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琦，张学聪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中国古代食盐专营，盐税是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划界行盐是实现专营的重要保障，通过“给盐有定井，销盐有定地”，构建出一套国家控制下的食盐产销体系。以往对于清代食盐产销体系性质有不同认识，部分研究认为这一体系违背了市场机制，对食盐贸易产生消极作用，妨碍盐业经济的正常发展。(1)参见萧国亮：《清代盐业制度论》，《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李三谋：《清代食盐贸易中的引岸制度》，《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1期；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也有研究认为清代盐业市场运作介于“强制市场”与“自由市场”之间。(2)国家对食盐市场强制割裂形成的市场为“强制市场”，完全受商品价值规律调节的盐业市场为“自由市场”。郑伟斌：《铁路与近代河南盐业市场的嬗变》，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近年来的研究则表明，明清时期盐政运作具有一定市场导向，部分食盐销区安排呈现出按照道路远近、盐价高低等一系列市场要素来处理的趋势，(3)黄国信：《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市场化倾向》，《史学月刊》2017年第4期；黄国信：《国家与市场——明清食盐贸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6月。盐政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方式影响着盐业布局的重构。(4)李晓龙：《市场流动与盐政运作：明代两广盐业布局的重构过程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可见，划界行盐制度与食盐产销布局是认识传统盐政运作中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前述研究大多集中于有代表性的两淮、广东等盐区，对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缺乏系统性梳理。

云南是清代十一大产盐区之一，亦实施划界行盐，但其特殊的盐政制度与食盐产销布局变迁过程又与东部海盐、北部池盐区存在明显的差别。云南盐井分布相对集中，与海盐、池盐相对稳定的产销布局不同，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形成与演变十分复杂。以往对于滇盐产销布局的研究多引用历史文献记载的“定制”，即某一时段食盐产销的静态分布，缺乏历时性考察，难以呈现不同时期定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动态演变。(5)董咸庆：《云南食盐产地沿革与变迁》，《盐业史研究》1986年第1辑。同时，以往研究重视产销布局中“国家”的作用，对于市场因素缺乏深入探讨。(6)刘隽：《清代云南的盐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第1期；张崇荣：《清代白盐井盐业与市镇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周靖：《云南黑井井盐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金知恕：《清前期滇西云龙地区的盐井与地方社会》，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关于云南盐业相关研究，可参考：赵小平，肖仕华：《八十年来云南盐业史研究综述》，《盐业史研究》2014年第3期。因此，本文在梳理清代滇盐产销布局演变的基础上，结合盐政变迁，分析产销布局的时空演进过程及其原因，探讨清代云南盐政运作中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清前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形成与奠定

(一)明末清初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形成与变迁

云南盐矿资源分布于滇中、滇西、滇南三大区域(7)张鸿德：《云南盐矿资源开发利用分析》，《中国井盐矿》1994年第5期。，受市场需求、开发历史等因素影响，不同时期的食盐产地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由汉至元，云南食盐产区主要集中于滇中、滇西地区，且长期保持稳定。(8)董咸庆：《云南食盐产地革与变迁》，《盐业史研究》1986年。明代云南先后设五井、安宁井、(9)天启三年，安宁井盐课提举司迁为琅井盐课提举司。黑井、白井盐课提举司及诸盐课司对盐井进行管理，全省大致有黑、白、琅、安宁、阿陋猴、只旧草溪、安宁、云龙、弥沙、兰州井等井，亦分布于滇中、滇西。(10)十三井只是表示大致产区，各井区下还有诸多子井。(明)申时行、赵用贤等修纂：《大明会典》卷33《课程》，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85页。除纳入国家盐法体系的“官井”之外，边疆地区存在不少“土井”。如镇沅“其井有六，皆在波弄山之上下，土人掘地为坑，深三尺许，以薪纳其中焚之，俟成炭，取井中之卤浇于上，次日，视炭与灰则皆为盐矣”。(11)〔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3《镇沅府》，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威远“其莫蒙寨有河水，汲而浇于炭火上炼之，则成细盐”。(12)〔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6《威远州》，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48页。景东井亦有盐产：“景东有盐井三处，皆军人私煎贩卖。”(13)《明太宗实录》卷91，永乐七年闰四月辛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94页。土井由当地民众自煎自销，并未纳入国家盐法体系。

在盐井性质存在官土有别的情况下，明代云南食盐的销售市场也存在官、土之别。官井实行划界行盐制度，康熙《黑盐井志》载：“夫行盐之地，其初出，计盐之多寡，量户口之繁简，较道里之远近，不知经几筹画，而疆界始定。故行之二百五十余年，莫敢逾越。”(14)〔清〕沈懋价：康熙《黑盐井志》卷6《艺文》，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7页。政府根据生产、人口、运输等因素的差异，构建出界限有别的销售布局，明末各官井销售布局已形成“定制”。整体而言，官井的销区主要位于滇中、滇东、滇西，黑井销往滇东的曲靖府、云南府、寻甸府、澂江府、(15)辖境相当于今玉溪市、澄江市、江川县、石林县。广西府(16)辖境包括今师宗县、弥勒、泸西、丘北。等地；白井销往滇中的大理府东部、姚安府、楚雄府、蒙化府(17)辖境相当于今昌宁、凤庆、云县。、北胜州(18)辖境相当今云南省永胜县，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升为永北府。等地；云龙井销往大理府西部以及永昌府；琅井主要销往临安府(19)辖境相当于今红河州以及玉溪市南部。；阿陋井销往蒙自县；弥沙井销于其所在之鹤庆府；只旧草溪井销于武定府。(20)(清)沈懋价：康熙《黑盐井志》卷5《黑井盐政》，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7页。滇南的威远、镇沅、元江、顺宁等地的土井自煎自销，形成自发运作的食盐市场。

