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

对于具身传播（embodiment communication）的界定在学界仍有争议，但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理解为将具身认知或具身立场引入传播和身体研究而形成的新传播类型。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认知观念，具身性（embodiment）的引入可以说为反思既有传播观念以及观照新的媒介技术实践提供了新的逻辑切入点①，而直接通过身体进行传播的Vlog，则成为具身传播实践和研究的极佳案例。Vlog的具身传播对于身体的关注无疑凸显了“身体作为主体”这一命题，在高度视觉化和高感官体验的现代互联网社会，Vlog真正的主体即是作为影像视觉呈现的“身体”。而作为新媒介的Vlog，也就自然成为一种身体的或关乎身体的媒介。

Vlog的具身传播充分联系着身体与技术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技术现象学者唐·伊德（Don Ihde）提出了“技术具身”的概念，认为“借助技术把实践具身化，这最终是一种与世界的生存关系”②。他将“人—技术”关系划分为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诠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 和它异关系 （alterity relations）。在唐·伊德的叙述中，真正指涉“具身”的是前三种关系，因此对于技术具身的理解，实际上应该把除它异关系（标识的是技术离身）之外的其他三种关系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从技术单向具身于人的狭义观念中跳脱出来，我们最终能够得到一个技术与人的双向互动关系，即“技术具身于人，人具身于技术”③。事实上，技术具身的这种双向实践非常符合Vlog的制作和生成模式，或者说Vlog的制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技术具身的媒介实践，而这种Vlog的具身实践勾连着的便是人与世界，也即“人—世界”的感知。

Vlog的制作通过个人记录和自我讲述的影像化，再经由网络媒体传递给观众，不仅“凸显了日常生活中人通过媒介技术展开的具身化行动与体验”④，还打破了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⑤，在身心一体的建构中实现了它“作为生活”的传播目的。与此同时，在对Vlog的考察中我们能够发现，Vlog的具身传播实际上是在一种“虚拟的在场”上进行实践的，并且通过直观的身体展演实现了其作为文化的意义表征。

一、“作为生活”的Vlog传播

自2016年以来，Vlog作为一种新的视频形式，在中国迅猛发展，“用户—Vlog—受众”开始成为新生代网民进行内容生产和内容分享的新型媒介形式。在经由用户到受众的传播过程中，Vlog的具身传播在凸显身体的同时，也在标榜个性化和真实化的生活呈现。如果从Vlog的空间场景设置、内容涉及面向、个人语言表达等多个方面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Vlog的具身传播方式是一种极具生活化、贴近生活真实的传播方式。不妨说，这是一种“作为生活”的Vlog传播。

首先，Vlog所呈现的场景是真实的生活空间。与演播室的虚拟空间不同，生活空间能够带给受众一种更加舒适的真实感，甚至是真正身临其境的奇妙感受。通过对日常生活场景或旅途中实景空间等的呈现，制作者达到了引发受众共鸣的目的。其次，Vlog的制作和传播基本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种题材之下的Vlog不时传达出作者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理解，很容易唤起受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最后，Vlogers（Vlog制作者）的语言表达呈现出一种具有个人化或个性化倾向的风格特征。Vlog作品凸显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和自我表达风格。在风格各异、表达不一的Vlog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个人喜好和差异化的人格魅力。与此同时，Vlog创作的内容很多都有较高的审美水平。在高审美的画面和故事呈现中，Vlogers通过极具个性化和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向受众传达出一种美好生活的话语。

