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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同归下的圩田景观文化比较
——以里下河圩田与贝姆斯特圩田为例

2023-04-26吴雨涵

江苏地方志 2023年2期
关键词:里下河斯特景观

◎吴雨涵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14)

在我国农耕民族开发新土地的过程中,“圩田”作为一种中国南方地区特有的,通过修筑圩堤“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的水利田范式,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里下河地区的圩田是我国南方最具规模的一例。数千年来,江河湖海的交错作用、水利工程设施建设、农业开垦及人居活动造就了里下河地区典型又独特的圩田景观,更创造出无可替代的里下河文化。里下河“兴化垛田”还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双遗产”名片。其实,圩田并非我国独有。现代的“圩田(polder)”概念源于17 世纪的荷兰语“polre”。在欧洲的低地之国荷兰,尼德兰人也善于营造圩田。荷兰北部的贝姆斯特圩田作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记录着人类与水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的证据,和里下河圩田一样令人痴迷。

近年来,学界对圩田的研究热度不减,但国内外学者多是把圩田看作是一种水利工程现象及历史演进过程而进行研究,将圩田视为一种景观文化进行国内外类比的研究尚有欠缺。本文在中西文化同归的视域下,针对里下河腹地圩田与荷兰北部贝姆斯特圩田的水文地理和人工干预历史脉络进行比较,探讨中荷两地圩田水利设施、圩田景观发展与演变的动力,阐述水利系统、农耕系统和聚落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与特征,通过总结中荷两国圩田景观的共性和差异,为里下河地区圩田景观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启发和建议。

一、里下河圩田景观发展的历史脉络

圩田不仅仅是可观可游的景色,同时也是可供展示的文化。里下河地区和荷兰贝姆斯特地区在水文地理环境、人居聚落环境发展的清晰历史脉络揭示了圩田景观文化发展和演变的动力,揭示了百年来劳动人民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博弈、相互选择、相互适应的古老智慧。

(一)里下河水文地理变迁:浅滩——潟湖——湖泊群——湖沼——自然水网

里下河,指的是江苏境内沿海江滩湖洼内的低洼平原,北至苏北灌溉总渠,南至通扬运河,东抵串场河,西侧以里运河为界,覆盖扬州、泰州、南通、淮安、盐城等主要城市。在地质环境运动和水文条件变化的双重作用力下,里下河大致经历了由海湾浅滩到古潟湖,进而变成湖泊群,并最终变成湖荡沼泽密布的自然水网平原的历程。

经考古证实,距今六千多年前,里下河平原还是一片浅滩。伴随着洋流运动和泥沙淤积,沿着海岸线逐渐形成沙堤,浅水海湾逐渐发展为古射阳潟湖。[1]潟湖是指海的边缘地区,海水受到不完全隔绝或周期性隔绝而引起水质咸化或淡化的局部海水水域。在沙堤冲刷积累下,古射阳潟湖逐渐由半封闭的海缘地带转化为全封闭水域。海浪与泥沙经年累月的作用也奠定里下河周边高、中间低的基本水文格局。到唐宋年间,由于捍海堤阻碍了海水的入侵,江淮积水难以排泄,封闭的潟湖也自然地沉淀为大大小小的湖泊群。南宋建炎二年(1128)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夺淮的700 余年里,黄河所携带的泥沙被输送到里下河平原。[2]在泥沙的沉积和淤浅作用下,一些互不相连的小型湖沼与陂塘逐渐出现,湖荡沼泽特征逐渐显现。常年的海沙沉积与河泥淤积也影响着里下河的土壤母质,形成了以长江冲积母质、黄淮冲积物、老冲积黄土性母质、湖淀沉积母质、沿海海岸冲积母质5 种平原典型土质,[3]决定了里下河圩田的格局发展。