清初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在继承明代的基础上有所变迁。在原有黑、白、琅、云龙、(21)云龙井即明五井盐课提举司下辖诸井。安宁、阿陋、弥沙井的基础上，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将景东土井纳入国家管控。只旧草溪井则于康熙十年封闭。(22)《盐法考》载：“查只旧草溪一井额课止银二百六十余两，而行盐则有武定一府，和曲禄劝二州，地方甚广。且为黑井弊窦，合无将该井裁去，尽食黑盐，其年额课银即令黑井加纳”。〔清〕佚名：《盐法考》卷20《云南事例》，国家图书馆藏钞本。镇沅、威远的“土井”则仍沿其旧，“系夷民自煎自卖，商贩自运自销，官不过问”。(23)〔清〕倪蜕，李埏校点校：《滇云历年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76页。此时旧有官井的销售布局也有一定调整，黑井为疏通销路和增加盐课，在只旧草溪井封闭后将武定府纳入其销区；广西府十八寨(24)今弥勒县虹溪镇。原为阿陋猴井销地，但因“路途遥远，商贩裹足”，官府将十八寨与黑井的易门、三泊(25)今安宁市县街街道。两处销地互易，以从民便。(26)〔清〕佚名：《盐法考》卷20《云南事例》，国家图书馆藏钞本。白井销售区域亦有变化，定远县(27)今牟定县。本销黑井盐，国家为避免近井私盐夹带之弊而将其改销白井盐。景东井归公后，景东府不再销售白井盐而改销当地景东盐。新兴州(28)今玉溪红塔区。则因“离井遥远，不便商运”易白为琅。滇西小井销区剑川州也有多次调整：“剑川原食丽江五井土盐，后因五井无课而弥沙井系本州所辖之地，改食弥沙井盐。至吴逆时压销顺荡井盐。”(29)〔清〕王世贵，张伦：康熙《剑川州志》卷5《赋役·课程》，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第27页。整体而言，康熙时期云南整体的食盐销售市场无太大变化，但部分销区的调整体现出按照运输距离安排的“市场导向”。(30)清代盐政运作的市场导向黄国信已有总结，指行动者依市场信息指引，并以纯经济理性来决定其行动方向。具体到政运作中，表现为按照市场容量安排引数(盐额)，以及根据道路远近、盐价高低来安排食盐销区。黄国信：《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市场化倾向》，《史学月刊》2017年第4期。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云南还存在部分名义上为划界行盐销区，而实际并不销售官盐的地区。如顺宁府“取给白井额盐，惟自郡至井，往还四十余站，脚价之重已倍于盐，山箐穷黎，苦多茹淡。康熙二十二年……始准就近买抱母井之黑盐。每年额定帮课，食盐一十五万斤，应征解银一千二百二十三两，人民为便”。(31)〔清〕范溥：雍正《顺宁府志》卷7《赋役·盐法》，雍正三年(1725年)刻本，第42页。广南府“原系改土归流，康熙二十三年以前隶辖土司，(黑)井盐行销不到，夷民买食交盐(越南海盐)，每岁认纳盐规银一千两”。(32)《大学士仍管云贵总督昭信伯李侍尧、云南巡抚裴宗锡奏恳圣恩免征重纳之盐规另筹拔抵归款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6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第304页。这些地区距滇盐产地较远，运输成本过高，盐价昂贵，居民食盐不便，国家利用土盐与交盐的旧有市场，从中获取一定利益，同时保障民食。

(二)雍正时期的盐政变革与产销布局调整

康熙末年，云南盐政出现加煎、克扣、压销等问题，盐课大量拖欠。康熙六十年(1721年)云南欠缴盐课达二十万两，“行销盐斤之各府州县积习相沿，疲玩成性，皆以欠课为常事”。(33)〔清〕杨名时：《杨氏别集》卷2《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78页。盐政“百弊从生，总属先私后公，有利则众人瓜分，亏缺反算作正项，奏销既多捏造，库内实在虚悬，种种积弊，难以枚举”,(34)〔清〕李卫：《云南盐驿道李卫奏陈盐弊大概情形折》(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35页。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解决盐政积弊，杨名时、李卫、高其倬等人相继进行整顿。

在处理盐政积弊进程中，政府发现食盐产销布局的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官盐滞销的重要原因：“总因全省之地，迤东迤西各分其半，而盐井九处，皆产迤西。虽安(宁)井一处，离省七十里，然每年出盐仅三十余万斤，卤淡薪贵，价亦不贱。其余各井，去省三五七百里至千里不等，又无水路可通，其盐俱在迤西行销。独黑井一处，系驮运至省，秤收贮仓，发给小贩搬往迤东二十余州县发卖，已属不敷民食。又兼和曲、禄劝、禄丰、元谋、富民、罗次近井六州县分去黑井之盐四十七万八千八十斤。更有开化、蒙自二处行销阿陋小井之盐，不敷民食，亦将黑盐拨补，盐愈不足。且平成日久，生齿日繁，民多盐少，此迤东之所以价贵而有私食川盐之弊也。至于白井之盐，行于迤西，地方甚少，余盐颇多……盐多地少，此迤西之所以堆积误课也。”(35)〔清〕高其倬：《云贵总督高其倬等奏覆盐务利弊折》(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39页。云南盐矿资源分布不均，产地与市场分布存在较大的错位。迤东云南、曲靖、澂江等地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但缺乏盐井，距产地较远，官盐难以足额供应，导致售价上涨及川盐入侵；迤西姚州、楚雄、大理等地盐井众多，但市场有限，导致销售困难。此外，因官府对滇南土井不加管控，低价土盐侵入官盐市场：“镇沅土府、威远土州按版抱母等井所产，每年出盐约有三四百万斤……省南各府州县相去数百里者，俱往私买，所以官盐壅滞。”(36)〔清〕高其倬：《云贵总督高其倬等奏覆盐务利弊折》，第440页。琅井“行销地方，又被外境土盐壅塞贱售，致正盐难销，商灶并累”。(37)〔清〕沈鼐：康熙《琅井志》卷2《赋役》，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56页。

