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泳

（江苏南京210000）

现在流行的茶艺来源于中国古代的茶道。对茶道形成和推广作出巨大贡献者，除了“茶圣”陆羽和“茶僧”皎然外，还有唐代泗州临淮（位于今江苏盱眙县境内，与盱眙县城仅隔一条淮河）人常伯熊。常伯熊，名鲁，字伯熊，生卒年不详，但可以确定他与陆羽和皎然同为中唐时期人。据唐代《封氏闻见记》和《新唐书》以及康熙《泗州通志》记载，常伯熊在临淮举行首次有历史记载的茶艺表演。〔乾隆〕 《泗州志》云：“常伯熊，泗人，因陆羽茶经复广其论，龙团雀舌妙天下。”常伯熊是中华茶艺表演的开山鼻祖，临淮为中华茶艺表演的发源地。而临淮处在大运河的重要地理位置，这对茶艺表演的诞生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大运河催生了中华茶艺表演。

最早的茶艺表演发生在临淮

初唐及之前流行煮茶法，即用茶叶加上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熬煮成羹汤来饮用，也称为“茗粥”。陆羽认为这样煮出的茶无异于倒在沟渠里的废水，对其进行了改良。他在煎茶时除以少许盐调和汤味外，不再加入各种佐料，把过去的“煮之百沸”精减为“煎之三沸”，减少因久煮造成的涩味，保持了茶的原味及真香，使茶变得更加纯粹和清雅。由此煎茶法开始兴起，逐渐形成了唐代煎茶道。煎茶道除了强调茶自身的风味外，更讲究技巧。于是，茶道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茶艺表演开始出现。茶艺表演在冲泡、品饮茶的过程中将技巧性与艺术性结合，使饮茶由满足日常物质生活需求上升到精神文化享受。在中华茶艺表演的创立、完善和推广过程中，常伯熊的贡献尤大。

《封氏闻见记》的作者封演与陆羽和常伯熊是同时代的人，他在《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记述了广德二年（764）分别发生在临淮和江南的两次茶艺表演，让人感觉到常伯熊比陆羽技高一筹，“楚人陆鸿渐（注：陆羽字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注：地方政府设置的专门接待过境官员或传递官府文书及军事情报使者的处所），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封演在“饮茶”中说，常伯熊对《茶论》“广润色之”[1]，有学者认为，当时常伯熊已经对陆羽的煎茶、饮茶法进行了改进，并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因为改进后的技艺如果仅为一人使用，是得不到广泛流传的，只有改进的技艺得到他人的传承，或者行诸文字，其影响自然扩大，才能形成“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的风气，而常伯熊的改进很可能在唐代《茶经》的传本中得到体现。[2]著名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中国茶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现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中有关煮茶的程式，完全有可能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茶艺程式后而“润色”修订的。

吴家阔在《〈陆文学自传〉注译》[3]（陆羽自称陆文学，《陆文学自传》是他二十九岁时写的小传）中认为，陆羽兴趣广泛，才情极高，喜欢如闲云野鹤般浪迹山野，品茶鉴水。他自称“野人”，像春秋时期楚人接舆一样，性情浪漫，率性而为。从性格上来说，陆羽不适合规范性要求很高的茶艺表演。另外陆羽在自传中毫不隐讳地称自己“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不仅相貌丑陋，还有口吃的毛病，陆羽虽然外貌和语言表达能力不佳，不适合茶艺表演，但他胸襟开阔，虚心接受常伯熊对《茶论》的修改意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用毕生的精力著成《茶经》，对茶文化作出极大贡献。

泗州城示意图（倪泳 提供）

临淮地处大运河重要位置

中华茶艺表演起源于唐代中期的泗州临淮，是具有多种客观因素的。唐初社会动荡，经济疲惫，百废待兴，唐高祖李渊“以谷贵禁关内屠酤”为由颁布禁酒诏令。唐代宗时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实行榷酒制度（即国家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实行专卖，不允许私人从事与酒有关的行业），酒价昂贵而且不易得，促使人们以饮茶代替饮酒，饮茶风气由南向北传播，逐渐在北方地区开始流行，到了唐中期，北方饮茶成为很平常的事。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中谓：时“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旧唐书》卷123载，长庆元年（821）李珏上疏唐穆宗：“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袪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当时苏北沿大运河一带饮茶风气也非常兴盛。据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开成三年（838）至开成四年，他路经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地时，多次沿途“啜茶”。

汴河是隋唐大运河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重要通道，随着各种商船南来北往，汴河入淮口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唐长安四年（704），在这里设立临淮县（今江苏盱眙县淮河镇城根村一带）。开元二十三年（735）又将泗州州治由宿预县（今江苏宿迁）移到临淮县以东，与临淮县仅隔一条汴河，临淮县成为泗州的附郭县（即县治与州治置于同城）。

