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伯伯周恩来诞辰125周年。他离开我们已47年了。作为他的亲属，我与所有人一样，对这位世纪伟人一直充满景仰和怀念。每每想起与他相处的时光，就会被泪花模糊了视线……透过泪花，依稀看到伯伯为民操心、为国操劳的坚毅瘦削的身影。桩桩件件往事，历历在目，让人没齿难忘。此刻，西花厅发生的一幕，又浮上了我的眼帘。

为西花厅修缮一事，伯伯少有地动了火

中南海西花厅，今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方圣土。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这里昼夜操劳了整整27个年头。为了让中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他呕心沥血，披荆克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常用“西花厅不灭的灯光” 称颂恩来伯伯伟大的公仆精神，它也象征着人民对光明与希望的期待，在一度凛冽的寒冬里温暖了每个人的心。

伯伯、伯母在遗言中申明，他俩身后，西花厅由公家安排使用，不得用作故居或纪念场所。因此，西花厅至今仍由中央有关部门管理，既不能违背他俩意志，对外陈列，又不能拂逆群众心愿，另作安排。从实际需要出发，我们家乡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和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都按照原来样式，复制了西花厅的模型，供人们瞻仰纪念。

不过，模型毕竟是模型。即便是今天精心保管的西花厅原址，与当年伯伯、伯母在此生活、工作的实际情况对照，也是有所出入的。更不用说20世纪50年代我和爱人邓在军见到的西花厅了，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说起西花厅的来历，有一段颇为曲折的历史。历代王朝的皇宫禁地，除皇帝外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中占有半砖寸瓦。即使是最尊贵的皇亲国戚，也只能在皇宫附近修建住宅。清末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后，他的父亲载沣获准在中南海的一侧修建府邸，就是今天的西花厅。不过还未竣工，清朝就垮台了。此后，这个半截子工程先后被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政府作为办公场所使用。据说袁世凯、段祺瑞也曾在这里办过公。随着战乱绵延，形形色色的“政府”机关像走马灯一样前脚走后脚进，西花厅并非权贵富豪所有，谁也不去认真修缮。到了解放初期，这里已经荒芜不堪了。

刚进北京，恩来伯伯一度在中南海丰泽园办公，后来让给毛主席居住。伯伯就选择相距不远的西花厅，作为自己的住宅和办公地址。一来方便共商国是，二来他和伯母都看中了院里有他俩喜爱的几株海棠树。搬进时只对院落做了简单拾掇，住房陈设一仍其旧，使用的也是战争时期的随身用具。

不过，毕竟是王府的建筑格局，我和在军1955年初进西花厅时，对有着长廊、假山和海棠盛开的庭院印象颇为美好。可当我们走近住房，一眼看到的却是嘎吱作响的房门、裂缝漏风的窗扇、漆痕剥落的梁柱、苔痕斑驳的砖地。说实在的，就像是北京随处可见的四合院。洗手间也很简陋，架子上挂的毛巾中间有破洞，用布缝上还在用。我俩禁不住惊讶，国家总理的住房、设施，怎么这样寒酸呢！

后来去得多了，也曾委婉地向伯伯、伯母提起这件事，他俩态度很明确：“这就不错了。不要忘了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我们都要保持。”

实际上，不光居住条件简陋，而且潮湿的砖地使日夜在此办公的伯伯双腿患了关节炎，时常疼痛难忍，夜间工作时不得不盖上条旧毛毯。身边工作人员为此都心痛不安。

20世纪60年代初期，伯伯、伯母入住西花厅已经十多年，因房子实在太破旧，秘书何谦多次请示进行必要的修缮，都被伯伯拒绝了。恰好这时中央组织领导干部去南方集中学习，伯母也在外地療养，何谦便报经上级批准，利用这段时间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

何谦在抗战初期就担任伯伯的警卫秘书，历来办事勤勉谨慎。这次修缮，主要是从保护伯伯、伯母身体健康出发，把潮湿的砖地换成地板，漏风的门窗做了修补，更换了腐朽的房梁，增添了两张简易沙发，木板床换成弹簧床，实在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想不到伯伯回来，只从门外瞥了一眼，就少有地动了肝火。伯伯历来对工作要求严谨但秉性温和，对身边工作人员从不疾言厉色，这次真的是发了脾气，连声责问何谦：“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谁叫你添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的主意？！”伯伯说完，门也不进掉头就走。何谦边检讨边追上去劝，身旁其他人也跟着劝，伯伯都不听，生气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后来，他还是住进了临时办公、休息的钓鱼台招待所，谁也劝不回去。

为了让伯伯消气，何谦写了好几份检查，后来又请来陈毅元帅帮忙。陈老总和伯伯感情深厚，他专门去西花厅看了看，哈哈一笑说：“啥子了不起的事吗？我看，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但是，这次连陈老总也劝不动。

