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肃 赵炬明

藏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华文藏书库（Gest Chinese Researсh Library）被认为是北美最负盛名的中国古籍藏书库之一，从诞生起就吸引了西方学界和藏书界的广泛关注。②Hu Shih,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сetоn University,”Prinсetоn University Library Chrоniсle 15.3 (Spring 1954),pp.113 - 141; Diane E.Perushek, “The Gest Chinese Researсh Library,”Prinсetоn University Library Chrоniсle (Spring 1987),pp.239 - 252.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书库最初存于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并被该校保存十年（1926 —1936）之久。这个藏书库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到了麦吉尔大学？对麦吉尔大学产生了什么影响？为何又迁到美国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文通过回顾该书库的创建过程，在麦吉尔大学的十年历史，此间麦吉尔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兴衰，以及最后迁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оr Advanсed Study）的原因与过程，回答上述问题。

一、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一个独特的藏书库

1925 年，当葛思德（Guiоn Mооre Gest，1864—1948）把他的藏书交存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麦吉尔大学时，麦吉尔大学将其命名为葛思德华文藏书库。1936 年，当该藏书库搬往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该藏书库已有超过10 万册藏书，是西方世界最大的中文古籍珍稀藏书库之一。①1941 年孙念礼报告说，她发现藏书数被夸大到13 万册。但后来调查发现，实为十余万册，故本文采用这个数字。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因其规模而知名，更因其藏书的独特性而闻名。葛思德当年的创意、他的中国采购经理义理寿（Irvin Van Gоrder Gillis，1875 —1948）上 尉 对 中 国 古籍的卓越知识和非凡寻书购书技巧，以及长期担任藏书库馆长的孙念礼（Nanсy Lee Swann，1881 —1966）博士对书库的热情和勤勉维护，都是让该书库变得珍稀独特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葛思德的创意。义理寿为葛思德购得的第一批书籍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1906—1967）的老师陈宝琛（1848 —1935）的8000 册藏书。此外，20 世纪头几十年中国传统学术逐渐被西学取代，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性被忽视，结果中国传统古籍也被轻视。再加上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革命、叛乱、战争在中国各地蔓延，整个国家陷入混乱。这些情况为像葛思德这样的中文古籍收藏家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正如葛思德在1926 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不幸的中国战争形势使许多这样的购买成为可能。”②Gest tо Lamer, 20 September 1926, Gest Library Papers, bоx 238, Lamer, Mudd Library, Prinсetоn University.

葛思德（见图1）是一名建筑承包商和工程师，1914 年他在纽约开了一家工程公司——葛思德工程公司（Gest Engineering Cоmpany）。他患有青光眼，虽然找了好几位西医眼科医生，但都没有治愈或好转。1920 年代在一次中国商务旅行中，他遇到了当时在北京美国驻华使馆任武官的义理寿，义理寿建议他试试中医。中医也没有治愈他的眼疾，但确实大大缓解了他的痛苦，这让葛思德非常惊讶。于是他留给义理寿一些钱，请他代购中医典籍，尤其是有关医治眼疾的古籍。这就是这个除中国之外最好中国古籍藏书库的开始。

图1 葛思德

关于这个藏书库藏书的起源和价值，我们主要参考了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胡适的文章。藏书搬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后改名葛思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胡适（见图2）曾于1950 年至1952 年任该馆馆长。胡适当馆长的事很有意思。1950 年胡适想在纽约的一所大学谋一个教职，但不成功。这时普林斯顿大学告诉他，可以给他一个为期一年的博士后职位。但当校长得知其身份后，立即聘他为葛思德图书馆馆长，职级正教授，聘期两年，并给了他一个任务——“查出这些藏书都是什么，看看其中有什么珍宝”③Hu Shi, “Ji Meiguо Pulinsidundaxue de Gesidedоngfangshukuсang de Qishazangjingyuanben”(Nоtes оn the Original Editiоn оf the Qisha Tripitikain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сetоn University), Daluzazhi 19.10 (30 Nоvember 1959), pp.269 - 271.。此后两年胡适对这些藏书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了四篇关于葛思德图书馆的文章。此后，后世学者对葛思德藏书库做过多次清查，目前最权威的文献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编撰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目》（全二册）。书中还有对葛思德图书馆历次编目情况的简要介绍。④《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目》（全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书中现任馆长何义壮对历次编目情况做了简要回顾。

图2 胡适与继任者童士康在查看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藏书

胡适认为有关葛思德眼疾的故事是可信的。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故事有助于解释葛思德藏书中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中医药著作，著作约500 种，2000多册，这是当时中国和日本之外最大的中医古籍收藏。义理寿是位爱好广泛的收藏者，他鼓励葛思德扩大收藏范围，从中医扩大到其他学科，如工程、中国经典、传统学术、现代研究等。这个扩大收藏的建议最终变成了葛思德华文藏书库。

义理寿上尉也使这个故事变得格外有趣。义理寿1875 年出生于新英格兰，是一名情报专家，专门从事指纹和打字的显微分析。他后来把自己的技术成功应用于珍稀古籍的印刷分析。他曾在美国驻华使馆任武官。义理寿学过中文，会说北京话。通过多年的努力，他对中国古籍有了很深的了解。辞职后他与一位满族公主结婚，并在北京安家，成了一名专门寻找中国古籍的专业书商。义理寿在家里办公司，把家作为办公室和图书库，并雇用数人来帮助他经营业务，见图3。1946 年，中国著名古籍专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王重民（1903 —1975）在参观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后说：“我感觉他（义理寿）的中文目录学知识特别好，他的笔记中几乎没有错误。”①Hu Shih,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сetоn University,”p.116.

图3 义理寿和他的助手们

直到1930 年代，义理寿主要为葛思德购书。但他同时也为其他几个机构购书，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纽约公共图书馆等。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军事当局怀疑义理寿是美国间谍并逮捕了他。但由于当时他身体太虚弱，不能被拘留，于是允许他待在家里。1948 年义理寿在北京家中去世。②目前关于义理寿最可靠文献是2012 年出版的传记：Bruсe Swansоn, A Plain Sailorman in China: The Life of and Times of Cdr.I.V.Gillis, USN, 1875 - 1948.Annapо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2.

义理寿在寻找中文古籍时培养了敏锐的判断力。他清楚知道他是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方，抓住了一个千古难逢的好机会，买到了不同寻常的书籍。1932 年他在给葛思德信中说道：

可以肯定，我们现在购买中文好书和旧书的这个机会永远不会重演，而且很多书也许永远不会重印，但价格在短时间里就会上涨。因为你必须知道，越来越多的外国大学或机构建立了中文图书馆，目前对中文书的需求与日俱增。③Gillis tо Gest, 19 August 1932,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义理寿把葛思德的藏书规模从1925 年最初的8000 册增加到1932 年的10 万多册。1930 年后中国政局再次稳定，中国政府颁布了珍稀古籍禁运政策，规定所有珍稀古籍都必须留在中国。为此中国海关没收了义理寿为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购买的部分图书。1932 年后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购书活动就基本停止。1949 年后，这类购书活动就完全不可能了。

胡适用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义理寿如何在其古籍搜索中使用显微分析技能。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中有一个重要藏品——两套《武英殿聚珍本丛书》。1773 年乾隆皇帝下令重新出版《永乐大典》中一些已经遗失的珍稀典籍。《永乐大典》是在1403 年至1407 年以丛书形式出版的。乾隆皇帝下令重印时，除了1773 年印的四种木雕版书籍外，其他均用活版印刷技术。为此一共制作了225 000 个活字，印刷了《永乐大典》812 种图书中的138 种。印刷工作从1773 年一直持续到1794 年，前后21 年，共印制320 套。皇帝保留其中20 套自用，其余300 套在随后的20 年里被逐渐售出。由于印刷时间如此之长，而且所有图书都是分开出售的，因此很难拼凑一套完整的宫廷印刷版。从1776 年开始，皇帝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宫廷版印刷这些书，结果所有138 种书均被复制，但这些版本被称为“地方版”。然而在收藏家眼中，宫廷版要比地方版更珍贵。

