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敏

“小红书”某英文单词博主建议把“excursion”（远足、短途旅行、游览）用中文谐音记作“一次苦行”，评论区一片哄笑。但是细想想，在现代交通工具发明之前，旅行绝不是庸常生活的调剂与反差，而是真的该被称作“苦行”。从前读万卷书不易，至于行万里路更难，出门旅行是极其辛苦而又非常危险的事，英语的词根溯源可窥一斑。例如“旅行”的“travel”一词原本就有辛苦之义，它是意指“辛苦”或“剧痛”的“travail”一词之异体。其实，这两个词都与法语“travailler”（劳作）类似，并可溯源到拉丁语“trepalium”（刑具）。当我们说“farewell”（再见）时，很多情况下就是“travel well”（旅途平安）的意思。

一

世界混沌未明之际，地平线之外即是神秘。勇敢的旅行者为人们叩开新世界的大门。对欧洲人而言，“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大发现，是一次次的惊奇，也是一次又一次的世界观重塑。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当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说法，对美洲原住民而言，那儿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园），其后有第一位绕行整个地球的麦哲伦，然后又有几乎测量了全球海洋航线的库克船长。虽说中国人传统本色是安土重迁，但前有大唐行西域十七年徒步五万余里九死一生的玄奘；后有朝临烟霞而暮栖苍梧，不肯拘于一地终老一生的徐霞客。乃至科学昌明交通便利的今天，先驱者仍未被后来人超越。

如此看来，当代人是错过许多探险与发现的好戏了。在不便出门的这三年里，我断断续续读了不少游记，聊以纾困，也重温了一些之前印象特别深刻的书籍。如《大唐西域记》，那是一个策杖孤征的身影，为寻找一个终极的答案，行走在大漠、雪山、叢林、河谷以及风雪、猛兽与匪寇间。瑞典人斯文·赫定写了《亚洲腹地旅行记》，采用的是旅行文学中常见而近乎标准的叙述语气，图像化的描述，展开一幅幅“异国情调”的景致。西方游记文学里面还另有一功，就是将道听途说的奇闻故事与“科学语汇”杂糅起来，斯文·赫定的书中就有一章“与吉尔吉斯人在一起”，写了一个年轻朝圣者与他的驴子的故事，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倒是“吾行于天地之间”的徐霞客揣着自己的心情上路，其状物述景的笔法高屋建瓴气势恢宏。徐霞客生活在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去世于一六四一年，懂点历史的都知道那是什么年代。朝廷风雨飘摇兵荒马乱在他笔下无一展露，他沉浸在天然俊秀的群山青岚中，既有“及五更梦中，闻明星满天，喜不成寐”的大欢喜，也有“望岩下斗深百丈，欲谋复上，而上岩亦嵌空三丈余，不能飞陟”的大惊险，其间还有与他同行的静闻和尚，志未酬身先死的故事，读来九转回肠，无法自抑。

当旅行文学行至我们身处的自媒体时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再是难事，点击万次、百度万次，大致搞定，但也终于把游记这种文体搞到无任何门槛可言。大部分游记连作为攻略的信息量都不具备，铺天盖地的游客循着相似的线索四处打卡，再铺天盖地地将毫无内涵的旅行信息发在各种媒体及社交平台上，迅速猛烈地形成巨大的旋涡，直到被另一个更猛烈的旋涡吞噬。在这样泥沙俱下的汹涌旋涡里，读者想捞出点不一样的东西，保险起见就只有去读成名作家的旅行作品，看他们怎样另辟蹊径，寻找少有人走的路和叙述方式。比如村上春树、彼得·海斯勒、詹宏志……作为消遣，我把村上春树《远方的鼓声》《旋涡猫的找法》《雨天炎天》《假如真有时光机》《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一一读完，村上说他写的这些书基本属于“纯正旅行”读物，因为他极少去大众景点，经常选择不太为人知的所在，以“作死”的方式享受旅行的别样乐趣，同时写作与《挪威的森林》《1Q84》完全不同的“纯正旅行”读物。

