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　尹邦茂　文淑惠

摘要：文章构建“能力矩阵”的研究框架，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典型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提出制订社会责任战略、构建社会责任体系的路径。研究发现，中资企业洞察外部环境、主动结合自身优势去解决社会问题，进而合理分配资源，充分释放反应性和战略性两类社会责任的功能，得以构建完整的社会责任战略体系。

关键词：“一带一路”；企业社会责任；能力矩阵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建设在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面对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中资企业应当创新理念、革新思路，以海外社会责任战略为抓手，为投资活动铺路搭桥。据2019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民营企业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仅有0.8%的受访企业每周会开展海外公益活动，且企业对捐赠扶贫、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社会创新、社区发展，缺乏通过社会责任实践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竞争优势的主动战略意图。然而，合理的社会责任实践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将使企业和社会协同发展。那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资企业如何将社会责任活动与经营战略相融合？如何构建完整的社会责任战略体系？本文就“一带一路”沿线境况对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和选择进行研究。

二、文献综述

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文献多集中于探讨驱动因素和实施效果。驱动因素方面，第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是因为其能形成包括声誉和价值、动态能力、人力资本等战略性资源，这些稀缺的资源是企业的竞争优势。第二，从合法性角度出发，研究表明国内外制度环境、涉外制度变迁、利益相关者等因素对社会责任也有驱动作用。有关社会责任实施效果的理论探索中，多数研究证实了社会责任对于财务绩效、融资成本、企业声誉等的正面影响。当然也有部分早期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会责任活动会带来成本增加和收益降低。除却上述关于原因和结果的探讨，面向社会责任过程的研究在数量和深度上都不尽如人意，缺乏對中资企业的指导作用。

与此同时，战略学者迈克尔·波特强调了企业主动进行战略选择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责任与战略管理逐渐交叉与融合，Burke和Logsdon最早提出了战略性社会责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Porter和Kramer以企业与社会的共生关系为基本假设，根据企业的不同行为将社会责任区分为反应性（Responsive）社会责任和战略性（strategic）社会责任，需要建立系统的管理机制对它们进行战略性运用。“能力矩阵（Capability Matrix）”正是这样一种有力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工具，它源自Lall的开创性发现，已被运用到发展中国家的各项研究中。

三、理论分析及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基于动态学习的观点，Lall开发了表现企业能力变化的二维矩阵，横向维度表示按功能分类的企业技术能力、纵向维度表示技术能力的复杂程度或创新程度，以此将矩阵划分成若干单元格。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Lall的原始框架做出适当改进。

一方面，以Porter和Kramer对社会责任的划分作为矩阵的横向功能维度，分别为反应性社会责任和战略性社会责任。两者隐含递进关系，反应性社会责任满足企业存续要求，战略性社会责任为企业提供发展机会，但对企业的技术、知识等资源也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对企业而言，从履行反应性社会责任到履行战略性社会责任是进阶的过程。他们还进一步将两类社会责任扩充为四项内容，以明确如何进阶（如表1所示）。另一方面，社会责任实践作为一项战略决策，受内外环境共同作用，故本文将战略决策理论中对外部环境的考量纳入纵向维度。“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价值创造离不开东道国的特殊背景，需要全面审视其制度环境、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等，再结合自身资源做出战略决策。因此，以Lall的理论为参考，本文将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的创新程度划分为常规水平、适应水平及创新水平，同样属于逐级进阶的过程。

（二）研究设计

本文以Porter和Kramer的理论为依据，将反应性社会责任和战略性社会责任作为横向维度，包含四项具体内容；以战略决策理论为基础构建纵向维度，划分为常规水平、适应水平和创新水平（表1），据此描述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从整体把握社会责任战略体系。能力矩阵突出强调了企业社会实践复杂化背后的主观意图和内在努力，即企业积极主动地部署和实施社会责任战略、最终创造共享价值的过程。

四、案例分析及社会责任体系构建

（一）案例企业简介

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内容，本研究选取属于数字信息行业的TCL科技集团（以下简称“TCL”）、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作为研究对象，借助能力矩阵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过程、发展等进行探索性研究。关注案例企业的经营资料、访谈资料，进行验证、对比和分析，进而得出可靠的研究结果。根据社科院发布的《中资企业海外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上述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分别为9.71、52.06和95.29，表明它们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确有差异，因而具有代表性。

（二）案例分析

1. TCL社会责任体系

TCL于2016年成立CSR创新中心以指导社会责任活动。具体来说，首先，TCL将合规经营、知识产权保护贯彻到底，始终在海内外践行“良好社会公民”定义下的应有之事。其次，TCL积极在海外运营社区开展公益活动。同时，TCL也注重改善供应链效率和提高产品效能，旨在减少产品生产、使用等价值链活动带给社会的有害影响。上述举措回应利益相关者压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和抵消被东道国政府制裁的政治风险，较为全面地履行了反应性社会责任。

TCL不局限于做“良好的社会公民”，坚持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它联合波兰的研发机构，尝试以“自研+合作”的模式展开重大基础项目攻关，进一步提高业内话语权。除此之外，TCL高度重视海外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提倡女性及本地化用工，帮助海外员工活跃在研发、制造、营销等岗位上，缓解沿线国家高素质劳动力相对缺乏的问题。在以上实践中，TCL将产品研发、员工职业发展等内部活动用于弥补外部问题，实现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双丰收，是主动履行战略性社会责任的体现。TCL的社会责任体系如表2所示。