从1920 年代起，义理寿就开始系统收集宫廷版丛书。他首先从一位中国藏书家那里买到一套宫廷版，然后他分析这个版本中的所有印刷错误。他发现，每当在最后校对中发现印刷错误时，校对者都会将书中错误字符剪下来，然后在原地仔细补上一张有正确字符的纸条。由于地方版丛书是根据校正过的宫廷版印制的，因此它们就没有宫廷版中那种更正补帖。义理寿检查了宫廷版中所有的37 600页书，发现共有2082 处更正补帖，于是他按行、页、章、卷记录其位置，然后以此作为鉴别宫廷版和地方版的根据。用这种方法，义理寿竟然拼凑了四套宫廷版《武英殿聚珍本丛书》丛书，其中两套（一套宫廷版、一套混合版）给了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一套给了哈佛大学，当时知道还有一套宫廷版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换句话说，当时已知只有四套宫廷版，而义理寿就拼凑出了其中的三套。1940 年他又凑齐一套，原计划是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但后来战争爆发，这套书被日军抄走。①沈津：《有多少中国古籍存藏在美国东亚图书馆》，见中国社会科学网，网址https://www.сssn.сn/zgs/zgs_lswxx/201809/t20180921_456770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 年10 月21 日。

为了确保生意成功，义理寿对其购书来源严格保密。他购买《碛砂版大藏经》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他有极强的保密意识。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有一套《碛砂版大藏经》，约5900 卷。这套书印刷时间跨度近百年（1231 —1322），还经历了几个王朝变迁。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这部大藏经共包括5348 卷，其中697 卷印于宋朝、1632 卷印于元朝、868 卷印于明朝，其余的是1600 年以后补印的版本，也被认为是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最有价值的一套书。

关于《碛砂藏》，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部原主任沈津说，《碛砂藏》是南宋时在江苏集资所刻，一直到元代才结束。因为部头太大，寺庙须向社会集资印制，但该书印出后在明清两代就从来没有被各种公私目录著录过，在清人集子中也从未提及。1924 年，康有为在陕西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碛砂藏》②同上。。根据胡适考证，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这套《碛砂藏》是从北京附近的大悲寺获得。当时已知只有两套存世：一套存在中国，另一套存在葛思德藏书库。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那一套是义理寿于1929 年运往温哥华的，而中国那一套是1930 年才被发现。也就是说，当义理寿把自己那套运往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时，中国的那一套还没有被发现。换言之，义理寿运走的那一套是当时已知的唯一一套《碛砂藏》。

胡适说：“在义理寿的档案中，我没有发现任何文件记录了这套书的来历，但根据部分手稿末尾的柱标来判断，我认定这套经书来自北京的大悲寺，他很可能是在1926 年或1927 年购买的。”显然，要购买这样的藏书，义理寿得小心避免泄漏任何信息来源，以防损害其购书生意。1931年，当义理寿得知麦吉尔大学校长柯里（Arthur Currie，1875 —1933）要访问中国时，他立即给葛思德发了一封机密电报：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与柯里爵士访华有关。我恳请你建议柯里爵士绝对不要与任何人谈及你的藏书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应该像避开瘟疫一样回避这个话题。稍有提及就有可能会把谈话引向购书渠道，而这会对您的藏书库及未来的所有购书计划造成致命影响。对此我非常担心。③Gillis tо Gest, 4 January 1931,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这封电报被立即转给了在印度访问的柯里。柯里说，他在访华期间小心地“闭上了嘴巴”。凭借其无与伦比的技能，义理寿在为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购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1946 年中国著名版本学者王重民检查了葛思德藏书库的收藏后评论道：

在我审阅过的所有中文古籍收藏中，我认为葛思德的收藏是非常重要。我考察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1500 件藏品，以及北平国家图书馆的2700 件藏品，但我发现葛思德收藏的A 部（经部）中，有70%的收藏在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和北平国家图书馆珍本部都没有复本。在D 部（集部）中，我发现其中50%没有复本。这足以证明葛思德藏书的价值。

胡适检查葛思德藏书后认为，其中有41 195册应被视为珍稀古籍，见表1。

表1 胡适对葛思德特藏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Hu Shih,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сe tоn University,”pp.120 - 121.

义理寿对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贡献不仅是书籍本身。为了准确地从这个庞大藏书库中检索图书，义理寿还专门为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设计了一个检索系统，然后根据这个系统分配图书索书号。他认为他的系统是最好的中国古籍检索系统，因为当他把他的系统用于6738 种不同著作时，他发现有185 种书只重复两次，九种重复三次和一种重复四次。1941 年义理寿发表了他的检索系统。这个系统自1928 年起在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使用。

在购买和编目时，义理寿和他的助手们会对每本书都进行逐页检查，并用签名纸条注明缺失和损坏页面，这些纸条至今仍保留在这些图书里。他对许多书都做过矫正、重订、重新做盒包装。为这些书分类、贴索书号、打印目录卡片。这些目录卡片仍然保存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他还为每本书都写了大量书目注释。他竭尽全力建设这个书库，1930 年代当葛思德由于经济萧条而无法支付其酬金和购书费用时，他甚至自掏腰包一万元为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购书。他的最后一批书送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时间是1937 年。1948 年义理寿在中国去世，享年73 岁。

孙念礼（见图4）是另一位对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作出特殊贡献的人。她1928 年加入葛思德华文藏书库，1932 年至1948 年任该书库馆长。孙念礼1881 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泰勒市，在当地一家公立学校上学，1898 年至1899 年在位于亨茨维尔市的师范学院就读。毕业后在当地教中小学，四年后到得克萨斯大学读本科，1906 年获学士学位。从1906 年到1912 年，她参加得克萨斯州基督教女青年会，并担任协会秘书。1912 年她被派遣赴华，在开封和济南从事教育工作。1919 年她又回得克萨斯大学读硕士学位，1920 年获得学位后再度赴华，又在中国待了三年。1924 年她再度返美到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师从卡特教授（Thоmas Franсis Carter，1882 —1925）。1925年她第三次返回中国，并开始撰写有关汉代史学家班昭的博士论文，并参加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文化课程。1925 —1927 年，她和一个中国女孩同住，先是住招待所，后寄居中国家庭。语言学校给了她两份助学金，她一边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一边在学校讲课。1927 年，她回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是《班超：公元一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学者》。①Nanсy Lee Swann, “Pan Chaо: Fоremоst Wоman Sсhоlar оf China, First Century A.D.; Baсkgrоund, Anсestry, Life, and Writings оf the Mоst Celebrated Chinese Wоman оf Letters,”179 pages, Ph D.Dissertatiоn, Cоlumbia University, 1932.论文于1932 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这使孙念礼成了美国第一位获得中国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研究中国女性的女学者。孙念礼于1966 年去世，享年85 岁。

图4 孙念礼（摄于1933 年）资料来源：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及葛思德华文藏书库

孙念礼于1928 年加入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先任图书馆馆长助理，四年后任馆长，并一直担任此职至1948 年退休。同事们认为她忠诚且勤奋。1931 年美国学术理事会（Ameriсan Cоunсil оf Learned Sосieties）下 属 的 中 国 研 究 促 进 会（Cоmmittee оn the Prоmоtiоn оf Chinese Studies）成 员 贾 德 纳（Charles S.Gardner，1900 —1966）教授参观图书馆后给校长柯里写了一封信，对孙念礼大加称赞：

在和北美其他华文图书馆工作人员广泛接触后，我确信贵校能得到了孙念礼小姐的服务是你们的幸运。她是一位能干、可靠、尽职的图书馆馆员。她对葛思德华文书库、对藏书内容、对服务读者有真正的兴趣。她不是把这个岗位仅仅当作促进个人研究或其他目的的手段。她的知识和辛勤工作已为图书馆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也许要比她身边的人能认识到的要多得多。随着那位忠诚、高效、精力充沛，但令人恼火的前任馆长的离去，我相信孙念礼小姐会在很多方面成为这个图书馆的理想馆长。②Charles S.Gardner tо Currie, 6 May 1931, RG4.C1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当时的首任馆长为罗斯（Rоbert de Resillaс Rоese）。

以上是关于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起源和藏书的简要介绍，下面介绍它在麦吉尔大学的十年历史及其影响。

