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艳

（枣庄学院 学报编辑部，山东 枣庄 277160）

工匠（或匠人）在战国时代就已存在，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工匠在社会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增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城镇化、信息化以及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也带来了产业结构、劳动力配置和产业形态的转化，社会人力资源结构更趋复杂多样。但业态模式的变革并未消减工匠的产业地位和产出价值，而且随着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形成，工匠的社会定位、职业内涵、业态素质和体系结构也在不断地创新转型。为应对国家新型工业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发展要求，工匠群体的产业类别、发展机制、业态模式以及工匠素质都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的战略设计和统筹规划，既要传承、优化传统工匠精神，也要对接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现实需求，积极探索创新驱动、产业优化和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构建方向明确、结构合理、机制健全、多元创新的劳动力流动体制与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劳动力资源质量，激发创新、创业的工匠主体意志，重塑新时代工匠的职业素质、业态伦理和精神品质。

被尊为“工匠宗师”的墨子，开创了墨家学派，并以“中国科圣”“古典逻辑学奠基者”的美誉著称于世。墨家学说涉及政治经济、道德文化、逻辑哲学、自然科学、技术技艺、军事制造等诸多领域，墨家思想的内生动力和价值追求与现代工匠的素质内涵、价值导向和行为品质具有深度的契合与融通，二者的合理对接与驱动发展，对于提升传统工匠文化的再生价值和新时代工匠的业态塑造具有突破与创新的双重价值。

一、墨家敢为人先的作为意志与工匠创新动力的同源建构

先秦百家中，墨家主张的作为意志，敢发新声、敢为人先，富有创新、实践价值。基于血缘宗亲的人际认知，儒家提出爱有差等，主张推己及人的“差爱”。墨子认为差别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渊薮，创造性地提出了无差等、无差别的“兼爱”。墨子认为只有建立视人若己、爱人若己、视人之亲若己亲的兼爱社会，才能实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和谐正义。墨家的敢为人先还体现在对非攻主张的践行上。儒墨都持反战立场，但在执行力度与行为方式方面存在差别：孔子游说列国，以仁爱德治来推行其大同社会的理想；而墨子将止战寄之于智谋与武备，“止楚攻宋”事件就是墨家践道力行、敢于作为的明证。同样，墨家的教育思想也体现了墨子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意志。中国传统教育重人文轻自然，科学意识淡薄，而墨家教育在传统的人文知识外，又开创性地引入了几何学、光学、力学、逻辑学、军事机械等自然科学、科技工艺方面的内容。这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不仅开中国之先，而且在世界教育领域也具有超前价值。墨子一生敢为人先、探求新知，他的思维理念、学术视野和行为方式都具有前瞻性、开创性和独立特行的异质风格。

当前正处于数字经济时代，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已成为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对经济结构、产业需求的影响愈加明显；信息资本、技术资本、智力资本作为新的资源形式融入社会发展，给传统产业模式和劳动力结构带来巨大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衰退，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加速发展。［1］（P72）数字经济已成为重建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的强劲动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工匠阶层职业类型和技术业态的发展更新，师徒相承、固本守行的传统业态已经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工匠在适应技术创新、发展竞争和风险耐受方面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从单纯的产业工匠向智能型、技术型和创新型工匠转化，是工匠适应市场、激发活力、动态转型、破茧成蝶的必经历程。只有积极研判、主动适应、自主转型，打造发展与创新的内生动力，勇于实践、敢为人先，才能在现代产业生态中增值自身价值，融入社会发展体系。

