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子薇 周华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100191）

0 引言

中国的陶瓷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始于十九世纪末，其起源与发展要远远晚于书画及青铜器的修复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显示，古书画装裱可追溯到魏晋时期，青铜器修复与复仿制也可追溯到北宋。虽然金缮及锔瓷的发展历史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与陶瓷文物的修复差距甚远。青铜器作为历朝历代礼制的象征被统治阶级所供奉，而书画则因艺术性而被贵族及文人雅士所喜好。而且都要求青铜器、书画传承的“原真性”，这在修复理念上与现代并无二致，也成为古代虽无文物之概念，但修复技法仍然能够被延续使用的原因。但陶瓷器物的金缮及锔瓷无疑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金缮为了陶瓷器的艺术性与观赏性，而锔瓷则为了延续其使用功能，在理念上与文物要求的“原真性”有较大差距。通过调研，笔者发现关于陶瓷修复的专门记载较少，因此本文尝试系统地梳理陶瓷修复材料与工艺的发展历程，滤清其发展脉络。

1 中国古代陶瓷修复材料的发展

中国的古陶瓷修复由来已久，但其产生的年代已经难以考证。陶瓷自从诞生那天开始，人们对于它的制作和修复技术就处在一种无休止的追求中。早期的陶瓷器修复是采用泥沙、沥青和油灰进行黏结的。

在佛教中，作为食器的钵若破损后未修补五次以上，不得更换新钵，以示节约。唐代义净所译《根本萨婆多部律摄》记载了陶钵修补方法，“若瓦钵有孔隙者，用沙塘和泥塞之，以火干炙”（第二十二·乞钵学处），是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僧侣奉行印度陶器补修技艺之例①。

宋代则是以沥青和脂灰修补破碎的瓷器。晚宋周密所编《志雅堂杂钞》记载：“酒醋缸有裂破缝者，先用竹箍定，却于烈日中晒，令十分干，仍用炽炭烧缝上令极热却，以好沥青末糁缝处令溶液入缝内令满，更用火略烘涂开，永不渗漏，胜于油灰多矣。”指用沥青融入充填陶瓷裂缝，并用火烤干涂抹平②。

使用沥青修补陶瓷器在两河流域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过，据周密听闻的说法，采用沥青修补陶瓷的效果要优于油灰修缮的效果。在南宋至元代初期，以油灰补瓷应该是当时的普遍修复技艺。宋人孙升就在《孙公谈圃》提及一位江湖贩子卖修补瓷器用脂灰发迹的事情，可见用脂灰修补陶瓷器在宋代就普及了③。

明代的陶瓷胶黏剂很丰富，在《墨娥小录》中就有用糯米粥和鸡子清混合至黏稠，再加入粉末加以修补的记录。同书还记录熟面筋混合些许石灰制成的黏着剂不仅永不脱落，甚至比锯钉更牢固，以此推测先前糯米粥和鸡子清混合加入的粉末很可能是石灰。不过此种方法的缺点是不可以在水中久浸。而且隆庆年间的《墨娥小录》和崇祯时期的《物理小识》所记述的陶瓷修补方式，都有依据修缮器类的不同而施加不同黏结剂的现象。比如补接宋金时期的河北定窑瓷采用楮树汁涂在破损处再捆紧的做法，而对于宋代官窑瓷的修缮则要用鸡蛋清加石灰，再取青竹烧取竹沥，1∶1混入鸡蛋清中，熬成膏状粘在破损处，之后再处理加工的做法④。此外，明人周晖辑在《金陵琐记》记载了用蜡修补宋代古瓷的案例，并且是将蜡调成了与瓷釉一致的发色，但由于这种方法不具实用性，所以一般用于修补供观赏收藏用的珍贵陶瓷器。在现有资料里，关于用漆修补陶瓷器的案例基本没有发现，反而日本最迟在镰仓时代，已经能见到不少用漆修补的陶瓷考古标本。

可以看出，在修复陶瓷器的材料选择上，国内最早是采用泥沙、油灰和沥青进行简单修补，尤其在宋代用脂灰修补是普遍的情况。明代则出现用天然材料混合成黏结剂用作瓷器修补的情况，如糯米+蛋清+粉末（推测为石灰），或是熟面筋加石灰；也有使用天然植物汁液混合制作黏结剂的，如用楮树汁涂在破损处再捆紧，或是取青竹烧取竹沥，1∶1混入鸡蛋清中，加入石灰，搅拌均匀熬成膏状粘在破损处。

除了调制黏结剂进行陶瓷修复，还有将已经损毁的瓷器捣成灰作为修复原料进行修补的，也有移植同类器物相应部位，再次上釉入窑烧制的。但此种做法失败率高，且嫁接处釉色浑浊，影响美观。而在明代将蜡调成瓷器釉色进行修补的方法因没有实用性，所以更适合珍贵瓷器的修复，反而有点类似当今的古陶瓷保护修复方法。