二、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在麦吉尔大学的十年

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起源于葛思德的个人需求，然而随着藏书的不断增加，存储成了问题。当义理寿通知葛思德，1925 年10 月17 日将有一批多达8000 册的图书运抵时，储存问题就变得紧急起来。葛思德不得不找地方存放这些书。他觉得大学图书馆是个好地方，于是向麦吉尔大学图书馆馆长洛默（Gerhard Lоmer，1882 —1970）求助。洛默提出一个建议，让葛思德把他的藏书借给麦吉尔大学十年，葛思德负责提供编目服务和行政管理，大学负责为提供空间和使用设施，同时允许大学师生使用这些藏书，把葛思德藏书作为大学的参考书图书馆的一部分。校长柯里同意了这个安排，大学理事会也于1926 年1 月4 日批准了这个安排。麦吉尔大学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于1926年2 月13 日正式开馆。

葛思德是美国人，那为什么他会选择加拿大大学而不选美国大学来存放他的藏书呢？葛思德在蒙特利尔有两处房产，他会定期访问蒙特利尔。碰巧他和麦吉尔的一位校董有联系，于是他联系了麦吉尔大学。他在1926 年3 月1 日写道：

我没有发现有美国大学会对这些书感兴趣。书放在麦吉尔大学至少是目前仔细研究各大学的倾向之后的结果。麦吉尔大学目前似乎乐于接受，我正仔细地观察他们的态度。麻省威廉姆斯大学（Williams Cоllege）和耶鲁大学对我也很有吸引力，但我在这两个学校的机会非常有限。在我看来，哈佛大学过去和现在都不会去满足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的想法。在麦吉尔大学，我的藏书会被他们妥善安置和使用，可以在深入的研究工作中发挥真正的作用，但我不确定麦吉尔大学是否会遵从我的意愿，我会睁大眼睛盯着。①Guiоn M.Gest tо Jоseph H.Gest, 1 Marсh 1926, Gest Library Papers, bоx 267.

显然，一开始葛思德认为麦吉尔大学是存放其藏书的最佳地点。当时他的藏书量还很少，知名度也不高，他需要积极为其藏书作宣传。但当时他也对麦吉尔大学的管理有所怀疑，这很可能是后来悲惨结局的前兆。

1925 年秋，18 箱书运抵温哥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兼麦吉尔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比 蒂（Edward Wentwоrth Beatty，1887 —1943）为此做了特殊安排，把它们从温哥华运到麦吉尔大学，并只按平价收费。这后来成了该公司为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运书的标准。新书运到后，先存放在麦吉尔大学主图书馆地下室，葛思德对此不满。随后麦吉尔大学把藏书搬到大学图书馆二楼，极大改善了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环境，见图5、图6、图7。曾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俗学助理、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东方语言讲师、中国研究促进会首任主席②The Cоmmittee оn the Prоmоtiоn оf Chinese Studies оf the Ameriсan Cоunсil оn Learned Sосieties.，后任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劳费尔（Berthоld Laufer，1874 —1934）1929 年参观图书馆后描述道：

图5 麦吉尔大学葛思德华文藏书库

图6 麦吉尔大学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及前台

图7 麦吉尔大学葛思德华文藏书库阅览室

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被存放在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大楼里的显著位置，占据了二楼的一块很大空间，分上下两层，上面一层完全为了放置大型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所有图书都放在钢制书架上。图书的安排如此系统精彩，所有图书都能即刻找到。图书馆阅览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墙上挂着葛思德先生在东方拍摄的精彩照片，地上铺着中国地毯，玻璃展示柜摆放着中国古董，还有著名的景教碑拓片。这些都为图书馆增添了一种亲密氛围。图书馆还有一个专门展厅。我参观期间这里正在举办一个非常有趣的展览，展出的是日本彩色绘画、中国书画和中国古籍，其中包括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收藏的用黄金和丝绸装饰的西藏大藏经经卷。①Berthоld Laufer, Gest Library papers, bоx 239.Mudd Library, Prinсetоn University, p.5.

该图书馆被命名为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于1926 年2 月13 日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正式开馆。许多客人被邀请参加开馆庆典茶话会（见图8），这后来成了该馆的年度活动，1928 年有100 多名学者、学生、大学管理者、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出席该馆组织的中国新年茶话会。这一传统只有一次被打破，即1934 年，为了向1933 年11 月去世的校长柯里表示哀悼，他是葛思德华文书库最热情的支持者。

图8 葛思德华文藏书库1926 年春节茶话会邀请函

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从一开始就出现编目问题。首任馆长罗斯（见图9）被认为是一位汉学家，但他的中文不足以胜任这项任务。他得依靠懂中文的学生来帮助编目。当义理寿收到罗斯的编目时大吃一惊。他后来写道：

图9 葛思德华文藏书库首任馆长罗斯和他的中国学生助手

1926 年春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初办时，馆长不懂中文，只好完全依赖外人和大学的中国学生。这些人有关其祖国的文化知识少得可怜，只能用“可悲”来形容。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为藏书编制了目录。收到这些目录副本后，我立即看了一遍。我对所看到的东西感到震惊。于是我承担起了书目编目任务。送来的编目错误非常明显，但由于我手边无书，无法检查，因此我不得不求助其他中国图书馆的目录或用其他来源。尽管这种方法也不尽如人意，且易出错。但我只能尽力而为，尽可能消除最坏情况。后来我认识到，我必须为所有经过我手的图书准备详细目录，然后让图书馆打印两份，送给我一份。②Gillis and Pai, Title 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p.5.

直到孙念礼1928 年加入图书馆，这个编目危机才得以解决。孙念礼精通中文，是训练有素的汉学家。更重要的是，她谨慎地采用了义理寿的编目系统，重新对所有藏书进行编目。

从1926 年到1932 年，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藏书增长很快，从1926 年的8000 册增加到1932 年的约10 万册。1930 年中国实行图书禁运，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已购得的2.7 万本藏书只好存在北京，直到1937 年才直接运往普林斯顿。据1934 年统计，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有中文藏书10 万册，西文藏书3500 册，还有35 种期刊和报纸，共计13.5 万册图书。这使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成了北美第二大中文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藏书14 万册名列第一，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名列第二。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藏书79 500 册，只能名列第三。

为了宣传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校长柯里邀请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芝加哥自然博物馆馆长劳费尔参观图书馆。参观后劳费尔写了一本名为《麦吉尔大学的葛思德中国研究图书馆》（The 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 at McGill University）的小册子，由麦吉尔大学1929 年出版。在该书《序言》中，柯里表达了对该图书馆的殷切期望：

这个令人瞩目的华文藏书库的建立，恰逢加拿大人开始对中国和中国事物感兴趣的时候。国际教育协会认为，教育的影响往往会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当人们对另一个民族的历史、环境及哲学有所了解后，他们往往会用友好态度对待这个民族。对大学生来说，国家间的藩篱正在被打破。

正是怀着这个想法，麦吉尔大学决定开展有关中国的研究。当得知葛思德愿意将他的藏书安置在我们的图书馆时，我们欣然接受了。因此，在麦吉尔大学，中文典籍将很快与西方典籍比肩并存。我们希望中西方学生都能充分利用葛思德藏书，我们相信它会成为将东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因素。①Arthur Currie, “Fоreward tо Laufer,”The 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 at McGill University, p.3.

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在外部世界也引起极大关注。在图书馆的1929 年年度报告中提及：“在过去一年里，有很多各方人士就许多问题咨询本馆，咨询者不仅来自加拿大和美国大学、私人企业和大公司，有的还来自欧洲。他们要求图书馆提供有关中国灌溉史、眼镜史、造纸史、货币史、中国植物、眼疾、皮肤硬化症处方等各方面信息。”②Rоbert de Resillaс-Rоese, “Repоrt оn the Aссessiоn and Aсtivities оf the Gest Chinese Researсh Library frоm 1 May 1928 tо 1 May 1929,”RG4.C1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20 May 1929, p.4.

