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明，唐嘉蔚

（1.成都体育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2.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一、皮影及其研究概述

“皮影，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戏剧，可上溯到秦汉，直到宋朝、明清时期散落民间，成为民众文化娱乐的方式。它集绘画、雕刻、戏曲、音乐和影光于一体，由艺人操纵牛皮或驴皮雕刻的人物、道具，通过灯光照射，投影在影布上进行表演，是一门独具特色、极富魅力的传统艺术。”①成都皮影俗称“灯影儿”，以半透明的黄牛皮为原料雕刻而成，艺人借助影幕（亮子）后的光源照射，在幕后操纵，表演戏剧故事，具有浓郁的成都地方特色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2000年以来，关于皮影的研究越来越多，如四川大学教授江玉祥（2001）对四川皮影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详细梳理阐释；罗兰秋（2017）对成都大皮影的审美现代性与开发路径进行研究；耿鸿业从现代数字化技术视角对皮影戏进行应用研究等。从符号学视角解读皮影文化的研究较少，比如，靳琰、王九峰（2016）采用符号学对庆阳皮影的文化内涵进行研究；李芳芳、汤红娟（2017）从符号学视阈下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三个方面对四川皮影戏英译进行解读；李璐（2020）以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对唐山皮影戏的文化意义进行探讨。但是，前人没有从符号学角度对成都皮影进行解读和研究。符号学是一门关于意义的学说。“符号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②本文运用符号学思想与分析法，结合川剧与成都本土文化，研究、解读成都皮影文化。

二、成都皮影的研究价值与功能

成都皮影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探讨其源头，有“陕西传入说”“原有皮影说”“李定国、吴三桂等人带入四川说”“来自京城说”以及令人赞同与认可的“综合说”。“综合说”由四川大学江玉祥提出，“明末清初，张献忠、刘文秀等农民起义军把湖北皮影带到了川北地区。清康熙年间，云南皮影随吴三桂的军队传进四川。从东部和南部进川的外省皮影，与四川原有的皮影碰撞融合，在川北山乡形成了一种老艺人口耳相传的川北‘土灯影’。来自陕西的‘渭南影子’与川北‘土灯影’融合并于清嘉庆年间引入川西地带；清咸丰年间，川西的匠人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川北‘土灯影’为基底，创作了全新的高难度的成都皮影。”③作为四川皮影的典型代表，成都皮影具有独特的川西文化风韵与成都地方特色。成都皮影极具历史文化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于2007年入选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成都皮影的繁荣与本地的民俗文化息息相关。“自清代以来，以祭祀土地神而得名的成都‘土地会’使街坊之间联络紧密，相互合作。那时清明佳节将至，人们会举行名曰‘打清醮’的仪式，一些土地会临时邀请灯影班子在附近街区或院坝上演灯影戏，虽没有大张旗鼓，却也人声鼎沸。”④由此可见，成都皮影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研究价值。

成都皮影表现出大众化与艺术化的功能。一是娱乐休闲功能，成都皮影是当地人生活中经常观看的表演形式；二是历史传授功能，成都皮影不仅诉说了自身的历史故事，而且反映着成都的历史发展与风土人情；三是文化教育功能，比如皮影剧目《桃园结义》《白蛇传》等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劝恶行善的思想。成都皮影闻名于海内外，本质上体现了受众被皮影符号背后的文化意义深深吸引。

三、成都皮影符号的分类

符号学专家赵毅衡教授指出，“文化是一个社会表意活动的总集合”。成都皮影是动态语境下民俗文化的表征，影戏表演中蕴含着蜀文化的基因。皮尔斯根据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将其分为三种：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笔者认为，成都皮影符号也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像似符号

像似符号指向对象靠的是“像似性”，即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东西，因为与之相似。成都皮影被本地人称为“灯影儿”，其充分体现了像似性。像似性分三级：形象式像似、图表式像似、比喻式像似。形象式像似符号是外形上的像似，成都皮影表演中的人物、环境是对现实对象、环境的模仿与再现。比喻式像似其实是一种抽象的“拟态”像似，例如，用筑高台这一形式象征权力的高高在上，君主称霸登基仿拟了一种权力制约的尊卑关系。成都皮影环境呈现巧妙地运用一桌二椅的影窗布景，增添意境，凸显人无可替代的地位。

（二）指示符号

“指示符只是促使接收者把注意力引向对象，所以皮尔斯称指示性的效果是一种‘间接反应’，仅仅是引导接收者注意力导向对象，并未直接传达意义信息，因为指示符号并非一种再现。”⑤成都皮影的造型设计指示着相应的对象，其中，不同的头茬指示着生旦净末丑。比如，武小生凤眼皱眉，指示其英俊骁勇。武小生细目平眉，指示其沉着安详。此外，“文戴纱帽武顶盔，文穿官衣武着蟒”，也是一种指示符号的话语。

（三）规约符号

规约符号与前两种符号不同，其与对象之间没有理据性的连接，而靠社会约定符号与意义的关系。“事实上，规约符号遵循所在社团在符号形式与指称对象之间所建立的习惯性对应。”⑥成都皮影戏中，皮影作为演出时的线索，反映了传统社会的文化意象与风俗。剧目《砍五刀》讲述群众对谋财害命的恶僧进行斗争，最终火焚贼巢的故事。剧目《情探》表现了焦桂英被负心的王魁抛弃，愤怒地到海神庙斥责海神不履行誓言、惩办恶贼的故事。成都皮影习惯在悲剧中穿插一点喜剧成分，来调节舞台氛围。在剧目《打判官》中，判官妻子痛打利用职权、强迫年轻女鬼的判官，这不仅是对贪官污吏的揭露批判，而且告诉人们不要迷信阴间鬼神。由上可知，成都皮影作为民间艺术传播的一种规约符号，彰显了历史文化底蕴与社会风俗。