不久的一天，伯伯为纾解胸中的郁闷，找家人聚会，孙维世大姐和金山也到了。那天，他心情还算不错，中午同大家一起吃饭时，特意让在军坐他身旁。伯伯说：“伯母去广东从化疗养还没有回来。在军，你也姓邓，今天你就代表伯母坐我旁边。”吃饭时，伯伯有说有笑，他自己不提，大家也不好说修房子的事。

饭后，伯伯同大家聊天，我看机会来了，乘伯伯高兴，委婉向他进言：“伯伯，您平时常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说实在的，西花厅已经相当破旧了。这也是历史文物，简单维修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维世和在军也在一旁帮腔。伯伯听后点了点头，严肃认真地说：“你们讲的也有一定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正常的维护、简单的修缮，问题是装修得过了些。你们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这个头，下边就会跟着来，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如果一级一级地照这样下去，不知道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还能住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改善群众的生活，让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

伯伯接着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读过，并按伯伯的要求，背诵了诗中最后的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伯伯说：“是啊！你们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懂得我为什么这样生气。要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記群众！”

经过我们晚辈的集体劝慰，伯伯的心情有所宽解。他让何谦秘书把新添的地毯、窗帘、沙发、吊灯、弹簧床、浴缸统统撤走，换回了木板床，尽可能恢复原样。最后，还是陈老总帮上了忙，他说：“油漆要不要刮掉啊？地板要不要撬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真正的浪费了！”伯伯也被陈老总的话逗笑了，这才搬回西花厅。这次修缮的“风波”算是告一段落。

为这件事，伯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他说：“我没有做好，造成了浪费，让大家去看看，不要笑话。”但每次检查，他都是检查自己，把责任全部揽在身上，没有一字提及秘书或他人。这是伯伯历来为人做事的风格。

何谦秘书和他夫人林玉华大姐，20世纪50年代同我和在军就熟识。他俩同伯伯、伯母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为人谦虚谨慎，做事勤奋认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西花厅修缮这件事过后，何谦对我说了心里话：他的确是按伯伯的一贯要求，低标准办事，但恩来伯伯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迥异于常人。尽管追随伯伯多年，他仍从中受到一次不平常的教育。他含着热泪，把当年写下的日记拿给我看，使我和在军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何谦日记写于1960年，下面摘录其中两节的原文：

3月23日

总理抽空回来看了一下房子，给（予）严厉批评，总的就是批评修得好了，浪费，影响不好，因此不愿搬回西花厅住。可是又没别的地方搬。

我听到这些批评，心中非常难受，主要是我没有按中央政策办事，没认真执行总理的指示。让首长住下感到不安。

3月25日（于天津云南路 77号）

已经夜里一点了，总理开会回来后……又对西花厅修建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

1.维修房子我不反对，为什么一定要修那么好呢？

2.你知道我要求得严，而你没有掌握这条原则；

3.你跟我一起工作20年了，我的一切要求、习惯你了解的；

4.国务院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修，把我住的地方修那样好，这怎么能使我安心呢？

5.最后问我：“在银行还存多少钱？”（何谦回答：“哪有什么钱啦， 都用来交党费和补助别人了。”）“赔也赔不起。我不回去住吧，大家不安心，回去住吧，我不安心！”

听到这里，我两（眼）含着热泪，难过万分，想到总理几十年来， 哪一点不是艰苦朴素，为什么我就忘了这些呢？（总理）又说：“这次修房子，那样一个修法，我一点都不知道，这可要你一人负责。当然，我没有回去看看，这是我的缺点。”

我们敬爱的总理，是多么的谦虚啊！他有多少大事，要他操心和处理，这点小事，我没办好，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总理有什么缺点呢？ 听了总理的批评后，真使我难过万分，一夜没睡。尤其总理还自我批评，（说）他没回去看看，因此，更加使我难受了。我诚恳接受总理的批评，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及时的，是一次深刻的政策教育……

何谦同志业已逝世多年，我把他当年的日记转载在这里，以此缅怀伯伯的高风亮节，学习何谦同志高度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

在伯伯心中，群众的利益至高无上

西花厅修缮的这场“风波”深刻地说明，在恩来伯伯心中，群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一切违背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都是对党的事业的最大损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伯伯就说过：不怕战争失利，就怕战争失了民心。

1943年，四十五岁的伯伯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伯伯同我的谈话中，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群众”这两个字。他反复叮嘱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关心群众利益，要向群众学习，要爱护各兄弟民族群众，好事要先尽着群众，不能脱离群众，等等。

