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碑刻研究

2023-04-15李婷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3年3期

李婷

[曹县文物保护中心（曹县博物馆），山东曹县 274400]

0 引言

中国古代碑刻是人们用以表墓、追颂死者生平事迹或祭祀神灵、记载重大事件等的原始石刻文字。历经2000多年，仍经久不衰，在我国分布较广，形式多样、数量多样，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内容，是重要的第一史料。在石头上刻字记事，就产生了碑文。碑文用的是记事性文体，往往保存许多珍贵资料，故碑刻历来为后世所珍重。中国历史悠久，文运祚昌，薪火传承，遗留下来的大量史籍典章中，也包含有历朝历代的各类碑刻记铭。目前存世的碑刻，年代最早的要属战国时代的秦《石鼓文》。碑刻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与演变，成为记录历史、文化、经济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分析碑刻的产生、演变、结构、种类，探寻碑刻作为第一史料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对于当下研究区域历史沿革有着重要作用。

1 碑刻的作用、种类和碑刻价值

碑刻，即含有文字内容的石刻，是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记录着某一地区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等重要内容，极具现实和潜在价值。

1.1 碑刻的作用

碑刻在史料方面的价值具有双重性，既反映区域社会与民间生活，也反映国家或地方性制度。古代，立碑程序烦琐，所刻文字也需要经过反复斟酌。一般而言，立碑是一件大事，需要首先得到认同，而后再“立”。碑刻具有一定的时代印记，反映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心态。诗名千秋，碑刻实录，千年人文之举，大多就是因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能工巧匠的镌刻铭记而流传至今的。

中国古代碑刻，在地面立石作为永久性纪念物或者标记物。中国最早的碑刻为战国时代的秦《石鼓文》，那个时期的碑刻多为祭祀或纪念之用；而在后期，随着碑刻的用途越来越广，其作用也越来越多。早期碑刻多用于记事、刻经或作为墓表，明清时期发现的大量碑刻，用途则大为广泛，种类繁多，主要有墓碑、造像碑、建筑记事碑、功德碑、石经幢、石经、摩崖刻石等。现在，我们研究这些碑刻石刻，因为它们有着强大的证史、补史、正史之作用。这些存留的碑刻涉及面庞杂，门类甚广，除有历史沿革、宗教流布、祠庙祭祀、官府禁令、典章告示之外，还涉及农业、水利、商业、手工业、交通、军事、教育、习俗等诸多内容。

1.2 碑刻的种类与价值

1.2.1 碑铭记事

石碑既可以载事，也可以记人，且载事必涉人，记人必及事，但各有侧重。刻碑的过程及其在物理空间的存失是一段历史，碑刻上记载的更是一段历史，且往往是鼓角争鸣、风云激荡的历史。所以，不论何种碑刻，特别是以载事为主的石碑，不论是刻碑的历史还是碑刻上的历史，都是研究地方史志不可忽略的资料。

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碑刻大多是记载历史上重要史实的记事碑刻。例如：《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其为西夏文碑刻，是研究西夏文字的重要资料；《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其是宋代大理国碑刻，是记载我国云南省少数民族历史和大理国官制的重要资料；《汾阴后土庙图碑》，为金代碑刻，存于山西省万荣县后土庙内，该碑图为已知最完整的北宋祠庙图之一；《晋辟雍碑》，为中国现存晋碑中最大最完整者，是西晋皇室于洛阳城南辟雍所立的碑，记载晋武帝司马炎设立学官、兴办太学，亲临辟雍巡视讲演及皇太子司马衷再莅辟雍等事；南宋名碑《天文图》，该碑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完整的以石刻形式呈现的天文图碑，在我国碑文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作用，主要保存了我国11世纪恒星观测的部分资料，提供了古代星宿位置的重要信息，对于我国天文历史研究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另外还有一大批反映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内容的碑刻，如《大金得胜陀颂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清代入藏西安碑林最重要的一块唐碑，也是碑林现存历代碑刻中知名度最高、被中外学者研究最多的一块。它记述了唐代初年，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并在华夏大地上活跃了200余年的史实，是研究大唐盛世中西文化交流珍贵而难得的实物证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于唐建中二年（781），由曾任金紫光禄大夫朔方节度副使的景教僧伊斯出资，伊斯之子景净撰文，吕秀岩书写。还有《好太王碑》《南诏德化碑》《契丹文石刻》《女真文石刻》《西夏文石刻》《唐蕃会盟碑》等碑刻，均为我们研究中国各民族大团结提供了许多新鲜可信的资料。

