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浩 黎菁予

一、引 言

罗振玉（1866 —1940），浙江上虞人，字叔言、叔蕴，号雪堂。在甲骨学、史学、敦煌学等诸领域均有着奠基之功，1901 年、1909 年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农学等。罗振玉流寓日本近八年，有《六朝墓志菁英》《石鼓文考释》等大量研究著述问世，并在日搜访散佚善本古籍，影印刊行以传古。内藤湖南（1866 —1934），秋田人，字炳卿，号虎次郎，东洋史大家，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敦煌学等领域卓有建树。一生共10 次前往中国（1899 —1933），结识不少中国学人以及政商人士。代表作有《中国史学史》《近世文学史论》《东洋文化史研究》等。

1899 年9 月到11 月，内藤作为《万朝报》记者游历中国北方与长江流域，在上海结识罗振玉，两人以笔代言进行笔谈交流，还同游了绍兴、宁波等地。《罗振玉年谱》有记云：“殷卜骨始出于洹滨，为王文敏所得。本年，始识日本内藤湖南虎次郎，与偕游会稽、探禹穴，至四明访范氏天一阁藏书，临歧迟回不忍去。”①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载罗振玉、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2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60 页。1902 年10 月内藤受《大阪朝日新闻》派遣赴中国考察，与罗振玉再聚上海。1909 年罗氏第二次日本考察时，也与内藤在京都进行了交流。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藤曾去信劝说罗振玉赴日避难，罗氏年谱中有相关记录：“京都大学旧友内藤、狩野、富冈等亦来书劝驾，且言藏书可寄存大学图书馆，并即为备寓舍。”②同上，第386 页。1911 年12 月罗振玉在日本友人的安排下，举家迁往京都。本文选取罗振玉致内藤书札中内容较充实的六通，佐以其他书札与史料进行梳理考释。

二、日本考察

1901 年10 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江楚编译局，罗振玉任襄办，往来于常住的江苏与上海，与信中“弟去岁以来，往返江海”呼应。同年11 月，罗氏即奉命率团前往日本考察教育、财政等制度，走访东京、京都等多地，写成《扶桑两月记》。罗振玉第一次赴日时，并未得见内藤，《扶桑两月记》亦无相关记载。但从“备意由东京返大阪时必相见”可看出罗振玉与内藤已约好会面，但行程相左。罗振玉与日本另一友人山本竟山（1863 —1934）①山本竟山，近代日本著名碑学书家，曾七次（1902 —1930）赴中国探访书学源流，留存有与罗振玉书信、笔谈数通。详见苏浩：《罗振玉、王国维与日本书法家山本竟山交游考》，《国际汉学》2020 年第3 期，第138 —143 页。的笔谈可为参考，内容为“山本：京都不乏名所旧迹，恨先生滞留日甚短，不能普陪游。罗振玉：弟本意在此滞留十日或一周间，然此次刘督军即须入觐，促归，商学校事，故不能如愿，甚歉甚歉。”②苏浩：《罗振玉与山本竟山的文人交流：以书信、笔谈资料为中心》，《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2020 年第53 期，第254 页。由此可知罗振玉因刘坤一催促商议学校之事，须提前回国，故更改行程。

图片说明：编号信息为“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17：湖南宛书简”（以下略记为“湖南宛书简”）8439（请求记号：L21**7*17-23、资料ID:211068349，下同），未见信封。

图1 释文湖南先生有道：

图1 1902 年罗振玉致内藤湖南书札

久不晤教，备意由东京返大阪时必相见。乃弟至大阪，从者适访弟于东京，彼此想左，怅歉不以。比维道履佳胜，定慰下忱。弟去岁以来，往返江海，有如浮鸥，嵩目时艰，益复示俚，先生可以教我？兹因敝友王静翁之便，携奉墨拓十种，古铜器三事（戈一，带勾一，佛像一），祈检入。迩来新著想板行不少，前闻陈毅③陈毅（1873—？），字士可，湖北黄陂人，曾任清学部参事、图书馆纂修、刑部侍郎等职，1901 年与罗振玉赴日考察时任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的汉文教习。君言，先生到东京，并挟西魏《陶仵虎写经》④1500 年前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至日本的西魏写本《菩萨处胎经》，藏于京都知恩院，暂无发现其他西魏墨迹，极有可能为传世孤本。此卷为西魏大统十六年陶仵虎写造，书风为北碑大字，被认定为日本“国宝”。同来，恨不得一见，恳负厚谊。明年贵国博览会时节，定趋拜先生，并求一见此奇迹一件，今日之憾，来此别申。虔请道安，便祈时惠好音，加餐珍涮为祝。

