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右史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初一，一封2730字的奏疏经通政司到达御前，嘉靖皇帝阅后大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论治安疏》，作者海瑞。疏中指责嘉靖一意玄修、侈兴土木、不视朝、名爵滥、薄于父子、戮辱臣下等问题，最后一句“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更是直接封神。

对于海瑞而言，这是自己直抒胸臆，尽忠直言，为大明求万世治安。反正论迹论心都是为了大明。

对于嘉靖而言，内心戏就多了。几十年的帝王经历，直觉海瑞论心论迹都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众臣和海瑞观点是否一致？如果一致，为什么不说？如果不一致，为什么不批？如果先例既开，后续很多人纷纷上疏如何处理？该怎么通过处理海瑞震慑群臣？

直男和老戏骨的区别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君王如何看待臣下的奏疏？在意些什么？会看出些什么？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五月，68岁的朱元璋下达一份手令：“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这句充满自信的话确实是事实，常年的战争和政治游戏，人的各种极限与真假都见遍了，也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惯。

在废丞相之前，朱元璋就设置了通政司，规定所有奏疏必须先由通政使司直接送交皇帝，不许先到中书省。等到废除丞相后，所有的奏疏就只能是亲自处理了。

按照统计，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间的统计，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内外诸司奏札计1660件，计3391事，平均每天要看或听两百多件奏疏，要处理四百多件事。

这样的高强度工作环境下，对冗文就不再有什么耐心了。洪武八年（1375），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上万字奏疏。朱元璋让人诵读，当听到“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当场发飙，召茹太素过来当面诘问，并顺带赏了一顿廷杖。第二天晚上继续听，在听完后感觉有四条建议不错，感慨道“为君难、为臣不易（内心戏：套话是我来讲的，啥时候轮到你给我讲了？对我一人还可以套话？），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情事。文辞太多，便至荧惑。太素所陈，五百于言可尽耳”。五百字的话写成上万字，虽然证明很有才，但对读者压力很大，尤其是读者为一人的时候。朱元璋之后让颁布奏疏标准格式，让大臣写作时不要啰嗦。

相对于文辞，君王更在意的是内容，尤其是对大政方针很是警觉。洪武九年（1376年），平遥训导叶伯巨在奏疏中指出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分封太侈”，然后引用历史案例说明，长远看会出现“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等现象，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无论从历史教训、当时现状、后世发展哪一个方面来看，叶伯巨的眼光和判断力确实是没问题的。但他忽视了一点，朱元璋是乱世过来的，人们刚刚结束“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现实，并没有结束这观念，解决了分封藩王可能带来的危机，那靠谁去镇守？他们会不会危机更大？这些朱元璋不能明说，公开的场合下，功臣自然是大明忠臣；明说的只能是“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用严刑堵住任何怀疑分封臣下的嘴，毕竟替代方案是更不可测的深渊。

在信任、共识并未真正建立的时代，亲力亲为是朱元璋掌控一切、稳固秩序的重要前提。只是繁忙的礼仪活动、无尽的奏疏、紧急的军国大事，让其忙不过来，只能寻找助理，最初找了四个老年老实儒生，作用有限，之后开始使用接受朝廷教育成长起来的年轻士子协助自己处理奏疏，这也是内阁的雏形。

相对于朱元璋的亲力亲为，嘉靖的玄修控驭，万历都是不需要的。社会有不满，但没人或者说很少有人否定大明；文武制度逐步完善，没有臣子和將军能有超越君王的权力。万历具备了垂拱而治的制度机制与太子继位的天然合法性，万历只需抓他眼里的大事。

比如亲自下场和言官争论。万历十八年（1590年）大年初一，万历在毓德宫西室召见大学士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时，就拿出来雒于仁的奏本给大家看，说：“先生每看这本，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一评。”还没等大家看完就接着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又说朕尚气……”发完牢骚，最后明确指示“先生每将这本去票拟，重处”。一把手明确表态大学士从重拿出拟办意见，这是很罕见的事。

客观来说，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并不全是事实，正如申时行所说雒的奏疏“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渎奏”，但依然很伤害万历皇帝，二十八九岁的万历皇帝还是比较较真的，对“出位沽名”的行为气不过，再次要求重处。在深谙宣传之道的申时行指出“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后，万历折中选择了留中。这也是后来大范围留中的开端。

虽然不单一处置某个人，但还是要整体申饬一下，以防争相效尤，为此，内阁撰写对六部、都察院、科道等官的上谕，万历在拿到稿子后，亲自修改，添加了“如一二徇私坏法，朕自有处治；及沽名卖直，扰乱国是”等词，可见他对这件事的重视和震慑众臣的决心。相对于洪武和嘉靖来说，万历处置雒于仁确实中规中矩，或者说文明不少。同时要注意，万历的留中不等于不管事。

对于军国大事，万历亲政后一直是亲力亲为。在这年中，洮州失事，七月二十六日，万历召见大学士，上来就谈到陕西总督抚梅友松的奏疏，并拿出陕西巡抚赵可怀的奏疏让大家看，商议解决办法。先后谈及边备废弛的问题、以文制武带来的问题、文官奏疏的虚文搪塞、武将选拔等问题，并指出自己对武将的要求：将官必要谋勇兼全，曾经战阵方好。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在读《三国》，如“古文臣，如杜预，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诸葛亮纶巾羽扇，都能将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是不善用之，虽有关张之勇，亦不济事。”