四、成都皮影的符号推演

（一）双轴关系：聚合轴与组合轴

符号文本有两个展开向度，即组合轴与聚合轴。双轴观念是索绪尔首先提出来的，组合轴是指一些符号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式，而聚合轴是“凭记忆而组合的潜藏的系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雅柯布森认为，聚合轴功能是比较与选择，组合轴功能是邻接黏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都皮影角色脸谱、髯口及道具，汲取了蜀锦、蜀绣、绵竹年画等民间艺术精华，图案装饰，精当凝练；雕花敷彩，配搭和谐；象征寓意，变化多端；颜色鲜艳，形象生动。成都皮影组合于民间艺术的杂糅，象征着本土影戏的文化便隐藏在幕后。聚合轴与组合轴的操作是同时发生的，聚合的是隐藏在幕后的本土历史经验与社会民俗文化，组合完成后，成都皮影最终的外表样式、表演方式显现出来。

（二）伴随文本中的前文本与后文本

“任何符号，与其组合成的所谓‘文本’：一首歌，一套家具，一幅画，一顿饭，一个案件，一场比赛，只要表现意义，其表达层面都可以称作符号文本。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并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⑦伴随着符号文本一起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即伴随文本。在文本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留下的痕迹，称作生成性伴随文本。其中，前文本是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与克里斯特瓦的“文本间性”相似。与先文本有着特殊关系的是后文本，即后出的文本承接某个先出的文本。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皮影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先前“文本”的影响，蜀锦、蜀绣的颜色染料，绵竹年画的造型轮廓等对“后文本”成都皮影的形成和演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双重焦点的作用正是克里斯特瓦提到的“互文性”，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在克里斯特瓦的体系中，互文性既不是某一类文本的文类特征，也不是具有某种文类特征的文本，而是一切文本的基本特征，是来自其他文本的语句在当前文本中被重置、被打乱、被重新分配的动态过程（结构化过程）。”⑧

（三）艺术中的出位之思，风格作为标出特征

“出位之思指的是一种媒介欲超越其自身的表现性能而进入另一种媒介擅长表现的状态。”⑨在符号学中，出位之思是任何艺术体裁都可能有的对另一种体裁的仰慕，是在一种体裁内模仿另一种体裁效果的努力，是一种风格追求。成都皮影模仿着川剧的风格，川剧也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成都皮影的艺术成果。一是成都皮影的演具、衣帽、花纹都与川剧相同。看皮影就是看川剧，看皮影成了成都市民重要的艺术观赏和民俗活动。二是成都皮影的唱腔、锣鼓也与川剧吻合。成都皮影的演唱声腔和锣鼓伴奏，完全采用川剧形式，凡能唱皮影戏者，就能唱川剧。三是仿川剧的成都皮影的人物造型既抽象又具体，既夸张又真实。通过欣赏成都皮影的头茬脸谱以及头饰的雕刻等外观，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川西地域的独特风格，在文化之中的民俗性则成了标出特征。反过来，成都皮影的发展对川剧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成都皮影中的人物角色的灯影身法使得川剧也对其进行效仿。

五、结语

成都皮影让人惊叹，其不仅具有外形美和表演美，而且具有“完美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表现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其携带着广泛而深层次的巴蜀文化意义。成都皮影的制作结构同艺术成就具有组合轴、聚合轴的双轴关系。成都皮影作为“后文本”，被蜀锦、蜀绣、绵竹年画等“前文本”影响。在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成都皮影与川剧在体裁上互相模仿，在出位之思的作用中形成了独特的皮影风格。但是，成都皮影短暂的辉煌在我们的生活中仅留下了只言片语，它正在慢慢离去。如今，传统成都皮影的传承人逐渐减少，甚至呈现出艺人被迫转行的趋势。若成都皮影只能摆在博物馆里而不能出现在人们生活中，那必定是历史遗憾与时代悲哀。基于此，本文从符号学视角解读成都皮影的文化意义，不仅为了研究其学术价值，而且希望更多的国人能注重其保护、传承与创新。2023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成都举办。其中，开闭幕式创意文案金奖得主之一的罗兰秋设计的文案名称为《成都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火炬传递——点火”仪式创意文案》。这部作品中火炬传递使用皮影戏和中国传统“走马灯”形式，设计川蜀女子、关羽、诸葛亮等人物形象，巧妙地展示城市文化底蕴和川蜀非遗文化。成都皮影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和艺术可借助此类平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注释：

①付敏,林元亨,吴燕子.成都皮影:戏里戏外话春秋[J].西部广播电视,2008,(04):70-77.

②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③李龙.四川皮影艺术发展史概略[A].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2020论文汇编[C].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2020:16-27.

④戴德源.果然皮里有春秋——成都灯影戏溯考[J].四川戏剧,1992,(05):51-54+75.

⑤赵毅衡.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06):104-113.

⑥丁尔苏.释意方法与符号分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19-23.

⑦赵毅衡.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J].文艺理论研究,2010,(02):2-8.

⑧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03):19-30.

⑨龙迪勇.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J].河北学刊,2016,36(06):8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