同时，各官井销售区在具体安排上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如“邓川向系云龙井分销之地，而离井太远，复山高路僻，运脚多而盐价贵……昆阳州三泊境一隅，向系专设县治，裁归附州，离安宁井仅十余里，反令额销阿陋井盐斤，脚价过安宁井数倍，是以食私误课”。(38)〔清〕高其倬：《云贵总督高其倬等奏覆盐务利弊折》，第440页。再白井销区云南县旧有官兵驻扎，但是后来驻军“移永北而盐额未减……现在堆积额盐三十余万斤”。(39)〔清〕高其倬：《云贵总督高其倬等奏覆盐务利弊折》，第439页。质言之，由于政区调整、人口迁移等原因，明代以来国家构建的食盐产销布局存在销售不畅、盐价高昂等诸多问题。

雍正元年(1723年)，国家首先整顿产地，将地方官私开盐井以及滇南土井归公，加强管理，消除土盐、私盐对于官盐销区的影响。高其倬奏称：“内地更有丽江土府盐井一处，所出数十万斤，该土官得价，典与武举劣衿煎卖。今丽江业已改土归流，应照景东之例，将此丽江土井发价赎出，交与新调知府杨馝，督令经历司姜际昌煎盐，在本处行销。其按版、抱母等井，应拣选州县佐贰、千把总各一员管煎办课……。”(40)〔清〕高其倬：《云贵总督高其倬等奏覆盐务利弊折》，第441页。其后于“普洱一带深箐之中打破土贼故巢，于相近之地寻出私盐井二三处”，皆归公管理。(41)〔清〕李卫：《云南布政使李卫奏遵旨整顿盐政摺》(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页。此处的土井指元江的猛野、磨铺，普洱的磨黑等土井。为抵补亏欠盐课，官府又复开只旧草溪井。(42)〔清〕李卫：《云南布政使李卫奏遵旨整顿盐政摺》，第10页。上述调整使云南盐井基本都纳入到国家盐法体系下，消除了明代以来滇盐产区布局中的“官土”之别，官盐产地由滇中、滇西向滇南扩展。清代云南盐产布局也在此时奠定，形成滇中、滇西、滇南三大产区，此后虽有子井开闭，但对于云南食盐生产布局并无实质性影响。

其次，国家对于食盐销售布局进行整顿。官府先在顺宁、普洱、元江等旧有土井销区推行划界行盐，实现市场整合。同时又对旧有官盐销区进行调整:“如和曲等六州县，原销黑盐者，令其改食白盐，将此六处黑盐抵出运省，接济迤东……其余再令白井附近之姚州、大姚、广通、定远、云南五处，原食白井额盐者改食白井沙卤……将此五处额盐替出，添发于民多盐少之楚雄府、蒙化府、赵州、太和县四处。所余盐斤，改拨邓川州……替出云龙井之额盐，则原销云井今不敷用之腾越州、保山县可以拨补添销。再查昆阳州三泊境一隅……应令就近改食安盐，将其阿陋旧额拨往原销阿陋之开化府行销，犹有不敷民食之处，再将前经题明弥补署提举柯鉅亏堕之只旧草溪井煎盐，添补于开化、蒙自二处行销。”(43)〔清〕高其倬：《云贵总督高其倬等奏覆盐务利弊折》，第440页。雍正三年(1725年)，开化额盐仍然不敷，政府又将易门县改食白井盐，将其原销的阿陋井盐拨归开化府添销。琅、安二井不敷销售，政府亦收缩两井销区，令两井销区石屏州就近领销按版、抱母井盐，将石屏旧有额盐移至其原销区宁州、通海河西、新兴等地销售。(44)〔清〕允禄等监修：雍正《大清会典》卷50《课程二·盐法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776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94年，第2984页。国家通过取盈补拙和“舍远求近”的策略，将部分地区改销生产过剩盐井之食盐，替换出这些销区旧有额盐，调拨至食盐不敷的地区弥补不足。其实质是通过缩小生产不足盐井的销区和扩大生产过剩盐井的销区，化解生产布局和销售布局的结构性矛盾。

此外，因政区变动及运输成本差异，部分地区销售布局也有改变。如东川府“昔隶四川，皆食川盐，听民贩卖，原无定额。”(45)〔清〕方桂、胡蔚：乾隆《东川府志》卷10《赋税·盐课》，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刻本，第1页。雍正四年改土归流后改归云南，销售滇盐:“厂民商贾繁众，始销至六万斤，知县差人自赴黑井领运。”(46)〔清〕方桂、胡蔚：乾隆《东川府志》卷10《赋税·盐课》，第1页。受运输成本影响而调整的为楚雄府属永盛铅厂(47)今楚雄市树苴乡。、镇南州鼠，虎二街、(48)今南华县兔街镇。以及南安州鄂嘉、蒙化府南涧等地。这些地区所属政区为白井销区，但由于幅员辽阔，诸地距白井遥远，食盐运销艰难。如“自鄂(嘉)至(白)井十有二站，脚价倍于盐价,水隔大江马龙，人盐往往遭溺，苦不堪言”。(49)〔清〕罗仰锜：乾隆《鄂嘉书草本》卷4《艺文·备记》。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双柏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雍正十年(1732年)鄂嘉改销运输较近的景东井盐。其他地区虽无详细记载，但调整原因应与鄂嘉相同。即原有划界行盐未考虑政区幅员和运输距离，导致盐价过高，运销艰难，为保证民食和完纳课额，国家将诸地改销距离较近的景东井盐。

雍正时期，在盐政变革的背景下，国家对云南食盐的产销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政府首先整合土井，解决官土之争。而后通过取盈补拙的策略对官盐的销售市场进行调整，收缩黑、琅等生产不足的盐井销区，扩大白井、按版等生产过剩盐井的销区，暂时化解了滇盐产销布局中生产布局与销售布局错位的矛盾。土井销区也被整合到国家盐法体系下，云南形成了以划界行盐制度为主导的食盐产销布局。