二

困在家中的时光，只能卧游于文字之间，以至把《老残游记》都重温了一遍。其实这类作品并不指向旅行，恰恰相反，是让阅读的过程成为旅行本身。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新作者。综艺谈话节目“圆桌派”有一期的主题是“独行”。主持人窦文涛和老搭档许子东、周轶君一起采访一位名叫刘子超的年轻人，谈论他最新出版的旅行文集《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是刘子超在中亚数国的整整九年的旅行纪闻。以吉尔吉斯斯坦开篇，经由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最终无法成行—最后由哈萨克斯坦收尾。

作为一个生长于普通家庭的年轻人，刘子超的周游世界与国人大规模出国旅游几乎同步。由于语言与文化背景障碍，除了跟团游，许多中国游客不知还能选择什么，只能让导游的小旗把大家拢到一起，所谓“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点拍照，游完啥也不知道”。好在这位作者的外语能力让他在这世界上行走自由也更随性。他第一次出国旅行目的地是印度，去为一家杂志的创刊号写专稿。由此，建立了他自己对“旅行”的基本定义：“真正的旅行绝不是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仅仅是了解‘世上还有人这样生活’，就足以令内心辽阔起来，一切终将随风而逝，无论伟大与渺小都将归于尘土。”在拉丁语里，“旅行”是为了抵达某个圣地而进行的苦行。他并非教徒，他的圣地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各地，然后用笔写下来。迄今为止，他已独自一人旅行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去过非洲和南美洲。

西方的旅行文学已有持续几百年的传统，而我们的“回望”似乎才刚刚开始。在这样的全球化时代，旅行文学或许已不太可能承担启蒙的任务，但以文学的笔触写旅程故事，以精致的文字描述异域，仍然有其价值。刘子超希望做到的是，尽量避免无知的傲慢与廉价的感动，以旁观者的宽容和鉴赏者的谦逊观看眼前的世界，去表达那些未经中文表达过的世界经验。他认为这就是他的“圣地”—以文学的手段让“廉价”的旅行写作重新焕发光芒。

这是我理想中旅行文学的样子—很少宏大叙事，故事有趣有味有意思，文字丰富灵动。迄今为止，刘子超已出版了三本书：《沿着季风的方向》《午夜降临前抵达》和《失落的卫星》。我把刘子超出版的三本书全部读过一遍。作为旅行者，作为旅行文字书写者，他都很了不起，他走了少有人走的路，以平视目光看待旅途中展开的世界，尽可能不加评判地记录所见所闻。总体写作风格浪漫而不失理性，语言的魅力更胜于异国风情。

写中亚几国，起因是他于二○一一年来到哈萨克斯坦。当时大为震惊，感到那就像是被凝固在时间琥珀中一样。一八五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发配到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塞米伊。倒霉的大作家刚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服完四年刑期，因而即便是这样闭塞的边疆小镇，也令他欣喜。因为他终于可以摘掉镣铐，同时获准阅读《圣经》之外的书籍。旅行者在这儿找到了文学和人文历史的存在感。哈萨克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才产生的概念。当时，苏联把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应用到中亚这片民族观念尚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土地上。哈萨克斯坦，连同其他四个斯坦一起，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还是近代史里的苏联边界，中亚五国一直都受到东西方地缘政治的角力牵引。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普通人如何面对变革，如何安顿自身？刘子超用“失落的卫星”作为地域隐喻，意图也十分明显：在苏联解体后，五国再一次进入一种意识不明的游移。在《失落的卫星》一书中，他看到政治动荡下环境与人的样貌，后苏联时代的民族问题、遗留的核试验场，苏联时代的疗养院以及当下投机暴富的传说，还有失败者凄苦的故事。在瓦罕走廊，他以朝圣的心态拜谒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描绘的佛塔，虽然只残存一个塔基。

