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雪

内容提要：北平沦陷后，周作人留平“苦住”，1938年秋以燕京大学“客座教授”名义，暂时获得家庭生计的基本保障和国族道义上的正当身份。然而，1939年“元旦枪击事件”发生后，周作人辞去燕大教职并落水事伪，成为其一生经历的关键转折。以燕京大学档案为中心，结合报刊、书信等材料，返回历史现场，考察周氏父子在沦陷之秋的燕大生活和现实境遇，探讨刺客的真实身份、司徒雷登的立场姿态，以及周作人观点的转变，对于解读周作人落水前后的矛盾心态与价值选择，都可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

讨论沦陷北平的文化生态，周作人的落水事伪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1937年8月北平陷落，故都学人在去留之间，面临着国族气节、学术前途和家计生活的多重考量。北大南迁后，周作人因家庭“系累甚众”，先是“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在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同事相继南行之际，仍决意留平。面对外间的疑虑和议论，周作人声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①周作人致陶亢德信，1937年9月26日，亢德：《知堂在北平》，《宇宙风》第50期，1937年11月1日。，然而，以往八道湾“舒适异常的起居”②郑振铎：《蛰居散记：惜周作人》，《周报》第19期，1946年1月12日。，也不得不面临战争的考验。虽然以“留平教授”的身份，每月可获得北大寄来的五十元津贴③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修订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32、534页。，但毕竟不敷用度，在生计问题面前，他先是联系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商定“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元”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修订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32、534页。，暂以译书为业。随着战事的扩大，1938年春，编译委员会决定南迁香港，滞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再次失去道义和生活的托庇。作为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周作人在敌占区的进退行止，不断引起文艺界的关注。在1938年4月爆出“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⑤余士华译：《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文摘战时旬刊》第19号，1938年4月28日。事件后，“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发表声讨宣言，随后茅盾等18人联合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对周作人提出批判和警告。虽说参与座谈会一事“照片分明，言论具在”，但对于周氏是否已经做了汉奸，文化界仍有争议，因而这封公开信在声讨之外，重点还是落在督促周作人“急速离平，间道南来”⑥茅盾等：《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抗战文艺》第1卷第4号，1938年5月14日。。

对于这些“通敌”的怀疑和指摘，周作人既未公开辩解，亦未听从劝告束装南下，但实际上也有所行动。1938年5月12日，周作人在致友人信中提到，“近来与燕大旧友说，想找数小时的功课，……只希望有二或四小时，并希望谋得一专任讲师之头衔，聊以避俗，尚未知能办到否”⑦胡马：《关于周作人——一封北平来的信》，《宇宙风》第72期，1938年8月1日。，几天之后的5月20日，他正式接受了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送来的聘书，以“客座教授”身份受聘于燕大，直到次年元旦枪击事件发生。从决意留平“苦住”到最终“出山”附逆，在这一滑向深渊的选择背后，周作人有过怎样的价值判断和内心挣扎，并非“一说便俗”四字所能轻易带过。考察周氏父子在燕大的境遇和经历，对于解读周作人落水这一公案，或可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一 “聊以避俗”与“托钵募化”：周作人父子在战时燕大

对于此次就聘燕大的动机和经过，《知堂回想录》有所记述：

因为从前曾在燕京大学教过十年的书，想在里边谋一个位置，那时燕大与辅仁大学因为是教会大学的关系，日本人不加干涉，中国方面也认为在里边任职是与国立的学校没有什么不同。我把这意思告知了在燕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君，承他于五月二十日来访，送来燕大的聘书，名义是“客座教授”，功课四至六小时，待遇按讲师论，但增送二十元，以示优异。其后因为决定每星期只去一天，便规定两种功课各二小时，月薪一百元。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修订版），第535、383、384页。

“从前曾在燕京大学教过十年的书”，指的是周作人1922—1930年任教燕大的经历。“这一年（按，1922年）里在我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便是担任燕京大学的新文学的功课，一直蝉联有十年之久，到一九三八年还去做了半年的‘客座教授’，造成很奇妙的一段因缘。”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修订版），第535、383、384页。经由胡适的介绍，1922年3月，周作人接受燕京大学聘请，就任新文学部（Department of Modern Chinese）主任③John Leighton Stuart,“President’s Report”,April 1922,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亚洲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以下简称“亚联董档案”），RG011-303-4707,pp.31-32。，“职位是副教授，月薪二百元”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修订版），第535、383、384页。。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燕大对国文系进行改组，分设“新文学部”和“古典文学部”（Depart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分别由周作人和陈哲甫负责。在助教许地山的协助下，周作人开设出一批新文学课程，包括“国语文学”“日本文学大纲”“文学讨论”“翻译”“文学通论”。⑤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23-1924，p.11,亚联董档案，RG11-308-4744,p.59。嗣后两部合并，统称国文系，附设日文科，周作人长期在此执教，先后开设有“近代散文”（1924—1930）、“文学讨论”（1924—1927）、“翻译”（1924—1926）、“日本文学”（1924—1928）、“高级日文”（1926—1927，1929—1930）、“新文学之背景”（1927—1928）、“初级日文”（1928—1929）、“日本文学史”（1928—1930）。①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Colleges of Arts and Sciences,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24-1925，pp.19-20,亚联董档案，RG011-308-4745,pp.45-46;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Colleges of Arts and Sciences,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25-1926，p.16,亚联董档案，RG011-308-4745,p.67;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26-1927,pp.12-14,燕京大学档案，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以下简称“燕大档案”），YJ1924006-615～617;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27-1928,pp.24-26,亚联董档案，RG011-308-4745,pp.114-115;《燕京大学本科课程一览1928-1929》，第80～86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私立燕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1929-1930》，第12～13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1930—1931年度周作人休假②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30-1931，p.11,燕大档案，YJ1930023-066。，次年国文系课表中虽列有周作人“中国新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一课，注明“每周二10：30—12：30”③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1931-1932,p.17,亚联董档案，RG11-314-4808,p.90。，但可能并未开课④按，周作人1931年日记尚未公开，1932年上半年日记中，仅4月25日提到往燕京大学访友（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下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且多个周二记有“上午往北大上课”，即原定周二上午的燕大课程被取消。燕大1931—1932年度课表编定于1931年7月，根据《周作人年谱》1931年8月“辞去在其他各校的兼职，专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页），周作人1931—1932学年可能并未在燕大授课。。统算起来，其实际任教燕大是从1922年秋季到1930年春季，总共八年。

