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月

内容提要：鲁迅的“进步论”并不只是对进化论的一个简单化理解。鲁迅最早通过严复《天演论》了解进化论，“物竞”“天择”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但留日时期，他通过丘浅次郎等人进一步了解了进化论“自然”的观点对人类中心观的冲击。另一方面，鲁迅为《小约翰》第五章动物视角下的人类景观所吸引，并在《小约翰》的启迪下，仍然选择作为“人”思考人类自身面临的问题，因而在《人之历史》中接受的是海克尔式的进化论，以“进步”来理解“进化”。总之，鲁迅之“弃医从文”，从医学界转战“精神界”，也含有他对“进化论”的认识超越严复《天演论》之“优胜劣汰”说引申的“救亡图存”主题，而体察达尔文进化论冲击人类中心观可能造成的精神危机等思想史内容。

瞿秋白曾指出鲁迅经历了“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见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的转变，李长之也认为鲁迅思考问题的基础“是一种进化论的生物学的思想”2李长之：《鲁迅批判》，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3页。。进化论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深刻影响，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周作人则指出，鲁迅是在留日时期才理解进化论的“真义”的，“鲁迅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是在南京，但是一直到了东京，学了日本文之后，这才懂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鲁迅看到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于是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周作人、周建人：《书里人生：兄弟忆鲁迅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以此，人们一贯认为，“进化论”之于鲁迅，是拥有不可分解的稳定内核的整体，鲁迅在南京时期逐渐触摸到它，留日时期则彻底掌握，从此奉为圭臬，直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将之抛弃（或者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这种线性思想图景异常清晰，也十分可疑。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进化论”本身即有一个复杂的思想系统，而鲁迅在接受进化论时又进行了怎样的择取乃至变形。

一 从“天演”到“进化”

鲁迅在南京矿务学堂求学时期就已读到《天演论》，对“物竞”与“天择”的概念印象颇深，《天演论》中甚至“有好几篇能够背诵”2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页。。严复以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为底本，但并不认可赫胥黎区分生存斗争的自然法则（进化论）与人类社会秩序（伦理学）的努力。严复意图在“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民气之已困”的窘境之中3严复：《原强》，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页。，唤醒国人亡国灭种的焦虑；他通过节译、意译和加“按语”的方式，将斯宾塞“贯天地人而一理之”的观点嵌入文中，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观念推演到人类社会生活中，使译本呈现出与原作截然不同的面貌。4［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美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100页。所以，受到严复式进化观影响的鲁迅，基本上是一个武力救国的崇拜者。他自号为“戛剑生”，有一方印曰“戎马书生”，又向往留日学医归来后上战场，做军医。5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页。1903年，在拒俄运动高潮中，他还着手翻译了《斯巴达之魂》，鼓吹尚武精神和为国捐躯。与大多数人一样，他是以清国艰危的政治局势为背景来接受进化论的，他接受的与其说是“达尔文主义”，不如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但鲁迅“弃医从文”以后，回到东京编译《人之历史》一文中理解的“进化论”，最重要的含义已经变成了“进化／进步”。这种“进步”的含义并不是达尔文的观点。在达尔文那里，生命演进的图景是一个不规则的分支状结构，这个图景中并不存在进步的趋势：“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的原理，并不包含持续发展之意，它只是保存和积累在复杂生活关系中出现的有利于生物的变异。”1［英］达尔文：《物种起源》，舒德干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严复将“evolution”翻译为“天演”，意思就是“自然的演化”，实际上更接近达尔文的本意。像鲁迅那样将“进化”理解为“进步”，这在自然科学研究者眼中，显然是对达尔文的误解。近年来，鲁迅研究界则倾向于认为鲁迅很早就对进化论有所反思，比如孙尧天认为，鲁迅事实上从接受进化论伊始就对所谓的“历史进步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明等级论保持警惕。2孙尧天：《“偏至”、“复古”与文明再造——早期鲁迅对历史进步论的接受与抵抗》，《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但不可否认的是，“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进步”信念，确曾主导直至五四前后鲁迅的思想主轴。