在吉尔吉斯斯坦，他遇到一个名叫阿拜的作家，据说是那个国家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他的父辈不同，他俄语不错，吉尔吉斯语却很差。从小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能讲不错的英语和法语。他在美国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这在当地青年文学圈算得上令人瞩目的成就。阿拜接下来打算写以“全球化对吉尔吉斯人的冲击”为背景的小说。他一心想逃离家乡却不断用家乡作为故事背景的做法，是很多边缘地区作家挤进主流叙事圈的主要方式。刘子超记录下两人的大段对话，却并不表明他自己的看法。这种叙事风格让我想起写《寻路中国》《江城》的彼得·海斯勒。

在那里，他遇到名叫“幸运”的大男孩和孤身驻守咸海七年的中国商人“咸海王”，这是社交媒体上流传最广的故事—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大街上，一个当地男孩一眼认出刘是中国人，上来就说：“哥，我想跟你学中文。”他说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幸运”。刘子超无法拒绝一个如此恳切地喊他“哥”的人，他口口声声说：“哥，我被困在这里了。”“幸运”在杜尚别跟了他七天。刘子超写下这个故事发在网上。中亚的中国人圈子很小，中文阅读的圈子更小，中文旅行文字的读者群小而又小，但“幸运”果然是幸运的。北京的面试官居然读到了刘子超写的故事，碰巧在面试中认出了这位“幸运”，他最后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的大学。

读到做生意的“咸海王”的故事，不由得对中国人海外打拼发出一阵感叹。咸海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克孜勒库姆沙漠中，曾以六万八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位居世界第四大湖，因苏联的改道工程而日渐缩小。在咸海旅行时，作者看到一些工人正在海边收集一种虫卵。这种虫卵进一步加工可以用作养虾的饲料。有个工人能说不成句的中文。顺着工人的指引，刘子超找到了独自驻守在咸海边一个姓王的中国人。他做的就是买卖虫卵的生意，每两个月他驱车百余公里去离此最近的厂房收受国内来的邮件，其余时间就住在咸海边四周无人类活动的一个凌乱肮脏的帐篷里。没有新鲜果蔬，没有电信网络，没有娱乐休闲，没有同事伴侣，这样的生活他持续了七年。其实咸海王的故事不过是中国人漂向世界各地的一个缩影。在西非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转机时，他遇到一个一句外语都不会讲的同胞，但这人却要独自去科特迪瓦的金矿打工。在委内瑞拉，一个没有电力的小村庄里，却有中国人开的超市……这些中国人在百度贴吧上发有专帖，却没有进入主流中文写作者的视线。刘子超希望自己的旅行写作也能覆盖这一部分。

他也会从具体人物故事跳开去，全景展示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他第一本书《沿着季风的方向》，写印度与东南亚之行。我也曾去过柬埔寨，在暹粒、马德望和金边游荡，我也只是“白痴”游客，但S－21集中营和钟屋，让我毛骨悚然地从心理上介入这个国家的历史中。也就那一小会儿，一出门，南国和煦的阳光就把那片阴影一扫而空。刘子超写柬埔寨只有一个章节，平静叙述下的残酷却叫我噩梦不散。他去了柬泰边境的柏威夏寺（Preah Vihear）。二○○八年柏威夏申遗成功后，柬泰两国为争夺其归属打得不可开交。战争年代那儿埋下了数不清的地雷（柬埔寨地雷至今尚未完全扫清），还有未爆炸的空投弹。红色高棉是那个国家完全避不开的话题，但他提到的那次发生在柏威夏寺的难民遣返却是鲜为人知且骇人听闻的大事件：四万多名逃到泰国境内的柬埔寨难民，被泰国军方带到这地方，以推下悬崖的方式将他们遣返本国。作者为了印证历史，从柬埔寨一侧（从泰国上山更便利，但已无可能）攀登悬崖爬上柏威夏寺，见识了眼前只有军警和信众，没有普通游客的旅游胜地。