1929年6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凡国立大学教授，不得兼任他校或同校其他学院功课，倘有特别情形不能不兼任时，每周至多以六小时为限”⑤《大学教授限制兼课》，《新闻报》1929年6月22日，第12版。；1931年5月25日，蒋梦麟强调“凡本校教授，对于校外有专责之职务，无论有给无给均不得兼任”⑥《限制教授兼课已有具体办法》，《教育旬刊》第5期，1931年6月20日。，身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遂辞去燕大教席。但有此合作关系，当陷于困境的周作人向燕京大学求助时，很快得到了积极回应。这样一来，周氏不但可以凭借燕大“客座教授”的身份免去外间“通敌”嫌疑，这份薪水，亦可暂缓家计上的燃眉之急。

周作人就任燕大的消息，也让一直挂念他的南方朋友们舒了一口气：

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绍虞有过一封信给我，说，下学期燕京大学已正式的聘请他为教授，他也已经答应下来了。绝对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根据这封信，曾经为他辩白过。我们是怎样的爱惜着他！生怕他会动摇，会附逆，所以一听到他已肯就聘燕大，便会那样的高兴！⑦郑振铎：《蛰居散记：惜周作人》，《周报》第19期。

郭绍虞1927年受聘为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在燕大任教14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1927—1930年，他与周作人有过三年的共事经历，并由战时燕大的教育立场，向老友郑振铎担保。消息传开后，“现已证实其已受‘燕京’之聘，终免‘更生’之辱，虽未能如众所期翩然南来，已不致为人所役 然北面”①燕石：《故都新讯》，《星岛日报·星座》第77期，1938年10月16日，第10版。大抵成为文界共识，“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事件导致的信任危机也暂时消弭。

1938年5月27日，在致周黎庵信中，周作人称“下学年功课，只有燕大友人为接洽大约有四小时，不能当作生计，但有此则可以算不是失业而已”②记者：《关于周作人事件》，《抗战文艺》第1卷第12期，1938年7月9日。。编译委员会南迁后，每月二百元的译书稿费不能为继，燕大教席薪水只此数额之半，势不能抵消用度的不足。留平生活存在种种困难，但周作人仍不愿南下。1938年7月，叶公超回平，代表北大敦促周作人去昆明，然而周氏婉言辞谢：“全家搬到南方太困难，只要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不必离开北平了。”③常风：《回忆叶公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此时北大“留平四教授”中，孟森已经病逝，马裕藻和冯祖荀因健康原因不便行动，周作人则反复申说系累繁重，不肯离平。就在这不尽如人意，又不忍割舍的矛盾心情中，周作人开始了第二年的沦陷区生活，也开启了和燕京大学的第二段因缘。

根据燕京大学课程指南，1938年秋季学期于9月1日开学，12日正式上课。周作人以国文系兼任教授（Professor,Part-time）身份名列文学院教席，每周四上午（10：20—12：10）讲“六朝文”（Prose of the Six Dynasties），下午（2：10—4：00）讲“明清文”（Prose of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供二至四年级学生选修，预计开设一学年，每门课上下学期各计2学分。④Announcement of Courses,Fall 1938,p.1,燕大档案，YJ1938006-033;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38-1939,pp.4,19,燕大档案，YJ1938006-079～094。

1938年9月15日，周作人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燕大讲台，次日“午往燕京大学朗润园，赴郭绍虞之招宴，同座有司徒雷登、吴雷川及燕京大学国文系教员多人”⑤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第558页。。有此“客座教授”身份，周作人先后拒绝了北京师范学院、伪东亚文化协会等机构的聘请，依托燕大“聊以避俗”的初衷基本落实。