鲁迅果真对达尔文的本意一无所知吗？恐怕并非如此。根据日本学者中岛长文的研究，《人之历史》一文的蓝本为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日本学者石川千代松的《进化新论》，以及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3中岛长文：《蓝本〈人之历史〉》，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其中，丘浅次郎的观点最接近于达尔文的本意，他再三说明演化没有方向、人与动物并无高下优劣，“所谓‘高等动物’，所谓‘下等动物’，都只是从构造上看的，至于适于现在生活的环境，那是二者都绝没有分别的”4［日］丘浅次郎：《进化论讲话》上册，刘文典译，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155页。。此外，还有研究证明，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曾听过丘浅次郎关于《进化论大略》的讲演。5潘世圣：《还原历史现场与思想意义阐释》，《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3期。显然，鲁迅对丘浅次郎反复强调的“人是兽类之一种”、绝非万物之灵的观点所知甚深。6李冬木、李雅娟：《鲁迅与丘浅次郎》（上），《东岳论丛》2012年第4期。但对《人之历史》总体理解框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并非丘浅次郎，而是海克尔。

在鲁迅以前，马君武作为早期重要的进化论介绍者，也曾发表过同类文章，题为《新派生物学（即天演学）家小史》，文章以时间线索梳理了19世纪数十位“新派生物学家”的主要撰述，至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为止。7马君武：《新派生物学（即天演学）家小史》，《新民丛报》第8号，1902年4月10日。显然，马君武将达尔文的著作视为进化论标志性的成果。相比之下，鲁迅在叙述进化学说的发展史时，却将重心和终点落在海克尔那里。文章认为，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说廓清了人类演进过程中的种种疑团，代表着“近日生物学之峰极”。究其原因，恰恰在于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讲述了一个人类由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进步”的故事。海克尔绘制的由低等生物至人的直线型进化图谱，迥异于达尔文将人仅仅视为一个小小分叉的树状图谱；鲁迅在发表《人之历史》时，还将海克尔所绘的人类进化系谱图附于文后。1从原始生物“穆那罗”到人类进化的图谱，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人类发生学》《关于进化的遗言》等著作中都有涉及，鲁迅自绘的图谱是对几种图谱的综合。而且，鲁迅以“人之历史”作为文章标题，显然意味着他将“人”的诞生视为生命“进化”过程的成果；当一部分中外思想家以人猿共祖为耻时，鲁迅却认为“人类进化之说，实未尝渎灵长也，自卑而高，日进无既，斯益见人类之能，超乎群动，系统何昉，宁足耻乎”2鲁迅：《坟·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第8页。。

也正因此，《人之历史》一文择取的仅仅是海克尔《宇宙之谜》中聚焦于“种系发生”问题的第五章《我们的种系发生》。海克尔全书着力论述的核心主旨，是试图挑战几个世纪以来占据西方思想界的二元论，构建破除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界限的“一元论哲学”，但这一点事实上被鲁迅有意忽略了。“一元论哲学”以17世纪以来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的发现为基础，认为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全部人类活动，均受制于自然界的机械因果规律；在“一元论哲学”的总体框架下，海克尔不仅摧毁了人格化的上帝，驳斥了“灵魂不灭论”，甚至将“自由意志”也贬斥为“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建立在妄想基础上的典型教条”。3［德］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苑建华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参照这一时期鲁迅的其他论文，可以很容易看到，海克尔全书的总论点与鲁迅其时“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想法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二 进化论对人类中心观的冲击

那么，鲁迅在达尔文与海克尔两种进化观中选择了后者，以“进步”来理解“进化”，其中的奥秘何在？能否据此判定“鲁迅的观点是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推论之上”1［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要想审慎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进化论”诞生的思想史意义。周作人之所以说鲁迅是到日本留学之后，读到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才真正“理解”进化论，正是因为此时鲁迅才能够将进化论放到西方学术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观察它的意义。

雅斯贝斯在论述自己的历史哲学时，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以之为各民族共同的、历史的自我认知框架。他指出，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世界几大文明都出现了一个“哲学的突破”，其标志为，走出对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人通过在存在整体中意识到自身而超越自身”，并且使“人类的此在作为历史成了思考的对象”，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就此诞生。而作为史前史的人类起源则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背后，是以区分人与动物的鸿沟、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为基础与前提的、对人类共属一体的信仰。2［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李夏菲译，漓江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页。此后，作为人神同形的一神论宗教，基督教也赋予人类以特殊的地位，将神人格化，设想“最高的神灵”应该像人一样感觉、思想和行动，这种“人类特殊说”一直以来被信徒们视为天经地义。3［德］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苑建华译，第296页。