二、清中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调整与变迁

(一)乾隆时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调适与外盐销滇

雍正时期的整顿虽缓解了滇盐产销布局中的矛盾，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食盐产销又滋生了新的问题。康熙以来，云南承平日久，加之大量移民的进入，市场迅速扩张，食盐供应不足:“闾阎生齿日盛，又加各铜厂商民云集，以致不敷行销，屡蒙饬令各府州县并管井各官，于两迤地方遍行查觅卤源，开挖试煎以资接济。”(50)《云南巡抚张允随揭报增开盐井余银无多请归入盈余款内造报》(乾隆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92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第B52137页。政府开始寻觅卤源、增加产量以应对市场需求。乾隆四年(1739年)，安宁井跴获洪源子井；七年，白井新开安丰井；十年，安宁井又觅获新井；十八年，宁洱县觅获“猛茄、慢磨、木城、安乐四井，定额煎办”(51)《云南巡抚张允随揭报增开盐井余银无多请归入盈余款内造报》，第B52137页。〔清〕郑绍谦：道光《普洱府志》卷7《盐法》，道光二十年(1840年)刻本，第14页。。乾隆时期，原有井区卤源涣散，地方官也寻觅新井弥补，避免盐斤缺额与亏课。如“乾隆二年，知府管学宣因丽江下井卤水淡薄，缺额正课盐三万七千九百零一斤，穷灶不堪赔累，跴获老姆井天、地、人三区，详请照煎抵补”。(52)〔清〕管学宣：乾隆《丽江府志略》上卷《财用·盐法》，凤凰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41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乾隆五十二年，“漫磨井、猛茄井卤水淡缩，额盐不敷”，官府开辟石膏井弥补缺额。(53)〔清〕郑绍谦：道光《普洱府志》卷7《盐法》，第14页。

然而，开辟子井之地与食盐销售不敷之处并不重合，部分盐井销区需要进行调整，政府仍遵循“取盈补拙”原则，实现产销平衡。如丽江老姆井开辟之后，丽江食盐充足，且“彼地离省遥远，难以运至省城”，政府“以一十四万九千八百斤，就近分拨于原销云盐之剑川州行销。以三万四千三百一十七斤，分拨于原销云盐之浪穹行销。将该州县原销云盐一十八万四千一百二十一斤，内以八万二千六百八十一斤添给食盐不敷之腾越州行销。以一十万一千四百四十斤拨给原销白盐之邓川州行销，即将邓川原销白盐一十万一千四百四十斤拨运昆明省店(54)省店位于昆明，其食盐销往迤东昆明、晋宁、呈贡、宜良、昆阳、嵩明、江川、河阳、路南、罗平、陆凉、广西、弥勒、师宗等州县。行销，以补昆明、宜良、嵩明等州县之不足”。(55)《云南巡抚张允随揭报增开盐井余银无多请归入盈余款内造报》，第B52138页。这一调整使云龙井失去了剑川和浪穹销区，邓川同时混销云、白二井食盐，白井盐还进入到省店销区。再如安丰井“卤脉旺盛，每年办煎三百七十余万斤”，既在白、云龙井销区销售，满足迤西需求，也运往昆明省店销售弥补迤东不敷。(56)安丰井销售于省城、禄丰县、富民县、罗次县、建水州、和曲州、禄劝州、邓川州、浪穹县、保山县、永平县。〔清〕郭存庄：乾隆《白盐井志》卷2《盐赋》，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9页。安宁新辟两处子井则“全运省城，添拨迤东各属盐少之处行销”。(57)〔清〕张允随：《张允随奏稿》，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6页。类似调整的还有琅井和黑井。(58)如乾隆临安府琅井销区通海、阿迷州等处也因民食不敷，加销黑井盐斤。〔清〕阮元、伊里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1《食货志七之一·盐法上》，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第24页。频繁的取盈补拙，使云南形成了多处混销区。省店销区混销黑、白、安丰、安宁四井盐，保山、永平二县销售云龙、安丰二井盐，而临安府建水州销售琅、黑、安丰三井盐。

同时，政府通过借销邻盐化解滇盐产不敷销的困境，亦导致云南食盐销售布局的变动。乾隆三年，云贵总督奏云：“近自东川改归滇省，彼处铜厂旺盛，厂民辏集；宣威改土设流，商贾渐通，民间食盐倍蓰于前，以致滇盐不敷民食。”(59)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277《云南四·运销门》，“民国”九年(1920年)铅印本，第4页。因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使东川、宣威滇盐不敷销售，不得已改销川盐，且因市场机制进一步扩大至南宁、沾益、平彝等州县。(60)“东川，宣威二属，既请改拨川盐，其邻近之南宁，沾益，平彝三州县夷民势必任行买食，难以禁止，必致宣威，东川仍有不敷，应将南宁等三州县一并改拨川盐。”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277《云南四·运销门》，“民国”九年(1920年)铅印本，第4页。而当云南本地食盐产量增加之后，供应充足，政府再次进行调整。乾隆十六年，云南巡抚奏报：“继因滇省新开安丰等井，增煎盐额，民食已属有余，而川省私盐又复肆行贩运，频年以来，滇盐壅塞难销，商、灶俱累……请将原题川盐二百四十余万斤著为定数，存留昭、东二郡行销，以济驼脚，以足民食。其南宁等处照旧领销滇盐。”(61)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277《云南四·运销门》，第5页。南宁县处交通要冲，此处销售川盐势必影响其他地区的滇盐销售，故当滇盐产量扩大之后，除东、昭二地仍销售川盐外，其余地区则改销滇盐。