1938年9月30日，《燕京新闻》“文艺副镌”刊出周作人与胡适的《方外唱和诗钞》，“前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现任本校客座教授，承他将他与藏晖居士的唱和诗给我们发表，这是很难得的”①《方外唱和诗钞》，《燕京新闻·文艺副镌》1938年9月30日，第6版。。9月20日，周作人接到胡适从英国寄来的“海天万里八行诗”，诗中以“智者识得重与轻”的家国道义，劝这位“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及时作天南之行。得信次日，“知堂于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寄答胡适。他以“庵里住的好些老小”即家累为由辞谢了南下之议，决计以“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的方式，在北平“苦住”下去，唯以“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委婉承诺不会失节。此时编译委员会业已南迁，周作人手头译事“恐将停顿”，因而燕大成为“募化米面”的重要渠道。表面上，此职位薪资“不能抵译会米面之半，亦慰情胜无耳”②周作人致胡适函，1938年9月23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617页。，但实际上，燕大同时提供给周家的，还有另一份教职——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亦被聘为燕大教员。根据吴晓铃的回忆，“这也是绍虞师的锦囊妙策，不然的话，敌伪当局便会硬塞日本浪人充数了”③吴晓铃：《周作人被刺前事——共小如弟切磋》，《居京琐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周丰一是周作人的独子，生于1912年，1937年由北京大学外文系日文组毕业。1938年秋季起，周丰一以兼任助理（Assistant,Part-time）的身份，负责燕大“高级日文”一课，每周三（9：20—10：10）、周四（9：20—11：10）上午授课，供二年级至四年级学生选修，上下学期各计3学分。④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38-1939,pp.6,20,燕大档案，YJ1938006-081～095。此时“初级日文”由司徒雷登的日文秘书、国文系兼任讲师（Lecture,Part-time）萧正谊负责：

初级日文（学分3-3，二、三、四年级选修，萧正谊）

从字母教起，目的在于学年末了，可以熟习一般的口语文法，了解粗浅的会话及文辞。必选习第二年高级日文，始得给予学分。

高级日文（学分3-3，二、三、四年级选修，周丰一）

以初级日文之学力为基础，进一步教授日常的论文或小说，目的在于学年末了，可以自由看书或翻译。①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38-1939,p.20,燕大档案，YJ1938006-095。两课沿用了于式玉1933—1937年的英文课程介绍，中译文据《私立北平燕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国文学系》，1935年，第19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根据燕大1938年秋季学期课程活页中，周作人、萧正谊的课程均已排定，而“高级日文”师资待定②Announcement of Courses,Fall 1938,p.1,燕大档案，YJ1938006-033。，周丰一入职燕大一事，敲定时间大约稍晚于其父，但也在秋季开学前确认。由燕大年度预算表可知，周作人月薪100元，周丰一月薪40元。③Yenching University Revised Budget,1938-1939,October 1938,燕大档案，YJ1938001-3-009。周丰一的待遇虽位列教员末等，但在沦陷中的北平，能为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份教职，已经颇为难得。这样一来，每月北大的津贴和周氏父子在燕大的薪水加起来就有190元，再算上不定时收到的稿费，周家在北平的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而燕大的教会学校性质和学术独立姿态，也使周氏的北平“苦住”之举暂时取得了士林谅解。

二 司徒雷登报告中的刺周事件

1939年元旦的上午，周作人在八道湾家中遇刺，成为导致其落水的关键事件。根据周氏这天的日记：

上午启无来访。为暴客所袭，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也。启无左胸重伤。均往同仁医院。旧车夫张三中数枪即死，小方左肩贯通伤。下午查实系无伤，只腹皮少破，三时后回家。傍晚日宪兵队招去问话，至八时始返。④《1939年周作人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

关于刺客的身份，长期以来是周作人研究中的一桩悬案。周氏晚年回顾此事，以“这案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只是“用常识推理”，认定“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特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⑤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修订版），第538页。这一解释有自我开脱的意味，同时也体现出此案的扑朔迷离。关于刺客身份，在周氏的阐释之外，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说法：

（1）卢品飞说（1946年）：卢氏和高、王二人合谋行刺。①Loo Pin-fei,It is Dark Underground,G.P.Putnam’s Sons, New York,1946,pp.81-89.

（2）洪炎秋说（1946年）：周丰三在辅仁大学附中的一个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为保全周氏声誉而将其刺杀。②洪炎秋：《国内名士印象记》（其三），《台湾文化》1948年第2期。文末注有“三十五年十二月”，即此说提出于1946年。

（3）范旭说（1990年）：“抗日锄奸团”成员李如鹏、赵尔仁和范旭行刺。③范旭：《“风萧萧兮易水寒”》，《燕园友谊：燕京大学三八班入学五十周年纪念刊》，1990年版，第69～70页。

以上四说，于浩成④于浩成：《周作人遇刺事件真相》，《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黄开发⑤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8期。、张铁荣⑥张铁荣：《关于周作人遇刺未遂事件》，《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5期。、王锡荣⑦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8页。、郑善庆⑧郑善庆：《周作人遇刺案新探》，《宁波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学界先进已做过详细考辨。由于范旭以亲历者身份现身说法，加上“抗团”成员方圻的佐证，此说最为学界认可，但在历史细节上，该案仍存在诸多疑点。并且，方圻的前后说法也不一致，1992年5月接受访问时，方说“第二次即在1939年元旦，我没参加，是范旭协同天津来的李如鹏、赵尔仁去的……三人撤出，范旭还把围巾掉在了周家”⑨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8期。；日后撰文时，则称“1939年元旦之前，李如鹏再次来北平继续上次未完成的工作。这次是由宋显勇、范旭同去，我只是留在燕京等候消息。据范旭后来告诉我，他们一行4人（另一人是由天津同李如鹏一起来的赵××）……李如鹏得以脱身，与范、赵急奔出胡同，和在胡同外策应的宋显勇乘车逃走”⑩方圻：《惩杀汉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纪事》，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434页。。宋显勇是否参加了元旦行动，遂有两说。⑪按，范旭在撰文和接受访问时说法一致，称宋显勇“去了天津向组织报告”（《“风萧萧兮易水寒”》，《燕园友谊：燕京大学三八班入学五十周年纪念刊》，第69页），“宋显勇上月30号去了天津”（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8期）。范旭和方圻都提到，朝周作人开枪的是李如鹏。根据《天津市忠烈祠第一次入祀忠烈简明事迹录》，此说可以确认：

