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琳，李超，王勇

（1.广州华立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2.广州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3.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新加坡是一个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以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为主的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人口只有百万的城市型国家，在经历了100 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继而从马来西亚被迫独立之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取得成功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除了其地理位置的优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思想文化战略所起到的作用，而这些与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有关，尤其是在具有指导性、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的价值观教育方面的优势。从一开始“新加坡人”的概念到以“八德”为主的东方价值观再到如今沿用的1991 年政府及国会批准和公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都具有重要作用。新加坡核心价值观这一概念的提出，深化了价值观意识，使新加坡人在危机面前能时刻警记自己是“新加坡人”。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及其社会始终不渝地坚定贯彻核心价值观，为各种族和谐共处，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传统儒家基本核心价值与西方优秀文化相贯通，主流价值的主导地位与世界价值多样性相交融，体现核心价值教育内容的时代性

“一个新的统一的国家，一个新的统一的民族，需要一个新的统一的哲学，把精神文明的各方面统一起来，贯穿起来。”[2]国家核心价值观建立的根本在于把东西方文化同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贯通，在不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的过程中，完成价值观的转变。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停滞不前，也没有逐末忘本，始终坚持与它所处的时代同步。

从历史来看，新加坡本来并没有统一的国家认同感和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价值观，新加坡价值观的形成伴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二战后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倾向于抛弃殖民时期的遗产，并不愿意提及对它们而言那段被殖民统治的岁月，然而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只要与新加坡社会目标相符合，政府就会借鉴或调整遗留下来的理念，更好地为新加坡服务。李光耀是新加坡儒学的推崇者，他认为国家应该主动接引西方的优秀价值理念，但并不需要完全依附于西方的价值观来行事。在他担任新加坡第一任总理后，逐渐形成了对儒家思想的合理化、时代化发展，具体表现在：把具有治理国家和社会伦理思想体系的儒家思想，采纳其中契合新加坡社会的部分用来指导社会实践；将儒家经典著作和儒学思想渗透到大众的日常行为和价值观中。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以及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新加坡核心价值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1988 年，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首次提出建立一套具有新加坡特色的价值观，经过反复讨论和修订，新加坡核心价值观以法律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的意志。2004 年，李显龙在出席一场晚宴时说：“华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新加坡文化遗产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不能全盘西化，否则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是什么力量造就了新加坡。”[3]纵观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20 世纪60 年代初期的民族认同，70 年代至80 年代的东方价值观，再到90 年代确定的共同价值观。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制定都依托国情，实事求是，并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较好地反映了新加坡的社会现实。为增强国民认同，深化种族同一，让更多的国人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对核心价值教育内容的时代性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恩格斯曾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核心价值教育内容及其体系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属于国家战略，不能搞“运动式”的临时突击或“一刀切”，而要知行合一，在基本国情中要坚持主流价值的主导地位与世界价值多样性相交融，拓展核心价值教育内容的思想资源。

二、学校的国民教育与家庭教育相匹配，社区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适应，实现核心价值教育方式的适切性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都会构建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体系，并且要在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一个国家价值观的确立与形成需要全社会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通过不同个体或角度，使国家的价值观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教育方式的适切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重视家庭对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作用。李光耀在谈到家庭对他的价值观的影响时说:“就像任何一个华族大家庭一样，我知道什么事情是不对的……我在家里须对长辈有礼，我须守规矩……这些对一个人童年的成长过程，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这些日以继夜灌输进你脑中的价值观就会慢慢萌芽。”[5]所以，李光耀认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是价值观的形成之地。家庭对于价值观传授、道德教育有着其他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其次，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学校还必须在为学生提供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这两个方面作出努力。在新加坡，从步入校园开始，一直到学业课程结束，每个不同的阶段都开设有不同的价值观课程教育，在内容安排上从浅到深、分类别进行，确保价值观教育的连续性和现实对接的连通性。例如，最早的双语教育就是一个好的课程教育，好的价值观可以通过任何语言来传承，而在新加坡使用英语是一个解决种族问题的好方法。此外，李光耀认为，从幼年开始就必须培养国民优秀的品质。“1992 年小学好公民教材、1999 年新课程标准、2000 年革新德育教材，将新加坡国会确立的社会共同价值观贯彻于小学教育，在教材、课程、教学中灌输，用校园文化、教师表率和师生关系引导，从小塑造个人的品德修养、公民责任感、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6]