1.2.2 碑碣

石碑方首者称碑，圆首者称碣，后多不分。古人把长方形的石刻叫作“碑”，把圆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石刻叫作“碣”。

1.2.3 石经

石经是指中国古代将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刻于石碑、摩崖上以保存流传者。儒家石经著名的有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五代《蜀石经》、北宋《汴学石经》、南宋《宋高宗御书石经》和清石经七种。佛教石经出现于北魏末，以北京云居寺《房山石经》最为著名。道教石经始于唐代中期，宋元时盛行，内容主要是《道德经》。

1.2.4 经幢

经幢是中国古代宗教石刻，幢体分为幢座、幢身、幢顶三段，幢身多为八面体，也有六面和四面的，常刻有佛经或佛像。现存最早的实物为陕西省富平的唐永昌元年（689）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1.2.5 墓志铭

墓志铭是墓葬中随葬的刻有死者生平和家世的铭刻物，以石质为最多。最早见于东汉和西晋墓中，南北朝时期方形墓志成为固定形式，隋唐后志盖相合成为定制。墓志志文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既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又是墓葬可靠的断代凭据。

1.2.6 摩崖刻石

摩崖刻石分布广泛，《石门颂》《石门铭》《刘平国刻石》《山河堰碑》《元代蒙文碑》《峄山刻石》《畜君开道碑》等大多是历代书法作品的上乘之作。

1.2.7 造像碑

造像碑是中国古代雕有造像的碑形石刻，多见于陕西、河南、山东等地，一般上部刻有造像，下部刻有造像缘由和造像者的基本情况等。造像题材以佛教为主，风格与同时期石窟造像相近，是研究古代宗教艺术及宗教史的重要实物。

2 碑刻的形制与沿革

2.1 形制

一般碑刻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碑首，首中有额；中部为碑身；下部为碑座。

碑额：一般刻于碑首正中，用于显示碑主的身份和额题。题写碑额以篆书最为常见，也有只题年代的，如“大元”“大明”“皇清”等。

碑身：一般为长方体，少量为正方体柱状，是碑文书写的主要载体。右侧一般题写碑题，左侧为碑款，中间为碑文。如《方尖碑》就是一块尖顶方柱状纪念石碑，尖顶碑多见于古埃及。

碑座：以须弥座、贔屃座和平台方座为主。贔屃座是以一种似龟非龟的动物为趺，名曰贔屃，传说是龙的儿子，擅长负重，故用以驮碑。

2.2 沿革

中国最早出现的碑刻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石鼓文》，因石刻形状似石鼓而得名，共有10件。原在陕西凤翔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各刻四言诗一篇，现仅存272字，字体为近似《说文解字》所称的籀文，是秦国特有的文字风格。

秦刻石，共有峄山、泰山、琅琊、芝罘、东观、碣石和会稽七石，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各地时，为自己歌功颂德纪功所勒石刻，字体均为秦小篆。真正意义上用来镌刻文字并称为“碑”的石刻，始于东汉。从那时起，碑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是在其中加入了文字，碑的纪念性增强。战国到秦代是中国古代碑刻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碑刻较为自由，刻铭文字短。而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中国的碑刻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主要是这个时期的碑刻更加注重形和文字，开始出现了全新意义上的石碑，还有摩崖、石经等。这个时期碑刻数量大、内容丰富，且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石碑，如《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曲阜市文物局藏），《张景碑》（南阳市博物馆藏），《张迁碑》（泰安岱庙）。这些汉碑，历来被视为国之瑰宝，为历代世人所珍重。《张猛龙碑》是魏碑的代表。魏晋时期虽然一直有禁碑的规矩，但埋入墓中的小型墓碑有大量流传下来。洛阳龙门石窟中的《伊阙佛龛之碑》是唐代名臣褚遂良所书碑刻中的最大者，被誉为初唐楷体的佳例。宋元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刻贴之风的兴起，此风一直延至明清。

