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燊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肥沃和广袤的土壤。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乡土文学近十年来以及未来的创作方向，充分彰显中国当代文学的使命与担当。新时代乡土文学如何理性审视重大主题与乡土文学的关系及乡土文学的“焦虑症”，进而更好地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是当前乡土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需要深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乡土文学；新时代；山乡巨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已逾十年，每个人都是社会发展的见证者，文学描绘山乡巨变的壮美画卷，更是被深刻地打上时代变革的烙印。反映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是近十年来乡土文学创作所着力的领域，并展现出无穷的创作活力和汹涌的创作浪潮，呈现了中国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新时代乡土文学中存在的问题，应以充满理性的态度审视这十年来的创作流变，进而用文学的笔更好地描绘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一、主题性与乡土性相结合

近年来，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主题书写中国乡村的发展变化，成为新时代十年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路向，呈现为主题性与乡土性相结合的特点。同时，乡土文学创作表现出更为丰满的形象塑造、更为多变的叙事形态以及更具张力的语言表达，尤其注重乡土叙事的在地性、有效性和及物性。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时代风貌的结晶，重大主题与乡土文学相结合成就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是过去十年、当下以及未来我国文学创作的主调和方向。

主题性与乡土性的结合，拓宽中国乡土文学的书写视域，主题的厚重感越发增强，作品萦绕着浓浓的家国情怀。60多年前，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聚焦湖南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历程，全景式书写中国农民踏上集体化道路的时代风貌和农村的新变革。60多年后，作家余艳的《新山乡巨变》是对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充满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回应，作品立足新时代下新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变，再次呈现清溪村这个极具文学史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村庄，生动书写清溪人怎样从困境中走出并破茧成蝶的生命轨迹，鲜活描画农民生活和他们的精神风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山乡巨变》充分体现文学在新时代所显示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重大主题与乡土叙事的有力结合，在乡风民俗的勾勒中突显“主题”之于乡土文学的意义，并使乡土文学在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主阵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反映我国脱贫攻坚壮举、乡村振兴的主题与乡土风貌相结合的文学创作层出不穷，呈现出的文学图景蔚为壮观。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伟业，主人公吴小蒿在山海之间的楷坡镇当副镇长长达七年，经山历海成长为一位既有社会担当又有能力的基层干部。小说作为新时代乡土文学，透视历史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小切口的角度描绘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老藤的长篇小说《战国红》是与脱贫主题相关的代表作，小说以辽西贫困村柳城村为背景，讲述柳城村如何摆脱长期贫困落后的故事，刻画驻村第一书记陈放、农村青年杏儿等典型人物形象，吟诵了乡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宏大史诗。湖北土家族作家田苹的《花开如海》是一部全方位讲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脱贫攻坚故事的长篇小说，书写通过“尖刀班”与春树坪人民三年的努力，不仅使春树坪走出贫困，还令其成为全州乡村振兴的试点。这些主题性与乡土性相结合的作品不胜枚举，它们聚焦新时代乡村生活，注重围绕与乡村相关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展开叙事，描画美丽乡村，呈现广大乡村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发生的巨变。由此，新时代文学书写中的乡土经验越发丰富和多元，并为乡土文学的多向度多维度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取得令人可喜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直视主题类乡土文学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反映新农村建设和改革的作品虽然不断涌现，但还没有形成“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的革新图景，无论是在内容表现上还是在叙事形式上，新作与旧作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创新乏力、精品力作少，作品形象塑造的个体经验不足，类型化、概念化、程式化的弊端虽有改观，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显露出明显的创作瓶颈。对于诸多主题性强的乡土文学创作，我们应以审慎的态度加以思考，尤其针对“主题先行、乡土弱化”的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与重大主题相结合，是乡土文学书写新时代改革和发展成就的毋庸置疑的方法，但这种结合又会不可避免地弱化乡土文学中的一些基本质素，如乡风民俗、乡愁寄托、地域情调等。除此之外，乡土文学还有更为重要的基本质素，那就是“对于运命的挣扎”。茅盾曾对乡土文学有一段极其深刻的论述：“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是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该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1]自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乡土文学进行定义以来，百年中国乡土文学诞生了无数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其中关键在于它们珍视和直视中国乡村芸芸众生“对于运命的挣扎”，因为这最能够引起中国乡土子民的共鸣和共情，以及唤起那些远离乡村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更为深沉的思考和领悟。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能够经受得住历史和现实检验的，它们历久弥新，不会轻易被历史和时代的洪流所淘汰。百年来，乡土文学的发展建构起中国文学绵延至今的主线和传统，并在近十年展现出强劲的创作活力和韧性，已成为记录和反映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阵地。在奋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乡土文学应扛起新时代文艺的大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续写中国乡村的新变，将重大主题下的乡土文学以更为深刻、更接地气、更具温度的形式表现出来，更真切地书写中国广大农民的现实生活和奔向富裕路上所遭遇的荆棘坎坷。毋庸置疑，任何风土人情、地域特色的描绘，都应建立在对主题的表达之上，但这不应成为弱化乡土质素的理由，因为这是乡土文学存在的根本，也是更好地為时代续写华章的关键所在。