(二)里下河圩田的人工干预历程:筑堤圈圩——百年辛勤兴造

为了抵御海水入侵和控制上游来水,里下河平原构筑了较为完备的海堤、运堤与河道防洪体系,这是圩田景观发育的基础。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大历二年(767),在今江苏盐城市至阜宁县间串场河东岸,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主持修筑“常丰堰”,“置以溉田”。宋天圣元年(1023),张纶、范仲淹在屡圮屡筑的常丰堰的基础上,在盐城经泰州海陵、如皋至通州海门长582里海岸线上筑捍海堰,后统称“范公堤”。[4]范公堤在阻止海潮入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里下河地区积水外排能力。

隋朝以后京杭运河贯通,为了调节运河水位,历代不断修建各种水利工程。到了宋代,朝廷执着于黄河改道也对运河流域产生影响。明清两代,为保障漕运,让里下河平原成为众水归海的必由之路。一到汛期,“内若釜底,外若建瓴”的里下河成了水涝严重的四水汇集之处。能够防洪排涝、通渠入海的水利设施成为保障人们生活的刚需。明朝初年,朱元璋下诏“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江南民众被迫迁徙到里下河平原,他们为里下河地区带来了太湖流域筑塘建圩的先进经验。广大的劳动人民开始规模化地围筑圩堤,在串场河以西、兴化东塘港以东有“昉自乾隆初年嘉道以来,筑者踵接”[5]的描述。为调节人与水和环境的关系,千年来筑堤圈圩的兴造建设日渐兴盛。里下河腹地圩田格局从东部高爽地区向里下河全域逐步覆盖。

民国时期,里下河圩田的开挖、疏浚等水利建设仍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初期,里下河腹地的水域面积3048平方公里,随着运河大堤和通海四港等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里下河地区的洪灾得到了有效控制,古代圩堤的实际防洪功能逐渐弱化,稳定的水网平原环境让里下河区域的圩田农业开垦模式得到了有机生长。

20 世纪70 年代时兴化垛田(吕厚军摄,原载《中国摄影》1975 年第1期)

二、贝姆斯特圩田景观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贝姆斯特圩田水文地理变迁:泥滩——潟湖——湖泊群——内陆湖

西谚曰“上帝创造了荷兰人,荷兰人创造了荷兰”。荷兰“The Nether lands”直译为“尼德兰”,意为低地之国。荷兰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是洋流冲刷出的三角洲以及与里下河地区形成条件相似的潟湖土地。从13世纪开始,荷兰人就意识到围堤筑坝、填海造田可以增加耕地,扩充生存空间。荷兰人在数百年与水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与里下河的治理智慧星月交辉,相映成趣。

贝姆斯特湖位于荷兰北部的诺德省(北纬52°32′,东经4°55′)所处的沿海地区,是与瓦登海沿岸相互连接一直延伸到丹麦西南部的泥滩系统。圩田的整体范围即环绕着约72 平方公里的贝姆斯特湖,“Beemster”得名于这个区域内一条名为“Bamestra”的小河。从自然特征来看,贝姆斯特圩田的轮廓源于自然泥炭湖泊。公元前800 年前,今天看到的广袤湖区仍为厚厚的泥炭所覆盖。到了欧洲中世纪末期,区内的泥炭被人们挖掉。受到风暴、洪水和沼泽河流的侵蚀,Bamestra这条小河逐渐扩大,中间形成一片狭长的水域和宽阔的河入口。通过涨潮和逐渐溢出的低洼泥炭斑块,滨海潟湖逐步转变为一个显著的与须德海自由连通的内陆湖。17世纪初,由于海水和海风的侵蚀,荷兰政府不得不决定进行大面积的围湖开垦以应对可耕地大量短缺的问题。1607年阿姆斯特丹北部陆地开垦活动中,贝姆斯特成为围垦的一系列湖泊面积中最大的一个。[6]

荷兰的圩田依据土质,可以分为海洋黏土圩田、泥炭土圩田、河流圩田以及艾塞尔湖周边圩田。贝姆斯特圩田是典型的泥炭土圩田。由于圩田土质良好的持水、吸水性能,且含有大量的分解不充分的植物残体,这也决定了贝姆斯特圩田的农业发展格局。