墨家学派独立特行、勇于担当的品格及其内生活力、创新意志和坚强的行动力，作为原生态的中华文化，在当代工匠生态转型与素质重建中具有积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一是墨家不蹈时俗、敢发新声、敢于作为的求实精神和践行意志，在培养工匠独立人格、求索精神和创新实践方面富有理论和实践的助推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跨界融合的不断加深，创新、领先成为产业竞争的核心力量，而产业工匠的发展动力、价值实现则在于敢于创新、敢为人先。二是在独立、平等、责任、发展等意识之外，墨家更强调坚守真知、标新立异。在智能化、大数据时代，我国传统产业、新兴行业都呈现出技术创新、产业变革的发展态势，将新时代工匠业态素质的提升与墨家的创新自觉、学术自信与践行自律原则相对接，树立前瞻性、引领性的常态思维，以积极的内在诉求多视角、多维度地审视业态发展，关注前沿技术、关键技术、颠覆性技术领域的发展进程，探索创新路径，致力于行业技术与技能的自主创新、突破性创新。有研究者提出：“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差距将不再由初级教育程度和中级教育程度决定，而主要由高等教育程度所决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距就不再取决于生产过程，而将更明显地取决于研发过程。中国社会的引领阶层，也将是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那些阶层。”［2］（P12）可见，在新时代产业、行业的发展竞逐中，只有勇敢地介入、积极地参与，找准平台、精准发力，在核心技术和关键节点上下功夫，把创新、争优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理念与思维定势，时刻保持创新的活力和激情，提升作为能力，敢为人先，才会成为行业创新的“并行者”与“领跑者”。

创新驱动发展有效地激发了经济发展活力，也定义了技术化、个性化和高级化的工匠素质，但是要保障创新方式和创新成果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公益性以及结论的真实可靠性还需要建立健全评估体系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技术挑战技术，通过人工智能的非法应用、网络灰黑产业平台实施侵权、欺诈等网络犯罪或其他不法作为，都是对科学和技术正义的践踏。墨子早就警示世人：“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墨子·修身》）在人工智能时代，产业领域的源头监管、风险防控和工匠阶层的行业自律都是不可或缺的。

二、墨家志功合一的功业诉求与工匠伦理的同质建构

不同于儒家修齐治平的士人功业层级建构，墨子的人才标准和功业指向是作兼士、推兼爱，兴利天下。墨子要求“农与工肆之人”都要“厚乎德行”（《墨子·尚贤上》），墨德之首就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人人都要具备自主、自力生存的能力。此外，墨子还提出了人际互助的德行要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在满足个体生存之后要以余力、余财帮扶他人、引导他人，实现天下的共治共享。由此可见，儒墨都追求向真、向善的功业价值，只是儒家更追求功业中的个人实现与社会声誉；墨家的功业则以实现社会的公利与公义为目的，其功利诉求在世而不在己。墨子认为这种利就是义，“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墨子·大取》），他对义提出了“合其志功而观焉”（《墨子·鲁问》）的评价标准。墨家的志功思想“就是把动机、过程和效果综合起来考察，行为的善必须由行为的意志、行为的手段和行为的效果三者一致的善来达成”［3］（P55），完全是将个人的行为目的、功业意义定位于公共利益、大众诉求，所以更具崇高感。

“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直接表现。因此我们要重视量的发展，但更要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度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4］（P8）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和工匠阶层是社会发展和经济提升的重要支撑和核心动力，工匠阶层的思想素质和业态伦理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积极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个人的行为价值与社会公共目标、公众利益接轨，思考人民群众在社会尊严、人际交往、审美娱乐等诸多方面的更高诉求，将个人的职业规划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目标和现实需求结合起来，以共时性的立场来定位自己的职业属性、行业目标与预期走向，规划个人的职业生涯。所谓“道技合一”，就是将个人的思想行为融入国家、社会的发展语境，只有被国家和公众认可的价值才富有意义，也就是墨子所说的“合其志功而观焉”。此外，墨子还告诫弟子立身行事要慎言务行、知行合一，“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修身》）。既要有正确的价值选择，也要有对价值的责任担当，切忌以言误行、骄纵贪功，君子要言行合一。墨家对弟子修身践行的引导与规范，兼具德性与理性的双重价值，为现代工匠伦理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业态需求不仅是技能、智能和效率的提升，还在于主体创新能力和自我规划的建构，工匠的职业道德素质和公民的责任自觉也极具建设意义。新时代的工匠应该自觉投身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格局，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创造社会动能、助推公益发展的同时，提升个人行为的社会公利与公益价值，如墨子所说：“兼相爱，交相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

