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满楼

伊里布是《南京条约》的签订者之一，为世人唾骂在所难免。不过，翻检史料时，人们却发现这位曾任两江总督的大员其实也未必太坏。

《啸亭续录》中说，伊里布做云南通判时（通判为知府佐官，正六品），清政府派兵镇压当地的苗民起义，武将们为贪功而株连甚众。此后，伊里布受命前去审讯。在了解真相后，伊里布将无辜的人全都释放，由此得罪上司而被罢官。清人笔记《留仙外史》中也记载了伊里布与客人谈起了做云南通判时的一段往事。

伊里布说：“人生在世，或由福而祸，或由祸而福，皆有定数，无法预料。想当年，我坐在云南抚军衙门外西偏房的胡床（折叠椅）上苦等接见，只能默数屋中的椽木、方砖作为排遣——这滋味，可真不好受啊！”

客问其故。伊里布说：“我当时做云南通判，因被弹劾而去官。穷得没办法，想去求抚军批准拨点盘缠。外面站岗的人见我没钱通融，又是新被废的官员，不肯前去通报。我恳求再三，他们才答应，让我到西偏房等候。

“我在西偏房里，看见大小官吏们排好队，随后又听站岗的人分别传令谁谁谁进去。当时看到司道官员进去了，接着又出来了；府厅官员进去了，接着又出来了；州县官员也进去了，又出来了；武将们也进去了，  又出来了。

“眼见等待接见的人越来越少，我想该到我了，不想站岗的人大声道：‘抚军大人有令，今日接见诸人办理公事，时间已到，大人非常疲惫，未接见者今日且退，明日再来！

“我一听傻了眼，只好自己走回去。第二天我又眼巴巴地赶来求见。然而，往返三日，都没见到抚军大人，每次都是如此。

“在这几天里，我在抚军衙门外的西偏房里，坐在一张胡床上屏息枯坐，无所事事。穷极无聊之下，我仰头默数这屋里从东到西有几根椽木，数完了椽木后又数地上的方砖又有几块。反反复复，最后数得是一清二楚，到现在都还记得。

“最后，我还是没见着抚军大人。云南离京师万里之遥，我又没有足够的盘缠，无奈之下，只好让妻子儿女暂留云南，我孤身一人先回京城，到时再想其他办法。

“没想到我回到京城，亲友们听说我已被罢官，路上见了我纷纷绕道，生怕被我看见，也无一人来问我状况如何。

“所幸朝廷规定，旗人因公去官的可请求觐见皇上。原来某下属出主意说：‘事已如此，不如送点钱给那些值守的人，让他们安排觐见，指不定皇上见你了，事情或有转圜余地。’

“我心想，反正已是山穷水尽，干脆就孤注一掷吧。于是，我狠狠心将仅剩的一点钱全拿出来送给值守，这才得以具文上奏。也算运气好，皇上正好挂念云南之事，见我从云南来，便特意召见了我，询问那边的情况。

“得此机会，我把云南及个人情况均如实汇报。皇上听后，觉得我说得不错，便命我官复原职，仍回云南办事。

“亲友们听说我复官了，陆续有人向我庆贺。正要出京赴任时，皇上又越级提拔我为郡守。消息一出，来庆贺的人多得不得了。有建言献策的，有馈赠物品的，还有送钱的，一个个还生怕我不收。

“出京城后，朝廷又下令让我先做监司（监察州县的地方长官，比按察使低一级），仍在省城办公。回到云南，我与妻子儿女重逢后，感觉恍如梦中，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到家第二天，我去谒见抚军大人，站岗的还是那几位，但这次却大不相同。这些人见我后赶紧起身，一个个堆着笑前来招呼。进去一通报，抚军便传命：‘请！’

“随后，我是一路高升，不到两年，便由按察使转为布政使，随后又升为云南巡抚。

“说来也巧，受命巡抚时正好安排在抚军衙门的西偏房。当时屋内焚香设案，正当我九拜谢恩时，忽然看见西偏屋的椽木、方砖，历历在目，想起当年情景，不胜唏嘘！

“随后，云南大小官员都来向我祝贺，都在屋外等待接见。我按秩序一一接见，就跟当年我看到的一样，司道也进，司道也出；府厅也进，府厅也出；州县也进，州县也出。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抚今追昔，真是感到人生如梦，令人感慨万千！

“接見完后，我特意告诫负责通报的下属：‘你们都好好听着，从今以后，只要有人求见，都必须通报。接待那些求见的人，要好好对待，不要仗势欺人，不要让西偏屋里再有人默坐胡床，求见不得，徒劳无助地默数木椽几根、方砖几块！’”

官场炎凉，人情淡薄，伊里布的感悟和故事虽说只是野史，但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常态？

（摘自《显微镜下的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