(二)贝姆斯特圩田的人工干预历程:湖泊复垦——科技资本助推

与里下河地区始于明初的大规模的造圩活动相比,贝姆斯特圩田的人工干预历程要晚数百年。贝姆斯特圩田的设立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是荷兰最古老的填海区。17世纪初,荷兰政府主导了这个工程。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和高级政府官员负责筹措资金,一种湖泊复垦的独特生产方式被开创了出来。

1607——1612 年,土地复垦工作完成。新开发的土地海拔低于海平面3.5 米。按照17世纪欧洲人对生存环境和谐关系的理想图谱,肥沃的泥炭土地按照规划被分割成一个个长930 米、宽185 米的长方形网格。矩形的小块土地是工程师的刻意规划,以便于租赁给以耕地和放牧为生的农民,同时也便于统一管理。

贝姆斯特圩田的湖泊复垦工作的快速达成,主要得益于15世纪风力驱动抽水磨坊的发明。16世纪,风车旋转帽的发展使得对大湖泊的排水成为可能。17世纪初,西蒙·斯特发明了一套由3-4个风车组成的工程装置,通过风能来进行湖泊排水,高效且节约人力。到了19世纪后期,风力排水法被蒸汽机排水法取代,圩田排水由抽水站完成。步入20世纪,排水装置被转换为柴油动力。[7]

三、圩田景观演变动力与景观文化解读

从水文地理变迁、人工干预历史这两条主线去梳理里下河与贝姆斯特圩田景观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东西方,圩田景观发展与演变的首要驱动力来自于先民对治理水患、抗灾减灾的客观需要。〔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记载,自南宋黄河改道南侵,里下河水患频发。“四湖”“三河”及“一海”诸水投塘,人民生活在上游来水和下游海潮的夹击中,人工治理、改造自然是唯一出路。贝姆斯特圩田的营建也是如此。在海水与海风侵蚀的恶劣条件下,居民活动只能局限于气候多变、土地贫瘠、生活不便的山丘之上。围湖造田,湖泊复垦便是最优之选。

圩田景观发展与演变的另一驱动在于追求生活品质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赋能。里下河圩田农业用地作为次生湿地,水陆边缘效应明显,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农业经济效益极高。《戒庵漫笔》曾记载,圩区的分级分区综合利用可获得数倍于普通种植的利润。兴化垛田、桑基鱼塘等农业系统作为圩田土地利用的特色模式,生态和经济效益更高。圩田景观发展还使宗族社群凝聚。在串场河(古范公堤)一带,南宋出现了沿灌溉水渠方向散布的小规模村落(散村),构成了乡村聚落的原始形态。在木炭资源并不丰富的贝姆斯特,人们发现了泥炭土种植谷物和油籽的优势,因而确定了农牧结合的最佳圩田利用方式。富裕的农产品也帮助荷兰在14 世纪下半叶实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圩田景观发展与演变的根本驱动在于人的积极干预与改造欲望。在世界范围内,圩田的形式大致可归纳为低洼地围垦、近海产生的圩田景观、湖泊排水后产生这三类。[8]虽然里下河地区和贝姆斯特地区圩田在自然条件上差异明显,但人类在圩田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正如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所说:“文化是催化剂,自然是媒介,形成的文化景观就是结果。”[9]景观是人类与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当地自然环境、知识技术与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产生”。虽所处时代和社会体制不同,但中荷两地对自然改造的热情是一致的。南宋诗人项世安诗中写道“港里高圩圩内田,露苗风影碧芊芊。家家绕屋栽杨柳,处处通渠种芰莲。”据此亦可想见贝姆斯特圩田中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忙碌的身影。