李如鹏，抗日杀奸团干事，年廿四岁，河北宁河人。公读书于南开中学，时华北脱辐，奸伪蠢动，公纠合同志组新学生会，以气节相砥砺，每登台演说，英姿飒爽，慷慨陈辞，闻者感佩。二十五年入中央军校特训班，值七七事变，乃悄然返里，宣传乡民抵抗暴敌，芦台、汉沽、丰润等地奉公号令者数十村，二十七年任忠义救国军第三政治部主任，转战冀鲁各地，嗣来津任职锄奸团，时周逆作人正以亲日教育奴化国人，公愤而狙之，虽未果，已褫其魄矣。嗣锄奸团以全责付公，锐意改进者至广，食少身羸，而功日著。二十八年秋为裴逆吉珊所陷被捕，见害于北平郊外，遗骸莫知所在。①天津市政府社会局文化礼俗科编：《天津市忠烈祠第一次入祠忠烈简明事迹录》（六），《民治周刊》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29日。

这则小传没有提及刺周行动的详细经过和人员配合，还是不能完全揭示事件的真相。以上四种说法的提出，都在事件发生的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后，范旭和方圻的回忆，更是远隔半个世纪的追述，其中的具体情节，难保不因时间久远而遗忘乃至变形，也无法完全回避现实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破解此案的关键，还在返回现场，透过重重迷雾，寻找历史的见证者。

遇刺事件发生时，周作人身份是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从燕京大学角度入手分析这一事件，可以获得新的线索和突破。根据周作人日记，可以梳理出遇刺事件后与燕大方面的人事来往：

1月2日.平伯来。托平伯下学期代理燕大功课。

1月5日.下午司徒校长来访。

1月15日.今日看燕大试卷册共五十七本，至晚了。

1月16日.寄燕大考试分数单去。

1月18日.绍虞来，还前所借书，又借去《尊西诗话》二册，功课因平伯不肯代，云拟暂停。

1月25日.下午绍虞来，交来代收燕大本月薪。

此外，周作人1月4日曾发信给郭绍虞，1月7日收到复信；1月16日去信给郭氏，郭绍虞20日亦有信寄到周家。①《1939年周作人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燕大国文系主任郭绍虞和校长司徒雷登的态度，对于此案的解读，可谓至关重要。

1939年1月10日，即往访周作人五天之后，司徒雷登致信（见图1）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执行书记葛思德（B.A.Garside，1894—1989），向燕大纽约托事部正式报告了元旦枪击事件：

图1 司徒雷登致葛思德信

随函附上一份报告，分为两部分。其中标明“绝密”的部分只可与那些你完全信任、且对燕大事务有足够兴趣的人分享。②“Stuart to B.A.Garside”,January 10,1939,亚联董档案，RG011-359-5535,p.9。原为英文，中文系笔者所译。

报告中标注“绝密”（very confidential）的部分，即第一节，描述的正是周作人遇袭事件详情，以及校方的立场：

我们正处于第一学期结束时的考试周，接下来是两周的寒假。表面上看，一切都平静有序。从未有过如此友善的气氛和如此优异的学术工作，也从未有过更令人满意的履行某种有价值职责的感觉。然而，在此表象之下，冲突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后果，而我们似乎并且现在仍然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就我所知，我甚至不能与我最亲近的同事分享这些事，除非某位同事被牵涉到。作为说明，我将描述自己正在处理的两件事，以及就如何处理所感到的困惑。

元旦那天，有人企图在周先生城里的家中谋害他的性命。周先生在我们的国文系工作过多年，但他主要在北京大学与胡适博士合作。后者最近一直在敦促他去云南，现在北大正在那里继续办学。周先生是一位著名小说家的弟弟，本身也是一位知名作家。他在日本接受教育，与日本人结婚，有许多日本朋友。自“事变”以来，他一直承受着加入日本扶持的伪机构的压力。他请求我们授予他一个全职教授的头衔，以便他可以抵御这些纠缠，尽管他在燕大只是做兼职工作。对于他的爱国精神，我没有丝毫质疑。但是他受到了怀疑，要么是因为他与日本的联系，要么是因为他被迫允许在某些教科书修订中使用他的名字。

幸运的是，他针织毛线背心上的一个纽扣使第一颗子弹闪了一下，第二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带有夹层的冬衣，不过没伤到人。但是，我们以前的一位学生受了重伤。他刚刚到周家，为的是恭贺新年，旋即冲上去保护他的老师。这些年轻刺客自称从一所学校赶来，并成功逃到了天津。尽管警方正在根据日本人的命令追踪所有嫌疑人，他们仍未被逮捕。周家认为，刺客是燕大或清华的学生。据我所知，这是我校的两名大一新生。

几周前，我曾得到证据，以大一新生为主的约二三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要铲除叛徒。我叫来了其中的组织者，警告他，在我们的校园里不允许任何此类活动。我强调，如果日本人发现这一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危险。不久之后，傀儡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一证据。我对这个男生给予了严厉警告，并天真地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这个男生就是两位刺客之一，在去年这时候，他们两人还参与了一场行动，企图袭击那个警告我注意这个秘密组织的官员。