3 历代碑刻石刻的研究和著录

正是因为历代碑刻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历代史家均对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和著录。宋代诞生了非常兴盛的金石学，《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金石录》《隶释》《金石索》《金石萃编》《宝刻丛编》《集古录》《语石》《寰宇访碑录》《元代白话碑》《河朔访古记》《八琼室金石补正》《阙里文献考》等一大批碑石研究和著录的成果相继问世，为后人研究和了解古代碑刻石刻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4 著名碑林博物馆

4.1 西安碑林

西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西安有众多博物馆，其中西安碑林博物馆更是闻名于世。自宋元祐二年（1087）《开成石经》《石台孝经》《颜氏家庙碑》等著名碑刻迁至今碑林所在地，经过了元、明、清以及民国的历代维修和增建，规模不断得到扩大。当前西安碑林所藏碑刻，数量多、体例大、内容丰富，碑刻的时间跨度达2000年。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刻、墓碑时间最早的地方，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唐代《开成石经》，还可以看到诸多精湛书法名碑、历代墓志以及精美的汉唐石雕艺术品。这些石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使西安碑林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共同财富。

4.2 苏州碑刻博物馆

苏州碑刻博物馆是专门收藏、研究以及复制古代碑刻的博物馆。博物馆馆舍苏州文庙府学始建于1035年，至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明清时期，苏州就是著名的大都会，商市汇集，手工业更是位于全国之首。在当时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很多有关经济的碑刻，对研究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苏州碑刻博物馆馆藏碑刻1300余方，不仅有宋代以来的明碑、工商经济碑，还有明清以来的各类孤本、托片等。馆藏的《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平江图》等都是著名的碑刻，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内涵都对于今天研究当时的历史有着突出作用。

5 从田野调查所见碑刻说起

竖立在庙堂之上或名人墓前的碑刻，受到历代人们的关注和尊崇，并一直发挥着它们无穷的书法魅力。而那些散落在荒郊野外的碑石，其命运就不可想象了，千百年来，它们只是默默地向来来往往经过的人们，诉说着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浩瀚的文化、深邃的思想、丰富的哲理。诸多湮没乡野的碑刻资料并未得到更多的发现和认识。得益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启动，文物普查工作队对散存在野外的石刻碑刻有了一个全面的调查和记录。新发现的一大批石刻碑刻材料为我们了解民间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碑刻被称为传世文献之外的史书、史书之外的档案馆。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各地都大力开展各自文化挖掘。从石刻发掘出土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清代和民国，但是保存状况不一，虽有残缺，但也为研究各地历史提供了材料和佐证。

从一块块碑刻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当地贤士大夫或庀材鸠工创建新庙、重整旧殿，大都勒之于石。故目前所见碑刻仍以建庙修庙碑刻居多，并且不少碑碣是记叙重修经过的，镌诸青石，以求垂之永久。碑中所记创建、重修的明清庙宇、祠堂等建筑能留到现在的已经很少，宋元建筑现在更是不太可能看到了。但这些散落的石碑，可能是那些久远年代的幸存者，它们完全有可能是当年历史事件流传至今的唯一物证。这些碑文时至今日依然折射出丰富的现实内涵，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文献线索。除上述建庙修庙碑刻之外，还发现有告示碑、祖茔碑、德行碑、祭文碑、讽经建醮碑、感恩碑、地界碑等多种题材的碑刻。

一块碑刻，虽只是记载一件事情，但其所包含的信息量之广，往往不被人所深知。如曲阜发现的立于清道光十九年的《郭家堂重修玄帝庙碑》，碑文对玄帝进行了介绍、并记述了郭家堂玄帝庙始建年代及由于年久失修，四方善士募金对其进行重修的经过。很普通的一块修庙碑，但在其落款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其他信息。据此碑倡修同人所记，参加此次修庙建设的人员，包括好多曲阜名士在内，总共达300多人，63种姓氏，其中毕姓、澹台姓最多，可谓集众力而成。此外还有20多个商业店铺，包括仁德堂、合成号、中和堂、广隆店、永发号、德兴号、永和号、正谊堂等。这些重要的姓名录和商店名录，对研究当时曲阜的历史人物和商业史以及民间贸易事业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