伯母邓颖超在我入党时写给我的亲笔信中，突出地强调了：“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伯伯还曾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在抗战时期是地下党员，她同我说：“每次见到周副主席，他都要告诫我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他用浅显的道理、朴素的语言教育我：群众最善于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作为领导人，不可能熟悉到那个程度。演员也是一样。所以共产党员要时时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

行动胜于言语，细节彰显人格。一个个感人的事例，生动地展现了伯伯对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有一回在西花厅，伯母送给我和在军一个花生米罐头，说给孩子解馋。正巧被进屋的伯伯看到了。伯伯说：“现在群众生活困难，花生米罐头不要给孩子，留下换外汇，改善老百姓生活。”伯母向他解释：“这是出口苏联检验不合格给退回来的。”伯伯这才点头作罢。

在西花厅，我俩不时陪伯伯、伯母散步。有时，伯伯不让卫士跟随，同我们一起出后门，走进北海桥边人群中。安全起见，我俩有意遮挡一下，他不让。伯伯感到在群众中很自在，很愉快。

我家长期住在北京万寿路总后勤部大院，下一站就是“五棵松”。在军上班天天经过，我也不时路过，从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一次七伯乘车经过这里，发现了问题，当即告诉身旁秘书：“这里怎么只有四棵松树？老百姓都知道‘五棵松’这个地方。你转告市政部门，再栽上一棵松树，免得过往的群众找不到路。”

我住过的总后勤部大院和现在住的国防大学二号院（原政治学院所在），以及海军、空军诸多兵种和军队大院，都位于西郊，这也是恩来伯伯的决定。北京刚解放时，政权由军队接管，部队占据了北京市城区的大块地方。伯伯说，所有的公园、公用住房和民宅，都要让给北京市的人民群众居住使用，军队各部门、各单位，原则上都在北京西郊荒地另行修建，从而形成今天的格局。

伯伯热爱文艺，他时常自己到剧场看戏，对他来说，这既是工作，又是休息，还能置身群众之中。每次，他都是自己花钱买票，从不给剧场或有关部门打招呼。他交代卫士，不要告诉剧场是他来看戏，位置要和观众挨着，不准特殊安排，并且要等演出开始、灯光熄灭后进场，结束前几分钟离开，以免妨碍他人。伯伯从来最喜欢同群众在一起，但又最不愿扰民，最反对张扬。

但也有过一次例外。那天，在军在民族文化宫剧场转播一个节目，给了我一张摄像机后面留给导演的票。我到场后不久，看到伯伯也去了，离得不远。按惯例，在军和我都没有上前打招呼，其他人也都没有发现。这是一台表现抗日内容的话剧，中间有个场景：演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响起那一刻，观众席中站起一个伟岸的身影，立得挺直。起初还有些不解的群众很快发现、醒悟了过来：“这不是周总理吗？”“是总理在立正唱国歌！”全场观众全都激动地站了起来，与总理一起同声歌唱。舞台上的演职员这时也发现了，顿时，全场灯光大亮，台上台下同时引吭高歌。中国人民的尊严、爱国主义的情怀、领导人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深情，充满了每个人的心间，大家心潮澎湃，不能自已。遗憾的是，那时摄像器材还不够先进——摄像机是固定机位不能移动，没能把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记录下来。

后来我想，伯伯这次打破他平时观剧常规的举动，既是为了率先垂范，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尊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和礼仪观念；同时也表明，国家总理也是与他们同行动、共命运的中国公民，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我相信，这天在场的人，恐怕都不会忘记这个令人万分激动的时刻。

伯伯、伯母没有儿女，但他们对孩子的爱胜过父母。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告诉我俩：“50年代‘大跃进’期间，由于缺碱，生产的纸张发黄。总理从小学课本中发现了问题，把我找去说，‘这样的纸，要把孩子眼睛看坏的，我这样的老年人看还不要紧，我们的眼睛早晚要坏，无论如何不能把孩子的眼睛弄坏’。”总理的話使袁宝华深受感动，他尽力克服困难，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伯伯在病重期间，仍不顾自身安危，处处想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曾告诉我说：“70年代前期北京饭店扩建，总理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坚持同我乘坐四周没有遮挡的施工电梯，升到高空现场勘测。总理边看边嘱咐我：饭店扩建时要增盖职工宿舍，让员工都能就近居住。要从长远考虑，留下停车场的位置。他处处想到的是群众。”

这样的例子数也数不尽。

我常常想，伯伯的心中始终装着一杆秤，一头是群众，一头是其他包括他自己。他会时刻忖度、随时自省，在任何时候，他心中的这杆秤，群众这一头都要高过另一头。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伯伯的谆谆教诲永存人心！

【作者简介】周尔均，周恩来的侄儿，国防大学党委原常委、纪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获得者。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后，首批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军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文化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顾问。

责任编辑/危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