对这件事的处理让我陷入了两难。当然，最简单的做法是把这两个男生叫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斥责。但是据我所知，他们会认为我只能通过一个来源掌握这一信息，而那个人的生命将立即受到威胁，更不必说传到当局的谣言可能牵涉到我们中的任何人或所有人。可敬的国文系主任以及我校的古代青铜铭文专家向我提议，为了确保周先生以后的安全，不妨安排他在校园里长期居住，这就为此事增添了一丝尖刻的幽默感。此外，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周先生很快提交了他的辞呈（以其他理由），我也立即接受了。

……①“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January 10,1939,亚联董档案，RG011-359-5535,pp.11-12。原为英文，中文系笔者所译。

在报告中，周作人（Chou Tso-jen）和北京大学的全名都被隐去，分别以“Mr.C…”和“the University of P…”表示。“我们以前的一位学生”即沈启无，“国文系主任”为郭绍虞，“古代青铜铭文专家”是容庚。由这份报告，可以解读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燕大校方对此事的态度，以及该案的若干关键信息。

三 元旦枪击事件再解读

1922年4月，司徒雷登在校长年度报告中，以高度赞扬的笔墨，介绍即将就任燕大新文学部主任的周作人：“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国语”的创造、教授和推广者，熟悉欧洲语言的翻译家，《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的作者。①John Leighton Stuart,“President’s Report”,April 1922,Peking University Annual Reports of the President and Deans of Peking University,to the Board of Managers,June,1922,pp.10-11,燕大档案，YJ1921005-1-144～145。燕大给了周作人教授和传播新文学的舞台，而周氏在燕大的教育实践，也正配合司徒雷登“教育中国化”的方针②凤媛：《新课程与新文学观：周作人1920年代燕大新文学课程建设再探》，《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5期。，在这一意义上，二人可谓知遇之交。十九年后，司徒在报告中，仍对周氏充满惜才和爱护之意。司徒雷登深知周氏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对于“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为伪教育部编审委员会审阅教材等事件均持理解之同情，亦从校方的角度，认可周氏借燕大教职身份谢绝日伪聘任的道德考量。“对于他的爱国精神，我没有丝毫质疑”（Of his patriotism I have not the slightest question）一句尤具分量，司徒并未因外间舆论而怀疑周氏留平的动机，而是坚定地相信他的爱国立场，尽力为其解释，并向托事部寻求支持。

（一）刺客身份

关于刺客的身份，司徒雷登明确地说，“据我所知，这是我校的两名大一新生”（I have learned that they are two of our freshmen）。这一表述和范旭、方圻的说法并不冲突——南开中学的李如鹏和天津新学中学的赵尔仁③阎伯群整理：《抗日杀奸团成员名录》，阎伯群编：《与山河同在：天津抗日杀奸团回忆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403页。，都和燕大无关。在日伪统治压力下，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燕大发布了严格的学生管理规定，包括停止学生会的工作、禁止随意张贴海报、学生出校须报备等，亦明确提出“学生组织必须通过相关学院院长或其他行政办公室进行注册；不允许未经授权而就特定议题召开学生会议”①“Minut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Meetings During the Month of August,1937”,燕大档案，YJ1935001-1-134～135。。查燕京大学1938—1939年学生名录，范旭（Fan Hsü，学号38103，经济）、方圻（Fang Ch’i，学号38106，生物）和宋显勇（Sung Hsien Yung，学号38278，政治）均名列其中。②《燕京大学学生名录1938-1939》，1938年10月，第5、12页。燕大档案，YJ1938006-228／235。宋显勇，1920年生，纺织实业家宋棐卿之弟，先后毕业于上海光华附中和天津汇文中学，1938年入读燕大，并担任“抗团”燕京小组负责人。③宋显勇：《决计不忘我们同日本的战争》，阎伯群编：《与山河同在：天津抗日杀奸团回忆录》，第276～277、277页。

根据范旭和方圻的叙述，方圻没有参加元旦的行动，范旭则是当事人之一，并曾在准备阶段“和宋显勇一道去熟悉过周的情况”④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8期。。无论宋显勇元旦当天身在何处，身为“抗团”燕京小组的负责人，他都与此事密切相关。案件虽未宣告侦破，但范、宋二人还是引起了日伪方面的注意。1939年底，“大哥（按，即宋棐卿）和司徒校长都告诉我迅速离开，深夜离开燕园，从小路到塘沽上船去上海，借读之江大学，后又去借读香港大学”⑤宋显勇：《决计不忘我们同日本的战争》，阎伯群编：《与山河同在：天津抗日杀奸团回忆录》，第276～277、277页。；1940年9月，范旭“正在协和医院割除阑尾，手术才三天，我父亲突然前来，说有同学报信，我已被日宪列入黑名单，随时有被捕危险”，仓皇出院，旋赴上海。⑥范旭：《“风萧萧兮易水寒”》，《燕园友谊：燕京大学三八班入学五十周年纪念刊》，第70页。方圻1939年夏脱离抗团⑦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8期。，在燕大医预系完成课业后，1941年转入协和医学院⑧方圻：《怀念医预的学习和生活》，《燕园友谊：燕京大学三八班入学五十周年纪念刊》，第9页。，并未受到刺周事件影响。由此推知，司徒报告中的两名燕大男生是宋显勇和范旭。