最后，新加坡政府十分注重社区建设和职业教育，重视精神文明教育和价值观教育。针对社区教育，他们于1960 年成立全国性的基层组织——人民协会，在政府的领导下加强不同种族之间的联系，以此作为对公民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阵地，在不同种族之间形成一种认同感和亲密感。职业教育在新加坡的国民教育中占有很大比例，除了在中小学引入的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分流方式外，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为社会实践提供道德和价值观教育，把真实的社会环境与教学环境相结合，为学生以后更好地进入工作状态、拥有更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打好基础，从而更好地适应日益复杂的职业需求。新加坡各组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发挥积极作用，使价值观教育环环相扣，保持自己独特的感染力和魅力，培养真正的“新加坡人”。

三、教育制度的日常化与具体化相衔接，法律保障与德育制度相支撑，确保核心价值教育的制度化

新加坡成立之初，新加坡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国内反动势力活动频繁，外有马来西亚与印尼相邻国家的敌视，如何生存成为新加坡发展的首要问题。如果仅仅依靠道德让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显然是天方夜谭。作为国家共有的价值理念，更需要政府以制度化方式对价值观所提倡的精神和思想加以贯彻。

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法律是秩序的先锋，良好的法律将产生良好的秩序。在李光耀担任新加坡第一总理时期，新加坡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实用理性为基础，注重实际，强调效用，当一切被奉为真理的理论不符合现实社会或与实际情况相冲突时，就要进行重新的检讨、修改。新加坡每年都会举办教育实践活动，如让孩子们亲自种植树木，开辟自己的小花园，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了解绿化的信息；在重大节日期间知名人士进行演说，不断提醒人们要树立国民意识等。同时，新加坡也是一个以“罚”为主的国家，它的法律是详尽的、具体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例如，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过马路等行为都有详细的惩罚规定。这些国家法律和行为规范，都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使价值观教育更让人接受和信服。

在长期的法律制度框架下，新加坡人培养了自己本民族独有的特质，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在新加坡人看来，生活上的一些限制，是为了整体的环境状态改善进而享受其他更多的自由。李光耀认为：“当前的规定无法阻止日益混乱和无视政府的情况时，有必要制定严格的新规，为了维持秩序，使法律可以继续治理人际关系，否则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将取代秩序。”[7]没有法律底线的保障，社会共识很容易受到极端行为和极端观念的挑战、破坏甚至颠覆。只有强调法律和德育的统一性，构建了“共同体政治”的法治模式，进一步突出了国家认同、文化道德建设的诉求，才能确保社会核心价值的稳步实施。

四、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本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有其作为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价值观，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时代精神，彰显中华民族精神。具体来说，受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我国当前在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我国在新时代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益借鉴。

首先，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与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李光耀曾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不一定就得把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全都抛弃。”[8]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价值观的核心要素。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否定历史。新的价值观的建立意味着新的民族文化和现代价值观的重建，但并不代表它是孤立的，单一的。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我们要为我国独有的价值观寻找历史的支点，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提取养分，并自觉把坚持优秀文化与价值创新联系起来。根据当前中国现实社会要求，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的新方向。

其次，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核心价值观为人们所接受与积极践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其长期性是由人的认识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我国所坚守的价值观在认识上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反映全体人民共同意愿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要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因为它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体系中、在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诉求中、在公民日常生活里的价值体系中，都居于引领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开始，从学校的教育入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的总章程，贯穿于小学、中学和大学各阶段。为了适合青少年的身心特征和成长的规律，应完善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模式，向国民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和精神。

最后，加强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发展大繁荣。“有秩序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否则，自由将演变为混乱；有自由的秩序才是良好的秩序，否则，秩序将沦落为枷锁。”[9]新加坡在执政党的领导下，一步步推进国家的法治建设，在全社会树立起对宪法的权威。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情况，仅仅依靠说服、教育或者教化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善于寻求符合现实社会的方法，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制度作为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结构，必然内含一定的价值根基和价值追求，只有在不断完善法治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才能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发展大繁荣。

五、结语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坚韧磐石、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力量之源、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支撑，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是一个国家价值观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新加坡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我们从新加坡核心价值观中收获有益经验，并合理借鉴，为我国核心价值观价值的培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通过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新媒体的宣传作用、肯定法律制度的保障作用和积极的参与社会实践，真正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为核心价值观它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计划和制定，而应表现在为这个国家起到了怎样的促进作用，人民在社会中在以怎样的形式实践这一原则和内容。我们要学习、借鉴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经验，从而使我国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断的拓展、深化而且日益丰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