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

【关键词】《论语》；《尚书》；孔子；天命观；女性观

《尚书》是政书之祖。刘知几《史通·断限》曰：“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尚书》是孔子教授弟子的教材，是孔子思想来源之一，对研究孔子思想的形成以及解读《论语》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一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述什么呢？当然是述先王之政，述“六经”。比如《论语·泰伯》中就记载了孔子盛赞尧、舜、禹。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其中“荡荡”一词就出自《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孔子用顶级语言赞美尧、舜、禹，原因是什么呢？读了《尚书》，或许能找到答案。

第一个原因是尧、舜采取了最理想的政权交接方式——禅让，未流一滴血。孔子反对政权交接中的暴力行为，极力推崇禅让制度。他盛赞泰伯“至德”“三以天下让”，盛赞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当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历史上那些充满腥风血雨的权力更替令人不寒而栗，孔子提倡一种文明的权力交接方式，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当然，这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禅让制是孔子向往的理想制度，是孔子基于现实的残酷性而产生的美好愿望。孔子甚至这样表达对这一愿望的期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第二个原因是尧、舜实行举贤授能的用人制度。《尚书》记载：“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即谁贤能，谁即位。有人提议让尧的儿子丹朱接班，被尧否定了，因为丹朱言不忠信，又好争讼。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舜为接班人。这是四岳集体讨论的结果，折射出早期氏族民主制度的影子。尧帝死时，普天同悲，“百姓如丧考妣”，这说明尧深得民心。举贤授能取得良好结果，“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尚书》记录了这一文明制度，成为孔子念念不忘的梦想。尽管后来有《竹书纪年》《韩非子》等另类记载，却始终无法撼动《尚书》作为学术正脉的地位。今天来看，尧、舜、禹禅让传说当是原始氏族民主选举制向王权世袭制过渡阶段的产物，我们不能美化它，但也不能否定它。

第三个原因是尧、舜、禹“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治国思想深深影响了孔子。《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提倡“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种治国理念源自《尚书》。《尚书》记载“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并“念兹在兹”，提出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惟德动天”“满招损，谦受益”等系列德政主张。《尚书》记载，苗氏不服，舜帝便“诞敷文德”，使苗氏最终归顺。这便是《论语·季氏》中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思想渊薮。

二

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又云“畏天命”。那么，“天命”指什么？古今解读众说纷纭，若结合《尚书》，或许能得到某些启发。《尚书》中说“天命有德”，又说“恪谨天命”。二者虽有区别，但也有联系。《尚书》是“天命”一词的原始出处，后人要想讲清孔子所说的“天命”，需首先搞清《尚书》中“天命”的含义。

商人用“帝命”，周人用“天命”，并赋予新的含义。《尚书》记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商革了夏的命，周又革了商的命。改朝换代的规律是什么？“革命”的合法性又是什么？“就是说，不仅要解释天命为何从殷转移到周，也必须能够解释如何防止天命未来由姬周转移向他姓。”［1《］ 尚书》明确提出“天命有德”，统治者要“恪谨天命”，否则就会丢掉政权；又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就明确了政权的更迭要基于统治者是否有德。《尚书》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把“德”与“养民”联系在一起，更加明确了改朝换代的规律在于养民还是害民，——这就是“天命”的含义。

《尚书》提出“钦崇天道，永保天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读《尚书》可知周人掌握了天机，“天命”替代“帝命”，淡化了神秘色彩。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的意思是：五十岁的他懂得了治国的根本道理是以德配天，为政以德，并由此认识到自身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同时，他也由衷产生了“畏天命”之心，认为执政者当慎之又慎。这一思想在《诗经》中也有体现，孔子是在传授“六经”过程中逐步明白这一道理的。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写道：“（古之圣人）深知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2］

《左传·文公十三年》和《周易·系辞上》也有类似记载，可资佐证。由此推斷，“天命”“知命”应是当时流行语。杨朝明先生在《论语诠解》中指出：“孔子的言论应该与西周初年的周文王、武王、周公言论属于相同的‘话语体系，那么将人们理解有争议的孔子‘语录与周初思想家结合对比研究，应该是一条十分合理的途径。”［3］