“作为生活”的具身传播在各个类别的Vlog中得以显现，“Vlog+”系列成为实践和实现Vlog生活化表征的重要力量。在消费主义的视域下，“Vlog+明星”“Vlog+广告”等已成为Vlog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道格拉斯·凯尔纳意义上“媒体文化的偶像式符码和日常生活中的众神”⑥，明星参与Vlog制作已经形成一种趋势和潮流，而明星自身也作为Vlog具身呈现的主要部分，传达出代表明星形象、吸引受众的生活话语。2018年被誉为中国“Vlog发展元年”，出现了一大批明星Vlog和Vlog广告。欧阳娜娜Vlog的出现，直接开启了中国明星群体参与Vlog实践的“Vlog+明星”时代。而Vlog广告的头部创作者主要是知名Vlogers和进行Vlog创作的明星代言人。2018年，欧阳娜娜为匡威的品牌推广录制了名为《我的星期天》的Vlog广告，将商业性质的品牌推广内嵌在她一天的日常生活中，其生动有趣的生活化呈现使得广告呈现不自觉地由商业视角转向用户视角，极大地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此时，Vlog中的具身呈现已然起到了弱化商业属性、消解受众认知的目的。

除了消费主义视域下的“Vlog+明星”“Vlog+广告”等形式外，“作为生活”的Vlog传播还体现在为主流话语赋能、为社会民生服务等的多种Vlog中。自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的“Vlog+新闻”受到广泛关注以来，这一类型的Vlog开始成为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新形式。“Vlog+新闻”与传统新闻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社交属性的呈现，其生活化、日常化的表达以一种诙谐、幽默的风格解构着受众对于传统新闻的刻板印象和既有感知。以2019年11月9日至15日的“康辉的Vlog”第一季“大国外交最前线”系列作品为例，其活泼、有趣的视频风格打破了以往传统新闻的固有严肃感，实现了权威性和娱乐性的统一。此外，当下的Vlog还发展出一些新形态，其“作为生活”的具身表达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进行呈现。例如新民晚报“上海时刻”平台出品的体现和弘扬2020年抗疫精神的《抗疫·佑国Vlog》便是Vlog与纪录片结合的产物。这种“Vlog+纪录片”的创新，不仅服务于社会民生，而且对Vlog具身传播的表达同样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二、“身体”的回归与“缺席的在场”

遵循媒介考古学的考察路径，可以发现媒介形态的“虚拟化”自古有之，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寓言。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里，黑暗山洞里无法转身的囚徒极其自觉地将洞壁上投射出的火光下的影子指认为真实，但是这种真实实际上是囚徒们大脑感知出的幻象，是一种主观虚构的虚拟化现实。从柏拉图洞穴到当前互联网社会以VR（虚拟现实）、智能可穿戴设备等为代表的新“虚拟化”媒介形态，所谓的虚拟媒介不仅成为大脑知觉反应或认知现象的延伸，还标识了人的无边想象力，并以这种想象力的“在场”呼应着事实上的“缺席”。Vlog亦是如此，对于Vlogers身体的感知存在于受众的大脑中，我们正是经由这种感知呼唤着生活的现实。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身体的感知是被“重启”的。印刷术的出现和广播的盛行，使得身体感知被迫缺席，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超越了身体语言，直到后革命时代的到来，存在于人类感知中的身体才再度被强烈地感知。如果说电影的出现标志是从前现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断裂和跃迁，那么我们一旦反身质询媒介技术的发明史，便会发现身体影像的出现标识同样是一个媒介断代史的时刻，一个媒介异变的时刻，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人类感知主体的“身体”再度回归的时刻。

从媒介形态的发展来看，历史上的媒介形态经历了“身体媒介”“无身体媒介”“身体化媒介”和“类身体媒介”四个阶段。“身体媒介”时代的身体是肉身的在场，“无身体媒介”时代的身体处于缺席或隐退位置，“身体化媒介”时代的身体是虚拟在场（身体不直接出现，但发挥系统功能），“类身体媒介”时代的身体是技术真实下的虚拟在场（与“身体媒介”时代有着相同或近似相同的体验，但肉身无需真正接触）。⑦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作为媒介的Vlog应当归属于身体化媒介。通过Vlog所表征的身体虽然并没有直接出现在现实空间，但此间的身体在观众的想象空间中已然实践着作为真实身体的表意功能和媒介事实，并借由观众的想象性感知实现其颇为独特的“在场”。当然，这样的“在场”明显也必定是虚拟或虚拟化的。