近年,传统的景观文化解读的“范式”正在转型。对景观文化的解读应当叠加自然、栖息地、艺术、生态系统、思想体系、历史、场所和美学意识。[10]阐释景观在时间和场所上的关联,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尺度上分析自然要素和人工物产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以景观变迁为抓手来了解人类深入自然系统并以实践持续干预自然的证据,是制定景观文化保护策略中最为重要的前提。

(一)里下河圩田景观文化解读

1.自然斑块:“水——田”交错的农田景观肌理

自唐大历年间,里下河地区受先后修筑的常丰堰、沿湖运堤等水利设施的外部要素影响,里下河腹地兴化地区的圩田也逐步形成东部高爽建大圩、西部低洼区域布小圩和中部湖荡区域零散圩——垛田的自然肌理特色[11]。东部的大圩地区,地势高爽,高程在2.4——3.2米,多是河道浅窄,易旱不易涝。小圩地区经过测算,平均高程约为2.25米。在〔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中,小圩也被写成“鱼鳞圩”,即普通的合匡水田。经年累月形成了河道较少“框式”是小圩的特色,单元面积约为20.0——26.7平方米。[12]西部湖荡区的平均海拔高程最低,为1.8——2.3米,以兴化的圩——垛田景观最具特色。由于此处地势最为低洼,河网支离破碎,本就不具备修建大圩的条件,土地只能被分割为更小的单元,智慧的当地人便就近堆土成垛。[13]良好的通风环境反而形成了土壤肥沃疏松、适宜旱作的果蔬飘香的生产景观。

2.生态模式:“农——林——渔”复合利用的生态景观韵味

里下河圩田除了突出的水资源调配功能灵活外,还具备突出的水乡生态韵味。独特的斑块状耕地形态、浇灌耕作方式使圩田土壤养分充足,种植的经济作物与传统的粮食生产相比经济效益更高;耐湿的植物在圩田土地上枝繁叶茂,圩田区域的植被覆盖指数也颇高;对水资源的充分利用,淡水渔业资源也相当丰富。圩上可种菜种粮种林,水中可养鱼养虾,河道中还可放养水禽。凭借独特的水土利用方式,聪明的圩田人用勤劳智慧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圩上人。圩田也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复合利用的生态景观韵味尽显。

3.场域精神:兼容并蓄的水乡景观文化

里下河地区的农业文化是人与水和谐相处的杰出代表。里下河地区吴楚共生,因而景观文化既有崇文重教、雅不废俗的吴越风骚,又显兼采众长、极具兼容的楚文化特色。混融共生的吴楚文化的物质成果与精神积淀在里下河大地上点燃,相激相荡。激出的是画意诗情与民间艺术的流连驻足,荡出的是劳动号子与水乡节俗的灵动咏唱。由于地理条件的卓然独特,现代化的农耕方式在里下河地区无法全面适用和推广。这也给罱泥、扒渣、罱水草等传统的农耕技能和农耕方式留足了安身之处与生存空间,使我们在今天仍能见证这些原始的农业技艺文化遗产。

(二)贝姆斯特圩田的景观文化解读

1.自然斑块:几何模块化的农田景观肌理

贝姆斯特圩田竣工后,人们就开始欣喜创造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人们统一在道路北侧和西侧种上植物,以便在绿化种林的同时保证阳光可以照耀其他的潮湿道路。最小的分配单位是长9米、宽1.8米的标准长方形,通过田块、排水渠和通道连接,可构成面积约为900平方米的单元模块,四个单元还可归纳为一个400 摩根(1 摩根=0.85 公顷)的类似现代街区的方正区域。谷仓、干草和种子仓库、马厩、其他附属建筑甚至是街头的公共地区(类似公园)散落在模块化的几何式样的圩田之上。在这些乡村住宅中还出现了城市富裕业主作为娱乐农场享用的夏季住宅。从意大利北部传至荷兰的园林设计和园艺栽培风尚在这里越发崭露头角并活跃至今。

