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性到制度化：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的特征变迁与基本经验

2023-05-08宁新杰王晓涵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23年2期

宁新杰　王晓涵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逐步探索完善了新闻发布工作，推动了新闻发布由自发性到自为性、由封闭性到开放性、由运动化到推进制度建设、由推进制度建设到实现制度化的特征变迁。在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特征变迁的基础上，可以从四个层面总结党新闻发布工作的基本经验，即坚持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的原则，坚持党的新闻发布是党的喉舌的定位，坚持不断完善新闻发布的方法和制度，坚持对外胸怀天下、对内为人民发布的理念。

〔关键词〕新闻发布；历史考察；基本经验；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3）02-0038-07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不断发展进步，理论层面首次提出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实践层面创新建立了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发布可以用于传播思想、宣告理念和告知行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了新闻发布工作，依次实现了由自发性到自为性、由封闭性到开放性、由运动化到推进制度建设、由推进制度建设到实现制度化的特征变迁。笔者在科学把握党的新闻发布特征变迁的基础上，总结出党的新闻发布工作的基本经验，以期能更好地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发性到自为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发布工作寓于宣传工作之中。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发布以政治宣传为载体，以党报党刊为媒介，这一时期党虽存在新闻发布的行为但并没有明确形成新闻发布观念，还停留在无意识的自发性新闻发布层面。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于对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恶行、对外赢得国际同情和支持的迫切需要，党在依托党报党刊发布新闻的基础上，还探索出通过国内外记者发布新闻的形式，并进一步建立了专门的新闻发布机构，此举标志着党的新闻发布开始由无意识的自发性发布转向主动的自为性发布。

（一）通过党报党刊进行新闻发布

1896年，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率先提出关于报刊性质与职能的“耳目喉舌论”，他认为国家的强弱由其通达与闭塞所造成，报馆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能收去塞求通之效。1905年，同盟会创立《民报》，孙中山在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提出其主要功能就是宣传“三民主义”，其后的革命实践中，《民报》也确实发挥了“同盟会之喉舌”的作用。这样的“耳目喉舌论”，特别是“喉舌论”，被中国共产党吸收并发扬光大。

列宁在批评《工人事业》杂志时指出，“俄国工人经济斗争的广泛开展和加强，是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1〕，表明了“出版物”是推动经济斗争的重要助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种出版物围绕“揭露”“动员”“宣传”等关键词不断撬动了“三座大山”的根基。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前锋》《中国共产党党报》《热血日报》《中央政治通讯》等报刊，其中《向导》专门开辟“寸铁”专栏以刊发精悍尖锐、揭露敌人恶行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党报》成为党内问题讨论及发表正式议决案、报告等的阵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先后创办了《布尔塞维克》《红旗》《党的生活》《实话》《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等机关报，“经常宣传党与苏维埃目前的任务与策略、宣传本党的党纲之外，必须尽量登载工农群众的斗争消息、党内生活、苏维埃的工作等等”〔2〕。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党先后创办了《新中华报》《解放》《群众》《新华日报》《共产党人》《中国工人》《解放日报》等报刊，其中《新中华报》主要刊登反映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概况以及揭露日寇、汉奸、卖国贼一切阴谋毒计的文章，《中国工人》则主要“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3〕。解放战争时期，党先后创办了《新华周刊》《人民日报》《學习》等报刊，其中《新华周刊》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外文机关刊物，它及时向全世界报道中国的重大政治新闻，宣传党的政策和党在国共和谈中的立场，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

（二）通过国内外记者进行新闻发布

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封闭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新闻宣传，强制关停了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杂志、书店及印刷所。面对这种困境，中国共产党另辟蹊径广邀国内外记者来访，他们与党的领导人之间的约见、交谈、专访成为新闻发布的重要窗口。在国内记者中，《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时事评论，将西安事变的真相公之于众，成为第一个报道中国工农红军的中国记者。后来他又连载《陕北之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外记者中，有的国外记者出版了报道红色中国的书籍，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及其夫人海伦·斯诺的《延安采访录》、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等详细记载了他们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敌后解放区的所见所闻。还有国外记者在国际传播平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主张和“延安故事”。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延安参观访问，随后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纽约时报》发表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他们的所见所闻也通过《大美晚报》《俄克兰论坛报》《美国之呼声》《基督教警世报》等媒体发布出去，向全世界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各解放区的景象和敌后军民的抗日功绩。在访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放记者自由采访、积极提供新闻素材、充分展现自身修养，通过国内外记者把边区的实际情况宣传出去，打破了国民党束缚解放区新闻发布的枷锁。

