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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射箭技艺的书确有一些，不过跨文化的观察还属罕见。一八八四年出生的奥根·赫立格尔（Eugen Herrigel）貌似距离我们遥远，却着实是最早为西方世界开启这一类东方技艺大门的作者。

当他对东方的观察被用来反哺东方，意义自是非同寻常，所以请来铃木大拙为之作序，也并不奇怪。手头这册《箭术与禅心：一位西方哲学家的禅悟实录》（靳婷婷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是该德文原著Zen in der Kunst des Bogenschießens最新的一种中译本。自一九九三年第一个国内译名为《学箭悟禅录》（余小华译）开始，之后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等多家竞相重译或再版，越印越畅销，如今可选的，竟已不下十种，无一例外获得了高分好评，实算是“现象级”的大家小书。

在东方世界，读到一些本来属于东方，东方人认识间却早已被剥离了一部分原色的东西，毕竟会有一些醍醐灌顶的滋味。更何况，这本书也确实做到了“虽薄犹厚”的高阶张力，通达、透明，比之同樣涉及禅学的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里所充盈的时代情怀，还真不尽相同。

弓箭本是极严肃的东西，作为人类战争史中的“可怕”发明之一，两河流域的阿卡德人（Akkadian）是最早擅长战场弓箭的人。当散漫的作战队形根本不是苏美尔严密方阵的对手时，疲弱于近距离作战的他们“被迫”练就出了一手好箭。

希腊史诗中英勇无比的阿喀琉斯命丧于脚后跟的一箭。我们或许会问，一箭真能使大英雄身亡？现在读来，这倒像是一种浪漫色彩的描述。公元前八世纪《荷马史诗》说到了阿波罗使着一副好弓箭，常见于欧陆庙堂的阿波罗雕塑形象，正是随身带弓、长发无须的一位青年。

希腊与特洛伊战争中素来有好的弓箭手出没，奥德修斯和菲罗克忒忒斯在岛上的著名对峙里，弓与箭不可缺席；特洛伊方的弓手亦众多。至于罗马共和国的部队，就历史学家考证，对弓箭手的使用却很是有限，远不似中世纪的英格兰。《都铎王朝》第一集开场，国王在狩猎时意气风发地表示亨利五世是他的偶像，“竟能以三千长弓敌住法兰西数万精兵”云云；确实，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人长弓对阵法国，震慑四方，莎翁笔下备受“眷顾”的亨利五世正是最能发挥长弓手威力的指挥官。长弓是如此光彩四射的一件武器。

有了更高效的火器后，弓箭似已失去了它大半的实际作战意义。但仍须看到，与此同时，比之早期的弓箭手，人们对弓箭的认识正无声无息地演化。虽然东西方先后出现过关于箭术（道）与弓箭制作技法的不少研究著作，但或许只有在日本，其意义才率先攀上了真正让人屏住呼吸的思想高度。

现代日本弓道成型，一般从近代的江户时期“堂射”的推广算起。之前它是属于武士阶层的专属武器，随着弓箭在战场上不再是主导，并在室町时代经历了一次较大变革，武术家将弓术的实战性内容作了删减、总结和提炼，使之更多成为对身心的一种修行和磨炼途径。

这册《箭术与禅心》正依此展开。德国作者赫立格尔曾是西方哲学博士，得到了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一年后，他隐居于德国加米施，直至一九五五年逝世。除了一些哲学著作和这册《箭术与禅心》外，他还有遗稿《禅之路》（Der Zen-Weg）。归根结底，他的这册《箭术与禅心》影响力最巨，五十年间在全世界范围传播不绝。

书薄薄的，蕴含的戏剧性与内涵却相当不小，文字之所以能令人信服，很大程度有他自身学射箭的艰辛体历作为基底，特别当他描述自己反复琢磨不得其门而入时的感觉，那总有几分仿佛于禅宗所谓突破自我身心壁垒的阶段。

最初入门时，好的射术是赫立格尔求之不得的技能，他也多次感慨自己在“尝试不可能之事”。当他终于突破“小花招”的念想，以及几个久久无法克服的技术瓶颈时，书外的读者都想为他击掌喝彩。

我们民族的故事里，“弓”或“箭”向来流传于武侠，却很少与“修行”二字挂上钩， 除了两个在禅宗里很有名气的隐喻—马祖道一与石巩的对话“我一箭能射一群”，打动了身为猎人的石巩，让他释然放下了弓箭。不论这些曾在战场上久经磨炼的人们目睹过多少腥风血雨，当他们重新安静下来的时候，总热爱寻觅着适合己身的一门修行之道。