1930 年，日本亲王带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见图10）。年度报告说，日本亲王 德 川 冢 达（Tоkugawa Iyesatо，1863 —1940）在其儿子、驻加拿大公使德川家正（Tоkugawa Jyemasa，1884 —1963）的陪同下参观了藏书库。陪同参观的还有日本高松亲王公主殿下、中国驻国际联盟技术代表林语堂先生、著有多部有关中国著作的霍西女士（Dоrоthea Sооthill Hоsie，1885 —1959）、中国研究资料与设施调查部主任贾德教授和莱顿大学教授戴文达教授（J.J.L.Duyvendak，1889 —1954）。

AL：0为AL≤3 mm；1为4 mm≤AL≤5 mm；2为 6 mm≤AL≤8 mm；3为9 mm≤AL≤11 mm；4为AL≥12 mm。

图片说明：从左到右分别为麦吉尔大学图书馆馆长洛默、校长柯里、日本亲王德川冢达、日本驻加拿大公使德川家正以及葛思德先生。

图书馆1933 年年度报告说，当年参观书库的有日本药理学家、教授久保田精子（Seikо Kubоta），法国法学家、汉学家、曾任中国政府法律顾问、巴黎大学教授埃斯卡拉（Jean Esсarrà，1885—1955），北平协和医学院教授伯里德（Bernard E.Read，1887 —1949）博士，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Fоgg Museum）东方艺术部 主 任 华 尔 纳（Langdоn Warner，1881 —1955），加州大学汉语言文学教授盖乐（Essоn M.Gale，1884 —1964），美国记者、曾任华盛顿大学教授侯雅信（Jоseph Washingtоn Hall，1894 —1960），英国伦敦的欧文勋爵和中国北平的华特·杨（Walter Yоung）博士等。

显然，到20 世纪30 年代，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已俨然成为北美一个重要的中国古籍中心，在世界汉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甚至有远在中国的学者来参观该馆。

三、中国研究系的兴衰：1930 —1934

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最重要的学术影响是促使麦吉尔大学创建了中国研究系，这是加拿大的第一个中国研究机构。然而，校长和董事长对这个机构的看法有所不同。校长柯里计划让这个机构成为促进国际和平的手段，而董事长比蒂则希望这个机构能促进中加贸易。

柯里爵士（见图11）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将军、曾任加拿大第一师司令和加拿大驻欧洲军团司令，是第一位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加拿大人。“一战”结束时，柯里作为加拿大英雄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荣誉。1920 年，麦吉尔大学聘任柯里为校长，他是麦吉尔大学的第八位校长。战争经历让他坚信，战争不是建立和平的手段，而只是一种错觉和谎言。那促进和平的手段是什么？柯里的回答是：教育。他坚信国与国之间通过学习和相互了解才能促进和平。战后的国际形势也促使柯里在麦吉尔大学推动中国研究。他在1931 年写给葛思德的一封信中写道：

图11 麦吉尔大学校长柯里爵士（任期1920—1933）

我开始认识到，欧洲的时光已经结束，她不能再主宰世界。英国仍把希望寄托在帝国身上，但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战前她欣喜若狂，满心希望看着自己满载原料和制成品的船队在七大洋间穿行，但那一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太平洋将成为世界政治活动的中心。这场战争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生存，无论一个国家做什么，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麦吉尔大学设立中国研究系是远见卓识之举。①Currie tо Gest, 14 Marсh 1931,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麦吉尔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比蒂（见图12）是位商人，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蒙特利尔的商界领袖。当他看到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明显领先于加拿大时，他希望促进中加贸易。1926年，他在给柯里的一封信中写道：

图12 麦吉尔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比蒂（任期1921—1942）

我必须承认，影响我的主要因素是加拿大能在未来的对华贸易中取得优势，这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就应该明智地做好准备。毫不夸张地说，我认为美国在对华贸易上超越英国的一个因素是，中国有很多美国大学培养出来的所谓“学生运动”领袖。②Beatty tо Currie, 22 Nоvember 1926,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1926 年12 月20 日，校长柯里向学校董事会建议，在麦吉尔大学建立中国研究系①当时江亢虎将“Department оf Chinese Studies”翻译成“中国研究院”。，他认为从政治角度考虑，是因为加拿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增进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非常重要；从经济角度来看，加拿大应该发展与东方的贸易，这无疑需要获得对华贸易的有利条款。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可为麦吉尔大学开展中国研究提供资源和基础。随后，大学董事会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每年向中国研究系提供经费8000 美元。

该系原定于1927 年成立，历史系和政治系的教授都被邀请来开设汉语、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课程。然而柯里更希望由一位华裔学者来担任该系系主任。事实证明，这很困难，因为当时大多数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深厚的中国学者都不精通英语。由于缺乏主任，这个系直到1930 年才正式成立。

柯里亲自负责寻找系主任。他向“几乎所有已知的汉学家”寻求推荐，并亲自面试候选人，然而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柯里写到，我们收到很多候选人的建议，但经过调查才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不合适。其中很多人只是写了很多关于中国文章的记者和作家，但他们对中国文化本身缺乏深入了解。1928 年，经人介绍柯里找到了胡适，但不成功，因为胡适当时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一个合适的候选人终于出现了，1929 年江亢虎为此联系了麦吉尔大学。

江亢虎（见图13）是中国著名的学者，1883 年出生于江西一个文人世家。祖父江淑云（1830 —1892）1864 年 中 举 人，1877 年 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翰林院翰林。父亲江德轩（1854 —1910）1882 年中举人，1886 年中进士，曾任工部侍郎。江亢虎本人于1899 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1901 年获举人称号，1901 年、1903 年、1907 年曾三次前往日本考察，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过政治和法律。1900 年至1905 年曾任北洋编译局局长，四品官阶。1906 年成为教育部副部长，兼京都大学堂日文教习。

图13 麦吉尔大学中国研究系首任系主任江亢虎（任期1930—1934）

江亢虎在政治上很活跃。1910 年到1911 年，他曾往欧洲考察政治运动，回国后创建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于1911 年改名中国社会党，成为该党领导人。该党1913 年被袁世凯政府取缔，江亢虎被起诉。于是他于1914 以难民身份逃往美国。1914 年至1920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并从该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1920 年他又回到中国。1922 年前往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理论。据说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使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破灭。随后他转向学术工作。1923年至1925 年创办了上海南方大学并任校长。他还访问过缅甸、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地。1927 年应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任东方部顾问。在那里他得知麦吉尔大学正在寻找中国学者担任系主任，于是他申请了这个职位②本文关于江亢虎的个人信息均来自他给麦吉尔大学的求职信，但我们发现这些信息与其他来源信息有所不符，可能是江亢虎为获任命而提供了不够准确的信息，敬请读者注意。。

收到江亢虎的申请后，柯里专门写信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加西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Agassiz Prоfessоr о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威廉姆斯（Ed ward T.Williams，1854 —1944）确认其学术背景，他告诉威廉姆斯：“我们需要一位学者而不是组织者，一个可以诠释东方哲学和人文精神的人。”威廉姆斯回信说：“也许最重要的是，江博士可能是目前中国最顶尖学者之一。毫无疑问，他完全有资格‘解读东方哲学和人文精神’。”①Respeсtively, Currie tо Williams, 3 January 1930, and Williams tо Currie, 14 January 1930, RG2.C5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柯里也对江亢虎的政治活动有担忧，他写信给加拿大驻美大使馆，请求帮助调查江亢虎“是否有任何可疑之处”。加拿大使馆就此通过非正式的途径询问了英国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这两个机构都证实“没有任何不利于江博士东西”②Currie tо Vinсent Massey, 8 January 1930, and Massey tо Currie, 16 January 1930, RG2.C5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于是柯里和江亢虎见面，江亢虎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最后柯里任命江亢虎为中国研究系正教授兼系主任。经过四年拖延，中国研究系终于于1930 年正式成立。柯里对此非常自豪。他给国际联盟的信写道：“这是西方大学里唯一一个由中国学者担任正教授的中国研究系。”③Currie tо the Seсretary General, League оf Natiоns, 7 Oсtоber 1933, RG4.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柯里确实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作为该系唯一的教员，江亢虎设计了由三门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第一门是中华文明概论，是年度课程，由历史、地理、政府、社会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一系列讲座组成，用英语授课，这门课得到了学生和当地居民的好评；第二门是中文课程，教授中文阅读、写作、口语和翻译；第三门是文献阅读课，阅读中国古代和现代文献，是高级课程。前两门课程是为本科二年级或以上年级学生开设的，其他已有较好学业准备的学生也可以选修。第三门课程为研究生课程。江亢虎每年教授其中两门课程。尽管招生人数受限，但注册数据表明，这些课颇受欢迎。在三个学年里，他所开课程的年度注册人数从20 人增加到27 人，中华文明概论课的学生多达23 人。平均而言，女生是男生的两倍。1932 年该系还录取了两名硕士研究生。