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时时有偶遇之交问他：“你怎么看我们？”意思是中国人怎么看他们的现状。《午夜降临前抵达》可以看作他对此问的回应。这是他最早的一本旅行文学书，写他在东欧各国旅行的经历。旅行者们一般喜欢去西欧，在欧洲内部其实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中东欧地区落后保守。但将这一区域作为首次探索未知世界的落脚处是聪明的做法，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其中可探究的空间相当大。在豆瓣网上，这是他的三本旅行文学中评分最低的一本：8.1分。相比中亚，东欧的神秘性与异质感略低一些，但他本人的经历与文字自有其魅力。民宿、火车、租车、酒吧，甚至广场小街酒店门口……都会发生故事。在布达佩斯大街上，被羅马尼亚女孩搭讪；在途经米兰的大巴上，与同是罗马尼亚人的前往法国马赛的民工挤在一起—这与我们熟知的何其相似，体制的阴影消散后，去国离乡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但是，生活的艰辛未必减轻多少。

他不是为苦行而跋涉的旅人，相反，他对美食美酒的热爱无处不在，无时或忘，且酒量惊人亦擅品鉴。旅途中的咖啡、啤酒、奶酪、面包、餐食俱有，殊色可享。他很少简单地说喝什么葡萄酒或啤酒，常常会将酒的名称完整写出：杜松子调味伏特加、摩拉维亚白葡萄酒、布拉格老泉啤酒、比尔森啤酒、翠鸟啤酒、托卡伊贵腐葡萄酒。维拉尼的品丽珠红葡萄酒，两升不过三十多元人民币，他认为匈牙利的酒是最被低估的好酒。

作为追求“去旅行的作家”（a writer who travels）为目标者，刘子超多年积累的海量读书看片听音乐，使他比同龄人显得成熟内敛，文笔却有天然的俏皮—“她说一口夹杂俄文的英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口音也越来越重，就像一条路况越来越差的公路”。“酒精就像筹码，在快乐的一端不断加注，直到它彻底压过失落的一端。这时如果你继续喝下去，快乐看似会继续增长，但失落最终会在第二天早上反败为胜。”某公司常驻南印迈索尔的日本人在那个禁忌严厉的地方哀求酒馆老板：“无论多少钱，也想吃猪尾巴。”老板偷偷做了给他，一眨眼工夫“日本人和他的猪尾巴消失在神圣的街头”。

从《午夜降临前抵达》到《沿着季风的方向》再到目前这本，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一文体越来越驾轻就熟，历史、旅途经历和对当下人生活的窥探之间的叙事连接变得更加有机和巧妙。旅行有奇遇也必然有很多平淡之处，所以如何避免写成流水账，或者过分虚构成小说，就是考验作者功夫的地方了。有人认为他的写作范式是非常标准记者化的，准确、直接、翔实，但是多少有点疏离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边游泳时遇到两个穿泳装的俄罗斯年轻女子，她们是苏联解体后遗留在原地的边缘人，与当地人关系不洽，又回不去老家。她们看到刘子超独自出来玩就招呼他过去聊天。三人喝着啤酒说东道西一番后，两位女性又邀他去当地一家有名的鱼餐厅吃饭，刘也答应了。但在餐厅里，其中一位与经理嘀咕了几句，后来刘子超付账时觉得收银条有问题，竹杠敲得有点过，他用笔圈出了账单上多收的那部分，对方也只好划去那个本想蒙他一票的账目。这件事引来不同的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完全不同的反应。有人觉得酷，有人觉得被冒犯。

