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跨媒介互文性机制创新了传统叙事中生产—传播—消费的结构组织关系。在媒介应用的基础上，借助不同媒介特性，元文本的故事内核经互文性改编，有助于促使故事延展，建构多重叙事体系。同时，媒介延展也催生更多衍生产品，拓宽受众参与叙事的渠道，使其在文本构筑的符号网中成为内容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典籍里的中国》将中华文化典籍以荧幕化的形式呈现，并在数字媒介技术赋能下，通过戏拟、改编等形式对元文本进行互文性改造，重塑中华文化典籍的时空场域符号，并实现纸质文本到视听符号的符码转换，从而呈现不同表现形态。在多重媒介传播渠道下，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参与叙事，受众也通过介入式参与和对文本内容再解读，让元文本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可见，文本典籍与社会文化形成互文和受众对经典文本的现代转译耦合了中华文化典籍中的文化底蕴与时代价值，共筑了集体共识与文化认同空间。

［关键词］中华文化典籍；跨媒介互文；互文性改造；机制

互文性/文本性（intertextuality）通常指不同文本间或同一文本内部间的动态交流互动。文艺学家巴赫金起初从文本性出发，认为文本是一切逻辑的起点，任何连贯的符号都应被纳入文本的范畴，但却发现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文本间存在广泛的互动关系并能生出更多意义，这为后来的互文性理论奠定基础。文学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明確提出互文性概念，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1］，改编文本是基于元文本的互文性再造。罗兰·巴特的互文性理论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不谋而合，他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一种关联文本”［2］，并在实践中阐释了此观点。随着互文性概念的不断具化，约翰·费斯克曾提出“水平互文性和垂直互文性”［3］这两大互文性维度，他认为，当主文本将其他文本纳入自身后，其会形成不同文本内容与形式间的相互关联，此外借助各媒介间的系统整合，元文本与改编文本间可以相互转换，并呈双向互动态势。亨利·詹金斯的互文性概念则主要表现为跨媒介叙事，他认为同一文本会在不同介质间交互协作和流动传播，不同的媒介技术赋能也会给受众带来别样的感性体验。《典籍里的中国》将中华文化典籍以荧幕化的形式呈现，其内在肌理在于跨媒介互文性机制。也就是说，在保证核心文本一元故事的前提下，其通过媒介技术赋能，将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典籍在大众媒介乃至新媒介上进行互文性改造，使不同媒介平台各尽其职，为故事延展做出贡献。跨媒介叙事以多元叙事方式、多元传播媒介、多元叙事主体对典籍转化和创新，使元文本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和内涵，从而让中华文化典籍重新焕发生机。

一、理论基石：中华文化典籍的跨媒介叙事策略

跨媒介“最初的表述出自影视传播领域”［4］。亨利·詹金斯曾在《融合文化》一书中用跨媒介叙事这一术语来阐释影像是如何整合多重媒介来创造宏观叙事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更加多元，不同媒介对同一文本进行跨媒介呈现，并立足于不同介质特色，能引起受众深度参与叙事，并在媒介互文的基础上进行内容再生产。

在跨媒介叙事下，核心文本的延展依赖于媒介延展与故事延展，二者背后的内在肌理在于互文性机制。有学者认为，“跨媒介叙事是基于互文性的心理模型建构”［5］，在不同媒介下同一文本间存在广泛的动态互动关系，能通过媒介的交叉融合创作多元叙事空间。在媒介延展的过程中，不同媒介借助平台特性传播作品，能带给受众不同的叙事体验。“一个跨媒体的故事横跨不同的媒介平台展开，每一个平台都有新的文本为整个故事做出有差异、有价值的贡献。”［6］不同媒介与典籍文本转换间存在某种结构化关系，同一文本通过各媒介间的互文联觉效应，借助不同载体进行内容跨媒介呈现，并基于不同介质特性相应地转化叙事模式，在此过程中元文本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实现内容资源的文化增殖。在故事延展层面，跨媒介叙事依赖于集体智慧，创作者和受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叙事，而移动媒介的应用也为受众参与叙事拓宽渠道与空间，让受众的深度参与成为可能，使他们成为内容的生产者，让其讨论与意见皆成为作品的组成部分。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中华文化典籍迸发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其纸质文本在介入新媒介后通过荧幕进行具象呈现与全新演绎，在展演化中给予受众沉浸式介入体验。同时，其在影像化中也被重新赋魅，既保留中华文化印记，又在文本符号的符码转换中适应新时代的视觉艺术审美需求，带给受众深度的感官体验和艺术享受。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将优秀的中华文化典籍搬上电视荧幕，使其重新焕发光彩。可见，媒介延展催生更多衍生产品，多元主体叙事延展故事内容，让元文本与社会文化形成互文，从而传递中华文化典籍中的文化与智慧。