2. 中国电子社会责任体系

网络安全方面，中国电子首先强调合规经营，坚决维护网络稳定有序；其次，主动参与行业准则的制定。2017年，中国电子联合ARM、华为等公司制订了《ARM服务器基础系统构架规范》，旨在帮助信息行业稳定规范发展。中国电子由遵守规则精进为制订规则，在“良好社会公民”身份下达到了履责能力的适应性水平。

电子制造方面，中国电子不断加大海外生产销售的布局力度。在制造领域，利用菲律宾等国的劳动力禀赋和基础设施需求，中国电子从2018年就陆续在当地开设工厂、布置生产线，输送生产技术与经验。在销售领域，企业生产的液晶显示器、智能电表等产品保质保量，在南美市场表现良好。此种生产销售国际化布局促进了东道国相关产业发展、刺激居民消费，创造了显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达到了战略性社会责任的创新水平。

信息服务方面，中国电子以拉美和非洲地区为重点，部署针对性市场战略。面对该地区的政务治理欠发达的境况，企业运用技术优势研发了一系列公共安全项目以改善政府治理。该类公共安全项目2019年在玻利维亚等国落成后，国内的社会犯罪率大幅降低，政府执政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中国电子迈出深耕拉美地区公共安全市场的坚实一步①。中国电子的社会责任体系如表3所示。

3. 华为社会责任体系

“和谐生态”“安全可信”与“绿色环保”战略下的社会责任。“和谐生态”指导企业切实保证海外经营合法合规，迈出融入当地社会的第一步。“安全可信”战略表现为要求关键岗位人员通过用户隐私保护考试；同时，持续的技术改进使华为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可靠的通信设施提供商，达到了“良好社会公民”的适应性水平。“绿色环保”战略致力于减小生产、运营及服务等产品生命周期活动对环境的不利性。华为的三大战略践行“良好社会公民”的要求，管理价值链活动，化解境外经营风险，全面履行了反应性社会责任。

“数字包容”战略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数字包容”战略充分利用核心优势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华为与尼日利亚电信公司共同部署Rural Star方案。该方案脱胎于2017年在中国实施的宽带接入方式，运用于尼日利亚后，成功打破該国部分地区间的信息孤岛状态。再如，孟加拉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主流银行无法服务的地区，大量人口无银行账户成为制约该国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困境，华为为当地银行提供了Mobile Wallet解决方案，方便用户在手机端操作，为居民和银行提供便利。综上所述，华为借助技术优势，在资金、研发、供应商等方面实行“就地取材”的方法，走“融入”而非“吞并”之路，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

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居民数字运用能力制约自身战略实施这一问题，华为在孟加拉国内64个地区派驻“数字培训大巴”，为约五万名女性提供技术培训，让女性保持与时俱进。另外，面对前文提到的Rural Star方案的运用方面，华为开发了面向村民的数字技能课程以推动Rural Star切实落地，同时有效提高当地人口素质。虽然东道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制约着华为的战略部署，但华为调动自身资源、通过投资公益项目来释放竞争优势，成功履行战略性社会责任。华为的社会责任体系如表4所示。

（三）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对比分析

1. 不同层次的社会责任体系

分析表明，华为的社会责任体系全面而深入，既包含无差别的合规经营、环保投入，以应对外部风险和回应利益相关者；同时利用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技术优势去解决东道国的社会问题，以此构建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电子和TCL的社会责任体系单薄而粗浅，包含的多为捐赠救助、合规合法一类必要但缺乏特色的举措，无法全面提升竞争优势。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子布局的全球制造销售网络、拉美公共安全项目等确实帮助其在拉美市场占得先机，是主动整合环境和业务、履行战略性社会责任的体现，则中国电子的社会责任体系优于TCL，却与华为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在“中资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排名中，华为被评为“卓越者”，而中国电子和TCL则仅为“追赶者”和“旁观者”。

2. 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

综合上文，本文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构建的路径（图1）。

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事经营活动，必然与东道国产生交集并相互影响：或是企业的价值链活动影响社区和社会，或是东道国的环境和条件影响企业战略执行，造成一些社会问题。有限的资源致使企业没有能力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它们需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环境特征及自身核心优势，聚焦与自身业务相关的领域，来选择解决哪些社会问题、承担哪类社会责任。有效的社会责任实践将达成回应利益相关者甚至确立竞争优势、强化企业战略的目的。由案例分析可知，只有与企业战略相关的社会责任要素能产生显著的社会影响，进而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因此，中资企业基于核心技术和战略独特性，从事与自身业务相关的社会活动，以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以此实现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的整合。研究表明，以上两类社会责任并非互斥，反应性社会责任创造的良好舆论环境对战略性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促进作用。所以，企业的资源和重心不应全数集中于与战略相关的社会活动，与反应性社会责任相关的举措同样能带来正向效果。整合两类社会责任，合理分配企业资源，中资企业得以构建完整的社会责任体系。

五、结语

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经营时，与东道国关系紧密、互相影响，帮助东道国解决社会问题能获得民众和政府认可，也能为自身经营扫清障碍。以核心业务之优势去解决东道国的问题，实施独特的社会责任实践，得以整合经营战略与社会责任；企业兼顾反应性和战略性两类社会责任，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即构成了完整的社会责任战略体系。海外社会责任战略展示了企业的开放共享和中国的责任担当，将以实际行动粉碎“文化渗透”、“政治扩张”等荒谬言论，为疫情之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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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演进下云南-澜湄流域产业链构建与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71963022）。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文淑惠为通信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