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草鲜

(1.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2.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天津 300270)

《易》学考古与天文考古、音乐考古一样,同为考古的一个分支。“《易》学考古就是通过对与《易》学相关的传世和出土文物的全面搜集整理,采取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和古文字资料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对《易》学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的新兴学科。”[1](P3)《易》学考古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出土的《易》学文献,还包括与《周易》文化密切相关的城址、墓葬、器物等。将相关秦汉墓葬遗迹纳入《周易》文化的视野之下进行分析,亦属《易》学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学界对此鲜有论及。秦汉时期,《周易》文化氛围十分浓郁,因为其思想可以满足秦代统治阶级的需要,《周易》得以免于秦火,至汉代,象数《易》学得以繁荣发展。文章从《周易》天人观、阴阳观、尚中观三个方面,初步探讨秦汉墓葬遗迹的《周易》文化内涵。

一、秦汉墓葬与《周易》天人观

《周易》天人观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周易》哲学的灵魂。《易传》多见《周易》天人观的思想内涵,如《周易·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P17)又如《周易·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2](P90)《周易》天人观的思想内涵是人道与天道是和谐统一的,人应当遵循和效法自然规律。人作为认知主体,顺应天道、应天时而动,是人们正确处理天人关系的关键[3](P29)。《周易》天人观的基石是三才之道,《易》学乃“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天人之学,六十四卦的大象辞堪称六十四条天人启示录[4](P25)。秦汉时期墓葬的相关设计与修建即反映了《周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一)秦始皇陵与《周易》天人观

秦始皇陵,史称“郦山”,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三十五公里,陵墓南倚骊山、北临渭水,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5](P337)秦始皇陵陵园中建筑遗址考古发现“丽山”陶文的陶器[6](P69-71),证实了秦始皇陵原名为“丽山”的说法。由于“郦”“骊”“丽”通假,故“郦山”“骊山”与“丽山”相同。

秦始皇陵原名“郦山”,以山名作为陵墓名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天人合一的意味。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记述秦始皇陵时说:“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5](P337)据相关研究成果,秦始皇陵墓封土表层中发现了汞异常的现象,面积多达一万两千平方米。据考古钻探资料,“汞异常位于秦始皇陵园的内城中央,这证明了秦陵陵墓中关于埋藏汞的文献记载是可靠的。”[7](P663)秦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建制有着象天法地的意象。

此外,相关考古勘探表明,“秦始皇陵封土位于陵园内城南部中央,封土为方锥形的台体,即所谓的‘覆斗形’”[8](P78)。“覆斗形”封土因其形状既似顶部被截的方锥体又似倒置的方斗而得名,其特点是自下而上依次以层层夯筑的黄土修建,上部、下部均为方形且下大上小。秦始皇陵的这种“覆斗形”的方形封土,与“地方”的观念有关,符合时人“天圆地方”的认知观念,也是对《周易》天人合一观的具体反映。

(二)汉代帝陵与《周易》天人观

西汉十一座帝陵之中,文帝霸陵在今西安东郊凤凰嘴, 宣帝杜陵在今西安东南的三兆镇,其余九座帝陵皆在渭北咸阳原上。据有关考古勘探,西汉诸帝陵陵园与皇后陵陵园平面一般为方形[8](P312),这种方形的平面形制符合时人“天圆地方”的观念认知,《周易·说卦》曰:“坤为地…为大舆。”《说文》曰:“舆,车舆也。”舆是指车中受物之处(车中装载东西的部分),后泛指车,大舆即大车,汉代大车的舆部为方形。《周易·说卦》将地与大舆相类比联系,是“地方”观念的体现,西汉帝陵与皇后陵陵园方形的平面形制可视为《周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具体反映。

东汉十二座帝陵之中,除汉献帝禅陵在山阳 (今河南焦作)外,其余十一座帝陵均在都城洛阳附近。据相关考古调查与钻探,“河南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发现一座大型封土墓,其原始封土平面为圆形。”[8](P334)该东汉帝陵封土的形制即蔡运章先生所说的“可谓之圆丘形”[9]。东汉帝陵的圆形的封土形状是“象天”观念的反映,《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圆”。河南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所发现的大型封土墓,其圆形封土亦为《周易》天人观的体现。

(三)汉代大墓与《周易》天人观

西汉诸侯王墓附近分布着数量不等的陪葬墓。“距离满城汉墓不远的山坡上的十八座小坟丘,是中山王墓的陪葬墓。这些陪葬墓的形制皆为上圆下方。”[8](P359)西汉诸侯王墓的陪葬墓形制为上圆下方,符合时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体现了《周易》天人观。

此外,“关中地区竖井土洞墓中单室墓者,或为方形穹隆顶,或为长方形拱形顶。”[8](P381)汉代这种方形穹隆顶的墓室结构,诠释了所谓“天为穹窿,上设星宿,以像天汉银河”;其方形的墓室底部陈列随葬器具诠释了所谓“下百物阜就,以象地上万物”,这种方形穹隆顶的墓室结构亦是《周易》天人合一观的生动反映。