从建置时间来看，临淮建立比泗州移治至汴河入淮口要早31 年，因此当时围绕漕运设立的县馆、码头、仓库等各种设施都建在临淮县，泗州移治以后作为行政中心，是官署衙门的所在，同时临淮作为漕运中心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唐代的临淮、泗州及盱眙占据汴、淮要冲，是东南通衢之地，临淮是粮食、茶叶等货物重要的中转地，南来北往的客人也要在这里逗留，有诗赞曰：“官舻客鳊满淮汴，车驰马骤无间时。”据史料记载到过泗州的著名文人就有骆宾王、宋之问、李白、崔颢、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皇甫冉等，达64 人之多。

由于茶叶的产区主要在南方，为了满足北方茶叶消费的需要，南方出产的茶叶开始沿大运河大量向北输送，大运河成为茶叶流通运输的主要渠道，也是茶文化由南向北传播的重要通道。

前述可知，临淮是李季卿等南下的必经之地。从《封氏闻见记》的记载来看，常伯熊经常在临淮表演茶道，因为“善茶”而远近闻名，所以才有人向李季卿推荐。常伯熊利用临淮县馆这个接待南来北往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的场所进行茶艺表演，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探索改进，使茶艺表演程式日渐成熟，很有可能如前述有的专家所说的那样，常伯熊的表演最后被“茶圣”陆羽吸纳到《茶经》中，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便利的大运河水运为中华茶艺表演诞生于临淮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唐代临淮茶叶来源

陈椽所著《茶业通史》中说，西周初年，云南茶树传入四川，后往北迁移至陕西，以秦岭山脉为屏障，抵御寒流，故陕南气候温和，茶树在此生根。因受气候条件限制，茶树不能再向北推进，只能沿汉水转入东周政治经济中心——河南，又在气候温和的河南南部生根。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安徽、山东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茶树再向东迁移，在公元2 世纪前后，茶树栽培沿水陆两路传到江淮流域。[4]

1987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固始县出土的古墓中发现茶叶，经考证距今已有2300 多年。从气候条件和茶树栽培路径来看，大约汉代时包括盱眙在内的江淮地区便开始了植茶。

魏晋南北朝时，江淮地区茶的产量已相当可观。唐代气候温暖湿润，茶树种植地域较之前又扩大很多，黄河及以南地区均有分布。据《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14 个省区，茶叶产地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其北限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汴州（开封）、蔡州（汝南县）、宋州（商丘南）、海州（连云港）。

《茶经》记载：“《淮阴图经》：‘山阳县南二十里有茶坡。’”

唐代滁州出产茶叶。唐德宗建中四年（783），韦应物到滁州担任刺史，闲暇时他喜爱种茶，他在《喜园中茶生》中说：“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唐文宗大和二年至四年（828——830），李绅为滁州刺史，《大明一统志》卷十八“滁州”载：“时山谷多虎，撷茶者苦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至，尽去之，虎不为暴。”

五代毛文锡在《茶谱》中写道：“扬州禅智寺，隋之故宫，寺傍蜀冈，有茶园，其茶甘香，味如蒙顶焉。”蒙顶茶在唐代以茶中珍品独步天下，扬州蜀冈茶能与之相媲美，足见其佳。从这些记载可以得知，当时临淮周边地区都有茶树种植。

宋代《册府元龟》中记载，后周世宗夺取淮南后，在显德五年（958）正月颁布了一道诏令，免濠、泗、楚、海、扬、滁、和等州罪人及蠲其残税，转征科率之物。按曰：“先是州人于两税外，以茗茶及盐抑配户民，令输缣帛、稻米，以充其直，谓之转征。”说明当时泗州地区产茶。

从这些记载可以得知，当时临淮周边地区皆有茶树种植。从地理条件上看，这一带多湖泊，茶树种植面积受到一定制约，茶叶产量不会很大，但这不影响临淮一带茶文化的发展。因为这里是南方茶叶向北方输送的中转之地，有充足的茶叶来源。

唐代茶叶运输路线主要分东南部、中部、西部三条，其中东南部路线与运河运输直接相关，也是茶叶运输的主要线路。东南线的茶叶来源于今天江西、浙江、江苏、安徽一带茶区，基本都通过长江、淮河和泗水转京杭大运河北上，从扬州、高邮、楚州、临淮，经汴河抵达汴州（今河南开封）到达洛阳，甚至福建茶叶也循漕运线北上。