鲁迅在深入了解进化学说，并进入现代医学的前沿之后，才了解基督教世界反对进化论的原因，在于后者对上帝创世说的根本冲击，“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4鲁迅：《坟·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页。。更进一步说，达尔文进化论不仅打破了目的论、取消了上帝的崇高地位，而且使人丧失了在自然界的独特位置。达尔文的进化论虽说只是生物学领域的著作，却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用一种能够腐蚀一切的“万能酸”，来比喻进化论对过去的传统学科的全面渗透；5［美］丹尼尔·丹尼特：《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冯文婧、傅金岳、徐韬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页。另一些人则称，“查尔斯·达尔文的杰作《物种起源》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犹如第一个千年之《圣经》”6［荷］克里斯·布斯克斯：《进化思维：达尔文对我们世界观的影响》，徐纪贵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弗洛伊德也指出：“在过去的时间里，科学之手对于人类朴实的自恋有过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认识到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得难以想象的世界体系中的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为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废黜为动物的后裔。”1转引自［美］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田 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而在中国语境中，从《尚书》到《史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就已经建立起来，人事的记录几乎成为历史书写的全部内容，时令节气和自然现象不再单独出现。2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儒学价值体系也赋予了人以中心位置：即便人与禽兽在出身上没有什么不同，但人终究因其道德教化而超乎物类。《孟子·离娄下》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荀子·非相》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宋明以后，“礼义”经过理学的改装，已经与“天理”相一致，获得了“超道德”的价值，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也成为人将自身从自然的动物界中区隔出来的方式。而问题的关键是，在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视野中，人在“精神”“情感”“道德”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感也很难存续。

达尔文深知进化学说的冲击力，不仅推迟了《物种起源》的发表时间，为了防止给进化论的接受徒增阻力，对于“人类的由来”及其在自然界中的位置问题，他也仅在书尾点到为止。十余年后，进化论学说在学界逐渐确立其地位，达尔文才对此展开了更充分的讨论，形成了另一部重要的著作，即《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其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包括情感和智能在内的心理能力方面，在社会性与道德官能方面，人类与高等哺乳动物都并没有根本性差别。后者不仅能感受喜怒哀惧，也有爱恨情仇，能体会复杂的情绪，有较强的模仿力、注意力、记忆力、好奇心、想象力，甚至具有理性的推理能力，能制造简单的工具，也可以形成所有权观念、审美能力，发展出高度的社会性与道德感，如此等等。总而言之，“尽管人类和高等动物之间的心理差异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并非种类上的”4［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叶笃庄、杨习之译，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页。。作为一本关于进化学说的普及性读物，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单独设置了题为《人类在自然界里的位置》的章节，把达尔文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观点明白、详尽地转述出来，甚至所举的例子都原原本本照搬过来。1例如达尔文在论证高等动物也具有反抗和复仇情绪时，举了一个被军官凌虐的狒狒伺机报复的例子，丘浅著作中也照搬照用。而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事实上也认为人与高级动物，尤其是同最具亲缘关系的哺乳动物之间在精神活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激烈地抨击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人类特殊说”。

三 “自然的”还是“人们的”？

正是由于鲁迅体察到了进化论对人类中心观的冲击，他才能够与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发生共鸣，并从中获得应对这一危机的精神资源。研究者此前并未给这本书以足够的注意，但鲁迅投入的关注和心力是超乎寻常的：他早在1906年看到《文学的反响》半月刊上刊载的该书第五章，即被深深吸引，在日本的书店四处寻访不得，便特地委托丸善书店向德国订购，三个月后辗转获得了全书的德语译本；此后又悬心多年，直到1926年前后终于与齐寿山协作译成中文。2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53页。鲁迅称颂其为“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属于“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3鲁迅：《〈小约翰〉引言》，见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4页。并且，该书作者远比自己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4鲁迅：《270925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73页。对一部作品持续二十余年的关注，在鲁迅的阅读史上虽不是绝无仅有，但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必然是由于《小约翰》为鲁迅提供了不容忽视的精神滋养。