二、秦汉墓葬与《周易》阴阳观

阴阳观是《周易》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思想,《易经》《易传》普遍包含了阴阳观念。《周易·系辞上》云:“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2](P78-79)其中提到的“阴阳之义”即谓《周易》阴阳观。具体而言,《周易》阴阳观可以分为阴阳分判观、阴阳交易观和尊阳抑阴观(尚阳观)[10](P41)。《周易》阴阳观在秦汉墓葬的规划设计中也有较多体现。

(一)秦始皇陵与《周易》阴阳观

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之深是众所周知的,这种观念对秦始皇陵墓的设计与修建的影响,具体体现为“陵墓若都邑”的形制。据相关考古勘测,秦始皇陵的修建着实反映了“陵墓若都邑”的建制[8](P103)。所谓“陵墓若都邑”,即将帝王死后的居所(帝陵)修建成似帝王生前所居住都邑的样子。陵墓作为帝王死后的居所,属阴;都邑作为帝王生前的居所,属阳。秦始皇陵墓这种“陵墓若都邑”的建制是对《周易》阴阳观的反映。

(二)西汉帝陵与《周易》阴阳观

西汉前期帝陵,如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和景帝阳陵,皆在汉长安城正北。“这种都城和帝陵南、北相对的方位设计,反映了当时设计者将帝陵和都城作为‘阴阳二界’统一体的观念。”[8](P310)在《周易》先天八卦方位图中,乾卦在南,坤卦在北,即天南地北。又,《周易·说卦》云:“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周易·系辞下》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乾为父,属阳;坤为母,属阴。西汉都城为西汉帝王生前的居所,西汉帝陵属于西汉帝王死后的居所,相较于帝陵而言,都城属阳;相对都城而言,帝陵属阴。西汉前期帝陵与都城的这种“阴阳二界”的设计反映了《周易》阴阳分判观。

再者,汉宣帝帝陵陵园与皇后陵园规格的大、小之别,体现了《周易》尊阳抑阴观(尚阳观)。据相关考古勘探,汉宣帝帝陵与皇后陵陵园东门遗址的主要不同之处有三:其一,汉宣帝帝陵陵园东门的门道、门道与左右塾之间、配廊的地面均铺置素面方砖,而皇后陵园的相同部位地面均未铺砖,只是经过夯筑处理。其二,宣帝帝陵陵园东门左右塾和配廊的廊道之外置卵石散水,而皇后陵陵园东门的相同部位均不见卵石散水。其三,帝陵陵园东门左右塾壁柱础石面高于檐廊地面,础石加工细致、光洁如玉,形成“明础”,而皇后陵园东门左右塾壁柱皆为暗础,“从帝陵陵园与皇后陵陵园司马门的门道、陵园东门左右塾的壁柱础石、配廊的地面规模对比可以看出,前者规模远远大于后者。”[8](P315)根据《周易》八卦万物类象,皇帝为乾,为天,属阳;皇后为坤,为地,属阴。《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汉宣帝陵园和皇后陵园相关建制的有无之别、明暗之分是《周易》尊阳抑阴观(尚阳观)的具体体现。

此外,汉宣帝杜陵诸多陪葬墓的南、北分布及其规模大、小之别,也是《周易》尊阳抑阴观(尚阳观)的反映。据相关考古调查与勘探,“汉宣帝杜陵诸陪葬墓中,距离帝陵、皇后陵较近的陪葬墓规模大,反之,其规模较小。并且,在南北并列的成对的陪葬墓中,南边墓的规格大于北边的墓。”[11](P99)南方属阳,北方属阴,汉宣帝杜陵相关陪葬墓之尊阳抑阴现象可见一斑。

(三)汉代大墓与《周易》阴阳观

据相关考古勘探,“西汉王墓一般采用王、后异穴合葬的形式,并且王墓的规模大于王后墓”[8](P357),而且“西汉列侯墓也普遍采用夫妇异穴合葬的埋葬形式”[8](P371)。在《周易》文化体系中,诸侯王属阳,王后属阴,王后墓和诸侯王墓规模的小、大之别,亦分别与《周易》的阴、阳相对应。西汉诸侯王墓夫妇异穴合葬的形式,以及西汉诸侯王墓和王后墓规模的大、小之别,既反映了《周易》阴阳分判观,也体现了《周易》尊阳抑阴观(尚阳观)。

三、秦汉墓葬与《周易》尚中观

“尚中思想是《易经》固有的思想,并且在《易传》和易学中得到继承和发扬。”[12](P192)《易经》《易传》均蕴含着浓郁的尚中思想氛围,具体而言,《周易》尚中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得“中”则吉,《周易》六爻易卦中间的两爻(二爻、五爻)的爻辞大多是吉利的[4](P32)。其二,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规律之一是《易经》上篇终于坎卦、离卦,下篇终于既济卦、未济卦,坎卦、离卦居上篇,震、艮、巽、兑等卦居下篇。据《周易·说卦》,坎为中男,离为中女,震为长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兑为少女。由此,上述排列规律即为中男、中女之纯体居上篇之终,中男、中女之合体居下篇之终,长男、少男、长女、少女之纯体居下篇[13](P42-43)。其三,《易传》的用中思想也十分普遍,据清儒惠栋统计,《彖传》言“中”者凡三十六卦,《象传》言“中”者共三十九卦[14](P247)。秦汉时期墓葬的一些设计和修建也反映了《周易》尚中观。