（三）开始成立专门的新闻发布机构

专门新闻发布机构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新闻发布工作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由被动发布转变为主动发布。其一，创建人民广播事业。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克服文字传播的时空限制，中国共产党决定创办人民广播。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次开播，播放了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华东和东北三大解放区相继建立起中心广播电台，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其二，创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全民族抗战期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新闻发言人——龚澎，她于1941年至1942年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主要从事中共南方局的对外新闻发布工作。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也经常约见外国记者，在梅园新村举办新闻发布会。其三，以特别署名的形式进行新闻发布。抗战胜利后，党的领导人或党的新闻宣传部门使用“中共发言人”的署名代表中国共产党进行新闻发布。新闻发布机构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明确形成了新闻发布的观念，由无意识的自发性新闻发布发展为有意识的自为性新闻发布。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封闭性到开放性

为更好地在国际传播中建构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这一时期的新闻发布工作以“对外宣告”为主要方式，形成在外事活动中举办记者招待会、接受外国记者专题采访、依托对华友好记者发布重大新闻的“三样态”新闻发布格局。

（一）新闻发布工作短暂关闭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三条基本外交方针，中国共产党在接待外国记者来华采访问题上采取“格外慎重”的方针，除允许极少数苏联及东欧国家记者来华采访外，对西方国家记者大多批示“暂不开放”，同时关闭了领导人与国外记者对话机制和对内新闻发布机制。以参加日内瓦会议为契机，周恩来审时度势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4〕，此后我国开始逐步放开外国记者来华访问的限制，新闻发布工作由封闭转向开放。

（二）在外事活动中举办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是党政部门和国家领导人与新闻媒体进行沟通的重要形式，是具有影响力的公共关系活动。1954年，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举办新闻发布会为标志，党和国家领导人新闻发布机制得以重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举办了多场记者招待会。此外，中国代表团还举行了电影招待會，邀请记者们观看《1952年国庆节》《梁山伯与祝英台》，宣传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非洲和亚洲14个国家，先后在开罗、达卡、索马里举办新闻发布会，并多次接受国外记者专题采访，解释了中国的核政策，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亚洲问题上的立场，重申了扩大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主要机构中席位的诉求，重塑了新中国在国际外交中的形象，全方位宣传了中国的外交方针。

（三）接受外国记者专题采访

接受外国记者专题采访分为接受外国记者来华访问请求和主动邀请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一是接受外国记者来华访问请求。1955年，周恩来接见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和《印度尼西亚火炬报》等报社的记者，就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友好合作、解放台湾等问题作了回应。1957年，周恩来接受德国《南德日报》主笔凯普斯基的采访，向西方记者客观介绍了中国的真实情况。1965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诺，就斯诺提出的核战争、中美关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国内问题等谈了意见。1971年，周恩来会见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二是主动邀请外国记者来华采访。1971年，周恩来主动邀请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新闻工作者来华采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推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

（四）依托对华友好记者发布重大新闻

1964年周恩来将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12幅照片提供给斯诺，随即斯诺将这个“特号消息（It's going to be a big scoop，斯诺语）”公开发表。1970年，斯诺夫妇第三次访问中国，其间毛泽东与斯诺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交谈，斯诺回国后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发布了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观点。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运动化到推进制度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推动新闻发布机制改革，党的新闻发布由“对外发布”发展为“总体发布”，同时在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影响下，开始为自身新闻发布铺设制度运行的轨道。处于“前奏”阶段的党的新闻发布，其时间、人员、平台等都不固定，其形态属于根据事件性质和领导人决定而进行的“运动式新闻发布”。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完善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建设逐渐步入正轨。

