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马其顿】伊戈尔·拉德夫

我第一次听到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天下为公”箴言，以为他只是在中国传播来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我之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礼记·礼运篇》中读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才发现，“社会主义”这一政治理想萌芽早已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善于将传统智慧经验同现代科学思想相结合，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文明型国家的标志。

事实上，我切身体会了中国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功。2006年秋天，我前往华中师范大学读研究生，那是我第一次踏足中国。那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2000多美元，而到了2021年已超过1.2万美元。短时间内，中国的财富几乎增长了6倍，并且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远超这些数字本身。在中国生活总是令人兴奋。每次暑假结束，我从北马其顿回到中国，总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一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或是一条新建成的地铁线等。中国的一切都充满活力，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中国在经济领域上的非凡表现，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或是基础设施数量增加上，我认为，追求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跨越五千年的文明为中国创新发展提供了巨大智慧，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在经济层面的富裕，还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精神层面的富足。正如孟子在2000多年前指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可以说，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价值目标。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共同富裕的受益者。2010年我曾拜访一位大学朋友的父母，他们是来自四川、在江苏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当时的住所相当简陋，但他们的女儿刚从复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几年后，他们便搬到了位于上海的一间宽敞公寓。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其生活条件就有了如此大的改变。我的朋友和她父母生活的变化只是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一个例子，在现代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真实案例，其背后反映的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发展变革，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述中每个词语的意义都非常重要，“中国特色”说明发展道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和民族空间，而“新时代”强调这种发展模式并不是死板的，而是与时俱进的。

与此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解放思想这一重要理念，昭示人类发展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一直将自己的模式视为“唯一合理”或“普世价值”，并将这种观念强加于人。但是现代化就只等于西方化吗？俄罗斯语言学家尼科拉·特鲁贝特斯科伊很早就提出，西方这种态度从殖民主义时期就已经存在。1920年，他在《欧洲与人类》一文中指出，在所谓“普世文化”和“现代化”的伪装下，西方推动的是特定文化模式的转变，即推动非西方文化自愿将历史主体地位让位于西方文化，并以能否成功复制西方文化模式作为最终评判标准。罗曼—日耳曼人坚信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类”，他们的文明才是“普世文明”，他们所奉行的沙文主义就是“世界主义”。

反观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农民视为革命阶级，这已经体现出了“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这种理论创新成就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自此之后，中国经历了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诸多变革，但有一点始终不变，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022年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这是北马其顿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入场。

当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具备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这种机制来自中国共产党人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对这种方法论的理解，《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提到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即有所体现。邓小平将这种理念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是中国为何能够不断认识并克服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不是陷入盲目的教条主义的原因。不幸的是，西方社会现在恰恰落入了后一种境地。

中国经验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一个典范。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既然中国可以从屈辱的枷锁中站起来、昂然屹立于世界舞台之上，为什么其他处于类似情况的国家不能这样做呢？既然存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为什么就不能有北马其顿特色的、巴西特色的、埃及特色的政治体制？对现代世界来说，这种想法犹如清风拂面。

世界上文明众多，没有一个可以垄断真理，没有一个可以称王称霸，也没有一个可以强加于人。各国文明必然面对彼此，这个面對面交流的结果，一般来说会有两个可能的答案。第一种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第二种是2001年伊朗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提出的文明对话思想。作出何种选择是我们现今的责任，但当代中国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或许比文明对话思想更高的理想——各个民族、国家和文明携手同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中国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的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