将方圻、范旭的回忆和司徒雷登报告进行对照，范旭说大致准确，刺周的组织者是宋显勇，范旭在准备阶段和事件当天均有实际参与，扣动扳机的枪手是李如鹏。无论按照方圻和范旭哪一种说法，案发时宋显勇都不在八道湾周宅内，他和方圻一样，对于当天事情的详细经过，都是听来的。

（二）周作人的态度转变

根据以上材料，洪炎秋之说可以排除，周作人“日本军警说”则值得深究。司徒报告中提到，枪击事件发生后，“周家认为，刺客是燕大或清华的学生”（The family believe that the assassins are students from our University or Tsinghua），换言之，虽然元旦当天周作人被“日宪兵队招去问话”，但其在案发之初就认为刺客与燕大有关，这样一来，即使搬到燕大校园里居住也不能确保以后的安全，也就可以解释周氏为何在“查实系无伤，只腹皮少破”的情况下，认定“不能再去上课”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修订版），第540、538～539页。、案发次日就“托平伯下学期代理燕大功课”，旋以其他理由向司徒校长递交辞呈的做法。在接受伪职的次日，周作人致信陶亢德时，提及遇刺事件，“此事原因不明，但我想与近半年（以至近十年以来）不无关系。……至其影响则使我不能再往燕大”②周作人致陶亢德信，1939年1月13日，张泽贤：《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其中“近半年”“近十年以来”都暗指燕大任事。案件起因既与燕大有关，那么不能继续任教，也在情理之中。

周氏在事发之初认为案件与燕大有关，然此观点从未公之于众。1946年，周作人在南京接受审判，辩诉状中自称“民国二十七年秋间受燕京大学之聘，为客座教授，寒假中遭敌方迫害，不能再往授课”③《周作人辩诉状》，1946年7月15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页。。1955年在致信松枝茂夫时，重申“一九三九年元旦之暗杀事件乃出自日本军部方面”④周作人致松枝茂夫信，1955年4月21日，转引自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9页。。1962年8月23日，周作人将《元旦的刺客》文稿寄往《光明日报》社，旋遭退稿⑤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第893～894页。；11月17日寄给香港鲍耀明⑥周作人致鲍耀明函，1962年11月17日，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后收入《知堂回想录》。周作人以“日本宪兵在这案件上对于被害者从头就取一种很有恶意的态度”以及“刺客有两个，坐汽车来到后面的胡同，显然是大规模的”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修订版），第540、538～539页。作为证据，推断此系日本军警所为。

周作人在辩诉中将枪击事件归因于“日本人主使”⑧《首都高等法院审判笔录》，1946年7月19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第1407页。，此后数次申说，态度大致相同。从事发之初认为刺客是燕大或清华的学生，到战后以受害者身份，论证枪击者来自日本军警方面，两种说法转变之间，带有自我辩护性质。然而，前一种观点素未公开，十余年来周氏的辩解，都试图在“日本军警说”的框架下自圆其说。1962年12月3日，鲍耀明读到香港《新晚报》所刊叶灵凤一文，就其中提及的暗杀之事向周氏求证①鲍耀明致周作人函，1962年12月3日，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第210页。。叶文引用了一个署名Loo Pin-fei（卢品飞）的中国学生所写的回忆录It Is Dark Underground（《黑暗的地下》），其中涉及刺周之事②叶灵凤：《读〈作家书简〉》，张泽贤：《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第321页。。周氏在回信中对此大加驳斥：

至为奇怪者，乃冒充凶手之人，而且居然用英文做起书来，其可谓破天荒矣！外国警察找到犯人自白罪状，也还要现场表现，才能证实，乃今居然有冒充暗杀凶手，而所说又与事实大异，真真是奇事，恐怕连西洋也未必有也。③周作人致鲍耀明函，1962年12月8日，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第213页。

1963年10月28日和29日，鲍耀明接连致信周作人，谈及《黑暗的地下》与《元旦的刺客》叙事之差异，并列出书中“Broken Jade”一章的漏洞：

自友人处借阅It.Is.Dark.Underground一书，其中第八章提及先生，与大作《元旦的刺客》相比，内容颇为荒诞，似凭空想描述，第一手资料毕竟不同也。④鲍耀明致周作人函，1963年10月28日，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第285页。

“Broken.Jade”漏洞颇多，举其明显者有下列各点：

一、元旦本系特出日子，文中并未明记。

二、当天并未下雪。

三、时间并非下午。

四、第一个被枪伤者并非客人。

五、受伤客人并非Son-in-law。⑤鲍耀明致周作人函，1963年10月29日，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第285页。

曾站在历史被告席上的周氏，在“主张不辩解主义”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修订版），第540页。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元旦的刺客》中的证词又是否足以被史家采信，并不能由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得出简单的结论。对于“玉碎”一章的叙述，周作人坚决否认：

这位“卢彬斐”先生倒实在可佩服，因为难得他能写英文，并且肯假冒是特务，弄钱的方法真是想尽了。（笔者姓卢，同伴的特务姓马，合起来乃是一头驴子！）那件事情总结起来，当是日本军部所搞无疑，如今乃有人出来替他们顶替，而且说诳手段也欠高明，漏洞百出，殊属可笑。其最甚者乃说我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恐怕见过我一面的，没有会说是胖的，可见卢先生乃是未见的友人也。又说我早上从八点半往校，下午五点半才回家，这也是我初次听见，我自从做教员起只是按时间去上课，课完就走了的。说院子放着金鱼缸，这个我也一直没有看见过！此外漏洞，如来书所说，兹不具论。①周作人致鲍耀明函，1963年11月5日，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第288～289页。