（一）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涉华不当言论，严重混淆视听，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在外交部发布了一个中苏关系的简短声明，为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了契机。198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了《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通知》。此后，《外交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的意见》被作为外宣小组《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通知》的附件转发给中央各部委作为制定本部门新闻发布制度的参考。“由于上述文件被大多数党委认为只是外宣部门的事，主要为国外的新闻媒体服务，所以很多机构并没有将建设新闻发言人制度纳入建设框架。”〔5〕这一时期，党的新闻发布的时间、人员、平台等都不固定，属于根据事件性质和领导人决定而进行的“运动式新闻发布”。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6〕。翌年，中组部借助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平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此举加快了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节奏。2006年，中纪委、中组部、统战部、外联部、中共中央台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七个党中央部门初步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7〕。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8〕的要求，促使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进入快车道。此后，党中央先后印发《关于建立党委发言人制度的意见》《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机制的意见》等多个文件，截至2010年底，13个中央部委、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党的新闻发布实现了由运动化到制度建设的特征变迁。

（二）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要求“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9〕。基于此，党的十三大闭幕第二天，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在人民大会堂与400多位中外记者见面，开创了党的领导人在国内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先例。此后历届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会同中外记者见面，以展现新一届中央领导人的形象和风彩。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制度建设到实现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13年和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主持以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科学回答了事关新闻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新要求新方向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创新建立了以中共中央为发布主体的新闻发布制度，另一方面在更高水平、高标准的制度轨道内运行新闻发布制度，推动党的新闻发布由推进制度建设到实现制度化的特征变迁。

（一）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10〕。此时，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党在新闻发布方面已建立了一些制度，但离真正的制度化还有差距。制度化应当是制度建设达到一定程度的高水平表现，不能只是停留于一般的制度建设，而应是进行高标准、高水平的制度建设；不仅需要有应对性的制度，而且还要有更健全的制度；既要有根据特定情况制定的制度，更应该有各种制度形成的完整的制度体系〔11〕。为进一步构建完整的新闻发布制度体系，补齐党委部门新闻发布的短板，党的十九大首次推出“党代表通道”，让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党代表作为新闻发言人，围绕媒体关心、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问答互动。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和国家传播能力建设，先后设立“党代表通道”、完善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党的新闻发言人主体得以不断丰富、形式得以不断创新、受众面得以不断扩大，党的各项新闻发布沟通更加顺畅、运行更加高效、影响更加明显，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体系已經形成，党的新闻发布实现了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运行。

（二）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

目前学界鲜有专门研究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的成果，更没有学者对其进行概念描述，笔者在此尝试对其进行定义：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以中共中央名义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重大决定、重大活动进行新闻发布，旨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锚定了新闻传播的延伸方向，要求“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12〕。翌日，党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举行新闻发布会，从最高层面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说明：“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13〕这也标志着中央全会新闻发布的主办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升格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此后，党中央又先后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党的二十大等主题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五、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的基本经验

回顾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的百余年历程，分析党的新闻发布特征变迁，明晰其中的“变”与“不变”，进而总结出基本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的呼声。

（一）要坚持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的原则

党的新闻发布特征变迁表明，不管通过党报党刊等书面形式进行新闻发布，亦或是通过通讯社、电视台、发布会、记者会等线上或现场形式进行新闻发布，坚持党对新闻发布工作的领导都是贯穿党的新闻事业的红线。党的一大选举出的三人中央局，就有一人专门负责宣传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还对宣传工作作了说明，“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4〕4，“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14〕5。这个决议以人事安排和制度安排的形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底色。1942年《解放日报》刊登《党与党报》，要求确保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思想，锚定了新闻舆论工作最核心的原则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更是直接从制度名称上突出党对新闻发布工作的领导。

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15〕182。这为党的新闻发布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党报党刊等书面新闻发布形式，要弘扬“政治家办报”的优良传统，坚持党报姓党原则，进一步完善全党办报的体制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党报党刊始终不变质、不变色。通讯社、电视台、发布会、记者会等线上或现场新闻发布形式，要坚持党管媒体、党媒姓党原则，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性问题，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党委宣传部要指导协调新闻单位工作，协调开展新闻发布工作，从体制机制上理顺党委与新闻单位的关系、保证党对新闻发布工作的领导。