小弟罗振玉再拜阴历四月廿四日

信函中所提到的“王静翁之便”，是指罗振玉托刚到东京物理学校留学的王国维，将“墨拓”和“古铜器”转交内藤。王国维曾于1902 年2 月或3 月间赴日留学①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28 页。，时间上正好吻合。信中出现的“陈毅君”即陈士可，也是这次访日团的一员，罗振玉提前赶赴关西，其他成员则留在东京继续考察，并未知情的内藤将极为罕见的西魏墨迹西魏《陶仵虎写经》，即《菩萨处胎经》携来东京请罗氏一饱眼福，但并未得见，罗振玉遗憾之余，称此写本为“奇迹一件”。另，信中所提及的“博览会”为1903 年第五届日本全国劝业博览会（大阪），规模极为宏大，翌年清政府也组织参加并派官员考察，罗振玉也希望作为博览会参加团成员再次访日，但终未成行。1902 年3 月29日陈毅与内藤的笔谈内容可为旁证，“内藤：再游何时？陈：前与罗君叔蕴约明年博览会来。内藤：罗君来此时与小村君俊三郎俱。小村君来，仆求见，而仆东上，故不得见。愿为致言罗君。”②张新朋：《内藤湖南笔谈文献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93 页。可见内藤是去东京拜会小村氏③小村俊三郎（1870 —1933），日本外交官、记者，曾赴北京留学修中文，曾担任袁世凯、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翻译。而错过与罗振玉会面。综合以上史实，可判断此札书于1902 年5 月31 日。

三、影印善本

1916 年，罗振玉致信内藤湖南（见图2 及释文），主要内容为托赠王国维所邮来的《艺术丛编》（《艺术丛刊》）首刊，并问询京都帝大藏《天竺字源》可否借出摄影等事。首先从信中“《艺术丛刊》首册”，可知此札书于1916 年5 月（首刊时间）或之后。《天竺字源》指日本传本《景佑天竺字源》④（宋）释惟净（1080 —1112）等撰，宋元诸目录尚有著录，但之后佚失并失载。（1917 年由罗振玉组织石影印成），是罗振玉在日本搜罗刊行的最重要的梵汉双语悉昙学文献之一，以补中土藏经之失。他在仓圣明智大学影印本《景佑天竺字源序》中有记：“亡友杨星吾⑤杨守敬（1839 —1914），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1880 年随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在公使馆从事文字工作；翌年作为第二期公使黎庶昌的随员留任。舍人亦藏一本，载之《日本访书志》，不云有佚卷，而云卷二以下，但汉文无梵书，恐亦是略出本，不可据以补此本之阙。”现日藏宋元善本、刊本绝大部分藏于宫内厅书陵部，从《宫内厅书陵部收藏汉籍集览》可以查到该部藏有善本《景佑天竺字源》写本前六卷和日本释喜海抄本（1226）一卷（次卷实为释喜海的《字源私钞》补），均为京都高山寺旧藏本，收入宫内厅之前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罗振玉虑及杨守敬藏本是略出本，也未采用京都帝国大学的通行本，最终使用的是东博本。信函中提到的“上海西友拟备照一本，刊以行世”是指1913 年上海外商哈同⑥哈同（1851 —1931），上海的一位犹太裔房地产大亨，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曾建造哈同花园，在园内开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日制仓圣明智大学。依据日本东京弘教书院缩刷大藏经出资影印，而稍省略纂集音义等书约十部，其中包含了《景佑天竺字源》，哈同派邹安⑦邹安（1864 —1940），原名邹寿祺，字景叔，浙江海宁人，收藏家，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代表著述有《周金文存》《艺术类徵》等。督办此事。图片说明：编号为“湖南宛书简”8463。信封正面书“小儿面呈 湖南先生道启 舛言拜上”，背面无文，由罗振玉儿子代交内藤。落款的“期玉”是指罗振玉正值服丧期。