人们不禁想问，一张木弓如阴阳互契，也如罗盘指针，可是其物理结构力学结构毕竟是简单的，为何总会被那些修习者选为明镜般映射心智的修行之道？难道只是修炼者自己的夸张？

不同于追求人马合一的马术或斗牛中的人和牛的竞争，也不同于剑术或剑道中的灵机翻腾与退进，射箭所考验的，是人在至静时的专凝与终于“一动”时意念之纯正；如让笔者作比喻，它的“静中之动”，倒与马拉松运动的“动中之静”十分之契合。

而武者对恐惧瞬间的参涉体悟，其抵达的层面和（对佛图澄影响甚大的）道安法师对禅的描述贯通：“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乃至才有诸种“神变” （《安般注序》）诞发。

有部不太流行的早期日本黑白故事片，成濑巳喜男（Mikio Naruse）所导演的电影《三十三间堂箭术物语》，片中不少镜头都可折射出《箭术与禅心》中所写的种种情形，譬如跪姿拈弓搭箭时的气势，再如对当时木弓构造的还原。木弓貌似简陋，然而长线条弧线之优美，在武士放箭前的举手投足乃至一颦一笑的衬托下，所蕴含的阶段性之仪式感一望即知，那是毫不简单的东西。

该电影所记录的故事，正发生在对弓道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京都“三十三间堂”。如今，三十三间堂寺庙的廊柱上仍可以看见当年脱靶的箭痕。这座令人敬畏的天台宗寺庙建于一一六四年，进深达一百二十米，可以算是世界第一长木结构建筑，有三十三根梁柱将整体空间隔开，故而得名。正因走廊长，那儿适合射箭，十二世纪中期后它被视作最好的演练场，好的射手能将箭从北端射到南端。

江户时期，人们从早晨到次日早晨连续射发，最后记录命中率，最好的纪录诞生在一六六九年，星野勘左卫射中八千箭。此后有和佐大八郎射出了八千一百三十三箭。每年一月中，“三十三间堂”都会例行举行射箭仪式，从距靶子六十米之处张弓，称为“通矢”。粗想便知，靶直径最多一米，射距几十米，要想射准，离不开勤加练习。此外，至今日本不少地区的节日祭祀里依然保留着“新开弓”或者“远射”的概念，弓道习练者与民众都是熟悉的。

日本弓的传统材料多为单体木质，射程一远，力道便迅速衰弱。后来出现了合成弓，将竹子纵向切割为三四枚“签”，两侧垫木，前后包以薄竹片，用胶黏合，名为“三枚打”。弓外表很长，是因为竹片比筋角复合弓的储能率略差，于是不得不加长弓身以换取威力。

如在“三十三间堂”的比赛中，长时间用弓会导致耗损，于是射手带上数把弓备用也属于正常。日本弓手多采用跪射姿势，为了增大抛物线，但显然，还需要考虑到“三十三间堂”屋檐的限制，若仰角太小飞不远，太大就会射中屋顶。弓的张力也需要适中，才能兼顾耗时、高度和距离。

经由这些烦琐的历史背景陈述，笔者期望从侧面解释为何小小的弓道对人的检验如此之苛刻。

回过头来，若用一句书中最有诗意的句子去总结泽庵督导下“受苦”的赫立格尔，他的射术练习历程就是一种“被线香照亮的靶子的隐隐轮廓下的‘舞蹈’”。

没想到竟是舞蹈呢！早期中日交流频繁，是我国的经典文献率先影响了日本武士阶层，特别是《周礼》与《后汉书》里的礼制方面的内容。射箭曾与礼、乐、御、书、数并列为“六艺”，后来儒家与弓箭间曾有不少亲缘，可以说，从一开始，射箭就是超出单纯“体育”的一种“艺”的能力。

普通人是不是非要持着弓才能体验这门“体育艺术”呢？

二○一八年，笔者第一次去上海源深体育场观看国际射箭锦标赛，数月后又被邀请去附近的射箭馆尝试了一把（用的是现代反曲弓），立刻就迷上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发力方式。如，持弓当然需要力量，却杜绝蛮力，应该说是需要足够的力量，并以较高的转化率转变为平衡的“静力”，在专注度的监控下，最大限度地减少身体（从核心肌群）所发出的抖动。毕竟，如无训练，自诩手再稳的人瞄准时箭头总会轻微晃动几下，纹丝不动的确太难了。

全日本弓道联盟所提倡的弓道“射法八节”的最后一步名曰“残心”（在“集中”与“分离”两步之前）；可是，那又是什么？简单点说是把箭放出后，身体所保持的姿势，又可名“残身”，但那同时也是打击意识的延续，多有趣！最早知道这个名词时感觉依稀有些熟悉的痕迹。因为日本剑道里亦有一个万分讲究的“残心”在，即便用的是日本木刀。书中泽庵大师强调身体姿态和心念合一的重要性，并反复以兄弟门类剑道作出类比应该埋有深意。