(一)秦始皇陵与《周易》尚中观

据相关考古勘探,秦陵内城居外城中央[8](P83),“秦始皇陵封土位于秦始皇陵陵园内外城的东西居中位置,处于帝陵陵园内城南部中央。”[8](P78)秦始皇陵诸多居中的布局设计是否纯属偶然,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当初秦始皇“焚书”并未焚毁《周易》,并且还确定了“度以六为名”的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5](P306)或许有人会说“度以六为名”只是秦朝崇尚水德的简单体现,其实不然。秦始皇确定“度以六为名”的制度既直接体现出秦崇尚水德,也间接体现了秦始皇深受《周易》思想的影响。张涛先生在谈及秦朝“度以六为名”这种制度施行的原因时曾说:“这其中也有受《周易》启示的因素,《周易》以六为老阴,与水、与阴皆可联系起来,必为秦始皇所重。”[15](P32)可见,秦始皇是非常注重《周易》思想理论及其运用的。因此,我们认为,秦始皇陵内城居外城中央及其封土位居帝陵内城南部中央的布局,绝非偶然,秦始皇陵诸多居中的设计及其建造,反映了《周易》尚中观。此外,秦始皇陵陵园内城南门遗址平面呈“中”字形[8](P85),也应当是《周易》尚中观的体现。

(二)汉代帝陵与《周易》尚中观

汉代帝陵对《周易》尚中观亦有诸多体现,这种思想具体表现在帝陵墓室名称与布局、帝陵陵园遗址的形制、墓室与陵园的相对位置等方面。

首先,西汉帝陵的墓室称为“方中”。“所谓‘方中’,即帝陵的墓穴和墓圹位居陵园正中,并且其平面为方形。”[16](P74)据有关考古调查、勘探资料,“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汉宣帝杜陵等帝陵与皇后陵的墓室,皆在墓室四面居中的位置设有一条墓道。”[8](P311)《周易》三爻易卦的上、中、下三爻分别代表着天、人、地三才,并且“人”是处于《周易》三爻易卦的中爻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汉帝陵的“方上”和陵墓之下的土地分别与天、地相对应,而“方中”则与《周易》三才中的“人”相应。相对于“方上”和陵墓之下的土地而言,称作“方中”的帝陵墓室作为皇帝在阴间的居室,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西汉帝陵的墓室称作“方中”,不只是因为其是相对于帝陵封土“方上”而言的方位概念,更是《周易》尚中观的反映。

其次,汉宣帝帝陵陵园东门遗址和汉景帝阳陵陵园南门遗址的“中”字形制亦反映了《周易》尚中观。“汉宣帝帝陵陵园东门遗址保存较好,东门面阔84.24米、进深20.36米,由门道、两塾和两配廊组成。门道位于门的中央,门道两侧为门庭,二庭分布于门道和门庭左右。”[8](P314)并且“汉景帝阳陵陵园南门遗址,门阙由内向外对称分布有塾、主阙台、副阙台,二塾之间为门道。在主阙台台面南北居中的位置,东西排列有五个柱洞。”[8](P315)汉宣帝帝陵陵园东门遗址和汉景帝阳陵陵园南门遗址的“中”字形制是《周易》尚中观的直接反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主阙台的台面南北居中位置排列了五个柱洞,此处的数字“五”亦是《周易》尚中观的反映,原因在于数字五在《周易》的象数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含义。正如顾净缘先生所说:“五、六两数,居天、地之中,为天、地之中数。”[17](P116-117)据此,汉宣帝帝陵的相关设计受《周易》文化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最后,西汉帝陵的墓室处于帝陵陵园的居中位置,亦是《周易》尚中观的体现。“据对汉景帝阳陵陵园遗址的考古勘探,汉景帝帝陵陵园大约位于整个阳陵陵园的居中位置。”[8](P312)

四、结语

秦汉墓葬遗迹的诸多特征是对《周易》天人观、阴阳观和尚中观的反映。秦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建制及其覆斗形封土、汉代帝陵与西汉诸侯王诸多陪葬墓的方圆形制,皆反映了《周易》天人观。秦始皇陵“陵墓若都邑”制度、西汉帝陵与都城的方位设计以及西汉诸侯王墓和王后墓规模的差别,都体现了《周易》阴阳观。秦始皇陵内城居外城中央以及封土位居帝陵内城南部中央的布局、西汉帝陵的墓室称作“方中”的现象、西汉帝陵墓室位于陵园的居中位置等,均反映了《周易》尚中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