事实上，媒介形态的这种发展/变异是伴随着媒介革命而产生的，在一次又一次的媒介革命背后，暗藏的是对作为感知同时也作为媒介的“身体”——出现后消失、消失后再度出现——的询唤过程。这样的询唤，使得在Vlog的传受关系中，新回归的“身体”有了一种强烈的在场感，并在传受双方之间再度强化了对受者一方的感染和刺激作用，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虚拟的在场”，当然同时也是“缺席的在场”。这种“虚拟的在场”不仅使长期被忽视或者说被旁置的身体再度强势回到世界感知的中央，而且打破了对技术离身的虚幻想象，实现了为技术神话祛魅的目的。除此之外，有别于现代电影理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对影院机制双重“缺席”与双重“在场”的叙述，Vlog之于观众的所谓“虚拟的在场”虽然仍旧指涉着作为身体在现实的缺席以及作为身体在虚拟空间中的在场，但这种“缺席的在场”已经不再是麦茨意义上水族馆式的旁观和窥视（起码不仅仅是），而成为事实上的一种“真实的凝视”，多出了某种近乎生活化或表征生活化的“真实”体验。

三、认知暧昧：身体与媒介的互动关系

20世纪以来，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既有结果——人工智能、大数据、3D打印等数字技术的出现——催生了新的技术形式和媒介形态，在新技术的作用下，Vlog应运而生。作为技术革命的衍生品，Vlog因其特有的媒介属性，与人类的身体和意识密切相关，间接成为技术与具身的同在之所。而所谓的具身传播实际上指涉的就是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亦即身体与媒介的关系问题。对于Vlog而言，身体和媒介贯穿了Vlog的视频制作、流通传播、受众反馈等各个层面和阶段。因此，在深入探究Vlog的具身传播之时，我们有必要再度廓清并重新审视“身体”与“媒介”的内在关系。

对于身体与媒介的关系论争历来有之，一个典型的代表是当代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他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指涉的是以身体去想象、丈量和隐喻媒体，其理论核心是身体的感觉。而与之截然对立的是媒介考古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后人类媒介观念。在基特勒看来，“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一说法内藏了“身体”决定“媒介”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一切媒介都被麦克卢汉视为人类身体感官的延伸和拓展，或者说媒介其实就是身体的“假肢”。基特勒坚决否定“媒介延伸论”的说法，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并不相信这种古老的命题，即媒介是身体的假肢……而我认为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媒介（包括书和书面语）的发展是独立于身体的。”⑧

客观地讲，从麦克卢汉到基特勒，我们经验到的不仅仅是“身体—媒介”的认知转向，还是人类主义向后人类主义的思想转向。应当说，伴随着生命的产生，身体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物已然存在，但是真正意义上“身体”概念的出现却是通过人类的感知活动实现的，而这种感知活动所依赖的介质正是媒介。然而，并不能就此断言媒介“决定”身体，事实上，身体与媒介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决定”“独立”等词汇草率下定论，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动态且相互作用的。我们通过媒介来指认身体，但同时身体也作为一种媒介被人们感知，媒介和身体在传播过程中必然是双向互动的。基于这种互动关系，如果我们将身体视为一种既有的或者与生俱来的媒介，那么作为媒介的Vlog，其外在形式或技术外壳之下包裹的就是作为身体的内在。Vlog受众通过媒介形式成功感知并经验到作为身体呈现的Vlogers，而Vlogers同样作为一种身体化媒介被受众指认，以极其逼真的“虚拟在场”询唤着观众的认同和共情。

此外，在身体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下，Vlog的制作多是一种美好生活的呈现，或者说，Vlog负载的是一种所谓“好”的建构。在这种“好”的建构中，我们不期然看到了“景观”的出现。不论是何种Vlog，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居伊·德波意义上的“景观”特质。当Vlog成为一种“景观”时，我们虽然仍能经验到传受双方的所谓对话，但这种对话事实上已是伪对话，指涉的不仅是身体，而且关乎主体的意志和某种有意识的展演。

四、文化表征：作为“身体的展演”