除川盐外，云南还借销粤盐。从乾隆四年(1740年)开始，云南开始在滇东南运销粤盐：“由广东运盐百万斤……饬令附近粤西之罗平州领运营销二十万斤，师宗州运销二十五万斤，广西府运销二十五万斤，弥勒州运销三十万斤。”(62)〔清〕阮元、伊里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2《食货志七之一·盐法下》，第56页。广南府于乾隆五年“严禁夷盐，不许私越……广南府及宝宁县每年拨销粤盐一百万斤”。(63)《大学士仍管云贵总督昭信伯李侍尧、云南巡抚裴宗锡奏恳圣恩免征重纳之盐规，另筹拔抵归款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6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版，第304页。开化府亦运销粤盐，“乾隆六年，知县朱兴燕请领粤盐十万斤运销……八年，又详请九年分行销四十五万斤，自后每年俱领销四十万斤”。(64)〔清〕汤大宾、周炳原纂；娄自昌，李君明点注：《开化府志点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页。至十七年，开化府“年运进粤盐不敷行销，而文山县领销阿陋井盐，又路远脚稀，颇为难办，详请酌拨。”(65)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277《云南四·运销门十》，民国九年(1920年)铅印本，第6页。政府将开化府行销的阿陋井盐改拨至蒙自县行销，增买二十万斤粤盐于此销售。至此，滇盐完全退出了开化府市场。政府借销粤盐，不仅解决了滇东南食盐不敷的问题，还通过划界行盐，将本地旧有交盐自发市场纳入官盐销区。而当滇盐产量扩大之后，滇东南亦开始减少粤盐销售。乾隆九年，“新开安丰等井岁增盐斤，每年酌买(粤)盐一百二十万斤，分拨广南、宝宁、开化三府县行销，每处分拨盐四十万斤”，广西府被改归滇盐销区。(66)〔清〕阮元、伊里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1《食货志七之一·盐法上》，第56页。在粤盐销滇的过程中，广南、开化二府距粤盐产地较近，在改销粤盐之后保持稳定，而弥勒则时粤时滇。乾隆二十四年，“生齿日繁，兼以秋成丰稔，盐斤较前多销”，又添买粤盐三十万斤，“酌拨附近广南之弥勒州行销，将该州原食滇盐匀出添售别属”。(67)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277《云南四·运销门》，第6页。至乾隆三十七年，省仓井盐堕积，官府为疏通销路又将弥勒改销省仓之盐。(68)《户部尚书素尔讷奏议滇省各井盐务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216册，第B12110页。

乾隆时期进行盐政调整，亦导致销售布局变动。当食盐额重难销导致亏课之时，政府便将额重之处的食盐改拨其他食盐不敷或畅销之处行销。如乾隆元年，“将白井额重难销之太和、鹤庆、赵州、楚雄、镇南、永北、宾川、蒙化、定边、姚安、大姚、云南、广通等府州县，每年于额盐内减销九十五万斤，内添销黑井之省店盐七十万斤，邓川、元谋二州县盐二十万斤”。(69)《云南巡抚张允随题请核销乾隆元年滇省盐课银两事》(乾隆二年七月初八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4-12952-010。乾隆四十年，又将南宁县年销黑井盐改拨蒙自十万斤。(70)〔清〕阮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1《食货志七·盐法上》，第24页。同时，当盐井因卤淡或灾害导致额盐缺少时，政府为保证课额征收与食盐供给，会在其他井代煎缺额，销售完课。如乾隆八年，黑井子井复隆井受灾害影响卤味变淡，每年缺煎盐二十万六百斤。为避免盐课缺征，官府将复隆井缺额盐于安丰井代煎，而后将补煎之盐斤在白井销地加销，帮复隆井完课，(71)安丰井代煎复隆井缺额之盐后，“当经行据蒙化府详称，府属之南涧年可代销盐十万斤；太和县详称年可加销盐五万斤；赵州详称年可加销盐三万斤；南安州详称年可加销盐三万斤；以上四属，年共代销盐二十万六百斤。”《云南巡抚张允随揭报福隆井缺煎盐斤请于姚安新井代煎并就近拨添代销》(乾隆八年二月十日)，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18册，第B66399页。影响了白井、安丰井的销售布局。此外，为避免漏私和增加盐课，政府还经常实行收买余盐政策，(72)余盐即国家规定的正额盐斤外由灶户生产的多余食盐。这亦导致各井销售布局的变动。如安丰、白两井收买余盐后并非在旧有销区销售，而是运输至建水州行销。(73)〔清〕郭存庄：乾隆《白盐井志》卷2《盐赋》，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这些举措，亦导致多处混销区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雍正年间虽然对土井“自然市场”进行了整合，但至乾隆时期，云南仍存在部分食盐“自然市场”。如永昌府西部，“其永昌所属之陇川、遮放、干崖、南甸、盏达、潞江、芒市、猛卯等各土司，因距井窎远，脚价昂贵，多赴缅甸之官屯地方买食海盐”。(74)〔清〕张允随：《张允随奏稿》，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第684页。丽江以北的维西地区则食砂盐，“又维西境内之康普寨以至梅李树，止共计五百余里，接连四川巴塘管辖之大村、砂盐各井及藏属之扎达盐井，相隔不过数十里及一二百里，附近居民每日赴井买盐售卖，或对换油米等物，以资生计”。(75)《云贵总督硕色、云南巡抚爱必达奏请滇省商民进藏贸易，酌量变通办理折》(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820页。两地距离云南盐产地较远，运输成本高昂，加之处于土司地区，实行官运制度运销食盐较为困难(76)官运制的实施需要依靠地方官员以及基层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土司地区基本不具备此条件。，政府便顺应市场导向，允许其销售非滇之盐。