二、未被治愈的乡土文学“焦虑症”

新时代乡土文学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中国百年乡土文学体系之外的断代概念，相反，两者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整体。在承续百年来中国乡土文学流变的基础上，新时代乡土文学也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探索着自身突破的进路，展现出文学内容及形式多维延伸的向度，但其中依然存在着我们一直无法回避的乡土文学“焦虑症”问题，即从城乡对立化视角去审视现代城市文明对传统乡土文明“摧枯拉朽”式的冲击，进而为乡土社会的逝去反复吟唱悲情的“挽歌”，祭奠那消逝的“桃花源”。乡土文学创作所显露出来的这种病症由来已久，甚至贯穿百年来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始终，至今尚未被治愈。

这种未被治愈的“焦虑症”，源于乡土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废墟之上的乡村”：老去的乡民和留守的一代回望记忆中的故乡，他们与在其中生活一辈子的村庄一起，被革故鼎新的时代洪流所掩埋，于是，他们无奈地向过去说再见，却又无法握住现在，更对未来充满了迷茫，站在破烂不堪的乡村路口上茫然而无措。这便是乡土文学“焦虑症”常常反映在作品中的一种意境。如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是这类叙事的典型代表，表现跋涉在历史和现实裂变中的中国乡村的隐痛，记录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在时代变革中逐渐走向衰颓的历程。格非书写一个让我们总想去回望而又回不去的乡村：“故乡每天都在死去。甚至当我第一次听说，儒里赵村将被整体拆迁之后，我也没有感到怎样的吃惊。只有当你站在这片废墟之上，真切地看到那美丽的故乡被终结在一个细雨迷蒙的春天，我才知道，我当初的幻想是多么矫情、谵妄！”[2]这种焦虑源于作家经验或想象中的乡土，与其说这是对逝去乡土社会的怀恋，不如说隐现着“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3]似的乡愁，却“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4]。

另一种“焦虑症”表现在农民进城务工的小说中，这类作品也是近十年来乡土文学创作的主潮之一。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民纷纷逃离故乡而进入充满希望和诱惑的都市，书写进城的农民工也成为新时代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很多时候，现代都市在乡土作家的笔下被塑造成乡村对立面的形象。比如，我们可以从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中窥见城市中的边缘人，小说书写了城市底层人的卑微、进城乡下人的贫贱，他们改变自己来适应城市，却始终未能被城市接纳，也回不去故乡，这也构成了此类叙事的一种程式化的范本。

当然，无论是“焦虑”还是“挽歌”，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现实乡村生活的反映，可以被定义为乡土文学的苦难叙事。作为由农村走出的作家，阎连科多年来关注乡村，他的作品也浸润着浓浓的乡情和深沉的乡愁。长篇散文《她们》是阎连科对故乡女性的一次全方位的勾勒，书写他眼中的乡村女性坚硬而又柔软的人生，与其说这是阎连科对个体生命充满个人化的记录，不如说这构成了那一代人对乡村苦难生活的共同记忆，苦难虽已远去，但仍能泛起无数的涟漪。