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古董商为牟利而聘人采用化学材料进行陶瓷器修复。

奇怪的是用大漆进行陶瓷修复在国内历史记载里并无发现，反而在日本能见到很多此类方法补成的陶瓷标本。是国内历史记载出现断层？还是大漆工艺传入日本后，其自主运用到瓷器修复中？又或是金缮工艺在日本的另一个发展？这就有待进一步考证了。

2 中国古代陶瓷修复技术的发展

明万历五年进士王士性《广志绎》记载当时修补缺损的宋代古瓷，曾经将其他已经损毁的同类制品捣碎成灰，以此为原料修补陶瓷缺损部位。在万历十九年高濂的《遵生八笺》提到一种名为“复烧”的陶瓷修补技法，即缺损部位是移植同类器相应的部位，并且上釉入窑烧成，做法极为讲究，缺点是补接部位会釉色浑浊⑤。

瓷都景德镇也对陶瓷修缮方法有所记录。如《景德镇陶录》中记载了景德镇的陶工黏合碗盏的方法：“粘碗盏法，用未蒸熟面筋入筛，净细石灰少许，杵数百下，忽化开入水，以之粘定缚牢，阴干。自不脱，胜于钉钳。但不可水内久浸。又凡瓷器破损，或用糯米粥和鸡子清，研极胶粘，入粉少许，再研，以粘瓷损处，亦固”（《景德镇陶录》卷八），“诸名窑古瓷，如炉欠耳足，瓶损口棱，有以旧补旧，加以釉药，火烧成，与旧制无二，但补处色浑”（《景德镇陶录》卷九）⑥。

而对于传统锔瓷工艺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国内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的陶片上有钻孔痕迹，但由于没有另一片所以不能确定是否为打孔穿绳。而在能查询到的文献资料中，有以下几种关于锔瓷工艺的记载，其中最早有关于锔瓷工艺的文献资料是：《唐诗纪事》中曾记录唐贞和年间，有一个叫胡令能的诗人，“少为负局锼钉之业……世谓胡铰钉者也”，“负”似同《玉篇·金部》中的“以铁缚物”，“局”同“锔”，“负局锼钉之业”疑为“锔瓷”工艺原型⑦。

曾有人提出锔钉工艺相关图像出现在宋代张择端巨型手卷《清明上河图》。但是通过详细比对了三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包括北宋张择端的原版、明代仇英的版本和清代陈枚、孙钴的版本，只是发现画中有许多类似匠人挑担子的形象，但无法辨别出画中人的身份是锔瓷匠人。因此单凭《清明上河图》就确定锔瓷工艺起源于宋代的说法还有待查证。

《墨娥小录》作为元末明初时期的著作，提及“粘碗盏条”所用黏合剂打造要领的记录：“未蒸熟面筋入筛，净石灰少柞百数下，忽然化开，如水，以之粘定，缚牢，阴干，永不脱开，胜如钉钉者远矣，但不可于水内久浸。”这里提到的“钉钉”，指的就是“锔瓷”。

在明正德年间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十卷金刚石（纲目）中，对锔瓷的核心工具—金刚钻，做了明确记述，“其砂可以钻玉补瓷，故谓之钻”。这是中国的锔瓷工艺明确的文献记载⑧。

还有，清乾隆年间周鲲的《村市生涯图册》，关于锔瓷场景的描绘出现于此图册之中。

在明清时期，锔瓷工艺被广泛应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从这时开始，锔瓷工艺开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服务于平民百姓的“粗活”；另一类则是服务于官宦子弟的“细活”。“粗活”一般是百姓家里实用物破损以后，请走街串巷的锔瓷匠人，进行实用性修复，因此“粗活”多局限于“锔盆、锔碗、锔大缸”。另外，与所使用体形粗大宽厚、很易锈蚀的铁锔子不同的是，修补小件器物时也使用铜质锔钉，体形比较小巧。“细活”则是对皇室及达官贵人收藏把玩的出现损坏的瓷器等，进行细致锔瓷，重点不是在器物实用性，而是在器物的观赏性。这就要求锔瓷匠人的技艺更加高超，不仅要修复得更加细巧，还要符合当时的审美价值。锔钉材料除了铁钉也有采用金、银、铜等，根据锔钉大小有花钉、豆钉、米钉、砂钉之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锔瓷工艺的目的逐渐不在于延续器物的使用时间、增强器物的实用性，而转变为通过锔瓷来彰显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财力，所以在后期，达官贵族之间兴起了“锔瓷秀”⑨。

通过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关于锔瓷的记载，可以证明锔瓷工艺在十六世纪中叶的中国已经普遍应用。

直到十七世纪初，欧洲人才了解锔瓷这项技艺，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对这种技术由衷惊叹。在他的《中国见闻札记》中对锔瓷有这样的记载：“锔补修复后的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开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钢丝融合起来，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⑩

中国清代末期邹圹祖的《风俗图册》记录了工匠在街头补瓷的情景。清乾隆时期唐秉钧的《文房肆考图说》载：“（瓷器）有茅庐者，闻苏州虎丘有能修者，名之曰紧。”这个属于有一定知名度的定点补修作坊。