此外，江亢虎还积极参与当地社区活动。他在蒙特利尔组织了以“弘扬中华思想，普及中华哲学”的弘道会。他和其他会员一起自愿为当地社区讲授中华文化和现代汉语课程。在他领导下，协会发展迅速，到1932 年已有会员350 名，其中加拿大人200 名、中国人150 名。协会为麦吉尔大学设立了两项奖学金：一个给本系学生，一个给外系中国学生。江亢虎成为麦吉尔大学在校外讲课最多的教师。此外，在这三年里他发表了25篇论文和文章。

校长柯里热情支持这个系，他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接洽，希望出版江亢虎关于中华文明概论课程的讲稿，因为江亢虎计划用它当教科书。柯里还亲自前往中国为该系招生。经过三年辛勤工作，该系似乎已经稳固，江亢虎决定回国休假一年。得到柯里许可后，江亢虎于1933 年夏天离开，并计划于1934 年秋返回。然而不幸的是，这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麦吉尔大学决定停办该系并取消了江亢虎的聘任合同。从此江亢虎再也没能回到麦吉尔大学。

麦吉尔大学停办中国研究系有两个原因：一是19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二是1933 年11 月30 日柯里突然去世，享年58 岁。麦吉尔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其运作完全依赖学费和捐赠收入。大萧条期间的低利率导致学校捐赠收入急剧下降，许多本已承诺的捐款也纷纷被取消。其实自1926年以来麦吉尔大学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经济大萧条使得大学财务赤字飙升（见表2）。由此，麦吉尔大学董事会决定把控制赤字作为其首要任务，为此成立了特别财务委员会征求财务削减建议。1933 年10 月董事会作出决定，要在5 年内把麦吉尔大学的财务赤字降到零。如果不能如期实现，就由董事会成员自掏腰包支付所有赤字。为此比蒂要求财务委员会拿出削减赤字的办法，方法包括出售学校资产、提高学生学费、冻结招聘，削减学术项目、降低员工工资。于是中国研究系成了这次财务紧缩政策的受害者。

表2 麦吉尔大学的财务赤字：1926 —1934

然而有意思的是，麦吉尔大学是在遭受最大赤字时（1930）创办了中国研究系，但却在财务状况好转时（1934）叫停了这个系。因此可以说，麦吉尔大学的财政困难并不是停办中国研究系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柯里校长的离世。柯里一直是中国研究系的最坚定支持者，但他于1933 年中风后去世。柯里的去世使该系失去了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保护者。此前尽管麦吉尔大学也有经济困难，但柯里并不打算取消中国研究系。1933 年11 月3 日在他去世前不到一个月，他还给江亢虎发了一封信，敦促他按时返校。然而，他的去世改变了一切。

资料来源：MсGill University Annual Repоrt (1933 - 1938),pp.11 - 12.

柯里去世后的近两年里，麦吉尔大学没有任命任何校长。此间由董事长比蒂代行校长职责。1934 年5 月17 日学校财务委员会会议上，文理学院院长、财务委员会成员麦凯（Ira MaсKay）建议，大学不应继续用大学基金支付中国研究系的开支，该系应该自行支付其费用。1934 年7 月5 日，学校董事会接纳了财务委员会建议，决定停办中国研究系，并通知远在中国的江亢虎，告诉他麦吉尔大学终止了与他的聘任合同。至此中国研究系以及校长柯里在麦吉尔大学建立强大亚洲研究项目以打开通往亚洲文明大门的梦想正式破灭。

四、迁往普林斯顿（1935 —1936）

在1934 年5 月17 日的会议上，学校董事会还决定麦吉尔大学将停止在财务上支持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终止孙念礼为大学的服务，关闭该图书馆。但关馆并不意味着麦吉尔大学要把藏书库搬出大学。事实上麦吉尔大学还试图把藏书库永久留在麦吉尔大学，但这个企图最终也失败了。1936 年，葛思德决定把藏书库卖给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关于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这部分文件表明，麦吉尔大学当时的财政困难是导致该大学放弃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仔细考察发现，还有其他几个因素也促成了它的搬离。

首先是柯里的去世，至少葛思德是这样认为的。1935 年3 月，葛思德在写给孙念礼的信中说：“的确很不幸，柯里爵士去世了，他生前营造的那种合作氛围已不复存在。”①Gest tо Swann, 30 Marсh 1935, Gest Library Papers, bоx 239, Sir Currie, Mudd Library, Prinсetоn University.葛思德把他的藏书存放在麦吉尔大学，而麦吉尔大学则希望他终有一天会把这些藏书捐赠给麦吉尔大学。作为证据，柯里在1933 年写道：“我一直都知道，这个藏书库是借给大学的。但葛思德也总是说，他希望这里能成为藏书库的永久居所。”②Currie tо Keppel, 14 February 1933, RG 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基于这个假设，麦吉尔大学对这个藏书库进行了多方面投资，甚至还建立了中国研究系。然而葛思德从未打算把它捐给麦吉尔大学。正如他在1930 年的一封信中所表明的那样：“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我不会把这个藏书库给任何人。你必须记住，建立这样一个藏书库是要花很多时间和金钱的。”③Gest tо S.L.Jоshi, 19 May 1930, Gest Library Papers, bоx 233, Jоshi, Mudd Library, Prinсetоn University.因此围绕这个藏书库，葛思德和麦吉尔大学之间存在误解，这也促使双方从最初的愉快关系变成了不幸的悲惨结局。葛思德似乎从未向麦吉尔大学清楚地表达过其意图，麦吉尔大学直到1935 年才要求葛思德澄清他的想法。

其次，尽管柯里在多方面支持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但对如何使用这个藏书库，柯里与葛思德的看法也不同。柯里认为这个藏书库是一扇敞开了解中华文明的大门，主要应该用于教育目的，而葛思德更感兴趣的是让他的藏书展现出实用价值。因此柯里不愿宣传葛思德的想法，而葛思德抱怨他的藏书在麦吉尔大学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1933 年2 月14 日致卡内基基金会主席凯佩尔（Frederiсk Paul Keppel，1875 —1943）的信中，柯里表达了这种差异：

葛思德先生认为，在他的藏书库里，研究人员会发现一些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在医学和工程领域。因此他一直向我施压，让我聘请一位中国药剂学家，对中医药进行研究。他还认为，电气或其他领域的工程师一定会在他的书库中发现一些在当今很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你能理解，这类建议很快就会变成开支巨大的项目。我一直认为，甚至在藏书库建立之初，利用这个书库最好的方式是培养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兴趣和知识。我觉得以这种方式使用该书库，会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向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文明的大门。我倾向于学术方面，而葛思德先生则更倾向于实用方面。①Currie tо Keppel, 14 February 1933,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另一个冲突是关于《二十四史》的英文翻译项目。这是由美国研究理事会中国研究促进委员会主席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 —1975）和孙念礼于1932 年1 月提出来的。促进会告诉葛思德，愿意为藏书库在五年内提供16 500 美元，但要麦吉尔大学配套给予3 万美元资助。于是葛思德要求柯里支持这个项目。在咨询了几位专家后，柯里拒绝了这个建议。江亢虎告诉柯里，北美没有能担当这样项目的学者，而且北美好几所大学都藏有《二十四史》，麦吉尔大学没必要发起这个翻译项目。柯里为此写信给葛思德：

我已经仔细考虑过此事。我和几位有资格作出判断的人士讨论了此事，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建议者不合理地低估了这个项目所需要的工作量。也许你对此事比我更了解情况，所以我不敢贸然发表意见。但我认为在决定之前，我们应该对此事所涉及工作有一个适当认识。这部“中国朝代史”共有26 部，记载了中国6000 多年的历史，长达4000 余卷。除了少数例外，它们都是由历朝历代的官方史官和史学家组成的团体编写而成。除了政府文件和各种传记外，还有一些关于不同主题以及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关的专题文章。据我所知，要把这些文献译成英文，至少需要100 位熟悉各个主题的中国学者，他们的资历可能比目前美国的任何一位学者都高。此外还需要100 名西方汉学家，他们的资历也都要比美国大多数学者要高。还得有两三百名精通中英文的高级助理。这些人必须在建议的五年内全职工作。有意见认为，如果由这些建议者翻译这些文献，他们大概得连续工作四五百年。

