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声广

在我故乡省会旧城的东南面，有一条东西长约5公里的河，河面宽绰，亭台水榭，曲桥径渡，它就是包河。漫步在它浓荫如带的岸边，望着香花墩上那白墙青瓦的包公祠，不由得会对那位在民间被亲切称呼为“包青天”的包拯生出崇敬之情。

那一湾清流的包河，相传是当年宋仁宗赐予包家的，以示嘉奖包拯的丰功伟绩。起初宋仁宗是想将半个庐州城赏赐给包拯的，没想到包拯坚辞不受。他对仁宗皇帝说：“臣做官是为国家和黎民百姓，不是为了请赏，所以我不能要。”宋仁宗听了暗暗称赞，但又觉得一点都不赏赐，心里也过意不去，于是便将包家门前的那段人工河赏赐给包拯。包拯心想河不比田地，不好分，不好卖，富不了，也穷不尽，便谢恩接受了。从此包拯的后代依此河而居，靠养鱼植藕为生，因而包河之名就这样叫开了。

我每次走进包公祠，都会怀着崇敬之情在包公的塑像前伫立很久。他方面阔额，浓眉长髯，一手执笏，一手握笔，神情端庄严肃。包公虽然是坐像，却如山岳般高大，让站立其下的人都会有渺小之感。我虔诚地仰望着他那威严的目光，恍然间穿越到了北宋的时空，看到了真实的包公。他挺着坚毅的身板，迈着稳健的步伐，轻拂着两袖清风，穿过千年的滚滚风云，向我走来……

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生于公元999年。少年时的包拯性直敦厚，以孝闻名。天圣五年，他登进士第，因父母年事已高，不愿随其到他乡生活，便辞官照顾父母，一直待到双亲辞世后，36岁才重新踏入仕途。在他入仕为官的二十多年里，曾任过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尹，最高官职做到枢密副使。

关于包拯的记载，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不像欧阳修、苏东坡他们那样有着大量的诗文传世，而包公却是以传说、神话等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宋史》称：“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

是的，古往今来，世人凭吊包拯无不赞颂他为官清正廉洁、公正刚毅、不阿权势、铁面无私。诸如陈州放粮、包公铡美案、狸猫换太子等民间传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因而他给人们的印象大多是黑黑的脸膛，故称其为“黑脸包公”，更因其执法严峻，而把他与传说中阴间的“阎罗”相提并论。后世民间信仰将他奉为神明，在海内外华人地区极受崇拜。前些年，台湾拍摄的电视剧《包青天》，长达200多集，尽管很多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期待政治清明的一种心理。

其实，包拯的“包青天”之名始于端州任上。宋仁宗康定元年，包拯从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天长县令转任端州知军州事，这是包拯仕途中第一次担任州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那时的端州是一个“土旷民惰，不力于耕，夷僚杂居”的蛮荒之地，且又远离中原，经济落后，语言不通。很多官员把到端州做官看作畏途，避恐不及，想法设法走门子，找关系，另谋升迁之道。然而，包拯接到任命后，却没有犹豫，没有抱怨，没有请托，义无反顾赶赴端州履职。当时有人好心劝他不要去端州，他说，朝廷既然委派我到端州任职，肯定有朝廷的考虑，而且自己身为朝廷命官就必须要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难。

我在读到包拯的这段历史故事时，深深地被他那种奉献担当精神和爱国爱民情怀所感动。事实也验证了他不是那种说大话、放空炮的人，而是一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干家。他在端州主政三年，排沥屯田，挖井除疾，治理砚赋，建仓修驿，兴文办学，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为民务实之事，努力践行他“清廉正直、忠心报国、为民造福、无愧于后人”的为官初心和理念。他离任后，这里的百姓依然记得他，念及他的好，每每提及包公，便能道出他与端州相关联的千丝万缕。

据《肇庆府志》记载，宋代端州经常出现“春瘴”疫情，整个端州变成了一个疫区，疾病流行，民不聊生。包拯到任后，迅速和当地的医生研究用中草药治病，但是中草药只能解一时之急，并不能杜绝疫情。于是，为了根治“春瘴”疫情，包拯不顾自身安危，爬山涉水，走村入户进行走访排查。他发现疫情的原因是老百姓饮用不干净的河水所致。症结找到后，他仿照老家的做法，带领端州百姓开始挖井，利用井水代替河水，纠正不良的卫生习惯，从而使疫情得到了彻底的根除，百姓感激涕零，称此井为“包公井”。至今肇庆城内还保留有3口“包公井”。

作为一方官员，包拯在端州期间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当时西江水患频发，包拯身体力行，带领军民进行大规模的筑堤排沥，在城郊开渠凿池，变水患为水利，便大力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修建粮仓储备粮食，使端州百姓的生活逐日见好。生活条件好转之后，他又着手抓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没钱建学堂，他就把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创办了一所带有官学性质的星岩书院，让学子们能够受到教育，为岭南培育人才。

应该说包拯在端州期间，抓砚赋的治理对他来说是最为棘手的。端州当地盛产一种极为珍贵的端砚，名列四大名砚之首，被列为朝廷贡品。一些地方官员便把端砚作为巴结朝中显贵的敲门砖，在进贡的数量之上层层加码，以贡數的数十倍征收，砚工苦不堪言。包拯履任后，了解到积习已久的贡砚之弊，遂力排众议，冲破阻力，下令端砚只征贡数，余者由百姓自由买卖，对多征者严惩不贷，一下子就理顺了端砚市场，砚工深为感激。

经过三年时间的艰难治理，端州的贫穷落后面貌开始改变，社会治安和民风也日趋见好，连在水上生活的疍民与在深山里生活的瑶民也纷纷归化。包拯主政端州这三年，被端州百姓称之为“神明之政”。对此，宋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水疍山瑶，熟化奔走，恩威并著，岁乃太和”。所以，包拯离任之日，端州百姓齐声颂赞“包青天”。

在民间，老百姓对官员的判断，没有太多太大的的道理，有时就两个字——“好官”“坏官”，正如一首歌里唱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铊是咱老百姓。”对于一方官员的所作所为，老百姓心里是有面镜子的，知道你是清还是浊，是好还是坏。包拯去世后第二年，端州百姓就修祠纪念他。开封、合肥也都建有包公祠，足见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了。

开封博物馆有块《开封府题名记》石碑。该碑内容是从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宋徽宗崇宁四年间历任开封府长官名录，共183人次，独独“包拯”的名字被磨掉了，只留下指肚大小的凹坑。搜索“包拯”名字为何被磨掉的，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包拯在为官期间备受百姓敬仰，人们瞻仰题名记碑时，见到包拯的名字，以手触其名的方式表示对他的敬重；另一种说法是，民间流传“如果不是贪官，用手指触摸题名记牌上包拯的名字，手指不会发黑，反之手指就会发黑”。据史籍记载，到了南宋时，碑上“包拯”的名字就已经被触摸得“指痕甚深”了，再历经元明清民国，包拯的名字便从石碑上消失了。

有道是，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无论哪朝哪代，那些勤政爱民的清官会永远被人民崇敬和牢记。包拯如是，时下的人民公仆也应如是。诚可谓，心碑不灭，包公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