(二)嘉道时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瓦解与重构

嘉道之际“各大井出卤淡缩，兼之黑盐等井屡次被水，致多缺额”。(77)《清宣宗实录》卷99，道光六年六月，《清实录》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606页。政府亦通过广觅子井弥补缺额。如道光二年(1822年)琅井跴获宝兴、兴隆等六子井；道光四年猴井又觅获元兴、永济二子井。(78)〔清〕王守基：《盐法议略》，见《丛书集成新编》第26册，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695页。但是，当民间开辟私井影响到国家盐课收入，政府则予以禁止封闭。道光年间剑川有土人私开乔后井，影响白井盐课征收，立刻被封闭。(79)〔清〕李训鋐修，罗其泽纂：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7《人物志·义行》，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7页。滇南乌得、猛野等井区也有民人私开子井，“仿照石膏井锅盐式样煎熬贱售，充斥官销”，亦被封闭。(80)〔清〕郑绍谦纂修：道光《普洱府志》卷7《盐法》，道光二十年(1840年)刻本，第21页。此时虽然子井频繁开闭，但是对于食盐生产布局并无太大影响。

至于销售布局，则在民运民销的制度下发生了剧烈变化。嘉庆三年(1798年)，云南盐政产生欠课、压派等弊，引发大规模民变，政府改革盐法，实行民运民销，食盐“不拘井口地界，随意运销”，划界行盐制度被废除。此时云南食盐的产销布局实际上由市场机制主导。但是这一产销布局亦存在问题。道光九年，白、云二井发生争端，白井盐户“以云龙私侵销路，有碍课程”，要求封闭云龙八井；“白井与云井争腾永销路，控于上宪，委大理府张志廉，永昌府陈桐生查办，并将八井封闭且加课额，一时人心汹汹”。封闭云龙井区意味着大量盐业人口失业，生计无存，“嗷嗷千余户，粝餐鹑结，非此无以为生”。(81)〔民国〕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82《名宦五》，见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8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1页。道光《云南通志》亦载：“滇盐自嘉庆初年改为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原可不分口岸，惟井有丰缩，地有广狭，而课额既定，难任亏短……各井每互争销路，讦讼不休”。(82)〔清〕阮元、伊里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稿》卷71《食货志七之一·盐法上》，第14页。在市场机制主导下，不同井区为获取利益和完成盐课定额，必然尽力生产销售，但各井卤水浓度、薪本支出(83)薪本即生产成本，不同井区的薪本支出各有高低，导致盐价也不尽相同。各有高低，食盐销售价格不一，各井实际上是市场竞争关系。同时，由于盐井分布不均，各井市场多有交错重合之处，盐井密集处多有争端。概言之，市场机制主导的产销布局并不利于国家盐课的总体征收和地方管理。因此，官方不得不进行调整，再次利用划界行盐制度，“相地划分，俾令各安煎办”，构建产销布局。

道光时期重构产销布局的具体情况缺乏详细记载，仅白井有一定相关记录(84)〔清〕李训鋐修，罗其泽纂：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3《食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3页。。白井销售布局的重构既有继承“旧制”之内容，也有调整之处。如姚安、大姚、大理府以及蒙化、永北等府厅州县继承“旧制”，仍销白井之盐。这些地区距离白井较近，需克服的“空间摩擦”(85)“空间摩擦”为经济地理学中的定义。经济活动受空间移动的制约，即不管是水平还是垂直方向的空间移动，都受到空间摩擦(friction of space)或距离摩擦(friction of distance)的制约。克服这种摩擦需要花费时间、费用以及劳动，而时间、费用以及劳动对人类都是有限的。李小建：《经济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页。小，且长期都是白井的销区，从成本和管理方面考量，其承袭“旧制”理所当然。而楚雄府、云南府、武定府、广通县、定远县等地，则不再销售白井盐。云南府、武定府不销白井之盐的原因，在于元永井开辟和安宁井食盐产量增长，缓解了迤东长期食盐不敷的状况，白井相比两井的运输距离更远，并不具备市场优势。广通、定远不销白井之盐，是因为这些地区本就有盐井可以供给。明清以来，为避免“夹带”之弊，存在部分产盐地区不销本地之盐的特殊安排，这事实上不利于盐政运作，“是以行销之地多不在产盐之区，如黑井琅井坐落定远县，而定远县则系行销白井盐斤，阿陋井坐落广通县，而广通县亦行销白井盐斤，本地居民不能就近销本地之盐，因有食私贩私之弊”。(86)《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富纲奏为滇盐酌归民运民销仰祈圣鉴事》(嘉庆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35-0482-01。政府将两地改销本地之盐，这既便于管理，也符合“就近”的市场导向。从白井销区的重建情况来看：一方面仍依“旧制”，延续雍正、乾隆以来的产销布局安排销区；另一方面则按照“市场”导向，在重构销区时依据运输、距离等因素进行调整。

除了白井之外，此时邻盐销区亦有变化。乾隆以来，云南借销粤盐于滇东南的广南、开化两地。(87)乾隆三十七年后，广西府不再销售粤盐。嘉庆十年粤盐运销出现问题，云南督抚请求在两地进行试运滇盐，但因“程途窎远，脚费繁重，较向食粤盐例价倍增，商贩又艰于輓运”，运销滇盐仍然困难。(88)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278《云南五·运销门》，第5页。两省协调之后，广南府“相距滇省盐井遥远”，继续运销粤盐，距离相对较近的开化府则改销石膏井盐。

清中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发生了剧烈变化，雍正时期奠定的产销布局在此时进行了诸多调整。乾隆时期为解决部分地区食盐供应不足或是保证盐课征收，国家频繁调整产销布局，形成诸多滇盐混销区，借销邻盐与其他自然市场的存在则使滇盐销区收缩，但在滇盐产量的增长后，政府又进行调整，恢复滇盐销区。非滇盐销区的存在，是市场机制影响食盐产销布局的表现，这些地区距离滇盐产地较远，盐价高昂，其他食盐在这些地区更具市场优势，在本省食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顺应市场安排销售布局。嘉道时期民运民销制度的实施使划界行盐制度下的产销布局瓦解，只存在由市场机制主导的产销布局，然这一体系下各井的市场竞争不利于盐政运作与地方管理，政府只得依据“旧制”和一定市场导向，恢复界限有别的销售布局。