三

一个单身旅行者，可被视作与普通人情社会的疏离。徐霞客还有个同行一段的静闻和尚，刘子超却从来没有过同伴。只要有一名同伴，两人就会使用母语成为一个面对彼此的小团伙。只有独行，才能正面迎向陌生的世界，一句母语都没有，猝不及防遇上很多常规之外的人和事，有点像漂浮在太空的宇航员。天性疏离者如刘子超，只是在某一时刻，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的事实。但他说：“倘若不是处于渴望中，一个人可以是巨大的快乐。然而，‘一个人’在奥洛穆茨又是双重意义的，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身在异乡的人。”可是他的教育背景，他的外语能力，他的思考方式，使他本身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他的“独在异乡为异客”，又完全不同于王维诗中的伤感。我很喜欢《沿着季风的方向：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旅行》里的一段描述，那是在菲律宾转岛时突然在鸟不拉屎的阿洛纳海滩河谷的小旅馆隐居半个月。那家小旅馆在隐居小圈子里颇有名气，他住在一栋吊脚小木屋里，就在河边，掩映在一片椰林中。河对面是一座山峰，好像一堵拔地而起的山墙，覆盖着茂密的热带植物。屋里只有一张床，一顶蚊帐，一盏台灯，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当然也收不到手机信号。他要在这里度过两周，唯一能让他打发时间的只有伊恩·弗莱明的《惊异之城》，唯一的消遣活动是玩皮划艇。

在陌生的世界里，他很容易進入某个隐秘地带。

虽然屡入险境，但刘子超知道自己只是个旅行者，正是这一身份赋予了他既可置身其中，又可超然世外的特权。在旅行中，他收获喜悦，却不必害怕乐极生悲；见证苦难，却不必担心承担重负。这种自由自在的身份，若有若无的归属，大概正是如今最为稀缺的东西，他庆幸自己能够自由地选择度过自己年华的方式。但他的旅行不是许多人可以仿效的，其实他并不喜欢“作死”式的探险。“苦行”于他只是一种从多数中抽身出来成为另类的方式。去柬埔寨柏威夏寺之前他慎重考虑过战争遗留的问题，他说“我可不想一脚踩到地雷一命呜呼”，拖延了几年，直到局势稳定才成行。在爪哇的火山口，他没有拔脚逃命是因为吓得愣住了，一个爪哇火山口挖硫黄的工人拉了他一把，这才醒过神来，那工人大口喘着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脸上皱纹里全是黄色粉末。两人一起趴在岩石下，等待火山平息怒气，然后，刘子超鼓足勇气爬回人间，那工人留在了原地。

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些地方都很陌生，也不大可能将其作为自己旅行目的地。看他在书中描述自己驾车行驶在帕米尔高原，抵达最偏远的人类定居点布伦库里，心里一直都悬着。“布伦库里终于到了，眼前出现一片孤立的土房子。这里是整个帕米尔高原上最偏远的定居点，冬季气温低至零下四十几度。墙边那一小条阴影里，蜷缩着几个面有病容的老人。他们太久没离开这里，一成不变的日子像水蛭一样，吸走了他们的生命力，目光中只剩下漠然。”突遇致命暴风冰雹的莽莽天山，森林深处的断崖悬壁，飞沙走石的荒凉野地，防不胜防的意外事故，听天由命的绝望处境……这些描述竟让我不由得暗自庆幸：还好去那里吃苦头的不是我。

这样的旅行要么很危险，要么很艰苦，要么很费钱，不用说还很费时间。首要条件应该是外语要过关，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在英国牛津路透新闻研究所交流过一年。为中亚之行，他还专程上了一年的俄语班，也借助旅行手册学了一些必要的短语。其次，要有一副好身板。他生于一九八四年，正当青春华年，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那地方多破败多嘈杂，他都能倒头睡到大天亮。当然，还需要有家人支持。如徐霞客，若无家底尚厚，以及母亲王儒人的全力支持，他早已冻饿倒毙于途中。不过，刘子超的三本书只字未提家人，《午夜降临前抵达》一书的前言中只是喟叹一句：“二十八岁了，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工作。”十多年来，没有固定职业，靠着翻译和写作，他养活了自己同时供给花销不菲的旅行。当然，中文也须出色。

就算有人能同时满足以上几项条件，但还有最后一条，却并非人人都能具备，就是对这个世界真正有永不餍足的好奇，对生活真正有信心。

二○二三年三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