（二）要坚持党的新闻发布是党的喉舌的定位

从《向导》《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宣称自己是“中国民众的喉舌”“党的喉舌”开始，“喉舌论”贯穿党的新闻发布发展的始终。要在新时代发挥好党的新闻发布的喉舌作用，一方面，对于党报党刊等传统新闻发布媒介，要无条件宣传党的主张，“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其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是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16〕。另一方面，对于通讯社、电视台、发布会、记者见面会等新兴新闻发布媒介，无论外部环境、社会条件、工作对象等影响因素如何变化，其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中央提倡的要坚决响应、大力宣传，时时刻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15〕181-182坚持党的新闻发布是党的喉舌，这就意味着不管是传统新闻发布媒介还是新兴新闻发布媒介，在新闻发布的各样形式、各种场合、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要贯穿正确舆论导向，把正确舆论导向体现在每一篇稿件上，渗透到每一个发言中，展现在每一个网页里。文者，贯道之器也。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纠正过“新闻报道有什么就报道什么，无所谓导向问题”的观点，他指出：“任何新闻报道，都有导向，报什么、不报什么、怎么报都包含着立场、观点、态度。”〔15〕185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新闻发布，都要发挥喉舌作用，要坚持正确导向，将正确导向视为党的新闻发布的“灵魂”，这事关道路方向、人心士气、中心大局。

（三）要坚持不断完善新闻发布的方法和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17〕发布方法是党的新闻发布的重要载体和依托，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结构和媒体传播格局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完善新闻发布方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依靠党报党刊进行发布，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创新记者招待会，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探索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辟“党代表通道”，在现场进行新闻发布，当场回答记者提问成为新闻发布的新样态。新闻发布不再是简单地单方面文本输出，而是“由单一主体自上而下相对封闭的传播走向多主体交互式的相对开放的传播”〔18〕。对于被传播者，他们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这就要求党的新闻发布不能是单向度的“宣傳”，而应该是双向度的“沟通”。党的新闻发布应立足这个实际，在实践中呈现出交互性特征。例如，新闻发布会应设置完整而深入的问答交流环节，着力促成发布者与发布者的交互、发布者与受众的交互、受众与受众的交互，促使新闻发布成为多向度的交流而不是单向度的宣传。

发布制度是新闻发布的重要保障和约束，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来看，当时的新闻发布活动还处于自发的阶段，围绕“动员”“揭露”等关键词通过自办报刊、宣传标语、印发传单等朴素的形式进行新闻发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专业化的新闻发布机构，实现自发发布到自为发布的转变，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制度范围内进行新闻发布积累了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信息传播进入全媒体时代，党的新闻发布工作开始适应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形成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等制度，实现了运动化发布到制度化发布的转变。因此，党的新闻发布要在制度轨道内运行，如此才能确保新闻发布在发布策略上具备全局性、发布对象上具备针对性、发布过程中具备完整性、发布主体上具备专业性、发布周期上具备稳定性，从而切实提高党新闻发布的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影响力。

（四）要坚持对外胸怀天下、对内为人民发布的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19〕。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新闻发布，不管是抗战时期《新华日报》通过国际综合报道、国际述评、代论、社论、时评等形式呼吁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华社“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20〕，亦或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介绍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政策主张”〔21〕，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外宣体制，向世界传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坚持胸怀天下是党对外新闻发布工作始终坚持的理念。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力量加速向多极化、法治化、民主化发展，国际力量“西消东长”，国际格局“东升西降”。各国政党对中国方案展现出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和迫切的实践渴望，积极了解学习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中国密码，密切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要坚持胸怀天下，做好党的对外新闻发布工作，向世界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早在无产阶级政党初创时期，马克思就提出“人民报刊”的宣传理念，并把充当人民的耳目喉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重要使命，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发布工作的“定盘星”，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言论，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地、准确地反映人民的实践活动和意愿诉求。百余年来，党始终坚持为人民发布的理念，持之以恒地反映人民的伟大实践，始终如一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建议权。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党创新党的新闻发布样态，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2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15〕355。中国共产党应秉持为人民发布的理念，进一步拓宽新闻发布的开放边界，让广大人民能通过“两微一端”等灵活性强的新兴媒体收看新闻发布现场，在收看中感受眼见为实的真实感、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并有机会参与到党的新闻发布之中，从而打破政治传播的时空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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