自2016年以来，Vlog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蛰伏到大规模涌现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Vlog的用户及受众已经进入各大社交媒体。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Vlog逐渐获得了文化的意义，并日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Vlog文化表征的是其不可避免的身体呈现，而这种身体的呈现同时也呼唤了一种传受双方新的对话可能。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可能必定是伪对话的可能。

“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⑨对于作为文化的Vlog而言，其用于会话的工具显然是“身体”，准确地说，是“身体的展演”。这种“身体的展演”呈现的并不是作为能指主体的Vlogers真实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看到的形象。大多数时候，在一个确定的影像系统中（前提是有人的存在），身体是最能引起视觉刺激和情感共鸣的符号或媒介象征。通过肢体运动、表情变化等方式，询唤的是作为缺席者存在的未来观众的内在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在Vlog的制作中，这种身体的呈现是通过表演实现的。在镜头前的身体呈现必然带有自觉或不自觉的表演性质，特别是当呈现的主体已知晓其呈现最终会流通到观众视野时。

事实上，当Vlogers将自己的身体媒介化并进入传播渠道时，也预示了或者说同步进行着原初身体的死亡。死亡亦即新生，媒介化的身体开始以一种角色扮演的身体出现在受众面前。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在社会情境定义中，人们自然而然习以为常戴着面具生活，表演便成了约定俗成的做法。”⑩戈夫曼提出了“角色扮演”和“自我呈现”两个概念，在他看来，人们为了实现最完美的“自我呈现”，会在各种互动的社会情境中下意识地进行“角色扮演”，而Vlogers的身体展演同样如此。在长时间的曝光中，Vlogers受到来自公共空间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也造成了制作者们创作上的压力，使得制作者内在地希望通过表演来达到某种期待视野。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事实：Vlogers一方面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真实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极为克制地表现真实且有意引导观众的视线和情感。

如同微信朋友圈所具有的某种伪真实性，Vlogers的身体展演同样表征着一种拟真的特质。这种拟真特质将所谓的Vlogers在移动摄录机器前的生活空间巧妙地加以缝合，最终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实际上是一个被重塑过的拟真的空间。在这个拟真的空间中，经过缝合的生活化叙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美妙的避风港，受众得以在这个避风港中缓解和规避现实生活的重压和苦闷。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在为身体提供展演和对话舞台的同时，也为身体渗透甚至控制人的知觉和意识提供了某种可能，因为在Vlog的拟真空间中，人们经验和感知到的永远是一个带有表演和引导性质的所谓美好世界。当然，这种渗透或者控制绝不会通过直接的暴力行为实现，而必须是在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慢慢改变和消解人们的既有经验和认知。这样的过程是在受众不自觉的自愿中实现的，凸显的正是Vlog基于文化意义上的作为会话或作为话语的改写立场和改写事实。

五、结语

纵观当下的媒介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头部视频网站和社交平台已经实施了一系列Vlog策略，Vlog的发展方兴未艾。作为技术革新的产物，Vlog为受众创造了一个极度拟真的生活空间，进而寻找出新的聆听主体，彰显了“作为生活”的具身传播。作为感知存在的“身体”在媒介革命的召唤下再度浮出水面，成为Vlog视觉表现的中心和传播的主要元素。与此同时，作为“虚拟的在场”出现的身体展演在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表征，具身传播之下的Vlog在成功凸显虚拟身体展演的同时，也实现了某种新的对话可能。

注释：

①刘海龙,束开荣.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80-89.

②[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7.

③芮必峰,孙爽.从离身到具身——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J].国际新闻界,2020(05):7-17.

④杜丹.Vlog：技术具身的展演与社会交往[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1-28(009).

⑤近代哲学中，笛卡尔提出了“身心二元论”，认为身心是不同的实体，且身心是作为对立实体而存在。

⑥[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5.

⑦刘明洋,王鸿坤.从“身体媒介”到“类身体媒介”的媒介伦理变迁[J].新闻记者,2019(05):75-85.

⑧Matthew Griffin,Susanne Herrmann and Friedrich A.Kittler,“Technologies of Writing: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Kittler”,in 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996,p.738.

⑨[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

⑩[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周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