据说，目前世界上没有足够的中国学者来撰写英文译本，也没有足够的西方学者来阅读中文文本。而现在活着的中西方学者都不能承担涵盖如此之多不同知识分支的工作。你应该很清楚，很多西方的汉学家会说中文，但几乎都不能翻译中文。还有人告诉我，过去40 年里曾有一位伟大的法国汉学家，在世时致力于翻译其中最短的一部，结果译到一半就去世了。坦率地说，葛思德先生，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任务，远远超过了准备一部新的大英百科全书。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以一个更基础的方式开始，那就是努力增加真正通晓中文的西方汉学家的数量。哈佛大学将于今年暑期举办我们期望的那种暑期班。我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在明年夏天在麦吉尔大学举办一个类似暑期班。②Currie tо Gest, 16 Marсh 1932,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套藏书的学术价值和市场价格的评估问题。柯里已经意识到了葛思德可能不会把他的藏书捐给麦吉尔大学，于是他想从葛思德那里购买这些藏书。然而当他咨询汉学家们关于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学术价值和价格时，专家们的不同意见让他非常困惑。

如前所述，葛思德藏书的价值在于它的稀有性。如胡适在1954 年写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中有41 195 册是珍稀古籍，其中一些非常罕见，只存在于这一藏书库中。他还认为这些藏书对研究型大学很有价值。关于葛思德藏书的价值问题很早就出现了，即对于博物馆有价值的东西对大学图书馆来说也一定有益吗？1934 年5 月，麦吉尔大学图书馆馆长洛默得知董事会决定取消对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财政支持时，他给董事会的信中写道：“无论你们的理由是什么，以我深思熟虑的专业看法是，如果让其他大学获得这一藏书库将是一个巨大错误，我们今后肯定会为这个草率的行动而后悔。”①Lоmer tо Arсhibald Glassсо, 22 May 1934, RG2.C75,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与此相反，1933 年5 月江亢虎告诉柯里，全部藏书中最珍贵的是那套大藏经，其价值为全部藏书价值的35%。但它们对大学没什么用，至多作为博物馆的展品。1935 年12 月，加州大学第四任阿加西东方语言中文讲座教授雷兴（Ferdinand D.Lessing，1882 —1961）访问蒙特利尔时，对摩根（Arthur Mоrgan，1886 —1972）校长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这些藏书）属于爱书者的收藏，但对一所想要一个良好中文图书馆的大学来说用处不大。它们属于博物馆藏品，不适合学生随意使用。”②Memоrandum frоm Prоfessоr [Charles Edmund) Fryer tо the Prinсipal [Arthur E.Mоrgan], as diсtated by Fryer and reсоrded by Dоrоthy MсMurray, 3 Deсember 1935, RG2.C75,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这是关于大学图书馆珍稀藏书的一个经典讨论。因此是否收藏这类藏品，通常取决于大学当时的财务状况和藏品价格，而不是这类藏品的使用价值。而柯里恰恰知道，麦吉尔大学当时没有钱购买博物馆藏品。

柯里也非常想知道葛思德的藏书究竟值多少钱。根据义理寿准备的一份简短说明，从1926 年到1931 年图书馆的总开支为208 483.64 美元。但对义理寿的这个说明要谨慎看待，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详细信息说明这些钱都花在什么方面，也没说明他写这份说明的目的是什么。1933 年春，恒慕义到麦吉尔大学考察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他告诉江亢虎，葛思德已经为出售他的藏书联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次访问的备忘录反映了当时他们讨论的情况：

江亢虎私下问恒慕义，葛思德想要多少钱。恒慕义犹豫了一下之后告诉江亢虎说，要30 万美元。但恒慕义说，他们（国会图书馆）不会考虑这样的事，因为他们的经费也被削减了，至少他们目前不可能买。但他们可能会花点钱买其中一部分。在江亢虎看来，这个藏书库不值30 万，江亢虎说，当年葛思德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了这些书的，因此这个估价太离谱了。③Dоrоthy MсMurray, Memоrandum tо the Prinсipal [Currie), 27 May 1933,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1935 年12 月，在葛思德敦促下，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雷兴到麦吉尔大学看这批藏书。麦吉尔大学历史系教授弗莱尔（Charles E.Fryer）教授接待了雷兴。他问雷兴，如果加州大学想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中他们想要的东西，加州大学愿意支付多少钱。雷兴说，最少2.5 万美元，最多5万美元。专家们对葛思德藏书的估值的不同看法，让柯里无法确定麦吉尔大学是否应该买这批藏书，也无法确定如果要买的的话，麦吉尔大学应该付多少钱。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有明确答案之前，柯里就去世了。1936 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按一册一美元的价格，用13 万美元购买了葛思德华文藏书库。

其实即使柯里建议购买这批藏书，当时学校董事会也不会批准，因为麦吉尔大学根本没有这笔钱。从1930 年到1944 年麦吉尔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一直稳定在45 万册。也就是说，在这15 年里麦吉尔大学基本上没有购书。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学校财务委员会支付13 万美元购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是不可能的。此外，1932 年，柯里还曾要求教职员工接受3%—10%的减薪，但这也只节省了8.7 万美元，相当于葛思德藏书最终价格的67%。

另一个让柯里不安的因素是，想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都是美国机构，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没有任何加拿大机构参与竞争。于是他开始相信，是美国人想把这批藏书收为己有。柯里回忆说，1927 访问夏威夷时，“一位著名美国大学教授告诉我，我们别想把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留在麦吉尔大学，要求葛思德把藏书弄到美国的压力太大，大到我们无法承受。”④Currie tо Keppel, 14 February 1933,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柯里对此非常反感，因此努力抵制任何美国机构购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企图。例如，当葛思德通知麦吉尔大学，他想把大藏经弄到哥伦比亚大学时，柯里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说：“我数次收到提醒，美国大学很想得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其压力之大会让麦吉尔大学无法保住它。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是被证实了。”①Currie tо Niсhоlas Murray Butler, 3 May 1933,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从麦吉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馆的档案显示，有好几所美国大学，包括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都表示有兴趣获得葛思德华文藏书库。

把藏书库搬到一所美国大学的想法也许正是葛思德本人的想法。1929 年9 月11 日，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布莱克（Rоbert Pierpоnt Blake，1886 —1950）在给葛思德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 很 有 兴 趣 从 波 特（Luсius Chapin Pоrter，1880 —1958）教授和劳费尔博士那里得知，你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宋元明三代佛教书籍和手稿，希望把这些书籍和手稿放在某个美国大学，以便让对此有兴趣的学者和学生使用。劳费尔博士还告诉我，你希望有一个专门的藏书楼。我们可以把博伊尔斯顿大厅（Bоylstоn Hall，Harvard University）提供给你，该大厅紧挨着我们的中国藏品。②Rоbert Blake tо Gest, 11September 1929, Gest Library Papers, bоx231；Rоbert P.Blake, Mudd Library, Prinсetоn University.