唐代在中央设江淮、河南转运使管理东南各道（类似现在的省）漕运，粮食最高运量为400 万石。茶叶也是北运的重要货物。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有次派人到中原贸易，一次运去茶叶1 万多斤。

《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了当时从江淮向北方运茶的盛况：“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邹县属河南道，在兖州境内，齐州在河南道北部，沧州、棣州同属河北道南部，四地在地理位置上连成一片，分列于黄河下游南北两岸。这些地方以及京邑一带城市有许多茶铺售茶，茶叶都来自江淮，即是经汴河运来的。运茶车船相继不断，茶叶堆积如山而且品种丰富。

为满足物资需求，唐朝在隋漕运基础上采取分段运输法，南方漕船在泗州的临淮卸下粮食、茶叶等物，返回时运载食盐和其他商品。北方到临淮接粮的漕船，也会带来大量北方的商品。唐代泗州设有大型中转仓，漕粮及贡品到此卸货等待转运，还设有淮口盐铁院，由中央派出的盐铁官掌管江淮海地区盐铁经营。元和九年至十三年（814——818）李稼任泗州淮口盐铁院盐铁官时，因为“泗土卑湿，无堪地”，在盱眙都梁山创建都梁山仓，此举在元和十二年“诛蔡之师”粮饷供给以及元和十三年夏泗州遭受大水侵袭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都梁山仓不仅储藏粮食和盐铁货帛，也是南方向北方输送的大量茶叶之存放地，泗州临淮和盱眙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唐·周昉《调琴啜茗图》

道教对茶道发展影响很大

道教对茶道发展影响很大。[5]唐高祖李渊家族是鲜卑出身，为显示正统，巩固政权，在立国之初便尊奉老子李耳为其始祖。武德八年（625），唐高祖下诏宣布：“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将道教列为三教之首，位在儒教和佛教先。唐太宗强调“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封氏闻见记》中描述了一个细节，常伯熊进行茶艺表演时着“黄被衫乌纱帽”，亦称黄帔、玄冠，这是高道冠服，只有高级别道士才有资格戴冠，刚入门的道士只能戴巾。唐代上层人士流行穿道服，如杨贵妃穿道士服装。《旧唐书》“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中记载：“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常伯熊将道服作为茶艺表演的标准服装，迎合了当时的风尚，显得既隆重又得体，易于被人们接受。

道教不但崇尚饮茶修道，以茶待客，而且献茶是“打醮”（即道士设坛为人做法事，求福禳灾的一种法事活动）时重要的程式。常伯熊进行茶艺表演的程式与道教斋醮仪式颇为相似，应该是受后者启发而模仿创制的。

唐代是道教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玄宗曾命道士、大臣献道曲，并亲自研作和教授道乐。另外，唐代文人在茶艺表演过程中往往融入调琴、歌舞、棋弈、观画等其他艺术形式。唐代宫廷茶艺表演（即古代帝王敬神、祭祖、日常起居或赐宴群臣时进行的茶艺表演形式）是有音乐的，与陆羽同时代的唐代著名画家周昉（约745——804）在《调琴啜茗图》中，描绘了唐代宫廷贵妇品茗听琴的悠闲生活。画中有五人，中间三人为宫中贵妇，一人坐在石上调琴，另两位一边饮茶一边侧耳倾听琴声。两侧侍女，一人手端茶托，一人执茶杯。《调琴啜茗图》是历史上第一幅“琴茶画”，周昉是把茶与琴配搭融通并在绘画艺术上给予表达的第一人。之前还未发现以“茶与琴”为创作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而之后就不鲜见。如孟郊（751——814）《题韦承总吴王故城下幽居》有句：“夜思琴语切，昼情茶味新。”白居易（772——846）在《琴茶》中写道：“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因此，唐代的茶艺表演形式与现在的茶艺表演已经没有什么差别。

茶道是品赏茶的美感之道，茶道的美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表演体现出来的。常伯熊将饮茶当作一种艺术来看待，制定了完整的茶艺表演程式，把饮茶活动提升为具有极高观赏性的文化艺术创造活动，开创了能够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茶艺表演，这是茶道艺术发展中一个伟大的创举。最难能可贵的是常伯熊并非述而不作，而是亲自示范表演，制定了茶艺表演的标准服饰，以优雅生动的举止“区分指点”，对茶名茶器等进行详细的解说，将整个茶艺表演过程完美地表现出来，令“左右刮目”，从而激发和推动了王公贵族学习茶道技艺的热情，而茶艺表演通过大运河传播到全国各地，形成了大运河文化中非常独特的茶文化现象，给古老的大运河添上了一笔浓墨重彩的文化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