2.生态模式:技术催生的经济景观韵味

贝姆斯特圩田土地的开垦初衷是以经济目的为导向的。通过“与水争地”,创造的新土地要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后人总结项目成功的要素主要是:政府主导下投资资本的可获得性、国内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可靠可获得的技术手段、良好的企业家精神和合理的耕地价格。这五个要素的协同运作让贝姆斯特圩田工程取得了巨大的生态、经济、社会层面的成功。接受过土地测量和制图绘图规范训练的水利工程师、测量师也为土地的规划、“一揽子”分配、贫瘠土壤补偿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贝姆斯特圩田多层的对称网格、平衡的轴线组织方式、灵活的模数矩阵还对欧洲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带去了启示。

3.场域精神:秩序井然的原真景观文化

贝姆斯特圩田的景观文化保护,遵从“任何根本性的扰动都会使整个地区的物理完整性处于危险之中”的谨慎态度。今日再去游访贝姆斯特这片自湖中辟水造地的壮丽圩田时,你仍可以感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原真景象。大量的乡村、田地、公路、运河、大堤和遗产建筑几乎和几百年前古典绘画中描绘的一样。那些与道路网格相互平行、相互补偿的运河网格,完全依照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趣味排布。正因为此,贝姆斯特圩区这个创造性的规划杰作于1999年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荷兰北部的圩田景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网)

四、启示与重塑:中西文化同归

人类无时不刻不在求索,利用主观能动去创造完美的栖居条件,并一直将水视为最为仰赖和敬重的自然力。在“与水争地”的前科学时代,人类试图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赋予生命以新意义。圩田的出现正是缘于这种原始动因。里下河地区和贝姆斯特圩区一样,在历史上,都承受着巨大的来自自然的压力,对自然的改造实属无奈。虽然两处圩田建设的时间和社会环境有着差距,但都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技术改造,逐渐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因地制宜的水利工程布局,彰显着水资源管理的民族智慧。

里下河的圩田透过圩岸、杨柳勾勒的层次,映衬涟漪、芙蕖的幻影,催发的是江南独特的诗意美学;而贝姆斯特则运用理性的构建规则,强调稳健简单的尊严、历久弥新的可供复制的圩田标准范式。与中国尊重自然、讲求“天人合一”的观念不同,西方强调要对不受人类影响的“次等的自然”进行驯化,“积极地干预野蛮的自然”是西方人一种普遍的认知。中西两种认知并无高下,亦无对错,都富于创意和智慧想象力,这也使得里下河和贝姆斯特的圩田景观文化蓬勃的生命力对中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景观意趣产生了深刻影响。

与里下河一样,贝姆斯特圩田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仍持续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斗转星移,有些景观要素已经或正在消失,而有些景观要素则转变了原先的功能。遵从“完整性”的保护态度,贝姆斯特圩田的传统肌理仍能完美适应现代的敏感审美和场所精神。贝姆斯特圩区景观文化保护强调土地利用的动态调整,沿着“谷物——牧场——养殖——温室——园艺球茎和水果”混合种植的开发路径转变。在立法和管理维护方面,以1616 年的分配附属法律保护圩内“植物和树木”为起点,先后确立和深化了1988年《纪念碑法案》、1985 年《农村发展法案》和1991 年“北荷兰国家中央景观”等保护理念。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荷兰自然古迹保护协会等机构都有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行使定期监测和系统养护圩区的措施方案。

古老的圩田景观见证着人与水之间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此消彼长的相互作用,同时圩田水利工程对造成的生态破坏、水土流失、污染浪费等问题也无从回避。人类与水的关系亦由原始的纵情依恋到无意识的剑拔弩张,[14]有意识地构建与水为友的和谐栖居场景亟待行动。里下河圩田目前整体形态良好,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也会面临困境挑战。在与荷兰贝姆斯特圩田的类比研究与相互关照中,注重历史文脉延续和生态环境保护,尊重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明确立法保护与梯度空间,动态优化产业发展模式,或许是可供提炼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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