图2 1916 年罗振玉致内藤湖南书札

图2 释文

湖南先生有道：前拜教，至快。静安托赠《艺术丛刊》①指上海圣仓明智大学主办发行、邹安主编的《艺术丛编》（双月刊），又名《广仓学宭丛书乙类》，1916 年5 月首刊，1920 年6 月停刊。24 期共收录著述共15 种，内容有罗振玉、王国维、邹安等辑的《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殷文存》《周金文存》《古明器图录》等。首册，当送左右。兹有请者，贵大学藏有《天竺字源》，上海西友拟备照一本，刊以行世，不知能见许否？若许影照，祈示知叶数以便通知，应欵办理。又高丽、金源国书石柱，不知大学有影片否？愿观见其全也。今日作《殷墟书契》②《殷墟书契》收录大量甲骨拓片，分为前编（8 卷，1913 年）、后编（2 卷，1916 年）、续编（6 卷，1933 年）。，待问伪序，未获趋前教，今小儿校前代陈，祈面告为叩。此请著安。

弟期玉再拜十九日

1916 年7 月3 日罗氏就版本以及出借摄影问题给邹安寄去的信函（私人藏）中，确定使用东博本，现选取相关内容，兹录于下：

《景祐天竺字源》事前得手示，有即办不必问商之语。即切实托此间佛学者妻木君商之东京博馆。妻木既已致书，又谓此系国家秘藏，不轻示人，仍须由弟亲作一信致馆长股野男爵（彼国博物馆长职位与各省大臣同），以期必诺。弟昨亦发信去矣。尚未能得其回复。今来书嘱先按问石印价，然后向博物馆借之。此碍难照办。（中略）然亦有解决之法。博物馆借与影照，乃天大人情。既以弟之信往，或不致碰钉子。因弟平日尚无失信于人之事也。

以上可以看出罗氏在善本影印事宜上求最古最可靠的版本，并利用人脉多方探求。最终在1916 年10 月27 日罗致王国维书信中说“如见景叔，乞告《天竺字源》已印成，俟跋尾印好即寄。”③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177 页。至此，《景佑天竺字源》的影印告一段落。根据以上史实，可以判断此札书于1916 年5 —7 月左右。

四、学术代购

1917 年，罗振玉再次致信内藤湖南，主要内容为寄送为内藤代购的《孙奇逢文集》，以及赠予邹安主编的《艺术丛编》二册、王国维主编的《学术丛编》三册。孙奇逢一生著述颇丰，所著有《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四书近旨》《道一录》《北学编》等多种，无法判断信函中的“孙征君文集”指一种还是数种。内藤在《清朝史通论·经学》中曾描述过孙奇逢是讲学派的代表，他将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进行了融合④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内藤湖南全集·第8 卷》，东京：筑摩书房，1997 年，第355 页。。信函最后补充请教关于出版商兼书画古董中介原田悟朗（1893—1980），提起陈介祺旧藏编钟有一口无文字之事。陈氏因藏商周十一口编钟，自称为“十钟主人”，由于原田做中国书画交易商和买手，结识了中日不少政商界名流，他曾经过手陈介祺旧藏600 多件封泥。1917 年，泉屋博古馆（京都）主人住友春翠（1864 —1926）购入了陈氏这一套商周编钟⑤汪莹、泉屋吉金：《住友春翠与泉屋博古馆的中国青铜器》，《紫禁城》2014 年第9 期，第144 页。，但交易和收藏细节不明，原器一直保留在该馆，内藤收藏有陈氏旧藏编钟的一套拓片⑥保存于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资料ID：203307534。。综上分析，此札应书于1917 年，见图3 及释文。

图3 1917 年罗振玉致内藤湖南书札

图片说明：编号为“湖南宛书简”8454。信封正面书“湖南先生惠启”，背面无文，由他人代交。

图3 释文湖南先生有道：久不拜教，至念至念。前委购孙征君①孙奇逢（1584 —1675），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自号岁寒老人，著名学者、思想家，顺治元年（1644）明朝灭亡后，清廷屡召不仕，人称孙征君。文集，昨有购到，兹奉赠，祈惠存。又《艺术丛编》二册、《学术丛编》三册，亦希查收。秋熟当炽，祈加餐珍重。

弟玉再拜

陈氏②陈介祺（1813 —1884），金石学家，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坊人，翰林院编修。搜集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必察其渊源，尤擅墨拓。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等。十钟皆有文字，昨原田君来言有一钟声无文，示为叩，不及。

