往采用微观企业数据的学者通常在研究中将行业层面的引资行为视为外生变量[22，30]。其次，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也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一些非观测因素可能会对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和内资企业自主研发同时产生影响。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选取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指标的滞后一期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相关回归结果见表4（8）列。回归结果显示，在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此外，为了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还进行了多种检验：（1）采用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进行不可识别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认为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秩条件成立；（2）Kleibergen-Paap rk F统计量也在较高水平上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以上结果表明，采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仍然较为稳健且可靠。

五、进一步分析

前文分析结果表明，从行业内水平溢出角度来看，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然而，根据本文理论分析可知，行业内水平溢出主要包括模仿学习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两方面，且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也同时包括研发行为和市场行为两方面，那么行业内水平溢出分别有哪些具体的作用机制？模仿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如何分别通过研发行为和市场行为影响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溢出效应在是否存在异质性？为了厘清以上问题，本文接下来将从中介效应分析和异质性分析两方面进一步研究。

（一）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的内容，本文认为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从研发行为角度可能通过提高内资企业生产率产生模仿学习效应来促进内资企业自主研发，从市场行为角度可能通过挤占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产生竞争效应来促使内资企业自主研发，从而在整体上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将内资企业生产率和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作为中介变量，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机制。

借鉴Baron等[31]、温忠麟等[32]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本文构建如下递归模型：

式（4）至（6）在本文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检验了跨国公司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中介效应机制。其中，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为模仿学习效应的中介变量，采用Levinsohn 等[33]的半参数方法衡量；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market）为竞争效应的中介变量，采用内资企业销售产值占行业销售产值的比重来衡量。

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本文分三步进行检验：首先，将因变量企业专利申请数（patent）对核心解释变量跨国公司产品创新（newoutput）进行回归；其次，将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market）两个中介变量分别对核心解释变量跨国公司产品创新（newoutput）进行回归；最后，将因变量企业专利申请数（patent）分别对核心解释变量跨国公司产品创新（newoutput）和中介变量（tfp/market）同时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表5（1）至（3）列为从研发行为角度进行机制检验的结果。表5（1）列是对式（4）的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相同，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有正向促进作用。（2）列中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确实提高了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列的估计结果显示，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和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均在不同水平上显著为正，且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的回归系数小于（1）列，说明从研发行为角度出发，跨国公司产品创新通过提高内资企业生产率产生模仿学习效应从而促进内资企业自主研发。

表5（4）至（6）列为从市场竞争角度进行机制检验的结果。从（4）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示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内资企业市场份额从而降低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而（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小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表示从市场行为角度出发，跨国公司产品创新通过挤占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产生竞争效应从而促使内资企业自主研发。（6）列将核心解释变量和两个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到跨国公司产品创新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小于基准模型回归系数，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的同时，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5 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二）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回归结果表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的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内资企业自身性质或所属行业存在差异，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也存在差异，或者说不同性质或处于不同行业的内资企业会做出不同的调整措施来应对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所带来的变化和冲击。从企业层面来看，内资企业所有制不同，不仅其开展自主研发活动的动机可能不同，而且受到政府政策影响的程度大小同样存在差异。从行业层面来看，不同类别行业中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的影响必然存在差异性，从高技术行业来看，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而这种差距在中、低技术行业则相对较小，从而可能使其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存在差异。鉴于以上因素，本文接下来从内资企业所有制、行业技术水平两方面考察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异质性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6和表7。

1.企业所有制

本文按照所有制将内资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从表6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并没有对国有企业自主研发产生显著影响，仅对实用新型专利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此相反，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非国有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然而更多的体现在技术含量和研发门槛较低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上，对于技术含量和研发门槛较高的发明专利来说，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并未有效促进非国有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增长。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自主发展、自负盈亏，对于市场竞争带来的冲击更为敏感，且民营企业创新效率通常较高，因而为了维持企业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有更强的动力和激励进行自主研发。

表6 内资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回归结果

2.行业技术水平

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标准，将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这六大类制造业行业划分为高技术行业，其余制造业行业则归为中、低技术行业。从表7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高技术行业中内资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对中、低技术行业中内资企业整体自主研发水平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甚至抑制了其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增长，仅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的增长有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中国高技术行业与跨国公司技术差距相对较小，且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相似的产品结构，因而具备更好的消化吸收能力，不仅可以通过模仿学习效应提高自身研发水平，当面对市场竞争时也具备充分的能力提高自主研发水平加以应对；而中、低技术行业内资企业则恰好相反，不仅与跨国公司技术差距相对较大，而且在产品结构和产品质量方面也与跨国公司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不仅不利于内资企业通过模仿学习产生溢出效应，也不利于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表7 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回归结果

六、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跨国公司的产品创新通过行业内水平溢出促进了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的提高。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依然成立，且主要表现在对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自主研发难度相对较小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提高上，而对技术含量和研发门槛相对较高的发明专利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第二，跨国公司产品创新抑制了上游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同时，并未对下游内资企业自主研发产生显著影响，表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并未通过行业间垂直关联促进内资企业提高自主研发水平。第三，通过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从研发行为角度出发，跨国公司产品创新通过提高内资企业生产率产生模仿学习效应从而促进内资企业自主研发，从市场行为角度出发，跨国公司产品创新通过挤占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产生市场竞争效应从而促使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第四，通过考察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不同所有制及不同行业技术水平中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异质性影响，发现跨国公司产品创新对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行业内资企业提高自主研发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从跨国公司产品创新角度理解引进外资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