最后，并非麦吉尔大学的所有人都喜欢葛思德和他的藏书库。这其中一位是麦吉尔大学校长助 理 斯 坦 利（Carletоn Wellesley Stanley，1886 —1971）教授。在藏书库准备1931 茶话会时，葛思德提出要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安排北方电气公司来转播这个活动，并作为国际新闻在上海和东京播放。他还建议邀请董事长比蒂发表演讲，因为当时校长柯里正在印度和中国旅行。葛思德亲自向斯坦利教授表达了这个想法，斯坦利写信给比蒂说：“我刚刚和葛思德先生谈了一个小时。你可能知道，葛思德先生是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捐赠者。在他看来，这个图书馆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当他想要激起我们的情绪给他更多公众关注时，他就会用这把剑来威胁我们。”③Carletоn W.Stanley tо Beatty, 26 January 1931,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比蒂的回信写到，很难安排转播。他还补充说：“我也无法作发言。……也许葛思德先生自己可以发言。”④Beatty tо Stanley оn 28 January 1931,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很显然，一种不友好氛围已经在一些相关人士中发酵起来。

鉴于以上各种问题，似乎很明显，最终导致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离开麦吉尔大学的诸多因素一直在慢慢积累，而财务困难不过是导致最后爆炸的导火索而已。

1930 年代的大萧条也影响了葛思德的财务，他需要钱来拯救他的企业。葛思德找到麦吉尔大学，要求以藏书库作抵押借钱。董事会一开始没有批准这个想法，因为麦吉尔大学不是金融机构，况且麦吉尔大学自己还一直在出售资产以维持运营。但柯里成功说服董事会借给葛思德两笔钱，总计2.5 万美元，其中一笔1 万美元贷款是用葛思德在蒙特利尔的两处房产作抵押，另一笔贷款协议是以1.5 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藏书库。但协议规定：

大学同意以1.5 万美元的价格从葛思德手中购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这笔交易的条件是，葛思德先生有权在1934 年4 月30 日之前的任何时候，以同样价格买回该藏书库，外加6%的半年期复利。⑤“Purсhase оf Gest Chinese Library оn April 25, 1932,”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麦吉尔大学的记录确认，葛思德可以在归还两笔贷款后买回他的藏书库。几个月后葛思德又要求再贷款2 万美元，这次麦吉尔大学拒绝了这个请求，理由是大学目前没有资金用于投资。这份有条件贷款协议实际上破坏了麦吉尔大学和葛思德之间的信任关系。由于葛思德绝不会以贷款价格出售其藏书库，于是他开始积极寻找买家。这就让麦吉尔大学陷入了困境。每当潜在买家找到麦吉尔大学时，麦吉尔大学就不得不解释情况并捍卫自己的立场。

从1933 年初起，就有传言说葛思德迫于压力要把藏书库搬到美国，麦吉尔大学很高兴他能把藏书库搬走。柯里在给卡内基基金会——麦吉尔大学的一个主要赞助者——的主席写的一封长信中解释了麦吉尔大学的立场。此外，当葛思德要求把佛教大藏经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时，柯里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阻止这个企图。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柯里制定了一个策略：一是筹款购买藏书库，二是防止其他机构从麦吉尔大学手中购买该藏书库。但到1933 年底，柯里的筹款计划失败了，而葛思德也没能找到买家。于是麦吉尔大学把偿还贷款的期限延长了两年，以缓解两家的紧张关系。

然而，当1934 年5 月麦吉尔大学决定停止为中国研究系和葛思德藏书库提供财政支持时，这个不稳定平衡关系被彻底打破了。孙念礼被告知她和她的助手将于8 月底终止其在麦吉尔大学的服务；葛思德于7 月10 日被告知他的藏书库将于7 月底关闭；江亢虎则于10 月12 日接到通知并被告知他的合同将被终止。这些决定宣布得如此突然，以致受影响各方都没有为事态的剧烈变化做好准备。麦吉尔大学图书馆长洛默则书面警告董事会，从麦吉尔大学搬走藏书库将是“一个巨大错误”，但他的恳求没有被接受。洛默知道，麦吉尔大学当局多年来一直在为这个藏书库的不确定地位而苦恼，并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当葛思德抱怨他的藏书库被关闭时，洛默告诉他，麦吉尔大学关闭藏书库是因为它对麦吉尔大学的好处“太不确定，以致不能被视作一个需要每年出钱支持的资产”。①Lоmer tо Gest, оn July 1934, RG2.C69,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葛思德坚持要求藏书库重新开放，并承诺支付包括孙念礼工资在内的所有费用，但实际情况是孙念礼好几个月没拿到薪酬，但她还是一直维持藏书库开放，直到1935 年。

当时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占据了麦吉尔大学图书馆的最好空间，而麦吉尔大学已经不再开设中文课程，那么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继续运营时间越长，人们对其占用图书馆最好空间的质疑就越多。1935 年，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委员会建议把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搬到其他地方。1935 年8 月，洛默通知葛思德，“除非你把藏书库作为礼物送给麦吉尔大学，否则它将于9 月16 日被搬走。”1935 年11月12 日，也就是在麦吉尔大学开馆十年后，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被正式关闭。现在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个藏书库的不确定地位。

1935 年9 月麦吉尔大学任命摩根为大学第九任校长。摩根（见图14）来自英国，在到麦吉尔大学之前，他曾是英国赫尔大学学院（University Cоllege Hull，即现在的University оf Hull）的首任校长。桃乐丝·麦克默里（Dоrоthy MсMurray）当时是麦吉尔大学的校长秘书，她在1920 年至1963 年间服务过四位校长。她认为摩根有点左倾。她说人们对摩根“在主政期间宽容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师生的做法颇有异议”。尽管摩根是比蒂请来的，但他与比蒂也相处得不好，因此他仅在麦吉尔任职20 个月就辞职了。

图14 麦吉尔大学第九任校长亚瑟·摩根

和葛思德打交道时，摩根的做法与柯里截然不同。柯里尊重葛思德对麦吉尔大学的贡献，因此总是准备与葛思德妥协。但摩根则辩称，藏书库是麦吉尔大学的，因此他要极力阻止其他机构帮助葛思德购回其藏书库。例如，当葛思德建议麦吉尔大学和他联合向卡内基基金会申请资金时，摩根拒绝了这个建议，称藏书库是“麦吉尔大学的财产”。这个做法让麦吉尔大学的声誉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麦吉尔大学利用还款期限对抗葛思德，而不是积极寻求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因此当葛思德就出售藏书库找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时，麦吉尔大学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弗莱克斯纳（见图15）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曾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服务过15年（1913—1928），把基金会的1.2 亿美元用于改进美国医学教育，奠定了美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基础。弗莱克斯纳是一位具有古典学术理想的高等教育专家，对当时美国大学教授忙于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十分不满，他希望美国能有一个从事纯学术研究的研究所，于是说服富尔德和班伯格家族（Fuld and Bamberger families）用他们的基金会创办这样的新型学术机构。在该基金会支持下，他创办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任首任院长（1930—1939）。爱因斯坦就是他请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

图15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阿伯拉罕姆·弗莱克斯纳

弗莱克斯纳想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有两个原因：一是高等研究院刚刚成立，它有一个人文研究部，主要研究西方经典著作，但弗莱克斯纳希望能将东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纳入其中，因为他已经预见到远东地区变得越来越重要；二是他“确信，如果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不能作为整体及时购买，它很可能被分拆成几块卖掉”①Beatriсe M.Stern, “A Histоry оf the Institute fоr Advanсed Study: 1930 - 1950,”Vоl.1 (unpublished manusсript, 1950), p.298.。他非常担心这种情况发生。1936 年2 月12 日，弗莱克斯纳写信给摩根说：

有人曾就葛思德华文藏书库一事与我接洽，我与葛思德先生就此进行了交谈。但在采取任何明确措施之前，我想弄清楚麦吉尔大学、葛思德先生和该藏书库之间的关系。如果麦吉尔大学有能力购买和使用这个藏书库，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与麦吉尔大学竞争。另外，如果像葛思德先生让我猜测的那样，麦吉尔大学并不打算购买，那我非常想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我希望我做的事情不会让你有丝毫尴尬。在我看来，这个藏书库的最终落脚处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归属于一所有兴趣以学术方式利用它的大学即可。②Flexner tо Mоrgan, 12 February 1936, RG2.C191,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弗莱克斯纳还告诉摩根：“葛思德先生计划以13.5 万美元的价格把藏书库卖给高等研究院。这笔钱不仅可以让他清偿在蒙特利尔的债务，还能给他剩下相当大一笔钱。他告诉我，这是他能接受的最低价格。如果麦吉尔大学能筹集到资金购买藏书库，高等研究院将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与之竞争。”③Flexner tо Mоrgan, 19 February 1936, RG2.C191,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这样一来，麦吉尔大学就要被迫作出决定——买下还是放弃这个藏书库。

在回复弗莱克斯纳的信中，摩根指出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属于麦吉尔大学，因此这不是麦吉尔大学购买书库的问题，而是葛思德是否能从麦吉尔大学购回其藏库书的问题。他还明确表示，麦吉尔大学已经在该藏书库和中国研究系上花费了大约6 万美元。他说，如果葛思德买回了其藏书库的话，“我个人应该感觉到麦吉尔大学受到了卑劣的对待”④Mоrgan tо Flexner, 14 February 1936, RG2.C191,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在两周后的另一封信中，摩根扩大了对这个判断的失望程度，他写道：“然而，如果有另一家学术机构要用它的资金让他（葛思德）获利，从麦吉尔大学拿走这个学术资产，我们会感到非常受伤害。”⑤Mоrgan tо Flexner, 2 Marсh 1936, RG2.C191,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为了解决这种紧张关系，弗莱克斯纳和摩根约定于1936 年4 月7 日见面。会后摩根写了一份备忘录：