五、诗文转呈

图4 信札主要内容为罗振玉转抄升允作梁鼎芬贺寿诗，致内藤乞正，并索求内藤前赠升允的诗文。1913 年秋，升允赴日，流寓东京三年，期间与罗振玉、内藤都有交往，1916 年4 月归国后主要居青岛。

图4 1917 —1918 年罗振玉致内藤湖南书札

图片说明：编号为“湖南宛书简”8446。信封正面书“湖南先生惠启”，背面无文，由他人代交。

图4 释文湖南先生有道：

昨青岛书来，吉甫相国③指八旗蒙古镶黄旗人升允（1858 —1931），字吉甫，号素庵，曾任过兵部尚书等要职。1913 年秋开始流寓东京三年，归国后往来于天津、大连、青岛之间，结党图谋复辟。升允在张勋1917 年7 月复辟清室时，曾被授为大学士，所以罗振玉信中称“相国”“吉相”。托寄声致候，并有寿节庵师傅④梁鼎芬（1859 —1919），清朝遗臣，字星海、心海，号节庵，广州人。官至湖北布政使，曾因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1913 年梁氏主讲广东广雅书院和江苏钟山书院，为《昌言报》主笔。诗乞正，钞奉祈惠存。前吉相诗集便求赐下，拟为之会最印行也，吉相言木内知事⑤木内重四郎（1866 —1925），曾任京都府知事（1916 —1918），为三菱财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女婿。岩崎于1906 年收购了陆氏皕宋楼，十万卷书存于静嘉堂文库。盛意至感谢，惟耻所图不遂，盖所见友朋托弟展转致谢，此请道安。

弟玉再拜廿八日

祝梁节庵师傅六十 赐寿蒙难艰负作帝师⑥1915 年，溥仪原来的师傅陆润庠去世。1916 年7 月，经陈宝琛引荐，梁鼎芬任溥仪师傅。，玉鸠扶老拜丹墀。荷花生日逢初度，正是淤泥不染时。

望断梁庄已十春，崇陵松柏蔚若新。何人负土勤培护，传说由来版筑臣。

“昨青岛书来”说明此札书于1916 年4 月之后。“前吉相诗集”指内藤于1917 年所作的《呈吉甫尚书二首》，兹录手稿如下①钱婉约、陶德民：《内藤湖南汉诗酬唱墨迹辑释——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藏品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年，第117 页。：

大正六年一月廿二日，木内京都府知事招饮，席上率赋一绝，呈吉甫尚书。吉甫尚书尝有《库伦诗》一绝，云：老臣犹在此，幼主竟何如？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流传于我邦，士大夫间莫不为之揽涕，今用其韵，徒增蒹葭倚玉树之丑耳。

1

文武全才尹吉甫，风云未会鬓皤如。直须兴复周宣业，特笔加圈档子书。

2

延秋门上噪惊鸦，九土纷纷复乱麻。难得奇男王保保，可无痛饮岳爷爷。

乞师曾作秦廷哭，避地还乘蜃海槎。独抱一经存浩气，汉冠怜尔岸乌纱。

由内藤手稿可知，升允1917 年初应来过日本，并在京都的聚会上与内藤见过面。内藤文库藏有升允赠内藤两件行书轴，其中一件就是上文所录《库伦诗》②该诗在升允过世后的1935 年出版，收入升允诗集《东海吟》中的第一首。。根据《升允复辟活动简表》③林硕：《溥儒与民初宗社党——国博馆藏〈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研究》，《文献》2018 年第5 期，第153 页。可知，升允1917 年初的确来过日本，特意赴东京为得到寺内④寺内正毅（1852 —1919），曾任日本首相（1916 —1918）、陆军元帅，推行《日韩合并条约》的实行，担任朝鲜半岛殖民地时期的总督府第一任总督。内阁默许宣统复辟的承诺。6 月底复辟势力支持军阀张勋入京，7 月初拥戴溥仪复辟。然而日本政府就是否支持宣统复位这一问题，与军方产生严重分歧，最终的结果是对清室复辟暂时不予支持。