在这一童话中，主人公小约翰受到精灵旋儿的启迪，质疑基督教“只有人类是由上帝给与了理性，并且置于一切动物之上，作为主人”5［荷］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见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125页。的世界观；他在旋儿的陪伴下“与造化为友”，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了解到其他动物迥乎不同的地理学知识、生物分类方法，还惭愧地听到它们对人提出的严厉道德控诉，将人类嘲讽为“大而无用，处处为害的物种”：蟋蟀、兔子、火萤、老鼠等各种动物都纷纷向小约翰倾诉自己为人类迫害的血泪史。与小约翰一样，童话的作者望·蔼覃，深受他的植物学家父亲对自然的热爱与对人的嘲讽的影响，自言“爱自然胜过爱人类”1Frederik Van Eeden. “ The Quest for a Happy Humanity ” , The World's Work: A History of Our Time, p.14708，转引自朱文霞《永恒的追寻——从原型角度解读凡·伊登的〈小约翰〉》，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6页。。而他接受的现代医学教育，使他能将基督教世界观对象化思考，并提出“小约翰”式的自然观：人们原本认为，其他生物理所应当地处于人类支配和控制之下；但达尔文主义的出现，证伪了关于宇宙秩序与人类起源的宏大叙事，使人重新发现了“自然”，也重新审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圣经》从“书中之书”降为“人类的信仰之书”。

“上帝”不过是属于人类的信仰，而其他动物则各有其崇拜对象和历史叙述方式。它们各执一词，冲突剧烈，令小约翰困惑不已。因此，在继续“寻求着这样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书”2鲁迅：《〈小约翰〉引言》，见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24页。的冲动驱使下，以科学的精灵“穿凿”与“号码博士”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试图取而代之，力求摒弃常人思维和个人情感，用“局外人”的客观精神研究人类，以获得中性的知识为唯一渴望，把所有的复杂现象一一简化，最终编码为抽象的数字。然而遗憾的是，“科学”本身却无法拼接出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书”，无法满足人求得一切问题根本解答的欲望，更不能为人提供总体的意义和价值感。而追求知识的意志，则强迫求知者清醒地生活、清醒地忍受痛苦，进而表现出其侵略性：小约翰的父亲刚刚结束最后一次艰难的呼吸，科学的精灵“穿凿”便向他举起明晃晃的手术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尸体解剖，以弄清他的死因。在更极端的情况下，解剖手术甚至也可能以“科学”的名义伸向活着的人，以少数人的“牺牲”来换取实验的快速推进。3［俄］爱罗先珂：《为人类》，鲁迅译，见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第299～312页。

而在童话结尾，小约翰既拒绝了“科学主义”，也抛却了复与自然合一的幻想，最终选择“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在那里，他将在肮脏的城市中，与机器般劳作、麻木地生存的人们的悲喜共鸣。4［荷］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见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14页。这意味着即便意识到自身存在和认知的局限，他仍然搁置了“生而为人”的羞愧感，作为人本身（而非作为超越于人的任何东西），思考人自身的“进步”和困境、体察为人的幸福与苦难。在这一意义上，这不仅是“小约翰”个人的成长小说，也可视为人类精神的成长史：《小约翰》试图回应的是进化论动摇“轴心时代”形成的人类中心观之后，人应当如何自处的难题。这也正是鲁迅最终倾向于以“进步”来理解“进化”的认识选择的具象化。正如鲁迅为《小约翰》作的《引言》中所说，面对世界的人们，“知道若干，却未曾知道一切，遂终于是‘人类’之一，不能和自然合体，以天地之心为心”，最终只能选择忘却“与造化为友”的人类童年之梦，亦告别对于“一看便知一切的书”的寻找，复归“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1鲁迅：《〈小约翰〉引言》，见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24页。

实际上，这其中隐含着“自然”的视角与“人”的视角的差异。达尔文之所以认为生物的演化并不包含进步的趋势，是就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本身而言的，由于地球环境复杂多样，形成了不同适应性的生物，因此，在适应其所生存的环境的能力方面，各种生物不分高下，都是“适者”，这种“适应”是被其“生存”本身所证明了的。但是如果以人类的视角观之，不论是生物机体的复杂程度，在自然界食物链中的位置，还是认知和文明的演进程度，人类“进步”的事实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即便是达尔文本人也并非彻底坚持“进化”不等于“进步”的观点：他尽管认为人类在分类上只能列为哺乳动物纲下的一个亚科，但他还是把人类称为从旧世界猴类中诞生的“宇宙的奇迹和光荣”2［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叶笃庄、杨习之译，第201页。。可见，即便是达尔文本人，在将人类纳入进化谱系时，也不可避免地采取了“人”的视角。