3 陶瓷文物修复理念的发展

西方的文物保护意识体系形成较早，德国、日本等国家也对于文物保护的理念系统化起步较早，所以对于文物的价值界定也比较清楚。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往往观念更加难以改变。中国古代皇权集中，手工业总是为皇权服务，陶瓷器也不例外，尤其瓷器的创烧更加巩固了皇权的地位。如官窑瓷器不能流入民间，必须打碎掩埋，或者各地民窑的上等瓷器需要进贡到宫中等，使得人们的服从意识更强，人们不会想着去建立一套修复体系流传下去[11]。

而民间的修复观念和宫廷不一样，古陶瓷在收藏界的兴盛下甚至能够作为货币商品流通。市场的存在带动了利益，商人们通过种种手段，将器物肆意改动，如将不同的真品残片拼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器物，或者为了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将其入窑二次烧造。此外，直到二十世纪民间还保有锔瓷这种传统修复工艺，然而这种修复因为技术的限制，只注重恢复器物的使用功能，对胎釉造成极大损害，破坏了瓷器的原本面貌，所以不被如今的古瓷器修复采纳。

直到引入现代黏结剂等化工材料之后，修复效果才有显著提高，才更好地满足了博物馆或收藏界的需要。

除了技术上的进步，古陶瓷修复的区别还在于修复观念上的巨大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陶瓷修复技艺由牟利转向为博物馆展出、教育群众等文化事业而服务。古陶瓷修复的目的也由恢复其使用功能，到注重保护其传承的价值信息。修复者的素质也不局限于工艺的好坏，而要提升对于文物保护这一大专业的整体认知和学习能力[12]。

2015年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列举的“原状”概念则更多元化，不再以时间为单位进行衡量，而是考虑了其中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文化价值。我国的文物保护逐渐与世界接轨，不仅体现在理念上，还体现在行动上。

4 如何结合国情建立中国陶瓷文物保护修复体系

中国在陶瓷文物的保护上还需要从修复材料、修复技术、修复理念这几方面不断创新。修复材料是陶瓷文物修复的骨骼，但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研发文物修复材料的企业，导致新的材料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相信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这些短板也会渐渐被弥补上。

修复技术则是陶瓷文物修复的血肉，需要修复者针对不同病害情况采取不同修复方法，而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从其他行业、领域的方法中经过总结、创新，形成适合陶瓷文物修复的技术。

修复理念是陶瓷文物修复的灵魂。从上到下我们始终要遵循文物修复三个基本原则，在这个大方针的指导下展开文物修复工作，之前地方上频频闹出的文物修复“改头换面”事件不应再发生。

笔者还认为目前古陶瓷修复保护工作需要改善的一点就是提高其知名度。一是在国内普及陶瓷文保工作，让广泛群众意识到这一工作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二是在国际上提高我国古陶瓷修复的知名度和话语权。为了达到这两点，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起古陶瓷修复保护的行业性纲领文件，使陶瓷文保行业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我们要逐步地区别开之前民间修复留下来的一些习惯和概念，使之成为两种体系。现有的师徒制度要传承保留，另外还要推进授课教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目前国内有部分高校开设文物保护修复专业，但大部分情况还是在考古学或历史学下开设。

我们应正视文物修复是一门系统的科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并列成为专门学科。只有使公众的认知加以转变，使一些学者的观念加以转变，这个行业的境况才会越来越好。

至于师傅、传承人和学生方面，应建立不同的考核体系进行能力评估。以往的老师傅理论化知识可能不是很系统，那么考核制度就需要着重考虑对手工艺水平的考核体系建设；传承人则在这套体系内尽可能丰富完善理论知识，进行理论与手艺的双重考核；授课制度出来的学生则在侧重理论知识环节的同时，尽可能提高修复水平，同样设立双重考核系统；而授课方式下的老师则需要兼顾理论和修复水平两方面，可以采用校内导师+校外师傅这样的指导形式。

中国已经走在了陶瓷科学保护的道路上，也将会一直不遗余力地走下去。

注释

①义净.根本萨婆多部律摄：第二十二：乞钵学处[M]//谢明良.陶瓷修补术的文化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23-34.

②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M].上海：中华书局，2018.

③⑩孙升.孙公谈圃：卷下[M].上海：中华书局，1991.

④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M]福建：福州文明书局，1936.

⑤王士性.广志绎：卷四[M].上海：中华书局，1997.

⑥蓝浦.景德镇陶录图说：卷九[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⑦向怡泓，王云庆.谈锔瓷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齐鲁艺苑，2017（3）：4-8.

⑧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十卷[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⑨谢明良.陶瓷修补术的文化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23-34.

[11]张宇一.当代国内外陶瓷修复工艺及理念的比较研究[D].景德镇：景德镇陶瓷大学，2021.

[12]于晨.文物保护理念发展中的争议与共识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