信函中升允所作《祝梁节庵师傅六十⑤梁鼎芬六十寿辰在1918 年7 月13 日（阴历六月初六）。赐寿》中的梁节庵是时任溥仪师傅梁鼎芬，梁氏是清末民初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还曾是张之洞（1837 —1909）的重要幕僚，自然也会受到内藤的关注。1917 年第七次访华的内藤在北京首次见到了梁鼎芬⑥钱婉约：《仰承与垂范的变奏——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关系谱系》，《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9 期，第119 页。，两人曾互赠文人书画，但交往不多，梁氏两年后即过世。升允与梁鼎芬都有着顽固的大清情结和忠君卫道思想，与罗振玉一样是旧派代表，支持复辟清室，而内藤曾公开发表多篇涉华论述，在日本政界颇有话语权，与中国学人政治圈一直保有交集，这一札内容虽关于诗文酬赠，也勾画出清末民初中日人物关系的缩影。综合以上，推测此札书于1917 —1918 年。

六、中日文人交谊

图5 信札主要为从中国返回京都的罗氏转送内藤书册、拓片，以及陈澧相片等内容。“永安四年镜拓本一纸”为261 年三国时期的圆古镜拓片，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⑦梅原末治编：《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京都：桑名文星堂，1942 年，第86 —87 页。。信封上的“外书一部”指信函中的《涵芬楼秘笈》第四集，该集为七种八册一部，由孙毓修⑧孙毓修为涵芬楼负责人，字星如，号留庵，江苏无锡人，曾师从著名藏书家缪荃孙（1844 —1919）研究目录版本之学。（1871 —1922）等辑，1918 年3 月印行。“子培尚书”指大儒沈增植（1850 —1922），1917 年7 月沈氏北上参与张勋复辟，任“学部尚书”，故罗振玉此处称沈氏为“尚书”。沈氏以学术著称，是清末民初的硕学通儒，尤精研于西北史地。经文廷式（1856 —1904）介绍，内藤结识沈曾植，后内藤在上海、神户等地多次与沈曾植见面，切磋学术，并从沈处获得《西夏感通塔碑》和《吐蕃会盟碑》的拓本。内藤盛赞沈氏“是当时中国史学第一人”。1899 年11 月张元济与内藤相识于上海，两人曾围绕中日时局、教育、财政等方面进行笔谈交流。涵芬楼在1904 年由张元济创办于上海，张氏授意涵芬楼最初的善本书目整理以及《涵芬楼秘笈》的辑录，并为之作跋。《罗振玉年谱》记载1918 年4 月罗氏短期回国，与《涵芬楼秘笈》第四集出版时间吻合，结合信函起首的“一别月余”字句，可以推测此札书于1918 年5 月左右。

图5 1918 年罗振玉致内藤湖南书札及拓片

图片说明：编号为“湖南宛书简”8457。信封正面书“外书一部又二册照片一纸 湖南先生台启”，背面无文，由他人转交。

图5 释文

湖南先生有道：一别月余，前日返京，尚未及拜教，甚念甚念。兹奉呈《学术丛刊》①指上海圣仓明智大学主办发行、王国维主编的《学术丛编》，又名《广仓学宭丛书甲类》，1916 年5 月首刊，1917 年12月终刊。24 期共收录著述共49 种，内容有罗振玉、王国维等辑的《敦煌古写本诸经校勘记》《秘书监志》《流沙坠简考释补正》《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曲律》等。一册，永安四年镜拓本一纸，《涵芬楼秘笈》②涵芬楼为商务印书馆藏书楼。1904 年创办于上海，以收藏宋元明旧刊及钞校本、名人手稿等闻名海内。1926 年改组为东方图书馆，增广收藏外文图书、期刊等，1932 年“‘一·二八’事变”被日军炸毁。《涵芬楼秘笈》1916 年9 月至1921 年4 月先后印行10 集，每集8 册共计80 册，辑印古本共计52 种。第四集一部，刊初影名一册，祈惠存。子培尚书、静安征君及张君菊生③张元济（1867 —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曾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均嘱致候，起居请为代还，此请道安。