按《日本国语大辞典》解释，“残心”原为对某事务感到尚未满足之意，用于武道、艺道上则是要求达到警戒的一种身心状态；不过读了赫立格尔后，射箭的过程中所流淌着的种种细微妙趣—如倒出杯底残有的一点水，也像是出击之后的自然回音—似乎也可以归入“残心”的范畴。不管是“意识”层（短时间的主观控制）和“无意识”层（或呼吸习惯，或整体心境的“放下”程度）的共同作用，还是对环境、时空、速度等变量的判断，多是长期训练的果实，非一朝一夕的成就。

如许多技艺中都要求耐力和精神专注度的进阶，撇却表面形式，从传统内家拳术的站桩到古典式摔跤的标准跪撑；从健身房里人们热爱的高翻与悬垂举，到蓄力在腰脊而不在腹部、提倡用腰腹裆胯（乃至脊椎）而非拳脚打人的形意门，在这些周边的门类里从来不难发现弓道的心法影子—“弓之上端在天际，弓之下端连大地”（《箭术与禅心：一位西方哲学家的禅悟实录》，靳婷婷译，第43页；下文引用此书仅标注页码）。

在《太极拳十三式行功心解》中亦有将打拳比作“蓄劲如开弓，发劲如放箭”，可见内家三拳即便换了种形式，锻炼出一副发力松沉而“铆合”紧凑的肉身，还是殊途同归的。

作者如此写道：“我尤其注意到，我无法在不费力的条件下松开右手，尤其是那三根握住大拇指的手指，结果导致了放手一刻歪歪扭扭的震颤。”（第39页）

放在比赛中，可以设想，远离着平衡点的心理波动偏差，即便是小小的（那是如原子晶格的细微振动幅度？），立即就会被外在因素放大。一支箭，远着靶心飞开，并不奇怪，换言之，实际上靶场比拼的，更应该说是逡巡于意识和无意识边界时那一个微小的点上忽然释放的“能量波”。

在前一个世纪之交，深刻性的东方思潮降临西方。按时间算，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与作者奥根·赫立格尔几乎是同一代人。这位对于世俗事物，或是修行过程，对东方哲学很痴迷的瑞士人荣格，当年与弗洛伊德在学术志趣上分道扬镳，却对东方宗教与哲学产生兴趣，并投入了大量时间去研读，譬如卫礼贤所翻译的中国道教经典，他假设出了最熠熠生辉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心理原型（堪比弗洛伊德对补偿与投射的认识），也是当时西方最具开明色彩的思想家。他曾指出过东西方哲学的一些关键的区分：基督教常表现出意识层面的对峙和紧张，东方哲学则更重视“无意识”。

“师父高声说道，真正的艺术是无目的，无方向的！”（第42页）赫立格尔也写得很诚恳谦卑：“对于这种举重若轻的奇观所体现出的美感，东方人是极为敏锐且深为赏识的，而我本人似乎更关注的是（如步枪般）放箭是否平稳的问题……”（第38页）

荣格觉得东方人格保持均衡与完满的重要基础—不论名之是“禅”或是“道”—恐怕正是与“意识”层相对的“无意识”层。那是不是更广阔的心灵空间？后者甚至可以决定前者吗？荣格理论还称，位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假想点是“自性”，起码，书中泽庵大师匪夷所思的神乎其技，算是十分準确地落在了某个平衡的假想点，即一种—彻底完整、和谐、清澈的“自性”状态里了。

有教练告诉我，在各种材料质地的弓箭制造方面，如今我国还是落后很多。亲手去弓箭馆掂掂反曲弓与箭，了解重量几许，或许是一个入门弓道的不错开端。

曾经在战场上，对一支箭轻掂时，优异的弓手便能判知自个儿今日战斗之吉凶；新时代的普通人在经过一定的理论辅导与践行过程后，也无须盲目崇拜阿尔忒弥斯、阿波罗、赫拉克勒斯或我们本土的神箭手后羿、李广与李渊们的搭弓倚箭了。只是，我们对弓手的姿态本身，即那种处于外物不能“骇其念”“伤其虑”，身处风暴或生死边缘仍保有磐石一样的目光，总还是陌生而怀疑着的，所生出的一点点奇异敬意也大概来自此。

那么，就去读《箭术与禅心》吧，这书中所孜孜探究着的一切绝非“无理可循”的奥术，它至简而毫不简单，正如“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