四 “弃医从文”的思想史重释

在欧洲中世纪早期，科学研究曾经只是收租人、文职官员和贵族的业余爱好，但17世纪科学革命以后，其对世界观与生产生活爆发出颠覆力量，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并完善以后，科学研究进而为大学科研院所中的研究人员所垄断，以促成知识生产的连续性和集约化。3［美］希尔斯：《知识分子与当权者》，傅铿等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4页。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是，近代科学也将世界缩减为数学与科技探索的简单对象，甚至是人自身也不免成为客体和对象之一，“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征”，从而引发深刻的人性危机。1［德］艾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0页。而将人作为客体加以研究的典型学科，正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涉足的现代医学，在其视野之中，人的身体被简化为可供生物学研究或医学实践的对象。

中国古代的士人群体，则始终注目于“修齐治平”之社会政治生活，而看轻天文、算学、医学、音乐之类的具体实践，将之视为无关紧要的人生枝节问题，执着于此就不免落入“一技一艺”之中。而其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亦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统治之术。2钱穆：《中国智识分子》，见《钱宾四先生全集30·国史新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54～157页。士君子的理想是“君子不器”，寻求的是“无用之用”，认为礼乐教化的意义大于稼穑苗圃，3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页。自然很难对专门的知识技能发生特别的兴趣。其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甚而带有浓厚的“拟人”色彩。只不过这种“拟人”并非维柯的初民诗学研究所说的，凭借感官、以自己的身体来拟想世界，4参见［意］维柯《新科学》，第三章《发现真正的荷马》，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而是以人类社会的道德来比拟自然。就如鲁迅本人曾多次挖苦过，自作多情的士人以“孝”来看待果蝇的生存方式，可惜事实上“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并非温情脉脉的恩养，而是冷酷无情的捕食；5鲁迅：《坟·春末闲谈》，《鲁迅全集》第1卷，第214页。而迂腐的儒医甚至坚持药用的蟋蟀一对也须是“原配”，“似乎昆虫也要贞洁，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6鲁迅：《朝花夕拾·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2卷，第296页。。毫无疑问，正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现代科学知识为鲁迅提供了这一批判的思想资源：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展现在20世纪的中国士人面前，在“可爱者”和“可信者”之间，似乎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

何为真正的知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近代中国的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抵御西洋世界的“船坚炮利”，专业、实用的技术知识取代了抽象、笼统的“道”，成为首要的价值。传统文教与现代知识之间的紧张，是20世纪中国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阶级”蜕变的群体首要面对的局面。瞿秋白在1935年就义前还感慨地说，“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或者作家、政治家，唯有如此，“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才能够感到自己对社会“有用”。1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3页。那么，鲁迅的弃医从文是一种以“文学”为“专业”的自觉吗？研究者多以鲁迅等人在东京尝试办《新生》、写作了《摩罗诗力说》等系列文论来证明这一点。与鲁迅共同学习、生活的周作人，在当时所作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尤其受到关注，被视为建立近代“纯文学”观念的代表作。2吴泽泉：《20世纪初“纯文学”观念的流变及其反思——以王国维、黄人、周氏兄弟为中心》，《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

但是，鲁迅的弃医从文，究竟是为了更彻底地颠覆传统文教，还是由于隐约体会到现代科学文明中存在某种颠覆性的因素，可能摧毁人类社会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作为文明存续的基座性的内容，提供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坐标和方向，显然是东西方不言自明的共识。但在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视野之下，这些前提和共识变得摇摇欲坠。鲁迅在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以后，对“进化论”的认识超越了严复《天演论》中优胜劣汰引发的中国人生存困境，体察到达尔文进化论对最基本的人类中心观的冲击，以及可能造成的精神危机。从而，他选择离开“自然”的观点，回到“人们”的视角，将“进化论”把握为“进步论”。鲁迅之“弃医从文”，从医学界转战“精神界”，也意味着鲁迅放弃了成为现代知识阶级之一种的科学家／医学专家的可能性。这不能不说与他对现代医学和生物学进化论中体察到的对人的侵犯性有密切的联系。