弟振玉再拜

节庵师傅托奉赠陈兰甫④陈澧（1810 —1882），字兰甫，号东塾，广州人，晚清著名学者。先生照象一纸，并希检入。

七、关于《帖木儿传》

图6 信札主要内容为罗振玉向内藤归还《西清续鉴》，转送柯劭忞《帖木儿传》一册。

图6 1919 年罗振玉致内藤湖南书札

图片说明：编号为“湖南宛书简”8448。信封正面书“湖南先生惠启”，背面无文，由他人转交。

图6 释文

湖南先生有道：惠旬不拜教，至以为念。承借《西清续鉴》⑤清乾隆敕撰，分为《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与《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组成西清四鉴，为中国古代青铜器图录。阅毕奉完，祈检入。柯风荪⑥柯劭忞（1848 —1933），字凤荪，号蓼园，山东胶州人。曾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署总监督。1906 年，受命赴日本考察教育。1914 年设清史馆，为总纂兼代馆长，1925 年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京师书来寄渠新刊《帖木儿传》一册，嘱代求大教，若有伪误，祈指示以便致正。渠所撰全书①柯劭忞前后用了30 年时间，在1920 年完成《新元史》，1922 年刊行面世。1923 年，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把《新元史》列入正史，由此官修史书《二十四史》成了《二十五史》。中外学术界对《新元史》也作了很高评价，柯氏因此书获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已苦成，总二百五十六卷，杀青尚不期也。此请道安。

弟期玉再拜十四日

柯劭忞关于《帖木儿传》为何“嘱代求大教”，从柯劭忞致罗振玉手札（旅顺博物馆藏）中可得线索，现选取相关内容，兹录于下：

敝著《元末群雄诸传》全本，此书似足补《明史》之不及。又《帖木儿传》今已付梓。吾国学者不留意于此，拟寄稿本与公，转求东儒正之。（中略）敝著《新元史》共二百五十六卷，体例大概仿班范二史，与后来诸史稍不同。目录刊成，当先呈左右。②王宇、房学惠：《柯劭忞致罗振玉手札廿三通》，《文献》2001 年第1 期，第227 页。

由柯劭忞信札“吾国学者不留意于此，拟寄稿本与公，转求东儒正之”可知，柯劭忞认为中国学者对元史研究不重视，故寄罗振玉托请转致日本学者。罗振玉信札与柯劭忞信札均无日期，并都提及《新元史》256 卷③最后成书实际为257 卷，包括本纪26 卷，表7 卷，志70 卷，列传154 卷。初成一事，《帖木儿传》为第228 卷《列传·帖木儿》。

1911 年7 月1 日，内藤致狩野君山④狩野直喜（1868 —1947），号君山，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与内藤湖南同为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与王国维、罗振玉有较多学术交流，是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者和奠基者。书札中涉及对《新元史》其他卷本的评价：“有北京经科大学监督柯劭忞氏所著《新元史》二册（序纪、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本纪）送来，缺点也虽多，但相比魏默深大有进步（笔者译）。”⑤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内藤湖南全集·第14 卷》，东京：筑摩书房，1997 年，第483 页。内藤认为柯劭忞元史研究虽有多误，但精于魏源，显示出内藤对元史研究的自信。其原因之一是1901 年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文廷式，将全套蒙文《元朝秘史》（原名《蒙古秘史》）抄本赠给内藤，为其元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另外，内藤有六次 访 华（1902 年、1905 年、1906 年、1908 年、1910 年、1912 年）是以访书为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大多重心在奉天（沈阳）寻访满蒙史料，包括满文、蒙文、汉文、藏文等各种文体在内的一切有关满蒙民族历史的宗教文献、档案史乘等，得到《蒙古源流》蒙、满、汉三体精刻本，《蒙古律例》等重要史料⑥钱婉约：《内藤奉天访书及其学术史意义》，《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6 期，第41 —52 页。。1920 年《新元史》完成后，翌年内藤在《大阪每日新闻》（1921 年10 月23日）上发表《柯氏〈新元史〉的价值》，对柯劭忞的《新元史》给予了较高评价。中外学术界对《新元史》也作了很高评价，柯氏因此书获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由于信上说《新元史》已“苦成”，加之罗振玉于1919 年5 月回国，故推测罗振玉信札书于1919 年。

八、结 语

以上选取关西大学藏罗振玉致内藤湖南书札六通进行了整理介绍，并佐以其他史料加以考注，对无明确时间的书札也作了考定。罗振玉致内藤的书札主要围绕研究著述和文人交流等内容，互赠、借阅、代购书册也成为往来的常态，显示了罗振玉沟通近现代中日学术交流的桥梁作用。这些书札不仅是了解罗振玉与内藤两位学者交流的史料，也涉及两氏与王国维、邹安、梁鼎芬、沈增植、柯劭忞等多位学人的往来，是为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与学术交流史研究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