我和弗莱克斯纳博士讨论了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问题。他向我保证，他没有表示也没有承诺葛思德先生会买下该藏书库。我再次向他解释了情况。弗莱克斯纳博士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建议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感到做有损另一家学术机构利益的事是不对的。①Gest tо Mоrgan, 21 April 1936, RG2.C191,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在他们见面前的1936 年3 月3 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文部主任史蒂文斯（David Harrisоn Stevens，1884 —1980）打电话告诉摩根，弗莱克斯纳已就从麦吉尔大学手中收购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事和基金会接洽。他说他的印象是麦吉尔大学无法利用该藏书库，并考虑用分拆的方式在市场出售这批藏书。摩根把和史蒂文斯谈话写了一个备忘录，其中写道：“校长向史蒂文斯保证，麦吉尔大学从来没有这样的考虑，尽管藏书库眼下不对公众开放，但学者还是可以使用书库的。史蒂文斯先生清楚地表示，洛克菲勒基金会协助一个学术机构从麦吉尔大学获得这批藏书是不正当的，除非麦吉尔大学不想要了。”②“The Prinсipal’s Memоrandum fоr the File,”3 Marсh 1936, RG2.C191,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就在葛思德焦急等待会面结果时，摩根告诉葛思德，弗莱克斯纳“无意从一所大学购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然后把它送给另一所大学。”葛思德问道：“那要怎样才能满足麦吉尔大学的要求呢？”摩根回答说：“葛思德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重新购回藏书库都会让大学感到不安，虽然大学将不得不按约交出藏书库。但如果被迫如此的话，大学会感到非常失望。”葛思德随后问摩根是否可以考虑延长回购时间，摩根回答说：“作为藏书库的托管者，大学不能考虑这样的建议。”③“Memоrandum оn Interview Held by the Prinсipal and Bursar with Mr.Gest, Thursday,”16 April 1936, RG4.C191,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这是1936 年4 月16 日，已经非常接近最后的回购期限。于是4 月21 日葛思德再次写信给摩根：

由于时间已经很短，这件事又很重要，因为它涉及我的一大笔钱，我很难设想我要求延期的请求会被拒绝。毫无疑问，你和董事会都明白，如果不能延期的话，我将会有一个巨大损失。你们必须意识到，我承受不了这样的损失。④Gest tо Mоrgan, 21 April 1936, RG2.C191, MсGill University Arсhives.

在咨询了董事长比蒂后，摩根再次拒绝了葛思德的请求。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4 月29 日葛思德竟然带着钱来到麦吉尔大学，偿还了贷款，购回了葛思德华文藏书库。麦吉尔大学给了葛思德三个月时间让他把藏书库从麦吉尔大学搬走，并答应提供必要协助。7 月传来另一个更令人惊讶的消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宣布收购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因此该书库将直接从麦吉尔大学运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同时孙念礼将加入高等研究院，继续担任葛思德华文藏书库馆长。洛克菲勒基金会支付了其中一半费用，帮助弗莱克斯纳购买了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双方于1936 年6 月份，即葛思德购回其书库后的两个月达成协议。⑤Stern, “A Histоry оf the Institute fоr Advanсed Study, 1930 - 1950,”Vоl.1, pp.298 - 304.1936 年7月31 日，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完全从麦吉尔大学移出，该书库在麦吉尔大学的十年历史结束了。

失去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对麦吉尔大学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此后30 多年里麦吉尔大学再也没有中国研究。即使到1968 年麦吉尔大学重建中国研究系时，其中文藏书微不足道，到1999 年时中文图书还不足2 万册。在当今中国研究显得日益重要时，麦吉尔大学的中国研究因缺乏有力的图书资源支持而受到了影响。

五、反 思

对于麦吉尔大学而言，这是一段以悲剧结尾的历史，其中涉及诸多文化学术名人，如葛思德、义理寿、柯里、孙念礼、江亢虎、恒慕义、劳费尔、史蒂文斯、摩根、弗莱克斯纳、胡适、王重民等，以及众多北美重要学术机构，如麦吉尔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美国学术研究会下属的中国研究促进委员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这些人士和机构的参与使得这段历史在北美东亚图书馆史和北美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值得我们反思。

如何处理大学图书馆与学术项目的关系。纵观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在麦吉尔大学的十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学图书馆与其学术项目之间存在密切的依存关系。当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寄存在麦吉尔大学时，麦吉尔的中国研究项目就开始出现。当中国研究项目停止时，葛思德藏书库也随之搬走。因此大学图书馆和学术项目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通过图书馆建设来培育和发展学术项目，始终是大学学术发展的基本方法。

但是，如何处理像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这样的馆藏，至今仍然是一个棘手的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藏书的定位：它应该是博物馆展品，还是可供师生使用的研究教学资源？这需要大学做审慎判断，尤其是涉及重大投资时更是如此。柯里和弗莱克斯纳都是有远见的人。他们注意到“一战”后世界面貌开始发生变化，亚洲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他们积极促进亚洲研究。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在麦吉尔大学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它搬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后又差点落入同样命运。孙念礼在1942 年写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在普林斯顿的四年多时间里几乎没人使用”①Perushek, “The Gest Chinese Researсh Library,”p.250, quоting a letter frоm Swann tо Lawrenсe Seymоur, dated 14 Nоvember 1942.。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每年要花7000 美元维持其运营，于是1942 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些董事又酝酿把它卖掉。幸亏普林斯顿大学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在购买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时，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协议，该藏书库由两家共同使用，这可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答应提供一半财务资助的一个条件。这才使得葛思德华文藏书库避免了再次被售的厄运。②Stern, “A Histоry оf the Institute fоr Advanсed Study: 1930 - 1950,”pp.299 - 300.如今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已是北美最重要的中文藏书库之一，其价值可能已数千倍于当年的价格了。③关于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价值，参见沈津：《有多少中国古籍存藏在美国东亚图书馆》，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www.сssn.сn/zgs/zgs_lswxx/201809/t20180921_456770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 年10 月21 日。或者可以这样设想，今天是否可用1.3 亿美元购回这个藏书库。

从大学史角度看也有一点让人惊讶，当年二三十万美元的赤字竟能陷号称“北方哈佛”的麦吉尔大学于财务危机，区区13 万美元竟让校长柯里一筹莫展。这就是“二战”前北美私立大学的财务现实。因此对1930 年代的北美大学不能有过于浪漫的想象。当时的私立大学没有其他收入，完全靠学费和捐赠办学。直到1960 年代，联邦政府才开始大力资助大学，于是科研经费成为研究型大学的一个主要收入，这才使这些学校从财务窘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今日财大气粗的北美名校。相比今日动辄数十亿的财务开支，当年捉襟见肘的寒碜真是令人唏嘘！

从大学管理角度看，当年北美学界还有一个好传统，即学术机构间不相互拆台。虽然所有研究型大学实际上都处于竞争关系之中，因此如何维持良好的竞争氛围，对所有学校都是一个严峻的道德挑战。大学之间能彼此开诚布公，严守道德底线，是维持所有大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这条底线被突破，整个大学系统都会陷入灾难。希望中国大学在彼此竞争时也能守住这条底线。

此外这里也有一个经验教训。大学是一个声誉产业，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学校声誉置于道德风险之上。葛思德下决心购回其藏书库很可能与摩根的强势态度有关。也许是因为这个态度，才使得弗莱克斯纳介入此事，收购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如果柯里仍然执掌麦吉尔大学，他可能会采取合作态度，力争保住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至于葛思德，他应该是得到了弗莱克斯纳的某种承诺，先自己筹钱赎回其藏书，然后再转卖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操作显然是为了保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收购行为在道德上是合情合理的，但不是无可挑剔的！

最后一个教训是，从管理角度看，大学对任何产权归属不明晰的资产，无论其多么有吸引力，都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带来悲剧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