三

孔子“述而不作”并非简单机械地重复经典中的话语，而是有新的表述。但新的表述引起了后人误解，最大的误解当属《论语·阳货》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几乎成了孔子一大罪状，说孔子蔑视女子和百姓，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把“女子”解释为“妾”，把“小人”解释为“家仆”，似乎这样就可以替圣人圆场了。当下出版的《论语》注解读物以及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仍有人把这看成孔子的一大污点。这实在冤枉了孔子。要想弄清孔子的原意，需要读一读《尚书》。

《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孔子的话“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尧曰》中记载孔子的话“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其源头在《尚书》。《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残暴的夏桀，《尚书》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强烈呐喊。《尚书》还提出“小人难保”，这里的小人，就是平民百姓；保，就是养。统治者认识到养民不容易，《尚书》中说“在知人，在安民”，“政在养民”。《尚书》提出养民须“先知稼穑之艰难”，若不知稼穑艰难，就会出现“小人怨汝詈汝”的情况。《尚书》又提出“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以此警示统治者，要慎重对待民众，切勿享乐逸豫。对于妇女，《尚书》提出“至于属妇，合由以容”，强调教化。《论语·为政》中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关于养民、敬民的思想显然源于《尚书》。“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站在养民不易的角度提出的，是向统治者发出的忠告：要善于养民，要敬民，善待女性。

关于孔子的女性观，《论语》中还有一章也成为其遭受诟病的口实。《论语·泰伯》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予有乱臣十人”出自《尚书》。“乱”即“治”，“乱臣”就是“治臣”，指治世能臣。“十人”一般认为指文母、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可能是孔子临时加入的一句话，强调十位臣子中包含武王的母亲太姒，而子称母为臣不合宜，应是九位臣子。孔子重礼，认为子称母为臣不合礼，所以要纠正过来。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妇人”指武王妻邑姜。那么，君主如何称呼自己的妻子呢？《论语·季氏》中专有一章讲到这个内容：“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这应是当时通行的称谓，属于“礼”的范畴。大概孔子不赞成武王称妻为“臣”，故有此语。由此推知，孔子的“述而不作”并非机械地复述经典，而是有所匡正。至于儒家的女性观，《周易·家人卦》说得很清楚：“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正矣。”《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礼记·昏义》又记载：“（夫妇）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昏礼者，礼之本也。”把敬妻、夫妇平等提到如此高度来论述，怎能说孔子轻视女性呢？

《论语》中九处写到“母”，三处写到“妻”，都体现出对女性的尊重。《论语·阳货》记载孔子批评宰予：“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这固然出于对礼的维护，同时也可体现出对妇女的尊重。

当然，孔子对《尚书》主要是继承和弘扬。《论语》中很多内容来自《尚书》，除前边提到的“德政”“养民”思想外，再比如孔子厌恶“巧言令色”之人。《论语·学而》记载：“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这个成语出自《尚书》。又比如《论语·子路》记载：“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微子》也有记载：“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两章都说明孔子反对求全责备。《尚书》中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尚书》中还有：“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这就是孔子反对求全责备思想的来源。令人感动的是，《尚书》提出：“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不仅不求全责备，反求诸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体现了宽广博大的胸襟。《论语·尧曰》第一章中多次引用《尚书》内容，是《论语》一书引用《尚书》最为明显和集中的一章。

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要之，读《论语》须追根溯源，遍览群经，不仅参考《尚书》，还要参考《诗经》《周易》《礼记》《左传》等中华元典，将《论语》置于宏大语境之下，精细梳理孔子思想发展脉络，从而准确把握文本意义。这就是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思想。经学家王引之在《经传释词·自叙》中说：“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强调融会贯通的治学方法，即内证法与外证法相结合。蒋天枢先生说过，不读《尚书》就读不懂《论语》。今天，《论语》作为一部中华经典，贯通中小学语文教学，我们对前人的某些误解应有一定的审辨力，要用科学的方法解读它，既提高学生，也提高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