三、清后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重建与调适

咸同军兴以来，因战争、盐政的影响，云南食盐的产销布局又发生了诸多变动。战争期间民间为图私利，在缺乏政府管控的情况下，部分井区新开或复开子井。如喇鸡鸣井便是为弥补卤源而开辟:“查访丽江原日开办征课，为老姆五井，未乱之先，井卤已涸，停煎日久。嗣有灶户于老姆井相离数十里，别开新井煎办，即今喇鸡鸣井。”(89)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7卷《盐务考一》，见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7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乔后井在军兴时被杜文秀复开，进行了大规模的经营，战后得以沿袭。猛野土井在军兴亦“又复私开”。同时，也有盐井因战乱或是盐政调整而封闭。如安丰井在军兴时期为各方势力争夺，屡遭战火，“当‘回逆’占踞之时，未谙采取之术，或将矿卤一齐拕倒，或将清水搀入正卤，本源之地，受伤已深”，(90)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8卷《盐务考二》，第174页。封闭停产。光绪二年，官府认为猛野井“烟瘴最深，销路全在夷疆，林深箐密，官役即巡察难周，奸商亦易于越范，以致石膏、磨黑两井，正盐转多疲滞，实属利少弊多”，将其封闭。(91)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8卷《盐务考二》，第171页。景东井则因处于抱香、按版两井运销道路上，有碍两井销售，于光绪十二年被封闭。(92)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8卷《盐务考二》，第178页。

与之前相比，光绪时期政府对于盐产布局的管理发生变化。清中期各井区由盐官或州县官管理，各自为政。由于咸同军兴对盐政的冲击，各井恶性竞争，政府认为“筹思至在，诚无有善于归并之举者”，将多口盐井归并一员经理，统筹协调。光绪九年(1883年)至十二年，官府先后将磨黑、抱、香、按版井归并石膏井提举管理。十三至十七年间，又先后将乔后、丽江、老姆、喇鸡鸣、云龙井归并白井提举管理。(93)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8卷《盐务考二》，第176、178、181、184页。黑井提举则同时管理迤东的黑、元永、琅、安宁等井。归并之举使滇盐生产空间布局由原来零散互不统属的单个盐井分属三大提举，将原来的点、片状的生产布局整合为三大产区。

道光年间为解决各井互争销路问题，国家恢复划界行盐，重建销售布局。但至咸丰五年战争爆发，在缺乏国家监管和盐务管理权下移的情况下，各井自煎自办，划界行盐名存实亡，国家构建的产销布局受到冲击，食盐销售布局再次以市场机制为主导，进行恶性竞争。如抱香井和按版井毗连，“彼此争销遂致减价加秤，习以为常，价减则发薪之外，甚至不敷课、厘。所恃多销余盐，以之弥补，且以沾润私囊，漫无限制，而加秤又为该井无形之余盐到处充销，不特有碍他井应征之正课，即本井亦多食无课之余盐，害己害人，同归误课”。(94)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8卷《盐务考二》，第178页。迤西乔、丽、喇、云龙等井“同产一隅地界，销岸均相毗连”，各井价格高低不一，此侵彼越。白、乔二井“纷争无己，乔盐旺，每翼多掺；白盐缺，恒虞见拙。于是托争岸之名而营私之弊难数矣”。(95)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8卷《盐务考二》，第178页。乔、云二井的竞争亦甚明显，“乔井薪本少而出盐多，云井薪本多而出盐少，故乔后运至腾保之盐，虽减价贱售犹得大利……此云井专销腾保、永之销岸尽为乔井搭销所占，主弱客强之实在情形也”。(96)〔清〕张德霈、杨文奎，党红梅、黄正发校注：《光绪云龙州志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3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云南军务砥定，政府整顿盐务，试图恢复部分地区的销售布局。政府首先针对白井销区进行了调整。“白井旧案销地分迤西十六厅州县，每年额销盐一千二百三十八万七千四百斤……除现将鹤庆、保山、龙陵、腾越四厅州县分作乔后销地，其余太和、赵州、宾川、云县、弥渡、永平、蒙化、永北、镇南、姚州、大姚楚雄西门外等处十二厅州县仍归白井照前案每年派销……又将乔后作为白井子井，以白井大使移驻管理，准令白井灶户迁移三十灶往乔后同煎，听其自便，勿庸禁止。并奉到告示数十张及札文三角。因武弁盘踞专利，不准白井灶户往煎，遂全付之乔后矣。至太和、赵州亦被武弁据销，白井禀请拨归。”(97)〔清〕李训鋐修，罗其泽纂：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3《食货志·盐课》，第630页。乔后井在军兴时入侵了白井销区，军务初定后官府想重新划分两井销区，但由于武弁把持，重建产销布局的尝试受挫。其他盐井也进行了一定调整，如按版、抱香二井:“查抱香井与案板井地本毗连，而行销之盐多入夷地，彼此争销……再四筹思，拟以按抱二井并为一员，不分锅盐筒盐，尽销顺定缅三属。”(98)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8卷《盐务考二》，第176页。然而，由于生产、制度等诸多问题，此时对于销售布局的调整成效有限。至光绪五年，各井争销、充销如故:“因太、赵、永平三属被乔后据销不还，奉札分给乔后，连前共划分七属，其余九属仍归白井，而宾、蒙、云、弥被乔盐充斥，永北被喇盐占销，楚、镇则为黑盐充塞。故白盐滞销，课堕薪悬，虽有宪示严禁，私贩如故。”(99)〔清〕李训鋐修，罗其泽纂：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3《食货志·盐课》，第630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地方财政压力下(100)甲午战争爆发，各省解送云南协饷减少，云南为解决财政危机，决定实行彻底的盐政改革。《云贵总督崧蕃等折》(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7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88页。，官方决定进行彻底的盐政改革，对整顿产销布局提出了明确要求:“迭经由道会议详请，责成各属地方文武员弁随时堵缉，分别大夥、小贩，照例治罪……此后，应饬实力奉行，如有奸商越境充销，井员及地方官知而不办，立予严议，拿获者优加奖叙；私贩削去商籍，移知各井，不准改名再赴他井配盐，并仿两淮缉私章程，先将各井应销引岸，照案刊单通行出示晓谕，俾众周知。”(101)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8卷《盐务考二》，第187页。政府禁止商人越境销售，同时督促地方官员加强缉私，严格执行划界行盐制度，再次恢复了以划界行盐主导的产销布局。