工匠职业伦理的建构应该以建功时代的大情怀、就业创业的大作为为导向，树立利在当世、功不在我的价值观念，这是维系社会持续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内生力量。“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反映的是人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内在关系，而公共精神则是理想公共生活秩序建构和维护的精神条件。”［5］（P120）墨子的志功思想就是对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追求，这也诠释了当代工匠职业伦理中人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互利性。

三、墨家体道法天的行为正义与工匠技术生态的内涵提升

“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书·皋陶谟》），人力可以取代天工。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农业社会，人类的生存意志受制于自然规律和各种不确定因素，因此形成了对天地自然和各种神秘力量的敬畏心理，但格物致知，人类也在不断地探索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易经·贲·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庄子·养生主》中记载：“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庖丁解牛之所以能达到神与物游、物我俱忘的境界，在于掌握了物理，顺应了天然。近代社会，随着科学理性和自然研究的拓展深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向着协调、融合、科学、互利、共享的轨道发展。当时庖丁的执业标准是侧重对自然、物理的把握，强调应物而变、顺势而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新工匠阶层不仅要将自己的技术理想与国家发展、社会文明、科学理性与产业集群发展接轨，形成个人持续发展的精准框架；还要以“开物成务”“天工人其代之”的超越意志，探索新产业、新技能、新业态、新关联下自然物理、道艺技能与现代产业转型、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契合点、生发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数据、3D打印等高端技术，适时适势而为，开创新技术、新工艺、新生态下“道技合一”、优化发展的工匠生态运行模式。

墨子不主张宗教信仰，“墨子没有提供完备的神学理论，只是将天、鬼置于被仰视、被敬畏的地位来主持人间正义，只具‘器’的功能；天界高于人境，天志约束君权、人欲，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墨子以天的无形权威来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天与鬼在墨家哲学中也只是一个概念范畴”［6］（P162）。在天人关系上墨子主张天人合一，他尊重自然，体认自然，善于从自然规律中发现、提取修身处世、治国理政的道理。墨子提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墨子·法仪》），而“法仪”就是天道，即自然规律。“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墨子·法仪》）若人不守天道，“未上同乎天”，天必降灾惩罚；人类尊重自然，顺应客观规律，也必然会得到恩报，“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墨子·天志上》）。墨子一方面主张践行天道、法天，另一方面又提倡人的强力作为。可见，墨子虽认识到自然秩序的决定性意义，但同时又强调人的主观作为意识，指出人要把握规律、应用规律。基于这样的认知，墨子反对儒家的“天命”说，认为人的生存不是被动的、被限定的。墨子与天合德、体道践行的思想，打通了自然与人文、理性与德性的界限，构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古典模式。

合乎自然、秉持公义、多元融合、协调发展的绿色生态理念，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核心价值观。敬畏自然是人类前行的根本原则，“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是自然可以独立于人类，而人类依赖于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料和适宜人类生存的、可持续的环境保障（包括精神上的感受）。”［7］（P80）要养成工匠技术生态，就必须协调主客观因素，顺应客观规律、社会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使技术实践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上达到统一。另外，还要将技术生态和绿色发展理念融注于创新实践，“必须确立一种新型的文明认知体系，把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推广到生态环境中去，创立新型的人与自然平等的绿色文明理念，反对主宰自然生态的‘人类沙文主义’”［8］（P22）。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体现了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国际担当：一方面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则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降低能源需求、降低碳排放。在新的时代机遇面前，技术技能型产业和工匠面临着巨大的提升与拓展空间，唯有顺应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协同绿色发展理念、树立生态技术意识、坚持技术研发与技术正义的价值并存，才能确保技术应用的正当性与经济生态的安全性，这是新技术、新业态下新型工匠创新发展、智慧发展不可或缺的理念。