乡土文学创作所表现出的“焦虑症”，体现了新时代乡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值得被肯定的，毕竟不懂居安思危的文学不是真正的文学。但新时代乡土文学应该更多展现一些“新”的因素，不应止于忧患，在揭示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瑕疵的同时，理应建构起属于新时代的新气象，而非一味地重复吟唱乡土的挽歌，顾影自怜于乡村的牧歌。作家对中国乡村发展的审视和思考由来已久，“怀乡”也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化母题之一。由于许多中国作家都是从乡村走出，因此，他们会深切感受到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乡土文学的“焦虑症”也正是来自这种落差所产生的情感波动。而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致力于苦难叙事的惰性审美已经形成潮流，新时代乡土文学应该在突破惰性上有所发力，提出解决乡村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良策，有效破解“焦虑症”所带来的部分乡土文学创作千篇一律的局面。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学的任务不是解决现实问题，而在于用锐利的目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自身的突破，乡土文学应该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有所行动、有所作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梦想家”总是多于“实干家”，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错，这个社会既需要前者也需要后者，只是我们需要以实干家的精神，进一步推动乡土文学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走向更深更广更真实的未来，在新时代治愈乡土文学的“焦虑症”。

三、书写山乡巨变的新史诗

乡土文学如何通过中国乡村的变迁与改革展现时代风貌，用文学的语言和形式书写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进而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史诗级作品，这是新时代乡土文学作家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新时代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优秀乡土文学创作，乡土文学应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以乡土文学的新变回应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史诗。作家只有把视野放到人民身上，透视现实的肌理、深挖生活的本质、探索思想的高地，才能创作出有深度、有厚度、有温度的佳作。我们需要直面当下乡土写作的困境，也需要更多关注农民的生活变迁和命运浮沉的扛鼎之作，这也是新时代乡土文学的使命与担当及创作的方向与目标。

十年来，新时代乡土文学经历了华丽的转身和蜕变，已具有较为广阔的视野，表现出思想的深度，无论是在主题的丰富性还是在内容的表现力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革新和飞跃。厚积薄发的乡土文学在绘就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路上奋力向前，作家们也展现出高昂的创作激情。比如，河北文坛“三驾马车”之一的关仁山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在主旋律创作中捕捉到文学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视角，该小说以雄安新区为地域背景，在燕赵文化的熏染下，书写了百年来白洋淀和周边地区民众的奋斗之路，记录了乡村青年的成长历程，续写了中国农村建设和变革的时代华章。

当然，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表达，不止于对现实乡村新变的呈现，也包括对传统乡土社会和乡村历史文化等的书写，如徐则臣的《北上》、胡学文的《有生》、张炜的《独药师》等充满史诗性的乡土文学之作，全方位书写传统乡土社会的历史演进和文化沿革，展现源远流长、生机勃勃的中国传统文化，触摸乡土肌理。诸多此类作品将中国乡村广袤大地的丰饶富庶、广大乡民的淳朴敦厚、乡村文化的丰富样态，通过文学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这样的乡土社会是寄托着作家无限乡愁的乡土，甚至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实际上这并非现实的乡土，而是文学中被建构起来的乡土意象，因此，这种乡愁是乡土社会艺术化与理想化的文学流露。但这也正是文学的意义所在，以文学的视角思考中国乡村几千年来不断赓续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历史思辨当下，是新时代文学书写山乡巨变的重要指向。

新时代乡土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都在发生着变化，但不管怎样变，乡土文学的本质依旧是“文学”，用文学的语言书写山乡，用文学的方式描摹乡村，以作家的真诚与真实，去书写乡土、洞察社会、透视人心。美国作家加兰曾说：“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最好的形式，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5]说到底，“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根本在于文学性与现实性碰撞后所生发的永恒性，这样的作品无论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就新时代乡土文学而言，作家要饱含对时代的热望与热爱，用手中写意的笔和纯净赤诚的心，去真实地书写“现在”，擘画属于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

无论是书写当下乡村变革，还是追溯传统的乡土，新时代十年乡土文学的演进都展现出百舸爭流的态势，内容不断丰富、主题越发厚重。既面向历史又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新时代乡土文学，正在拓宽自身的眼界和格局，并有向更为深广的艺术领域探索的空间。其中，乡土书写的个体经验应主动呼应时代的主题，彰显个体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时代担当。乡土文学是新时代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所在。中国乡村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自然和社会资源，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其建构起中国文学的传统美学风范，并影响着广大读者对乡村的认知和审美意识。在承续乡村传统的基础上，新时代乡土文学要建构起属于这个时代并具有广阔视野的美学表达范式，乡土文学要积极促进艺术表现方法和审美阐释的创新，为新时代文艺事业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新鲜的活力。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89.

[2]格非.望春风[J].长篇小说选刊，2016（06）.

[3][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9.

[5][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A]//刘保端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8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编号：21&ZD262）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民盟中央群言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