“玉碎”似不大值得纠正，但我说那不是“国府”所做的事，因为太没有道理了，所以断定系日军所为（如《元旦的刺客》中所说），而此君乃自己承认是渝方特务所为，却又说得那么矛盾支离，实在太可笑罢了。如根据《元旦的刺客》所说，加以纠正，于我没有什么不方便之处，请尊酌。②周作人致鲍耀明函，1963年11月25日，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第290页。

周作人坚持《元旦的刺客》立场，强调“当是日本军部所搞无疑”“断定系日军所为”，判定此书作者假冒重庆特务，以漏洞百出的可笑故事作为“弄钱的方法”。那么，《黑暗的地下》是一本怎样的书，作者的真实身份是谁，都有查考的必要。

（三）谁是卢品飞

It Is Dark Underground一书，署名Loo Pin-fei，1946年5月由纽约G.P.Putnam’s Sons出版③“Chinese Student Records Epic of Underground”,Kinsport Times-News,May 12,1946,p.7.，随后作者曾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④Willa Martin,“Still Shy,Loo Pin-Fei Is Veteran ‘Assassinator’ of China’s Underground”,The Post-Standard,June 9,1946,p.16.。该书讲的是一群年轻学生如何在北平、天津、上海等沦陷区秘密组织和开展抗日行动的系列故事，包括暗杀汉奸、火烧日本仓库等，情节主要基于作者作为秘密组织（Special Youth Group）领袖的经历。在日本的追查下，作者在珍珠港事变前夕赴美读书，先后毕业于安提亚克学院（Antioch College）和哥伦比亚大学。全书共18章，采用第一人称叙事，Loo Pin-fei既是作者化名，也是故事的主人公。在作者回忆基础上，叙事有一定的虚构和发挥，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写作。①Chen Han-Seng,“It Is Dark Underground by Loo Pin-fei”,Pacifi c Aff airs,Vol.19,No.4 (Dec.,1946).pp.435-436;Earl Cranston,“It Is Dark Underground by Loo Pin-fei”,Pacifi c Historical Review,Vol.16,No.2 (May 1947),pp.216-217.书前有司徒雷登序：

由于旅途中的条件限制，我未能在此书付印前通读书稿。不过，我确实熟悉作者，也钦佩他的勇气和爱国热忱。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怀着这种勇气和热忱，努力为抵抗日本侵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日本侵华前后，有许多学生竭尽所能在这一威胁面前唤起同胞的意志和良知，警告或者“肃清”那些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屈服的中国人，也有许多学生采取其他方式挫败日本的阴险企图，此书作者就是其中之一。中国青年，尤其是沦陷区的青年，如此深知国危，英勇奋战，这已成为全民抗战中不可小觑的道义因素。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日本人在中国赢得民心的努力和他们的军事征服一样彻底失败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勇敢青年的故事值得一读。②J.Leighton Stuart,Preface,Loo Pin-fei,It is Dark Underground,G.P.Putnam’s Sons,New York,1946.原为英文，中文系笔者所译。

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1945年底返美，翌年4月到上海③John Leighton 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rie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New York:Random House,1954,pp.160-161.，为此书作序的时间，应该就在离开美国之前。司徒未及阅读书稿，而是就对作者的了解，谈到其学生时代的抗日活动，并对其爱国立场表示高度认可和赞许。那么，作者如何结识了燕大校长，司徒又为何要在繁忙的公务中专门为其作序呢？

Loo Pin-fei在访谈中曾言及个人经历，其赴美时间和就读学校，和宋显勇履历完全一致：

宋显勇，现名Henry.Sung，山东益都人，1920年生，上海光华附中、天津汇文中学毕业，1940年离燕大至上海之江大学借读，1941年8月来美，就读Antioch.College，1943年入哥伦比亚新闻研究院，曾任中英文报记者、主笔。④《友谊录》，《燕园友谊：燕京大学三八班入学五十周年纪念刊》，第212页。按，其中Antioch误拼作Dutioch。

更为直接的证据，是安提亚克学院一则讣告，详细刊载了校友Henry Sung的传奇经历：

日本侵略华北时，还是高中生的Henry.Sung就和同学展开了反侵略行动。经过数年的地下活动，他的身份被人所知，于是1941年夏赴美，先是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安提亚克学院，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他被一家报社聘为战地记者和翻译，准备随盟军部队返回中国。然而不久之后，随着1945年广岛和长崎的轰炸，太平洋战争结束。1946年，他撰写并出版了回忆录《黑暗的地下》（It.is.Dark.Underground，G.P..Putnam’s.Sons,.New.York）。该书记录了他在1937-1941年作为学生领袖，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地下战争中所作的努力。①Henry Sung ’44,https://antiochcollege.edu/2019/11/henry-sung-44/，检索日期：2022年7月10日。根据Antioch College档案馆Scott Sanders先生提供的材料，该校档案中有一篇剪报（Paul Rohmann,“It Is Dark Underground”）明确记载Loo Pin-fei就是Henry Sung的化名。Henry Sung照片亦出自该档案。特此致谢。