二、符号化与再符号化：《典籍里的中国》的跨媒介互文改编

当前，跨媒介互文成为重要的内容生产模式。《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从优秀的中华文化典籍《尚书》《天工开物》《史记》《本草纲目》《论语》《孙子兵法》《楚辞》《徐霞客游记》《道德经》《周易》《传习录》中汲取营养，使这些经典文本在新媒介介入后，实现在媒介应用基础上的元文本故事内容延展。

（一）媒介延展：时空场域重塑与文本符号的符码转换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同一文本再媒介化设计和对作品时空进行互文性改造，能让纸质文本在新媒介中实现全新演绎。《典籍里的中国》通过媒介延展，以展演、影像化的媒介叙事形式，重置元文本的历史场域与现实场域，实现从文本符号到视听符号的符码转换，让典籍文本真真正正地活起来，丰富了元文本的故事内容。

在媒介延展的过程中，同一内容在各媒介的相互整合下又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带给受众全然不同的感性体验。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典籍里的中国》实现了由纸质媒介到戏剧、影视媒介的跨媒介转化，即通过发挥展演化与影视化的独特优势对原有的时空场域进行破坏性重构、对元文本进行改编，并在元文本时空场域的基础上构建更具艺术感染力的多元时空交互场域，增强了中华文化典籍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AR技术、环幕投屏、实时跟踪等舞台技术也让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得以同时并置。例如，因《传习录》成书原因与另一部儒家典籍《论语》相似，《典籍里的中国》在讲述语录体著作《传习录》背后的故事时，借助光影技术与蒙太奇等剪辑手法，构筑先贤典籍与后世典籍之间的跨时空交流对话，使受众从明朝正德七年王阳明先生的学堂移步到春秋末年孔夫子的杏坛。同时，《典籍里的中国》在识读《传习录》时还设置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并行的时空互动，让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与古代先贤王阳明在古今时空并置中交流知行合一的大道。可见，影视化的跨媒介叙事形式可将经典名篇进行可视化呈现，使其实现由文本符号到视听符号的符码转换。在视觉文化时代，视听符号以其简单、直观的特性吸引受众深度参与。《典籍里的中国》依托媒介技术的数字基建效应，根据不同媒介特色，在元文本的基础上重新架构经典文本的时空场域与文本符号，实现中华文化典籍在融媒体环境下的转换和创新。

（二）叙事延展：多元主体参与叙事耦合效应

媒介技术的数字基建效应为跨媒介叙事拓宽了叙事渠道。中华文化典籍在媒介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引发创作者、展演者与受众共同贡献集体智慧，发挥多元主体参与叙事的耦合效應，从而促进故事延展。随着新媒体平台的迅速发展，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等多元传播媒介提供了更丰富的衍生产品，元文本在新媒介中又生成了新的意义内容。

在媒介互文的过程中，文本内容不是完全地直接被照搬到荧幕上的，而是创作者有选择地进行戏拟与改编等互文性改造，从而延展元文本叙事内容。《典籍里的中国》巧妙地设置话剧展演者、主持人、专家和受众四重身份，以视听符号表意机制再现先贤的视觉形象、呈现其与后代读书人的交流对话，让元文本生成更多插曲与故事情节。其中，在保证元文本价值内核的前提下，展演者延续典籍中的故事角色，主持人连接叙事时空，专家围绕典籍主题为受众识读典籍故事，从而改变元文本的表现形态，并对故事内容进行不断补白与延展，使受众与创作者、经典文化资源的间体距离被打破，并通过介入式参与在沉浸式体验空间中获得沉浸式的具身传播体验。随着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不断融合，《典籍里的中国》在上线电视媒介后火速出圈，并被广泛联动到各新媒介平台。在跨媒介叙事视野下，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也为信息的无障碍传播提供支撑，使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接触到优质资源，并自主地在短视频等平台中进行内容生产。受众自发去寻找与填补元文本的叙事缝隙［7］，但因自身知识结构和背景差异，其所获得的“互文性知识积累”［8］不同，在移动媒介上其在改编文本的同时，也会对同一文本形成不同感悟，并以弹幕评论等形式诠释元文本和贡献不同的集体智慧。“弹幕是粉丝文化中‘参与性文化的新形式，也是对文本‘二次编辑的娱乐化体现。”［9］受众通过弹幕对元文本进行解读与再传播，这个过程也是其对元文本内容进行再编码的过程，即对元文本内容再生产、再创造、再符号化。