插句题外话，万历很爱读书，经常让内侍去买畅销书给自己看。万历在谈了诸多见解后，谦虚地说“朕在九重之内，边事不能悉知，卿等为朕股肱，宜用心分理”。恩威并济，帝王之道，史臣记载当时的情况“初上切责督抚，声色俱厉，及论边事久，天颜愈和，神采焕发，语喋喋不休”，申时行出来后感慨“上留意边防，明习政事如此”。到后来辽东战争爆发，面对熊廷弼平铺直叙、经常给皇帝出难题的文风，万历一个接一个批阅奏疏，要求大臣确保边疆稳定。

相对于父亲康熙与儿子乾隆的活跃，世界那么大，雍正确实“没有去看看”。更多时间花在处理奏疏上，甚至刚登基的大年初一颁布的不是喜庆新春的诏谕，而是直接给各直省巡抚、布政使及各知府、知州、知县下达的清理地方钱粮亏空的政令。

雍正非常勤政，用他自己的话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疏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案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如部中之有司员、笔帖式、书吏多人掌管册籍、翻阅条规、稽查原委也。朕不过据一时之见，随到随批，大抵其中教诲之旨居多。”在这种机密事务上，尽可能不假手于人，事必躬亲。

批阅奏疏的过程，是雍正了解各地情况、熟悉帝国风土民情的过程，更是展现帝王心术，通过莫测天威驾驭臣下的过程。比如江西布政使李兰写“皇上洪福”，雍正朱批“朕深厌此种虚文”；福建布政使赵国麟评价自己“一得之愚”，雍正朱批是“用愚字处过多矣，朕岂有肯畀愚人以藩司之职”。如果只看到这里，会觉得雍正很务实，讨厌务虚和无脑夸自己。然而，浙江巡抚黄叔琳到任之后，没有及时上奏谢恩。雍正就说他“大负朕恩，种种不可枚举。朕经严谕数次，竟无一字奏覆，封还朕谕，可恶至极”；对于对御批没有感激奏谢的臣下，雍正如是写，“朕诲汝许多格言，何啻珍宝。况悉系亲笔所书，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似此随众赏赐些微物件，乃长篇大论以相烦渎，殊属不知轻重、不识大体之至！可惜朕一片苦心训诲汝如此顽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训亦不赏赐。臣下没有表态从天语玉音中受益匪浅，没有表达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就会引起皇帝的不满。不谢恩，无君无父。谢恩，不务正业。正是在这种近乎没有标准的批评中，申不害的学说才灌注到每一个细节中，让臣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然这比起年羹尧的错别字还是体面的，毕竟单个理由都说得过去。

雍正渐渐扩大专折奏事的群体，自己作为信息汇总源，每一个臣子周围都有可能有其他具备直达天听的人，每一个臣子只具备部分的信息。既天威莫测，又具备维度级的信息优势，雍正自然掌握了一切。奏疏中的天地很大，空间很多，雍正显然牢牢地抓住了。

鸦片战争中，琦善“贿和”的风声很大。这里的“贿和”是指英国人给琦善送钱求和平。不知道哪个臣下的奏疏就把这事递到紫禁城。多疑的道光皇帝就密谕奕山秘密查访英国人义律与琦善有没有私相馈赠。后来，道光皇帝在亲自审定讯问条款中加了“该夷目馈送琦善物件若干？琦善回送是何物件？均须一一供吐，不准隐瞒！”道光坚信臣下是纳贿。

如果说“贿和”风波是因为清朝封闭，那接下来就更有趣了。鸦片战争第一阶段，英国人北上到达天津口，英国人巴麦尊照会对大清提出各项要求，在道光皇帝眼里这只是来“诉冤”，针对的是林则徐，在主持公道后，英国人也南下了，至于这份重要的英方文件没有认真分析和研究，几个月后，直接给忘没了。

到1842年5月，英国人已经快打到长江一线，两年间，道光皇帝阅览了不下千封关于战争的奏本、题本。这时候从奕经的奏疏中知道可以审讯俘虏，赶紧提出自己的淘气“十问”：

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

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

其余来浙之孟加拉、西班牙、菲律宾、奥地利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

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动伪兵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

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回国后作何营谋？有无信息到浙？

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

打了两年，数十位高级官员参与、十数万部队调度、花费白银三千多万两的战争，最高统帅对敌人的熟悉程度就是这样？确实足够黑色幽默。难道真是：水很深，人太糊，他把握不住。

要说在有的事上，道光皇帝巨清醒。当战争打不下去的时候，刘韵珂给皇帝上了一封奏疏，指出现在的形势有十个比较担心的地方。重點指出官民矛盾，双方对立，形同水火。在道光皇帝眼中，英国人和西北张格尔差不多，属于疥癣之疾，民众如果造反就是腹心之患。刘韵珂没有一个字提“抚”“羁縻”，但把皇帝成功引到“抚”的方向，在附件上批红“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对于臣下而言，这是一份极其成功的奏疏，没有天威震怒，也没有石沉大海，不知不觉中触动内心又没点出来，还成功引到预设轨道上；对于君王而言，不管他管多少事，实际上真正能触动他的就那几件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