清末国家为抵御境外私盐的入侵，实行边岸官销，部分产销布局也进行了调整。乔后井于腾越、龙陵等边岸销售，但是“乔盐运销边岸，固为产盐较旺起见，但运道较远，脚价较昂。边地自缅私充斥”，在平衡利弊之后，“因势以利导，拟请以较近之云龙井盐改销边岸，较为体恤边民等情”。(102)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8卷《盐务考二》，第184页。相比乔后，云龙距离边岸更近，价格更低，利于抵御私盐的入侵，政府将腾、永二地改销云盐，将乔盐改销内岸。同时，由于光绪初期的高额附加秤头，(103)秤头即国家额外发给商人弥补运销过程中损耗的食盐。秤头越多，意味着实际销售时食盐均价越低。均价较低的滇盐还拓展了部分省外销区，“有时以井地之价在销场出售，尚赚厚利，故能销行致远，虽极穷僻壤，亦得食贱。不独邻私无侵人之患，且可溢流出境，令缅、越亦销滇盐”。(104)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8卷《盐务考二》，第200页。据海关报告记载：“许多满载盐的大商队离开思茅南部……大量的盐从香盐井经镇边厅输送至佤邦及邻近的英国领土。这一数量大概为每年7000担。每年大概有5000担被送到丰沙里和法属老挝。”(105)Salt：production and taxation，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06.此时滇盐还销往邻近省份，白、琅井盐销往四川的会理等地，(106)〔清〕李训鋐修，罗其泽纂：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3《食货志·盐课》，第630页。黑井盐则销往贵州西部。清末邻盐销滇仍然存在，川盐行销东川、昭通二府，粤盐则销于广南府。可见，价格与需求等市场机制对于滇盐销售布局的影响仍然存在。

清末滇盐产销布局的整体变迁与嘉道时期类似。咸丰至光绪初期，受战乱影响，划界行盐制度下的产销布局受到冲击，市场机制再次占据上风。然而市场机制又导致各井恶性竞争，营私舞弊，盐课总额亏缺。其后，国家逐步恢复划界行盐制度和整合产区，重建产售布局。大致在光绪二十一年，随着盐政整顿的完成，销售布局的“定制”再次形成。

结 论

本文通过分析清代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具体演变过程，讨论影响盐业布局变动的因素，以及传统时代盐政运作中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食盐生产布局的形成与变迁除受盐矿资源分布的制约外，还与国家盐政制度、社会经济、市场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清初云南盐产布局中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官井与土井，雍正时期盐政调整改变了这一状况，大部分盐井都被纳入国家管控，云南食盐生产布局也在此时奠定，形成滇中、滇东、滇西三大产盐区，其后虽有子井开闭，但对盐产布局并无实质影响，至光绪年间，官方从管理方式上确定了三大产区的布局。影响盐业生产布局变迁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增加导致的生产布局变迁，如乾隆时期开辟子井；另一方面则是官方为保证盐课足征而进行的调整，如雍正时期土井整合、嘉道之际广觅子井、光绪时期的产区整合及封闭私井，皆是为保证盐课足征。清代云南食盐产地布局存在相对集中的内在缺陷，导致市场与产地存在空间错位，这对销售布局的变迁产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

滇盐销售亦存在不同类型，即划界行盐制度下官方构建的销售布局以及受市场机制影响形成的销售布局，两种布局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划界行盐制度下官方构建的销售布局由官方以政区为基本单位，依据人口、运输距离构建，存在明确界限。市场机制影响下的销售布局则是在生产布局确定后，受价格、运输、需求等因素影响而自发形成，即“自然市场”。两种不同的市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相连接、嵌入融合的状态，变迁频繁，长期并存，不同时期各占上风。雍正时期土井销区的整合就是两种销售布局融合的表现，而乾隆时期邻盐销区的调整，亦反映了两种布局的互动。滇盐的销售布局则在生产布局的影响下随盐政制度调整以及社会环境而变动。雍正时期为防止土盐侵夺官盐销售市场以及解决生产布局与销售布局的错位，国家整顿销售布局，构筑起以划界行盐主导的销售布局。乾隆时期食盐供应不足，官府借销邻盐、开辟子井，抑或是为增加盐课，使滇盐形成多井混销区以及总体销区的盈缩。嘉道时期国家实行盐政改革导致官方构建的销售布局崩溃，形成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销售布局，但市场机制下各井过度竞争又不利于盐课征收，故云南再次实施划界行盐制度，重建有界限的销售布局，清后期滇盐销售布局亦经历了类似过程。

清代划界行盐制度确实体现出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强制干预，但盐政的最终目的是保证盐课足征以及满足“民食”，因此具体运作时需“量户口之繁简，较道里之远近”，考虑成本、价格、需求等“市场因素”，这就是销区布局存在一定市场导向的原因所在。然而，传统时代的盐政制度又使国家干预时刻影响着市场机制，官方为了盐课利益在销区安排上也会“舍近求远”，出现“逆市场”行为。在云南特殊的食盐产销布局下，当划界行盐制度瓦解，国家干预减少后，市场机制导致各井竞争激烈、盐课缺额，给地方治理带来不便。故国家需利用划界行盐制度抑制市场机制，化解自由竞争的冲突。道光、光绪年间产销布局的变动反映了这一现象。考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演变与划界行盐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清代盐政运作中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