三、社会文化互文：中华文化典籍文化价值的再书写与文化传播

跨媒介叙事的影响是多维的，其在解构整个社会结构组织关系的同时，又折射社会文化实践。《典籍里的中国》将中华文化典籍以荧幕化的形式呈现，对元文本一元故事世界进行互文性改造。在媒介的延展下，中华文化典籍的文本实现腾挪与转译，在新时代获得重新架构，并再度探寻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透射当今时代受众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发展要求，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构筑新时代传播受众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体共识、民族认同感。

（一）文化底蕴与时代价值的叠加效用

《典籍里的中国》促进了中华文化典籍的当代传播。其通过跨媒介的叙事模式、对话先贤的表现形式，让受众在感悟先贤智慧与了解典籍文化底蕴的同时，领略典籍鉴古知今的时代价值。例如，李时珍以纲目分本草，其所著的《本草纲目》集中国药物学之大成，如今为国际社会认可。目前，中医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ICH），《本草纲目》也对发展中医药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孔子的《论语》蕴含传统仁德智慧，其核心思想“仁”成为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交际关系的准则。兵学盛典《孙子兵法》则强调“重战”与“慎战”，彰显中华民族一贯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文化基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呼应当今时代的主题。屈原的《楚辞》集《天问》《离骚》《九歌》《橘颂》等诗作于一体，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阐发其对宇宙的天问，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国人探索宇宙之路漫漫修远，映射现代“天眼之父”南仁东以一生探索答案。《典籍里的中国》真正耦合了经典文本中的历史文化精髓与时代内涵，使呈现的中华文化典籍及其文化智慧昭示强烈的时代价值。在新时代，挖掘中华文化典籍精髓，使其得以传承与发展，是受众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受众在重温中华文化典籍中解码先贤智慧、在时代先河中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二）集体共识与文化认同的构筑空间

当前，中华文化典籍与社会文化形成互文，让典籍文本焕发活力。跨媒介叙事也在实现中华文化典籍的内容演绎与创生的同时，以影像媒介的形式对典籍进行传承与创新式传播，在世界范围内构筑集体共识与文化认同的空间。《典籍里的中国》既传承历史文化价值，又引发受众的民族情感认同。例如，宋应星为实用科学著书立言，其《天工开物》传承我国古代科技传统，造福国家和人民。司马迁叙写多元、包容的文化和历史，其《史记》追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约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的和而不同的大一统思想也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徐霞客以实证的形式丈量我国名山大川，其著作《徐霞客游记》饱含着对大好山河浓郁的热爱之情。老子的《道德经》以五千余字悟道传道，蕴含深邃的传统智慧，对华夏文明和东方哲学产生重大影响。《周易》蕴含敬天、爱人之道，体现先贤对社会等同一和谐的认知。可见，《典籍里的中国》将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媒介互文的形式予以传承，将文本典籍的人物形象与历史印记以视觉图像的形式加以再现，借助图像的文化表征功能让受众更直观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受众对所呈现内容的认同和感知，使受众产生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四、结语

中华文化典籍荧幕化的互文性机制让中华文化典籍在不同媒介形态上得以演绎与创生，使其增强了生命力与传播力。跨媒介互文是经典IP与众多民间故事资源改编的内在肌理，《典籍里的中国》借助不同介质的媒介延展，使元文本获得更多元的表现形态与衍生产品，并吸引受众以弹幕创作等形式不断丰富元文本内容和内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参考。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化典籍的演绎与创生要注重与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要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体现时代价值，努力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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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璇，张冰妹.动漫改编绘本的再媒介化设计探究［J］.编辑之友，2022（08）：105-110，118.

［4］徐金龙.跨媒介叙事：民间故事资源的转化策略［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5）：108-116.

［5］李诗语.从跨文本改编到跨媒介叙事：互文性视角下的故事世界建构［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06）：26-32.

［6］陈先红，宋发枝.跨媒介叙事的互文机理研究［J］.新闻界，2019（05）：35-41.

［7］邱诗佳.经典再续，跨媒介叙事视角下的《白蛇：缘起》［J］.传播与版权，2020（02）：22-24.

［8］殷企平.谈“互文性”［J］.外国文学评论，1994（02）：39-46.

［9］戴颖洁.弹幕：狂欢时代的伦理反思［J］.编辑之友，2016（02）：62-64.

［作者简介］朱洁欣（1998—），女，河南周口人，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