四、墨家尚同聚力的价值共识与工匠业态共同体的塑造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中，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实践证明，‘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9］（P19）共商共建、交流互鉴，是国际关系的最佳模式。在国家发展层面，产业形态、数据媒体、现代物流、新能源、新材料以及市场的多元发展，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在质与量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形成了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生产技术、资源环境、数据资本、健康服务等的集群发展和产业共融态势。唯有尊重差异、加强合作、统筹业态、和谐共进，才能促进发展，这是今天产业融合、经济发展的大局所在。在此新业态下，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从数量规模向质量层面转化，智能制造、数字研发、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兴起加深了产业融合的力度和广度，而社会消费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则又细化了产业领域的依存共生态势，多元兼容、合体运作的高智能产业链已成为产业提升的重要模式。由此，开放兼容、合作共赢的群体团队必然成为产业创新、创效的核心力量，而所谓的大国工匠也不再是独立、个体的职业代称，已成为思维活跃、技术尖端、多能融合团队的群体指称，代表了新型人力资源体系中新的生产力组合体、共同体。

人类参与社会的方式不同，由此形成了社会分工。墨子认可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墨子认为，人人各操其业、各从其能就是最大的义事。到明清时期，工匠行业的分类更加成熟，并形成了地域特色，如：“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籋箓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陶庵梦忆·诸工》）当时一个家族、一派师承就能成就一个品牌或一个业种，但聚团创业意识不强。而墨子非常重视集体的意志和群体的效能，“先秦的任何学派，都不具备墨家如此的向心力、凝聚力，以及捍卫墨道、慷慨赴死的集体主义精神”［6］（P201）。在“止楚攻宋”事件中，禽滑厘等三百墨家弟子持械御敌，成功地瓦解了楚国攻宋的计谋；此外，在反映墨子守城备防主张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旗帜》《杂守》等篇章中，墨子不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人员，还动员包括妇孺老幼在内的平民百姓参与军事行动，实现了军民配合的共同协防。可见，墨家在兼爱、尚同的主张中坚守和推崇协谐、合作的伦理价值，并由此形成了墨家弟子捍卫集体利益的意志力和行动力。之于今天的工匠个体，一己的发展能力、格局定位不具有价值，只有与团体价值、群体效能合力协作，才能形成稳定、高效、发展的动态体制，才能有效推进科学决策、资源融合、责任契合、产业预期的达成与实现。中国的载人航天、载人潜艇、大型飞机、北斗导航、超级计算机、高铁装备等一批重大技术成果的实现，无不得力于团队集体创业的投入与实践。工匠阶层是基础的社会生产资源，不仅要在主体自建方面有高度的行业认同感，还要积极建构团队归属感和一体感，在行业秩序和道德情感方面“尚同”于集体意志、团体标准与责任义务。只有组合、共建，才能凝聚实力与创新力，才能提升产业效能与产出价值。

实践证明，动态提升的技术技能、前瞻性的创新视野、行业交叉的践行能力是创业团队必备的素质。因此，现代工匠只有置身强劲的创业团队，才能激发内在的创造力、对外的竞争力，才能于新时代行业发展中保持稳定、强劲、持续的创新力与发展力，勇毅前行，开创未来。

五、结语

新时代工匠业态发展不仅要在“尚巧”“求精”“道技合一”等传统匠心上做好继承、开拓工作，还要确立创新创业的时代责任与生态发展意识，遵循社会规律、自然规律，尊重公序良俗，在公共精神、公共理性的价值层面建构工匠业态素质，以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发展意志、融身团体的合作情怀，遵循诚信包容、创新实干、和谐发展的理念，将个人的进取意志融注于团队的创业实践，服务社会、建功时代，才是对新时代工匠业态、产业生态最好的诠释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