由此证实，这位化名Loo Pin-fei的中国青年，就是当年的燕京“抗团”组长、策划过刺周事件，并因此被司徒劝告离校的宋显勇（见图2）。《黑暗的地下》关于上海、北平和天津的书写，都与作者求学经历吻合。司徒以燕大校长的名义为之作序，正是缘于宋显勇曾就读于燕大的经历。虽然宋氏领导的“抗团”活动给校方带来了大麻烦，但无论是1939年的秘密报告，还是1946年的这篇序言，都透露出司徒爱护学生和支持抗日的立场。

图2 宋显勇（1941年）

（四）滑向深渊的抉择

回到元旦枪击事件的讨论，既然作者卢品飞就是宋显勇，方圻和范旭都回忆在准备阶段“宋显勇负责跟踪、调查情况，还访问过周作人”②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8期。范旭《“风萧萧兮易水寒”》：“那时周正在燕大授课，宋显勇奉命去认清周的面貌，查看周的住宅地形和门户情况，并布置其他成员运送收藏的武器。”《燕园友谊：燕京大学三八班入学五十周年纪念刊》，第69页。，这位“卢先生”就并非周氏所言“乃是未见的友人”。1938年秋季学期，周氏每周四去燕大，上午10:20上课，下午4:00下课，中午在郭绍虞家用餐。①吴晓铃：《周作人被刺前事——共小如弟切磋》，《居京琐记》，第91页。考虑到八道湾和燕大的距离，“早上从八点半往校，下午五点半才回家”也并非无稽之谈。周作人否认“玉碎”的叙述，反复强调“日本军警说”，实乃有意为之。

“玉碎”取意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Rather be a broken jade than a whole tile）②Loo Pin-fei,It is Dark Underground,G.P.Putnam’s Sons, New York,1946,p.83.，讲的是接到马的指令后，卢品飞和高、王二人合谋刺杀周作人的故事。作者特别声明“所有的人物都有真实依据，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书中使用了化名”，作为全书的主人公，故事中的卢品飞并不等于现实中的宋显勇，而是集合了多重形象的箭垛式人物，具体到“玉碎”一章，则是拔枪射击的李如鹏和弄丢了围巾的范旭的结合体。元旦当天宋显勇不在八道湾周宅，书中叙事是他在事后听闻基础上的重构和发挥，因而总体故事框架与范旭说法接近，但细节上多有失真之处。撰写此书时，身在纽约的宋显勇历经辗转，手头没有原始资料，加上时光带来的过滤和遗忘，以回忆为基础的书写并不一定可靠，因此会出现鲍耀明、周作人列举的诸种史实错漏。

在日伪统治期间，周氏并未就刺客身份问题做出公开表态，其“日本军警说”的提出，是在战后受审之时，《元旦的刺客》又做了细节方面的补充。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美国谢世，这一历史见证人的离去，也让周作人“当事人”的话语意识有所强化，此后反击卢品飞的三段陈词，正是一种自我辩护，“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须说对方的错”，无论周氏是否知道卢品飞就是当年的燕大学生、刺客组织中的一员，他在辩驳的背后，都有开脱之意。枪击事件后，周氏意识到在日伪统治下，托庇于美国背景的燕大并不能获得足够的保护，所谓“前门驱虎后门进了狼”③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修订版），第395页。，虽然司徒雷登对其充满信任，但燕大青年既已有此行动，周氏无法再以客座教授身份“避俗”，“关门敲木鱼念经”的“苦住”心态一旦被打破，就背弃了以苏武自许的诺言，转而向日本靠拢。就在司徒雷登向纽约发出报告后两天，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了伪北大的聘书。此举不但辜负了胡适“智者识得重与轻”的苦劝，也辜负了司徒雷登十余年来的信任。

周作人离任后，周丰一仍在燕大国文系任教，身份为兼任讲师（Lecture,Part-time）。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名录1939—1940》，1939年10月，第11页，亚联董档案，RG011-309-4752,p.85。1940年2月18日，周丰一和正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就读的张菼芳在西单报子街聚贤堂饭店举行婚礼，到会宾客二百余人，燕大国文系主任郭绍虞担任证婚人并致辞。然而，新郎的父亲周作人“因故未克参加”②《周丰一结婚盛况》，《燕京新闻》1940年2月24日，第2版。。这一走上了不归之路的文坛巨子，在昔日同事旧友面前，或许是“且感且愧”的。

结语

周作人的一生，以1939年初的附逆失节为界，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期，按他自己的话说，“五十五岁以后也便是我的僧腊”，“所谓僧腊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计算他做和尚的年岁，在家时期的一部分抛去不计”，并以印章“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③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杂志》第14卷第1期，1944年10月10日。作为纪念。以“受戒出家”作别“苦住”生活，不仅是回应《五十自寿诗》中所谓的“前世出家今在家”④苦茶庵：《偶作打油诗二首》，《人间世》第1期，1934年4月5日。，也有借用儒家“禹民”形象掩饰“出仕”动机的修辞策略和自我体认。

故都沦陷后，周作人在矛盾和苦闷中决意留在北平，在社会舆论、民族道义和家计生活的压力下，凭借燕京大学的教职，暂时取得生计的保障和士林的谅解。然而，元旦的枪声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见证了这段历史，却也无力挽救周氏这一滑向深渊的悲剧。以燕京大学相关史料为中心，返回历史现场，在历史的多维光谱中，重新解读周氏父子在这“沦陷之秋”的进退行止，辨析周作人落水前后的复杂心态和自我阐释，对于理解这一学术公案，或将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