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

对于国画，我是外行，这是必须申明的一点。常言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即为外行，对于画家及其画作，说点热闹话总是可以的吧！

我的印象中，从风格看，宁夏的国画，大的方面而言，好像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地域文化气息较浓的，不妨称之为黄河文化派；一派则以文人情怀写意为特点，姑且叫学院文人派。张建英乃土生土长隆德人，受六盘山脉与黄河支流清水河、渝水所滋养，画笔理应指向黄河文化，然而，她没有，她选择了学院文人的風格。这是为什么呢？

张建英学画生活从幼小开始，受祖母、家父的影响。成年后受教于美术学院的正统训练。早期临摹学习俞致贞的工笔花鸟画，大师严谨的构图、和谐雅致的设色，对她影响尤其深远。后来她又转而跟随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刘保申，专事写意花鸟画。刘教授对中国传统水墨融入西洋色彩的理念，击中了张建英的画心，这一点在张建英近期的一系列作品中，都不难品味出，表现在她国画淋漓的彩墨效果上。起步于室内临习，终而纠缠于教育教学之故，学院文人画便成了她的知识生活和价值生活，乃至意义生活的必须。

当然，学院派的这个谱系，决不限于俞、刘二人，还可以上下左右延伸，其半径几乎涉及大半个现当代中国画花鸟山水版图。王雪涛以能准确地把握动态中的花鸟而著称，并且能在情景交融中体现出转瞬即逝的情趣。因此她的花鸟虫鱼，刻画细致入微，鲜活多姿，生动可爱，情趣盎然。张建英近期的系列小斗方条屏“白头清秋”“喜上梅梢”“白头红松”“芭蕉单鹊”等，皆为动态中对小飞鸟的捕捉，构图严而不呆，内容疏而不单，恰到好处融入了王的技法，节制有度地表现了女性的细腻和灵动，应属她目前创作中的上品。吴昌硕是书画界通才，其揉书法、篆刻笔法于花鸟的古朴苍茫、自然野逸，虽不见得是张建英的选择，但张建英深得吴昌硕“野逸”之风，旋使她的画作顿显一种劲挺，也就与一般女性画有了本质区别，去掉了不少脂粉气。另外，由其画作还约略能品出当代孙奇峰、郭石夫的味道来。只不过，孙奇峰的沉雄厚朴，郭石夫的洒脱内具，在张建英这里可能被处理成了精致雅趣和灵性活泼为主的细腻与柔绵。毫不含糊，在美学追求和个人旨趣选择上，这是必须要经历的突破，否则，就没有自己了。张建英的突破可能并不明显，即是说在技法和构图上还略有依仗，但在墨色和线条细节处理上，却是她自己的，表达的是松弛与舒缓。这一层，倘若往现代都市女性普遍所遭遇的生活压力诸因素去理解，张建英则通过花鸟，表达了某种与普遍紧张而焦灼的都市女性生活流的疏离感，趋向于古典的、浪漫的趣味和追求，这是在画中植入批判思想的反映，很难得。

说这么多师承，归根结底，还是绕不过一个大师承，他就是清末画家任伯年。除去具体技法和细节，在一定意义上看，远观张建英的水墨人物和花鸟画，首先整体上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任伯年的画风。她花鸟画的高古、典雅气息以及灵动、遒劲的笔势，包括她崇尚传统、恪守法度，沉浸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悠哉游哉、自得其乐的状态，均能在任伯年那里找到对应。这说明观赏张建英的画，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吸纳近代、现代、当代国画精华的基础上来衡量了，意味着她对学院文人画是有意继承的，这对于一个持续创作的画家来说，甚至比成天等待灵感降临的浮皮潦草的“创新”更重要。因为唯有贯通，才能获得一丁点儿的自己。

有了自觉的传统意识，也不可小觑张建英的现代意识。与此同时，张建英又在不断探索现代语境下花鸟画审美趣味的形式变化，这一点在她的画作中表现得也十分明确。她善于从纷繁复杂的自然中提炼花卉鸟兽的艺术形象，也善于从芜杂琐碎的世界万物中萃取简洁明快的物象。从作品中不难看出，她喜欢温馨而唯美的画面调性，但同时又大量融入了篆隶苍劲古朴的笔法，尤其是在树木的形态表现上，有苍茫气象的显露，这一点尤为难得。此外，她对传统绘画章法的把握很好，无论是采用斗方还是条屏形式，画面的整体气息非常统一、协调，一花一鸟，一草一木，皆是精心营造所得，严谨工整之余又不失天真自然。总之，画风、画感、画意、画境的选择本身，即是画家本人主体性追求的直接反映，均表明了她独立却不自傲、平凡却不平庸、有思想却不非得睚眦必报的人格实质。

当然，对于尚处在风格探索期的张建英来说，还需在笔墨语言、形象塑造上深耕细作，从而能够逐步形成个人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审美格调。实际上，她本人也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对比她几年前的作品，新作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笔墨更加干脆、肯定，一枝一叶的形态塑造亦逐步丰富起来，尤其是对一些细节的笔墨把握有了可喜的进步。

我想，以张建英现有的创作状态以及凭借她的艺术天赋和勤奋努力，如若持久地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假以时日，必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